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对新中国发展问题的三次重大思考

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在新中国发展问题上的思考是持续不断的，其中有三次比较重大的思考。针对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实际情况，刘少奇这三次思考虽历经不同历史时期，但其思考的主线始终未离开过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即充分发展生产力的问题。

一 建国前后对新中国发展问题的思考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望，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和规划，这是一个为新中国规划建设蓝图的思考阶段。在这一时期，刘少奇主要思考的是新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即在国家建设中准备社会主义因素的问题。刘少奇主张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立足于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首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国民经济建设，尽可能发展中国落后的生产力，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充分的条件，然后才能考虑生产关系的变革，向社会主义迈进。

刘少奇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还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①中国的生产力还相当落后，近代化工业基本上是空白，而刘少奇认为没有工业化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据中国的情况，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是首要任务，就是首先发展农业、手工业，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工业。

刘少奇一直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进行较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过早地进入社会主义是很危险的。1948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就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作了阐述，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即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成分，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刘少奇还强调说：“最后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②

刘少奇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未解决和需要长时期逐步解决的问题。他指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倾向，就是把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方针，看作是发展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定为资本主义；另一种是冒险主义的倾向，就是在我们的经济计划和措施上超出实际的可能性，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③新民主主义过渡时间不能太长，但必须有一个时期，中国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这一点在党内也同样达成了共识，并取得其他民主党派的认同。刘少奇在他的政协讲话中有明确的说明：“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④

方向问题确定了，就是通过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那么，怎样向社会主义发展呢？刘少奇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并共同发展的过渡型经济，那么，他对新民主主义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采取的态度是什么？从他的多次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刘少奇认为通过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准备社会主义因素，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经济——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其中，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地位；同时又要充分利用和发展其他经济成分，但要对其加以限制，以逐步地消除其非社会主义的因素，保证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社会主义的方向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方向。

刘少奇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年青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应赶紧努力，不要错过。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要尽可能充分地发挥资本主义的潜力，使国民经济健康、全面地得到发展。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这些观点。他指出：“今天中国不是资本家太多，太发展了，而是太少，太不发展”，“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发达了几百年了，而我们才只几十年，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⑤刘少奇强调要调动资本家的积极性，必须使资本家的生产能够维持并有所提高，资本家是要剥削工人的，但是他的剥削方式是资本主义的，不是封建主义的，今天不但不反对，而且要发展，等到将来发展到生产过剩，再限制，让它过渡到社会主义去。⑥

刘少奇认为不能过早、过急地消灭小私有制、消灭小生产，因为中国的现状是一个农业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消灭小私有制和小生产的程度。农业的发展方向是集体经济，但现在还不能过早地消灭小私有制，更不能采取过急的手段向社会主义过渡。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写了《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主张扶植与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的因素，逐步战胜农民向富农发展的自发趋势，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制直至否定私有制。刘少奇对这一主张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这种合作社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但仅靠这种农业合作社、互助组是不可能使农业走到社会主义去的，这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对农民的自发倾向不要害怕，而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压制这种自发倾向就是错误的，“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

刘少奇提出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方式即合作社经济，也就是集体经济，与国营经济共同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社会主义的因素，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方向，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中需要大力加强的内容。一方面要通过这两种经济成分发展与促进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的因素，一方面通过他们发展社会生产力。

在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后，毛泽东提出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批评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使全党的思想很快就起了变化，工作重心马上就转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刘少奇的思想转变也很快，因为他对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早有思想准备，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迟早的事情，只不过，在刘少奇看来，不能过早地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充分准备过渡的客观条件。他对毛泽东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拥护的，但刘少奇认为改造的时间相对来讲要长一些，而且不能过急、过快，要有充分的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所规划的新中国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的建设蓝图搁浅了，但他并没有放弃继续思考，而且他这一次对新中国发展蓝图的规划，对拓宽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思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建国十周年前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思考

新中国以极快的步伐实现国民经济恢复之后，又很快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左”倾急躁冒进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在国家建设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虽然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国家的主要任务做了正确的判断，但没有得到切实、有力的贯彻执行，相反，国民经济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在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畸形发展，并开始出现滑坡。这个危险的信号使刘少奇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为什么在生产关系发生革命之后，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受到了挫折呢？从1956年开始，刘少奇一直没有中断这一思考过程，比较集中的是在建国十周年前后。这实际上是第一次思考的继续，是第一次思考结合实践的深化，因为时代变了，客观情况包括生产关系发生了革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解决？显然没有，这就促成了刘少奇的第二次思考。

1959年11月2日至22日，刘少奇因病到海南岛休养，利用这一休假的时机，集中思考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专门请了经济学专家。这一次思考，刘少奇着重就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思考。不同于第一次思考的是，刘少奇掌握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经历了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所以这一次思考更深入、更全面、更侧重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的思考。

只有对社会主义有一个确切的定位，对社会主义的诸多问题才能正确认识。刘少奇认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应该解放思想，清楚地认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性质。“社会主义是向着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短暂的阶段，这是对长期的共产主义而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几十年或者更长些，而共产主义可能有几万年、几十万年。这样看，思想就解放了。”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可逾越的社会发展阶段。他批评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现象，认为在这些现象中出现的平均主义对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利的，是想不要社会主义阶段，跳到共产主义去，是只要不断革命，忘记了革命发展阶段论，这是不行的。社会主义作为必经的阶段，是不能跳过去的，不能单凭主观愿望，想过就过。

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向共产主义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它既不同于共产主义，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是共产主义，有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在本质上与共产主义是一致的，而它又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不可能完全与资本主义脱离关系，就是说，在某些内容上还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如货币、商品、劳动力等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同时夹杂着阶级矛盾。既然是初级阶段，就必然存在高级阶段，就必然存在生产力的发展问题。

在中共八大上，刘少奇就已明确指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⑦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就更为突出，实际上已经上升到主要矛盾，大力发展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就成为主要任务。中共八大的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刘少奇一直坚持中共八大的决议，因此他在这次思考中着重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问题，在海南岛读书期间就更为明确。

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问题。刘少奇坚持中共八大所做出的正确判断，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也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就决定了国家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经济建设，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刘少奇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矛盾，这一表述是针对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言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无冲突，但可以减少冲突，预防冲突。没有对抗性矛盾，处理得不好，也会冲突起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性质是非对抗性质的。两类矛盾，不可混淆，在讲非对抗性矛盾的根本性质时，不可把非对抗性矛盾当作对抗性矛盾”。刘少奇认为，对矛盾的分析要正确，否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他就更加坚持中共八大所作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

刘少奇认为要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的，同时又为生产力的发展服务，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已经完成，但是，生产关系中仍然存在矛盾，“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要研究。全民所有制内部、集体所有制内部也有矛盾，也要研究。不要认为全民所有制内部没有问题了，有的，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之间，就有不少问题。”生产关系虽然发生了革命，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但由于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就与生产力产生矛盾，生产关系仍然会成为生产力的障碍。“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一提法是不对的。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没有基础了，就会破坏生产力（如一九五八年的刮‘共产风’，就会破坏生产力）。”生产关系是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全民所有制是否就不要发展了，不需要不断调整了呢？要不断调整，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调整的。”⑧

从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看来，刘少奇认为，不能走苏联的老路，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苏联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和吸取，中国也必然会超过它。“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搞社会主义比苏联晚几十年，如果中国搞得不错，总应比第一个好些。”刘少奇指出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照搬苏联经验存在着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从重工业开始，对农业的发展，注意不够，我们也有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提出农、轻、重，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轻工业，同时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免得发生长期性的工农比例、轻重比例失调。若是部分的个别的比例失调，容易纠正，以后还会经常有的，可随时调节。要注意长期障碍工业发展速度的比例。”⑨这与刘少奇建国前后所提出的优先发展农业、手工业，再发展工业，工业中以轻工业为先，再发展重工业的次序是非常一致的。

依据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认识，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斗争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第一位的，应采用一切方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包括生产关系的调整，尽管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具有优越性，但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前边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力也需要不断发展，二者是矛盾的统一。

三 “七千人大会”前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与尝试

刘少奇关于中国发展问题的第三次思考集中体现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它是前两次思考的进一步深入，也是对前两次思考的一次升华和实践过程。这次思考和实践的大部分是对现行的经济体制进行调整，也就是调整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关系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尤其是超前的生产关系要“退”，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由于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深刻影响，全党的认识很不统一，因而刘少奇的这次思考过程就更加困难、更加需要勇气。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反右倾”以后提出的1960年“更大的跃进”也难以继续下去。尽管郑州会议和八届六中、七中全会等一系列会议已开始纠“左”，但庐山会议停止了继续纠“左”，其基本方针是“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使本来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左”倾错误再次急遽升温，本来已压缩的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也重新上涨，再加上苏联单方面废除中苏有关合作协议，这些都加重了国民经济的困难。刘少奇一直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对这一系列的错误没有进行有力的抵制，甚至在某些程度上予以支持，这是他的不足，但是到“七千人大会”前后，他已深刻地认识到这些错误。经过1959年海南岛读书的思考，刘少奇关于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的思考已更加成熟，并下决心要扭转局面。

1960年6月，刘少奇在上海会议上对继续“大跃进”提出警示，要求全党实事求是，冷热结合；要坚决纠正偏大的计划和浮夸现象；否则，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可以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刘少奇提出要把农业摆到第一位，各方面都不要妨碍农业。但由于当时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还没有根除，刘少奇的这些看法没有在党内产生较大影响，对国民经济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在党内还没有达成共识。因此，虽然9月已经提出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但并没有真正解决思想问题，致使措施不力，没有能够止住国民经济的下滑势头。1960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1年初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揭开了经济调整的序幕。

经过湖南农村调查，刘少奇更加了解到，中国的国民经济状况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刘少奇认为，人为的因素和工作中的错误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需要在思想上来一个大的转变，切实纠正“左”的错误。对于这一点，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前后是始终坚持的。

解开了这个思想上的疙瘩，就容易对情况、形势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也就能够采取有针对性的有效措施。刘少奇开始在党内一些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影响其他的领导人。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提出，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大家可以考虑。他还在会议上指出，“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他批评有些人仍然坚持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不符合实际情况”，指出要好好总结经验，现在就要回头，“我看是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如果这次下了这个决心，问题可以解决，前途还是光明的。”⑩“七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的这些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得到党内大多数人的认同。他认为，“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刘少奇认为，国民经济形势“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11）造成困难形势的原因，刘少奇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错误。

刘少奇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要根本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应该估计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不断战胜各种困难的斗争。”因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否认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淆起来，甚至认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同人民的利益根本抵触的。”这一点击中了多年“左”倾错误的要害，即认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找到了多年来困扰全党、困扰社会主义建设的症结。

在很多场合，刘少奇都强调对所犯的错误要有充分的认识，否则就不可能彻底进行经济调整，彻底扭转困难局面。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设成就共有12条，同时指出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有四条：一是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消费和积累的比例严重不协调。二是农村人民公社在很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错误。三是不适当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破坏了集中统一的领导，损害了全民所有制。四是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城乡人口比例同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刘少奇指出的这四条错误是切中时弊的。刘少奇对成就与错误的比例定为三比一，实际上就是三七开，成就占七成，错误占三成，这种分析还是比较切合实际情况的。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及讲话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对于影响全党对困难形势的认识，继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全党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和造成困难的错误的认识还没有统一，在这一点上，“七千人大会”存在着不彻底的弊端。在后来的西楼会议、五月会议上，刘少奇多次强调了任务的艰巨性，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调整工作，“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12）他支持陈云对于国民经济形势及克服办法的讲话，并要求陈云到国务院会议上作一次报告，使各级干部对所采取的措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并全力贯彻执行。

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在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一系列国民经济调整的重大举措纷纷出台。自1961年开始，中央制定了一批涉及各条战线的工作条例：《农业60条》、《商业40条》、《手工业35条》、《林业18条》、《科研14条》、《文艺8条》、《工业70条》、《高教60条》等等，旨在纠正国民经济各条战线存在的缺点错误，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形势。同时，减少城市人口2000万，将农业建设放在第一位。

这一系列的措施出台后，国民经济开始全面调整。这实际上就是对以往的国民经济中不合理的部分进行调整，也就是生产关系的调整，使经济得到恢复，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

刘少奇还指出，现行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是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是中央各部和省、市的厅、局都干预经济，这是超经济的办法，不是资本主义的办法，是封建主义的办法。”刘少奇提出，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改革现有的经济管理体制，在加强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的同时，增强其灵活性、多样性，可以借鉴资本主义经济管理方法，试办托拉斯，组织专业公司。在刘少奇的指示下，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各部委试办了12个托拉斯，全国性的有烟草、盐业、汽车、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医药、地质机械、橡胶、纺织机械、制铝等公司；地区性的有华东煤炭工业公司、京津唐电力公司、长江航运公司等。刘少奇认为，整个国民经济，都要有组织、有计划。试办托拉斯，就是要组织起来，就是要解决整个国民经济更有计划性，更有组织性。在办的当中，要按经济管理的原则，考虑合理性。目的就是“组织起来，就可以搞专业化、标准化、系列化，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刘少奇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所进行的这一系列有益尝试对拓宽社会主义建设思路、活跃经济形式，对解放经济管理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调整过程中，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对阶级斗争做出扩大化和绝对化的结论，批评所谓“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刘少奇尽管同意毛泽东的主张，但他实际上始终认为阶级矛盾不是主要矛盾，经济建设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尽可能地维护国民经济调整顺利进行。刘少奇指出，一讲阶级斗争就联系很广。这是个复杂问题，闹不好在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会议精神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冲击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的意见，规定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行政十七级以上干部，并要求全党不要放松经济工作，要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在刘少奇的坚持下，在其他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国民经济调整得以按原计划继续进行。

刘少奇之所以坚持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一方面是因为他竭力维护来之不易的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和成果，不致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再次出现波折，另一方面他仍然认为阶级矛盾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且是亟待解决和需要长期继续解决的矛盾。

经过调整，国民经济在1962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好转，1963年明显好转。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工农业生产超过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在比例关系上实现了综合平衡发展，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也基本上恢复正常，市场供应得到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其他各条战线包括文教、卫生、体育、科技等也得以恢复和发展。事实证明，刘少奇所作的努力得到了极大的回报，他所坚持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张也是正确的。

四 三次重大思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刘少奇对新中国发展问题的三次思考，都是基于新中国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而且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每一次思考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出发点是必须不断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三次思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出刘少奇对新中国发展道路的重大探索，而且历史实践也证明他的这三次思考抓住了中国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而这一矛盾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核心问题。

刘少奇的三次思考各有侧重。第一次是提出了首先要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考虑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发展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对新中国发展问题的构想，为新中国描绘蓝图。第二次是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系统的历史的反思，更多的色彩是检讨教训，总结经验，为采取正确措施扭转困难局面作准备，但并不成熟，还没有形成一系列的具体政策、方针。第三次是针对国家建设面临的困难、严峻形势，采取了果断、有力的措施，是对前两次思考的一次总结，也是对前两次思考的实践。他与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一大批领导人共同努力，取得了国民经济调整的重大成果。事实证明，刘少奇的三次重大思考，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贯穿刘少奇三次重大思考的中心线索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刘少奇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新中国的首要任务，因为中国生产力发展落后。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的标准应当是很高的，工农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人的改造等等一系列条件，都需要长时期的发展。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的确立是建立在客观条件的准备上，如果准备不足，就不能过早、过急地进入或者发展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上不能超前，应当视生产力发展状况来调整生产关系。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关系才能进行革命性的变革。

社会主义是什么，达到什么程度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全党包括刘少奇在内都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化的标准来作参照。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要经过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刘少奇的思想、所提出的举措来看，他是向社会主义方向迈进，向社会主义方向奋斗，为达到社会主义的目标准备条件。因此，从一开始，刘少奇在谈到社会主义问题时就相当谨慎，认为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而且这个阶段是很长一段时期，不能超越。他认为在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在已经达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时，也还要视实际情况是否转入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所有制发生了革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成为过去，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目的上升为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就是进行国民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刘少奇又主张不能操之过急，而应当循序渐进，应当分阶段、分步骤进行，这又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这与刘少奇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所应具备的一系列主客观条件有关，并不是他不愿意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他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

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刘少奇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最初的探索和思考。刘少奇始终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过渡阶段，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为什么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就是一个为建成社会主义作准备的阶段，它不同于以往，也不同于将来，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但是现阶段是一个准备的阶段，是一个量变的积累阶段，是一个为达到质变作准备的阶段，需要长时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因素，因为还存在着一些非社会主义的因素，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对生产关系进行革命的程度。

生产力的发展是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最大动力。如果说建国前后刘少奇认为资本主义充分的发展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是基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得到成熟的发展的考虑，那么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刘少奇所一直主张的利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方法来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势在必然，因为实践证明这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有效手段。这一思想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刘少奇这三次重大思考对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初步的实践，即使在今天仍然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具有高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②《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1、7页。

③④《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30、434－435页。

⑤⑥⑧⑨（12）《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201、209、469、468、549页。

⑦⑩（11）《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94－201、335－341、444－446页。

（《教学研究》199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