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与党的建设研究述评
任弼时与党的建设研究述评
夏远生
一、任弼时与党的建设研究的基本情况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任弼时逝世时,党中央高度评价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组织家。1950年以来，国内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悼念、缅怀和研究文章，介绍和初步评价了任弼时在党的建设方面的历史功绩和卓越贡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任弼时的家乡——湖南，最早开始编写出版一些研究宣传任弼时的党史书籍，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任弼时》和《怀念任弼时同志》为开先之作。20世纪80年代，以人民出版社版《任弼时选集》、中国青年出版社版《任弼时同志八十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版《任弼时研究文集》等书为代表，反映了对任弼时党建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开始起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显示了一定的水平。
关于任弼时与党的建设研究，获得较大的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4年纪念任弼时诞辰90周年前后，围绕任弼时在党的建设方面的实践活动与理论贡献，国内召开了一些学术研讨会，发表了一批有新意、有深度、有分析、有见解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出版了相关的党史读物，任弼时的老战友和老部下也撰写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回忆与研究文章，使关于任弼时与党的建设的研究，在若干方面取得了拓展和深化。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当属1994年4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任弼时传》、《任弼时年谱》出版发行暨任弼时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和任弼时生平与思想研讨会，以及会后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缅怀与研究》一书。另据统计，国内报刊发表的有关任弼时党建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文章约40余篇，在北京和湖南等地举办了任弼时专题研讨会上也产生了一批相应的研究论文，有关部门编辑出版的一些论文集也收集了研究任弼时与党建的文章。
上述成果所研讨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任弼时革命生涯中为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党的建设、巩固党的组织，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奠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2.任弼时作为中央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力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起草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召开党的七大，为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辛勤操劳，颇有建树。
3.任弼时在长期的党建实践中，敢于和善于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在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过程中，努力避免党的危机、健全党的肌体、巩固党的团结、实现党的统一，体现和捍卫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党原则。
4.任弼时在领导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对于根据地党的建设建功至伟，湘赣、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建立党的坚强领导”、坚持党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方面，有突出的成绩。
5.任弼时就如何认识党性、增强党性和自觉锻炼党性作过较为系统的阐述，而且他本人就是具有坚强党性、坚持党性修养、模范地实践共产党人党性原则的优秀共产党人，为后代共产党人树立起党性原则和党性精神的丰碑。
二、任弼时与党的建设研究的基本观点
任弼时在30年革命生涯中，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1927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自此参与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为党的建设和发展奉献了毕生的心血、才干和精力。有关专著、论文围绕任弼时与党的建设主题展开比较系统的研究，有理有据地提出了一些研究观点。
（一）任弼时具有丰富扎实的党建实践
章学新指出：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依据客观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从党的最终目标出发，正确规定一定历史时期的斗争任务，制定相应的政策策略，把革命推向前进。【章学新：《任弼时对党的建设的重大贡献》，《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27-337页。】而任弼时在这方面的贡献是非常杰出的。杨尚昆、王震、萧克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文章，秦浩、杨瑞广、佟英明等人的论文，从各个方面论述了任弼时丰富的党建实践特点。
1.敢于和善于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
学者们指出：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坚持真理，敢于抵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提出正确的主张，力图挽救党的危机。【秦浩：《增强党性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红旗》，1984年第8期。】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奉命赴湖南指导工作，批评盲动主义倾向，果断停止了第二次长沙暴动计划。并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实际上支持了毛泽东把秋收起义军引向农村的决断。1928年他任中央常委留守会议成员，参与对湘、鄂、赣、闽等省党组织和土地革命的指导，着眼于发展党的组织和工农武装，提出“创造乡村割据”，为克服“左”倾盲动主义，促进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张检明：《务实的态度，闪光的精神——任弼时在秋收起义中的贡献》，《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26-232页。】1931年被派到中央苏区后，任弼时曾一度执行了王明“左”倾错误政策，但很快认识了错误，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朱德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夏远生：《任弼时与毛泽东的交往关系》，《毛泽东思想论坛》，1994年第1期。】章学新的文章，较详尽地叙述了任弼时既须执行中央的“左”倾路线，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苏区正确路线，支持了毛泽东的领导工作。【章学新：《任弼时等提出“以毛代项”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始末》，《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凌步机指出：任弼时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只是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犯有“狭隘经验论”错误，没有批评毛泽东在政治上犯有所谓“一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所以，临时中央对赣南会议是不满意的，认为是用反对所谓的狭隘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也是导致后来任弼时被降职、调职的原因之一。【凌步机：《赣南会议再探——兼论任弼时与“中央代表团”的功过》，《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41-248页。】一些作者指出：在苏区党的建设工作中，任弼时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和调查研究，总结符合实际情况的工作规律，检查党的方针是否正确。在党的组织工作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建立集体领导、巡视制度和加强党内民主的建议。在领导肃反工作中，努力坚持实事求是作风，正确估价干部队伍，加强党对肃反工作的领导，保护了许多好同志。他在《对晋绥土改整党工作的意见》等文章中，全面分析了一些地方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正确指导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和整党工作，得到毛泽东的赞扬。
2.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
学者们指出：任弼时担任团中央总书记期间，就坚决维护和自觉接受党对团组织的领导，既使团的工作得到大发展，也为党领导的斗争和党组织的扩大准备了力量。参与党中央领导工作以后，任弼时更加注意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同种种削弱党的领导的倾向进行坚决斗争。【廖盖隆：《他的丰功伟绩永垂史册——纪念任弼时诞辰九十周年》，《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71-180页。】罗德林等人指出：1934年底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之后，任弼时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保证党掌握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权，强调“要决心创造苏维埃根据地”，必须“建立党的坚强领导”；坚持党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保障党在革命战争中的指挥权，强调“加强对武装的领导和组织，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战略作用。【罗德林：《略论任弼时领导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党建工作的历史贡献》，《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57-265页。】许多作者指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明显削弱，为了纠正这种倾向，任弼时等向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打破国民党的限制，重新恢复红军的政治制度，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建设，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这是八路军在新的形势下，坚决接受党的领导，切实执行党的路线，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并在抗日战争中成长为一支英勇抗战模范部队的重要保证。柱江、学东等指出：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要求“在新的环境中千百倍地加重了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责任。应该健全与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及其作用，党的组织应该成为部队全部生活的决定的骨干，成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而政治机关亦始终应保持其为党的工作机关的特点。”迟爱萍、蔡庆新的文章指出：后来在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建设中，任弼时明确提出“建立‘三三制’政权并不是要放弃政权中党的领导作用；相反的，我们要巩固这种领导”，使政权建设以党的抗战与民主的政治主张为共同的政治基础，保证党在“三三制”政权中的政治优势。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主要是“依靠党的主张的正确性，依靠党员活动的积极性”。【迟爱萍、蔡庆新：《任弼时对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的力量贡献》，《任弼时研究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25-137页。】
3.致力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
中共中央对任弼时的评价，突出了任弼时作为党的组织家及其党的组织工作贡献的历史地位。《任弼时传》、《任弼时年谱》详尽地叙述了这些历史情况。任弼时在党中央工作期间，既是重大方针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又是各项方针政策的切实执行者。他深切地了解党的组织建设对于党的全面建设和党的事业的重要意义，所以他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都十分关注党的组织建设和发展。他的《白色恐怖下的党组织整顿和秘密工作》、《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中心工作》两篇文章，分别解决了坚持白区斗争中党的组织形式如何适应环境的问题和苏区条件下党支部工作规程的问题。任弼时1940年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负责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委、妇委等部门。1941年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后，即着手整顿中央的办公机关，逐步建立了一套工作制度、行政制度和后勤保障制度。他为党的组织工作、秘书工作和群众工作逐渐走向正规化作出了贡献。延安整风后期，任弼时协助毛泽东领导中央机关的精兵简政。1943年3月16日，任弼时代表书记处提出初步方案，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确定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中央书记处“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次精简整编，在党的建设特别是组织建设上意义深远，它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为党的七大在组织方面奠定了基础；实现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对全党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增强了领导效能；同时为全党作出了精兵简政的样板。任弼时1940年回国留在延安党中央工作，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为了召开七大。但是这项工作一做就是5年整。他为党的七大的长期筹备和胜利召开做了许多工作，倾注了杰出组织家的巨大心血。
4.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
许多论文指出，在延安整风中，任弼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是协助毛泽东开展延安整风的主要领导人。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提出“党在思想领导上的重要性”的问题。任弼时认为这是在整风运动中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他说：“党如果不能在思想上领导全党，党中央如果不能正确的掌握党内思想问题，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要使党来正确的领导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提议以此作为中央政治局第一项原则。他用事实揭露和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要求大家从中吸取沉痛的教训。为了加强党的思想领导，他还多次提出，必须转变党的工作作风，加强党的思想教育，认为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他协助毛泽东代表中央就有关思想范围的问题，作出了很多重要决定，并发表了很多阐述性的报告、讲话。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抓住思想领导这个根本问题，提高全党的思想觉悟，使全体党员受到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促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5.拥立毛泽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独特贡献。
蔡庆新和章学新的文章【蔡庆新：《略论任弼时在抗战时期对拥立毛泽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独特贡献》，《毛泽东思想论坛》，1995年第4期。章学新：《任弼时对党的建设的重大贡献》，《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27-337页。】都论述道：1938年任弼时受党中央的派遣赴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详细汇报，特别报告说，毛泽东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毛泽东的主张的正确，已经完全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中国共产党正是采取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系列的正确意见，才有许多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才有党和红军的发展，才有遵义会议的召开，才有对于“左”倾错误的迅速纠正，才有三大红军主力的会师和结束长征的伟大胜利，才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才有党和军队在抗战以来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他断言：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由于任弼时系统地介绍中国实际情况，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取得了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会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这有利于克服王明曾经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右倾错误，使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得以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所以毛泽东曾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蔡庆新等人论述说：任弼时在拥立毛泽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过程中，无论是向外宣传毛泽东，对内协助毛泽东，还是在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等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任弼时向共产国际宣传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张，取得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中共领袖地位的认同与支持，作用独特；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支撑党中央机关的大半个“家务”，努力实践与丰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贡献独特。正是有了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这样具有党的建设实践经验的优秀领导人的支持，才使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被全党逐渐接受，才使毛泽东最终成为党的领导核心。
（二）任弼时坚持坚强的党性观念
学者们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最讲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强调锻炼出和培养成坚强党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党把增强党组织和党员的党性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延安整风实质上就是一次对全党进行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的运动，促进了党的全面建设，增强了党性。任弼时在参与领导整风的过程中，就增强党性观念、自觉锻炼党性发表了多次讲话，对如何认识党性，什么是党性，中央为什么要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怎样锻炼党性等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而且任弼时本人就是坚持党性修养、具有坚强党性的优秀共产党人，以身作则、模范带头，实践和倡导坚强的党性观念。
1.任弼时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体现和捍卫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任弼时传》、《任弼时年谱》，和一些论文，以相当的篇幅记述和评论了任弼时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和任弼时对党性原则的捍卫。任弼时这种坚强党性，首先表现为他有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自觉地维护党的集中和统一。任弼时在促进全党全军实现团结统一的领导方面起到了特殊的作用。1936年7月10日的电报中，任弼时就向党中央表明：“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局势，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苦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
2.“骆驼精神”是任弼时模范坚持共产党人党性原则的实践特点之一。
1950年11月叶剑英撰文怀念任弼时，形象而生动地概括了任弼时坚强党性的特点，赞扬说他是党和人民的骆驼。【《任弼时同志逝世纪念集》，青年出版社1951年8月版，第65-66页。】由于他对于中国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由于他在工作中的原则性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任弼时的革命精神被党和人民誉为“骆驼精神”，这构成了他的党性形象。他的名言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担，能坚持一百步，就不应该走九十九步。他为党和革命一直战斗到最后一息，模范地实践着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为全党树立了坚强党性的楷模。任弼时的骆驼精神，是共产党员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的最本质内容之一。
3.阐明了党中央要求加紧锻炼党性，提高党性的必要性。
秦浩、杨瑞广等人的论文【秦浩：《凝集了革命家的业绩和智慧——任弼时选集简介》，《人民日报》，1987年4月28日；杨瑞广：《学习任弼时关于增强党性的理论》，《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38-348页。】指出：任弼时撰写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和1942年7月14日在中央党校的长篇报告，阐明了党中央要求全党党员加紧锻炼党性，提高党性，培养党性，增强党性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把党性的锻炼和修养当作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任弼时分析了党中央之所以提出增强党性的党内外的社会历史原因，强调党内缺乏党性的倾向和表现是严重的和危险的。增强党性的中心是解决组织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解决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的问题，每个党员要从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方面自觉地进行党性锻炼和培养，以实现党的集中、统一和团结，建设一个坚强团结统一的党。
4.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
杨瑞广等作者指出：任弼时强调共产党员的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集中的或者最高的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为了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任弼时要求肃清机会主义为代表的“三风”影响，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是党性不纯或者说是党性很坏”的具体表现。“如果党的领导机构被这样一种东西所统治，革命就一定要走向失败。”任弼时批评宗派主义就是党性不纯，就是对党外产生排外性，在党内产生排内性，要克服宗派主义，必须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每个党员首先要做到“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党的利益，一切行动要合乎党的利益。”这是共产党员党性的根本含义。【杨瑞广：《学习任弼时关于增强党性的理论》，《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348页；秦浩：《凝集了革命家的业绩和智慧——任弼时选集简介》，《人民日报》，1987年4月28日。】
5.衡量党性的标志是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
杨瑞广等人指出：任弼时强调党员要具有坚强的党性，把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是否符合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任务和党的路线，作为衡量党性的标志。对于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除了理论修养和斗争经验外，还要求有更加完备的思想方法，任弼时认为，能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思想方法，能不能使阶级意识、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三者高度统一，是革命者是否成熟的标志，也是党员党性的最高表现。【杨瑞广：《学习任弼时关于增强党性的理论》，《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38-348页；秦浩：《凝集了革命家的业绩和智慧——任弼时选集简介》，《人民日报》，1987年4月28日。】
6.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要求。
学者们认为，任弼时为了克服缺乏党性的倾向，为了增强党性的锻炼，强调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应该是出于对党的最高利益的“忠实性”、“坚定性”、“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而不是“盲从”；要在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坚守党性，而不是唱高调、套公式；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和团结而斗争；要自觉遵守党的统一纪律和铁的纪律；要与群众建立真正密切的联系，从群众中获取党的斗争力量。这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五点标志。【杨瑞广：《学习任弼时关于增强党性的理论》，《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38-348页。】而且党员的党性是“教育成的、培养成的和锻炼成的”。【秦浩：《增强党性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红旗》，1984年第8期。】杨尚昆写道：任弼时认为，要肃清“三风”，增强党性，必须正确理解无产阶级党性标准，全面加强党性锻炼。任弼时把党性的内涵概括为思想、政治、组织、行动四个方面，把思想摆在党性标志的首位，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达到更高的党性标准，同时强调在实际斗争中从这四个方面加强党的观念，进行党性锻炼，增强党性修养。【杨尚昆：《丰功垂青史，高德照后人》，《人民日报》，1984年4月28日。】
（三）任弼时党建理论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组成部分
王震指出：任弼时一贯重视党的建设，并作出了许多贡献。他在延安整风中写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是深刻阐述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文献，对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党员党性锻炼都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任弼时传》、《任弼时年谱》，佟英明、章学新等人的论文，都论述了任弼时的党建理论贡献。
1.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武器。
在党的思想路线上，任弼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革命斗争重要的“方法和工具”，必须运用这个武器“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反对不切实际地“仿效俄国党的经验”。他在延安整风时指出：“这里所指的理论是说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拿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既要“反对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公式来搬运的倾向，同时也反对那种不重视理论的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要创造性地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任弼时最早阐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应当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章学新：《任弼时对党的建设的重大贡献》，《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27-337页。】蔡庆新等人论述说：1943年任弼时在《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中说：中国共产党“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因此，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止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中共建设史上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任弼时为此作出了贡献。【蔡庆新：《略论任弼时在抗战时期对拥立毛泽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独特贡献》，《毛泽东思想论坛》，1995年第4期。】
2.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任弼时坚持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那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整风运动的审干，由于康生的错误领导，发生了严重的偏差。任弼时知道后，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说：“我们的革命队伍，那能越革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研究多次，认为应当坚决纠正在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错误，从而使整风运动恢复正轨。并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特别强调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达到全党的思想统一。通过总结建党以来20年的历史经验，阐明“根本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即如何使理论与实际真正联系的问题”。他严肃批判六届四中全会后的路线错误和严重恶果，并作自我批评，提出延安整风运动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他要求全党同志都要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贯彻强烈的群众观念，具备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使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习与工作一致。
3.发扬调查研究和党内民主的优良作风。
在党的作风建设上，任弼时倡导勤于和善于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要求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精确地了解“本部门本地区上下左右的情况”，运用理论的力量，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了解内部联系，找出主要矛盾，来确定我们的方针”。他非常重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明确指出“党内党外均应加强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制度必须实行”，“必须先有党内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章学新：《任弼时对党的建设的重大贡献》，《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27-337页。】
4.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研究者认为，任弼时就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提出了很重要的思想观点。《任弼时传》记载：任弼时为赣南会议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下公开存在的党，“最先决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正确的阶级路线下，“组织所有工农群众来巩固并发展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保证党对政权、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绝对的领导作用”，但绝不是“包办一切”。宋廷同、蔡长水指出：1933年任弼时针对一些“地方党部最严重的是集体领导未建立”，“不得不形成个人包办的手工业式家长制度的领导”的情况，提出要“建立集体领导”，“一切重要的问题都应经过正式会议讨论解决”，强调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宋廷同、蔡长水主编：《毛泽东建党思想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有作者指出：任弼时在西北高干会上，有针对性地强调三个观点：一是要对党的领导作用有正确的认识，党有责任有可能来领导阶级的和其他革命的组织，集中制的原则是不允许动摇的；二是要对民主问题有正确的认识，只有在领导边区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中才能丰富民主的内容，才能促进民主政治；三是要肃清那种“觉得军队比党还重要”不良倾向。
5.加强党的建设对于将在全国执政的共产党来说特别重要。
佟英明等人指出：早在延安时期，任弼时就十分注重已经在边区执政的共产党的建设。强调一是建设好“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二是要用很大的注意力去进行经济建设，两者密切相关，缺一不可，但边区的经济建设是“最中心的任务”。党必须提高对经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必须转变老一套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佟英明：《简论任弼时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49-359页。】这样，任弼时就把执政党的建设同边区的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任弼时提醒全党要反对贪污、腐化和堕落的严重倾向，否则，“任其发展下去，干部和党员就会起质的变化，党、政府与军队也会被它逐渐腐蚀，这是十分危险的”。
任弼时在有关整风文献中更多的是侧重从执政条件下的共产党的党员、干部需要更加注意党性锻炼的角度来阐述他的党建观点的。研究者充分注意到：为了争取全国革命胜利和在革命胜利后搞好经济建设，任弼时及时强调要加强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注意搞好党在执政条件下的自身建设。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任弼时对中国共产党步入城市进行全面执政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问题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章学新指出：任弼时强调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党的建设也“要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重点”，他并且告诫说：如果“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纠正这种偏向“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章学新：《任弼时对党的建设的重大贡献》，《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27-337页。】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得到党中央领导人的赞同。毛泽东在任弼时发言时作了多次插话补充，并在七届二中全会的结论中说：党的成份，组织教育等等，值得研究，好好研究。弼时同志讲了一篇，要有这样一篇，我基本赞成。
6.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工作，为总结党史党建经验、论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创造了范例。
章学新等人的文章指出：早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研究党的历史问题的委员会，以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为委员，毛泽东为首。任弼时自始至终参加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和研究。【章学新：《任弼时对党的建设的重大贡献》，《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27-337页；张树德：《任弼时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85年9月17日。】他根据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起草了《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决定草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任弼时等反复修改而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项决议，集中了全党高级干部的智慧，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起了重大作用，促进了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形成。蔡庆新等人论述说：任弼时在起草历史决议稿中，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及军事上作出概括和评价，从而为历史决议肯定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列主义路线提供了好思想、好思路，对毛泽东建党思想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蔡庆新：《略论任弼时在抗战时期对拥立毛泽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独特贡献》，《毛泽东思想论坛》，1995年第4期；夏远生：《任弼时与毛泽东的交往关系》，《毛泽东思想论坛》，1994年第1期。】
7.任弼时总结党的斗争和建设的丰富经验而撰写的理论文章，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震指出：任弼时具有高度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他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善于解决复杂的重大的问题。他对于党的组织工作、军队政治工作、青年工作、土地改革工作和财经工作都有独到的见解。他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许多作者指出：任弼时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为中共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光辉著作为延安整风提供了指导方针和理论总结，任弼时则生动地阐述了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作了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系统阐释和发挥，为丰富毛泽东建党思想宝库作出了贡献。章学新等人认为，任弼时注意总结党的斗争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并加以理论概括，撰写了大量文章，在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上为毛泽东建党思想增添了一些新内容，对党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如关于加强和巩固边区党与政权的领导力量，改善领导方式的观点；关于红军改编后仍然保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观点；关于把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巩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为党的建设最基本任务的观点；关于必须大大提高党员的创造精神，培养干部能够根据党的政策大胆地去创造的观点；关于从五个方面加强党性修养的观点；关于创造性地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的思想；关于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转变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思想，等等。
三、目前任弼时与党的建设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于加强研究工作的几点建议
尽管以往任弼时与党的建设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文章，涉及到任弼时党建贡献的许多方面，但是，无论是从任弼时对党的建设的卓越贡献和理论建树来说，是从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研究的横向比较而言，还是从任弼时党建思想的深刻思想内涵和现实指导意义而言，目前关于任弼时与党的建设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
1.在目前这一专题的研究中，一般性的介绍、叙述、阐述多，深入的理论探讨少；回顾、综述任弼时的党建生平活动多，研究、分析任弼时的党建理论建树少；对所研究的对象知其所以多，知其所以然少；老一代的知情人和研究者比较重视，青年人和非专业人员则重视不够。因此，造成研究任弼时生平与思想的队伍不大，专门研究任弼时与党的建设的作者更少。目前多数作者处于逢八十、九十、一百周年纪念时游击参与的状态，除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专业研究人员之外，党史界、党建界都缺乏以此为长期课题的研究者。新生力量的培养更无从谈起。
2.客观原因是由于档案尚未完全解密，研究者看不到任弼时领导和参与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鄂川黔苏区和延安整风、共产国际有关党内斗争的重要档案资料，而这些时期又是任弼时党建实践的关键时期，所以造成研究工作的局限性。同时，也造成了研究者浅尝辄止、深入不下去、难以保持研究兴趣的状况。
3.任弼时阐述的党性观念和党性锻炼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重申加强党性修养具有现实意义，但是结合党建现实研究任弼时的党性思想，还做得很不够。已发表的一些专题研究论文，大多也是历史性的阐述多，反思党建实际、挖掘现实价值的少。
4.任弼时是中共党内一贯倡导和毕生躬行党的优良作风的领袖之一，他的“骆驼精神”脍炙人口，并且与目前党中央倡导的公民道德建设有密切关系，但是理论界和社会上对此认识和重视不够，特别是结合现实，进行本质剖析、理论研究，更是薄弱环节。
5.传统的资料介绍、史实考证、学术研讨之类的方法用得多，新的比较研究、深入分析、借助新兴媒体手段等方法则用得较少，电子出版物和网络中基本上没有任弼时与党的建设研究的踪迹，广播、电视的理论性栏目中也少有任弼时党建思想研究的内容。
这些比较明显的问题的存在，制约了任弼时党建思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不断取得新的成果，都是目前和今后的任弼时生平思想研究工作中需要重视和解决的主要难题和重点课题，值得引起有关方面和研究者的重视。因此，在筹备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学术活动中，应抓住时机、做好工作，进一步促进研究工作的拓展和深化。建议考虑以下方面的工作：
首先，关于任弼时与党的建设的研究工作，从整体上讲，还有待于进一步强化和深化。中央文献研究室应该牵头组织研究，一是抓紧编写和尽快出版任弼时论党的建设文集和任弼时与党的建设研究、任弼时党性理论研究等专著，从整体上推进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发展；二是与有关省市或部门合作召开一次任弼时党建思想专题研讨会，在全国范围造成一定的学术影响；三是争取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关学科的选题中列入这方面的研究课题，或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拟定和下达一批研究选题；四是尽快利用新的大众化的媒介手段，研究和宣传任弼时的党建贡献，扩大此项研究的覆盖面和社会影响，要在开辟研究园地的同时锻炼和培养研究力量。
其次，任弼时作为中共卓越的组织家，党史上已有定评，但是我们对这位组织家的丰富实践和卓越建树进行专题研究的有份量的著作尚没有看到。建议组织部门和党建研究界，一方面加强任弼时组织工作理论和组织制度建设的研究工作，拿出相应的研究著作来；另一方面加强向现实的组织、人事、党建工作转化研究成果，发挥任弼时这个组织家及其组织工作建树的镜鉴作用。
再次，任弼时虽然在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执政党后不久就病逝了，但是他富有政治远见和前瞻性的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精辟论断，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深入发掘其中的合理内涵，对于目前全党进一步加强执政党的各项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四，学习和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该从中共党史和中共党史人物中间汲取丰富的理论营养和精神财富，而任弼时的党建实践和思想作风是最好的典范之一，应该组织研究任弼时在这方面的贡献，为当前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为全党贯彻执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楷模。特别是得到党中央一再肯定和弘扬的任弼时的“骆驼精神”，需要通过认真研究、潜心思索和深入发掘，从中提炼出思想的精华和人格的魅力，推介给全党、全社会，作为共产党员和国家公务员立言立行、做人做事的一面明镜。
第五，任弼时是中共七大产生的党中央五大书记中最后一位进行百周年纪念的领袖人物，对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生平和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和总结性成果，在百周年纪念学术活动中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因此，进行五大书记毛、刘、周、朱、任的比较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建议中央文献研究室重视和开展这一重大的比较研究工作，特别是对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成员的党的建设实践和理论的比较研究，对于21世纪的中国执政党来说仍具有切实、切近的意义。
（来源：《任弼时研究述评》2002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