邓小平农村改革发展的思想和方法再认识

邓小平农村改革发展的思想和方法再认识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也是邓小平一贯高度重视的问题。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三农”问题进行了重要探索，为推动农村改革和发展发挥了历史性作用。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邓小平关于农业改革和发展的思想与方法，对于开展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一、实事求是，勇于创新，推动农村改革冲破阻力，不断前进

求实、创新，是邓小平的理论思维的特质。他敢于正视社会矛盾和弊端，勇于超越传统观念和僵化体制，从实际出发，把握时代脉搏，敏锐地分析新情况，进行新探索，从而正确地作出新判断，得出新结论，形成新理论，开辟新道路。在他领导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突出体现了这一特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首先发生在安徽农村的包产到户，意味着改革开始萌动。这一新生事物出来后,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其中不乏批判者。此情此景大有成为60年代“包产到户”问题翻版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最终没有成为现实，其主要原因就是得到了邓小平的有力支持。当众多舆论对早先发生在安徽的包产到户现象横加指责的时候，邓小平就对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说，不要争论，你就实事求是干下去。正是有了邓小平的支持，使万里心里有了底,他大胆果断地在安徽推行包产到户,实行这一政策的地方,大灾之年出人意料地成为丰收年。1980年5月，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i]邓小平对安徽的农村改革明确表态，极大地鼓舞了安徽的干部和群众。很快，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迅速铺开。

1981年8月，邓小平又明确肯定包产到户的性质，他说：“‘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没有剥削，没有违背集体所有的原则，可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体现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资本主义。”[ii]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对农村改革和农村政策高度重视，从1982年开始，连续五年，先后出台了五个关于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

对此，江泽民同志1998年到安徽视察时这样说过：“如果在议论纷纷中，我们领导干部没有胆识，不出来支持，反而加以否定，包产到户就出不来。实际上，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包产到户在安徽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农村就在冒，但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和右倾思想压下去了。这个教训极为深刻。”[iii]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邓小平革命家的勇气和胆略，改革开放初期的包产到户极有可能重蹈60年代的覆辙。

邓小平对农村改革的鲜明态度，源于他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正确的思想方法。领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伊始，邓小平就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实状况作了深入的了解和分析。他认识到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农村的中心任务，但过去的路子已走不通。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看似偶然,实为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历史背景所决定。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要走出困境，进行现代化建设，无论就人口分布还是经济格局而言，农村都居最突出的位置。过去的人民公社制度片面追求“一大二公”，搞平均主义，大家都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哪来积极性,因而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要调动农民积极性，要发展农业生产力，要改变农村面貌，只有寻找新的出路。安徽出现包产到户,严格说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形式是在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适应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状况和农业生产特点。它是对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制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是对旧有经济模式具有挑战性的根本变革。所以,当改革的号角从农村吹响的时候，邓小平义无反顾地以极大的热情、敏锐的眼光，积极倡导、大力支持。

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为农村改革铺平了道路。短短几年时间，改革给农民带来了真正的实惠，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家庭承包责任制本身是解放思想、体制创新的产物,也成为我国农业和农村实现新的历史性跨越的起点,开始从墨守传统、自我封闭步步走向现代、走向开放。在农村改革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邓小平时刻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每一步关键的时候，都旗帜鲜明地支持和推动改革。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改革面临新抉择的时候，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对农村改革给予充分肯定，提出：“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iv]到今天，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近30年，我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功地解决了全国性农产品短缺和农民温饱问题，传统农业逐渐向现代农业转变，中国农村开始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

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讲求实效，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应成为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农村工作的整个过程中，应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以是否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有利于增强农村经济社会活力作为判断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

中国农村改革成效很大，广大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我们仍然要清醒地看到，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经济仍然是薄弱环节。早在1987年5月邓小平会见金日成时就指出：“我们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农业问题。我们要增加对农业的投资，更重要的是实行正确的政策，要使农民重视农业，生产粮食有利可图。调动积极性要靠政策。使农业更加现代化，是更重要的政策。这不是两三年能见效的。很可能整个九十年代我们其他方面都很顺利，就是农业不顺利，我们担心的是这个问题。”[v]

目前农村普遍还存在经济结构不尽合理，集约化、组织化、产业化程度不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很多问题，这就决定了推进新农村建设，仍然必须以改革为龙头，开拓新路，谋求新的发展。同时我们看到，各地农村自然条件、资源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不平衡。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统筹兼顾、突出特色，不搞运动，不搞“一刀切”和模式化，不搞无谓的争论，积极探索符合客观规律和农民意愿的新农村建设路子。正如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时指出的：“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vi]

总之，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新的发展阶段，适应新形势、完成新农村建设的任务，需要的仍然是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在改革中探索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新思路，从实际出发制定各项政策，在创新中寻求加快发展的新举措。

二、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思考农村和农业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农民是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保护和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农民创造精神，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在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就提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vii]在粉碎“四人帮”后，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邓小平重新思考农村问题，他从开始就把调动农民积极性作为一个大政策。1977年11月，邓小平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问题汇报时的讲话时指出：“从长远来讲，要注意农村问题，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要逐步缩小剪刀差。将来要考虑提高粮价。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积极性，这是很大的政策。”[viii]

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农村改革问题，其基本出发点就是使农民的主动创造精神得到充分发挥。在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ix]1980年5月，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农村政策问题时又指出：“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x]在农村改革初见成效后，邓小平把调动农民积极性作为农村改革的重要经验：“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xi]

在邓小平看来，“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xii]所以他思考农业政策以及农村各项工作，都是要以“农民喜欢什么形式就采取什么形式”为原则，以农民高兴不高兴、农民满意不满意、农民接受不接受为根本出发点，真正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邓小平坚持这样的原则，体现的仍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邓小平始终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充分肯定农民的首创精神，同时善于从群众的意见和创造中总结经验，提出相应的方针政策，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xiii]我国的农村改革和发展实践，正是在农民群众的创造中不断前进的。

尽管邓小平很早就认为农业发展的方向是集体化，但直到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仍强调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以后分工越来越细，工艺越来越新，一家一户办不了，最终要走上集体化的道路。不过，农民愿意怎样就怎样，不要搞运动，他们实际上会朝这个方向走，集体化也是社会主义。”[xiv]这年7月，他在审阅十四大报告稿时又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xv]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依靠的仍然是广大农民。农民既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也是新农村成果的受益者。在深化农村改革，推动新农村建设，只有尊重农民的意愿，得到农民群众的真心拥护，把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使各项政策措施真正转化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使他们投身于这场与自身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伟大实践中去，发挥出无限创造力，中国农村才能发生历史性变化。

党中央从维护和保障农民的利益出发，作出了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各项部署，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出发点，从农民群众最关心、要求最迫切、最容易见效的事情抓起，强调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为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相信广大农民群众将越来越真切，越来越多地享受到新农村建设的成果。

三、因地制宜发展农业，依靠科学技术，走工业化的道路

邓小平在强调粮食生产的特殊重要性的同时，非常重视全面发展农业经济。他突破传统的农业观念，提出因地制宜，综合经营，该种粮食的地方种粮食，该种经济作物的地方种经济作物，确立了农林牧渔等各业相互促进、全面发展的大农业思想。邓小平认为，我国农村要走新兴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并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将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新兴的城镇和中小企业。

邓小平关于农业走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在改革之初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以下是几段他对农业走工业化道路的论述：

1975年10月10日会见韩丁率领的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全国指导委员会代表团时的谈话：“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不仅是农、林、牧、副、渔，还要搞工业。只有这样，才能增加收入，才能适应农业机械化的需要。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只知道种粮食、搞副业是不够的。”[xvi]

1978年4月30日同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的谈话：“搞现代化农业，需要各方面的配合，交通运输、化学工业、电力水利事业等等都要配合上去，畜牧业也要发展。农产品增加了，就跟着发展各种农产品的现代化加工工业。从科学方面来说，要发展农业，需要有生物学的发展，气象学的发展，土壤学的发展，遗传学的发展。总之，农业要工业化才行。”[xvii]

1978年9月15日听取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等汇报时的谈话：“农场不要只搞粮食，要变成工农联合企业，搞农产品加工、农业技术改造。农场可以搞种子基地、种子公司，国家收购它的种子，拿去供应其他地方。农场还可以搞肥料工厂，搞大的养鸡场、养猪场、养牛场，搞蛋品、奶品、肉食加工。农业最终是要工业化的。”[xviii]

1978年9月17日听取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曾绍山等汇报时的谈话：“农业要现代化，才能适应工业的现代化。工业越发达，越要把农业放到第一位。这就要求工业支援农业。工业支援农业要具体化。所谓农业走工业化道路，就是本身要搞很多新的行业。”[xix]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央一系列正确的农村政策的出台，农村基层组织和广大农民拥有了自主权，搞起了多种经营，办起了企业。乡镇企业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迅速改变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面貌，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当乡镇企业作为新生事物刚刚出现的时候，邓小平对“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誉。他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xx]

农业工业化必然带来农村城市化，但国情决定了我国城市化道路不可能走一般发达国家发展大中城市的城市化道路，而是应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和建设小城镇，让农民进入这些城镇，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工业化道路。邓小平指出：“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xxi]

国内外农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农业发展的快与慢，农产品增长的多与少，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关注科学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突出作用。他提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从而阐明了科学技术在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实现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地位。

1983年1月，他同胡耀邦、万里等同志谈话时指出：“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提高农作物单产，发展多种经营，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要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xxii]1988年9月，他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创造性地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xxiii]1989年6月，他同江泽民等同志谈话时又强调：“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xxiv]

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是我们建设现代农业的指导思想。不断增加农业的科技含量，以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核心问题。在提升农业科学装备水平的同时，必须不断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培育和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使农村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使广大农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持续推进的力量源泉。

四、高瞻远瞩，正确把握中国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的方向

在邓小平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精辟论述中，对农村的改革和发展起着重要指导意义的首属“两个飞跃”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是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站在改革开放实践的前沿，着眼现实，又放眼长远。对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方向、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这样的重大战略问题，他立足于我国的实际，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提出“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xxv]

早在农村改革初期，邓小平就对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作了思考。1980年5月，也就是在包产到户争论不休的时候，他明确表态支持安徽包产到户后就又明确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xxvi]1985年11月，当以联产承包为主的农村改革在全国大见成效后，他提出：“将来还是要引导到集体经济，最终要引导到集体经济。”[xxvii]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了我国农业发展的第一个飞跃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一些农村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随着乡镇企业壮大，机械化程度提高，经济实力增强，家庭联产承包存在的土地经营分散化，管理不便，影响科学技术的推广使用的弱点逐渐显现，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成为现实需要。1990年3月，邓小平同江泽民等同志谈话时，对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提出了战略构想，明确提出“两个飞跃”的思想，他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xxviii]

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时重申了这个思想，并颇具预见性地指出：“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xxix]

邓小平关于“两个飞跃”的战略思想，抓住了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本质，科学地揭示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客观规律，指明了农业和农村改革的根本方向与实现途径。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我国广大农民在一些农村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根据邓小平关于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思想，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起多种多样的产业化组织形式。它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户经营为基础，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系列化服务为手段；通过实行农工商等一体化经营，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科学有机地联结。这种经营形式把一家一户的农民分散经营与国内外大市场连接起来，既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这是对农村又一创新。当然，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不能凭主观愿望，而是生产力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客观要求。邓小平预见到，农业第二次飞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已整整过去了二十八个年头，邓小平同志也已离开我们十年整。由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盎然，农村改革和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非常重视三农问题，在实践中根据快速变化着的客观实际，不断总结新的经验，提出新的政策和举措，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特别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出发，把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完成新世纪前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伟大历史任务的重点，明确提出要按照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加快农业发展。邓小平农村改革发展的思想和方法在实践中得到延伸。

（作者：姜淑萍，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主任、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