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湖南的外事活动
毛泽东在湖南的外事活动
夏远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到南方各省市视察工作，期间数十次回到家乡湖南，轻车简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身在故园，仍日理万机，操劳党和国家大事，关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及时处理了不少的国事外事。他先后在长沙12次会见各国宾客，促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各国之间的友好交往。毛泽东在湖南的涉外国事活动，是毛泽东整个外交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独特的思想、智慧和风格。
支持亚非拉人民独立解放事业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先后有100多个国家获得独立，形成了“第三世界”，使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营了几个世纪的殖民体系彻底崩溃。人类文明和国际社会在20世纪的这一重大进步，是与社会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密不可分的。中国共产党自从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根据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对亚非拉人民的革命解放斗争，一直给予声援和支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外交事业、从事外事活动中，给予亚非拉人民争取独立的事业以特别的关注。毛泽东认为，凡是压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请它走它不走，怎么办？那就学卡斯特罗的办法，学胡志明的办法，也可以学中国的办法。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湖南会见了许多亚非拉朋友。
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应该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援助和支持世界上弱小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特别是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毛泽东60年代前期在湖南的几次外事活动，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光辉思想。毛泽东总是这样关注和声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侵略的正义斗争，这为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钦佩，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1961年4月13日，毛泽东第一次在湖南接见外宾，就是会见亚非拉国家的朋友。委内瑞拉和平人士、左派革命运动主席、参议员安东尼奥·德尔加多·洛萨诺和他的儿子、左派革命运动主席团成员、内科医生埃斯皮诺萨，在长沙十分高兴地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并合影留念。陪同会见的有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毛泽东对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表示热烈支持。
从20世纪60年代走过的中国人都晓得，中国在非洲有两个很有名的友好国家——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给予坦赞两国的发展和建设以无私的援助。1963年10月24日《新湖南报》头版报道，1963年10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长沙会见坦噶尼喀国民议会议长亚当·萨皮·姆克瓦瓦和秘书姆瑟克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赵伯平陪同。宾主相晤甚欢。坦噶尼喀原是德国和英国的殖民地，1961年12月9日宣布独立。1964年4月，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两国组成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同年10月改国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1964年4月26日中坦两国建交。
1964年4月16日，周恩来陪同刚果（布）特使安托万、刚果（利）非洲团结党政治局委员米都迪迪到长沙，参观了韶山。晚上8时，毛泽东、周恩来及张平化会见了刚果客人。
毛泽东在会见刚果外宾之前，4月10日还会见了日本共产党书记处书记夸田里见。毛泽东在同日本客人的谈话中，着重批判了赫鲁晓夫“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论调，强调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说，中国如果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毛泽东始终相信人民的力量，从来不认为少数领导可以左右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
1965年5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居住期间，发表了《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
1966年2月20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长沙。2月26日上午，周恩来陪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到长沙会见毛泽东。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休养时，会见了也门民主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兽巴伊·阿里。
过了几天，11月16日，毛泽东又在长沙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尤斯塔斯·威廉斯博士及其随行人员。李先念、王海容、章含之陪同。1974年6月20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中国建交。1974年11月，威廉斯总理访华，这是特多政府首脑首次访华，从此，开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的友好关系。
1974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一行。邓小平、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扎伊尔共和国政府，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于1972年11月24日建交。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多次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毛主席也多次会见他。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外交活动中，不论强国、弱国，不论大国、小国，一视同仁，都是友好相待。这赢得了第三世界广大弱小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好感。
称赞阿尔及利亚独立给非洲树立了一面旗帜
阿尔及利亚在19世纪30年代沦为法国的殖民地。20世纪50年代，阿尔及利亚人民发动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武装起义。1958年9月19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临时政府代表团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在1958年12月访问了中国。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1962年7月5日，阿尔及利亚宣告独立。这件事震动了全世界。
对此，毛泽东曾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打了8年仗，法国在战争后期出动了80万军队，民族解放军只有三四万军队，究竟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强大些，还是法国帝国主义强大些？对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的侵略，我们是公开支持的，这样岂不要得罪法国政府吗？不，法国却承认了中国。所以说，世界上的事情在发生变化。如果有人不尊重你们，不讲平等，在你们国家捣鬼，那么你们可以把这样的人赶走。这就是亚非拉人民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最根本原则。
1964年4月16日，由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丁西林、作家周而复等陪同，毛主席在长沙会见了以马利克·本·纳比为团长的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对他们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给予了称赞。这使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友好使者深受鼓舞。毛泽东就中国革命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以及国际共运、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等问题，同外宾进行长时间坦率交谈。毛泽东首先说：这次你们代表团有许多专家。我们很欢迎你们。中国人民对你们的来访是很高兴的。你们的胜利是一件大好事。非洲只有你们一个国家是打出来的。你们给非洲树立了一面旗帜。这不仅对非洲，对亚洲、拉丁美洲都有很大影响。
毛泽东接着指出，阿尔及利亚现在的情况开始好起来了，有了教员，有了医生，有了工程师。工厂也可以开起来，农庄也可以办起来了。毛泽东说：你们不是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你们这些人不是（知识分子）吗？不是有教授吗？有专家吗？
毛泽东坦率地说：我们国家过去文盲很多。100个人里有80个不识字。我们的军队多数是由受压迫的、没有多少文化的人组成的。他们打了十几年仗，一面打仗一面学习文化。解放以后他们才有机会进学校。但基础文化他们根本就没有学过。他们就跟国民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合作。国民党走，知识分子不跟着走。工程师也不跟着走。国民党说在大陆带了200万人走，主要是军队。国民党过去有几百万军队，打到后来，带了30万军队走了。现在听说大约有60万人。蒋介石的军官都是军事学校毕业的。我们的军官在军事学校里毕业的很少，只有个别的。大多数的军官是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的。就是这支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就是没有知识。就像法国的军官没有知识一样。
外宾听了大笑，他们都被毛泽东风趣而充满哲理的讲话打动了。
毛泽东从来不讳言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他说：有些账不能挂在敌人身上，要挂在自己身上。我们的党犯过很多错误，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犯过几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个是把南方根据地统统丢掉，那不能怪蒋介石，只怪我们自己。跑了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路。跑到北方，把南方根据地丢掉。军队由30万人减少到2万人。这时我说，这个时候我们的事情好办了，舒服了。这样就可以总结经验了。这2万军队后来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8年，又发展到一百几十万，根据地人口发展到一万万。党员由几万发展到几百万。你们到中国来研究，要研究这一段历史，要研究我们失败、犯错误这方面。你们还没有研究过吧？
纳比回答说：主席先生，我们到中国来，将从中国领导人的意见中吸取教益。你们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40年的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但最能打动我们的是中国的成就，而不是失败。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由于在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了坚强的政治机构。我们这几天看到了政治机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先到广州，现在又到长沙，当然我们的旅程不是完全按照历史顺序的。
纳比还说：我想我不必花太多的时间来讲法国殖民主义离开阿尔及利亚的局势。因为上次和周恩来总理已经谈过了。
毛泽东大手一挥，说：他们都走了更好。你们那里更干净，在一张白纸上更好写字画画。你们的负担更少。你们重新干起来，白手起家。帝国主义做过的事，资本主义做过的事，我们人民也能做到。我就不相信就只有欧洲或北美、日本的资本家才能做到。第一条，我们人多，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总是占多数。第二，在这些人里头，总有比较好的领导者和干部，他们不会的可以学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你们看，你们克服了法国80万军队的困难，难道现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遇到的困难不能克服吗？
毛泽东告诉外宾：看中国要看两方面，就是成功的方面和缺点、错误的方面。不了解这方面就不了解那方面，正如你们也有这两方面一样，你们也是经过曲折道路走过来的。
纳比由衷地说：这也是中国之行给我们最大的教育——我国的革命运动所处的条件不一样，虽然有政治上的准备，但缺乏思想基础。我们在中国长沙了解到：30多年来，毛泽东主席最关心的是培养干部，是建立能够产生革命思想的中心。我还想补充一点：我国的革命思想是自发形成的，是在青年中自发形成的。列宁讲过“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这对我国革命思想是可以适用的，我们经过幼稚病的阶段。
毛泽东插话说：我们也犯过幼稚病，犯过3次之多。最后一次把南方根据地丢掉了，还跑了一万多公里，就是长征。那时我们叫“教条主义”，就是不根据中国实际，专门抄书本，抄教条，抄外国经验。我们也有过几次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拿现在的话说就叫修正主义。那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你们将来再来把我们的这段历史研究一下。
毛泽东还对在座的周而复等人说：你们也可以跟他们谈谈。你们参加没参加反陈独秀、王明的斗争？
周而复答道：反陈独秀时我们还是个娃娃，是个小鬼，反王明的后期倒是参加了。
毛泽东便简明扼要地谈了谈中共党内斗争的历史。他说：第一任总书记是陈独秀，这个人后来是托派。后来好几届总书记也都不行。所以跟你们也差不多。我们这个党也不是顺畅走过来的，是经过艰难困苦过来的。
纳比表示相信：主席先生讲的意见是真理。因为您领导了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正是您讲的这些黑暗势力，足以摧毁革命事业。在我们那里，没有建立起监督的标准，来识别表面上革命、实际上可能把革命毁掉的分子。
纳比还说：对于我和我的同志们来说，能到主席旧居，这将是访华之行的光辉顶点。
毛泽东则以笑作答：那个地方，解放后我只去过一次。离开30几年了。过去不是我不愿意去，而是国民党不让我去。
外宾爆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他们感觉很幸运，能够看看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在广州看到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北京参观了军事博物馆，看了长征的经过。离开博物馆时，发现门口写了毛主席的一句话：决定革命形势的是人，而不是武器。
毛泽东阐述说：就是人干出来的嘛！开始我们一件武器都没有，现在有了政权，可以自己开工厂了。制造武器的是人，使用武器的也是人，夺取武器的还是人。你们现在尚未达到制造武器的阶段，但是有修理武器的工厂。这些工厂以后可以变成制造厂，可以从轻武器一直发展到制造重炮、坦克。你们一定会发展到哪个阶段的。
对于当前中国执行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毛泽东并不急于向外宾介绍和推广，他中肯地说：还要看。现在还在试验过程中，最后作结论是以后的事情。有些共产党反对我们的措施，说我们不行了。我们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也不忙做结论，要再看。前一阵子，帝国主义说中国政府要崩溃，现在又不讲了。看样子，中国还没有崩溃。我这个人倒是会崩溃的，快要见马克思了。医生就不能保证我还能活几年。这是客观规律，人总是要灭亡的，是辩证法，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但是一个人灭亡，一群人灭亡，并不等于一个国家灭亡。现在马克思不在了嘛，恩格斯不在了嘛，后来又有了列宁、斯大林。现在这两位也不在了嘛。世界就灭亡了吗？不但没有灭亡，还更加发展了。中国革命胜利了。你们的革命胜利了，古巴的革命胜利了。这就是规律。
毛泽东最后同全体阿尔及利亚外宾合影留念。
这次同阿尔及利亚外宾的长篇谈话，集中反映了6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国际国内一些重要问题的深层思考，体现了他的一贯思想，其中不乏辩证的哲理的闪光。
导演60年代中苏两党论战中一段插曲
1964年4月毛泽东回湖南，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值得一提。那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在长沙给赫鲁晓夫“祝寿”，谱写了60年代中苏两党大论战中一段别致的插曲。毛泽东在长沙说：我们要致电祝贺赫鲁晓夫的70寿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是要讲团结。因为《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离京前，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有关工作，特别提出：今年4月是赫鲁晓夫的70寿辰，我们可致电祝贺。电报不能完全是礼节性的，应该讲点实质问题。赫鲁晓夫越要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姿态，他要坚决反击我要坚决友好，他要分裂，我要团结。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这样他可能发表（贺电），也可能不发表，我们要争取他发表，让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知道我们的态度。
毛泽东的这个斗争策略，虽然是灵机一动，却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确实是出其不意的一着好棋，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致同意。
毛泽东估计中苏不至于马上公开破裂，中国共产党要采取拖的方针，推迟这个破裂，但是要准备这个破裂。毛泽东交代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关于给赫鲁晓夫的祝寿信，要在北京准备好，我过一天就到外地去，传给我看了以后再发出。为表明中国慎重其事，毛泽东还要求贺信要用4个人的署名，这是党、国家、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联合贺信，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四个人的联合签署。
毛泽东是4月10日由武汉来长沙的，在长沙工作安排得很紧凑。4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湖南省委院内的住处召集邓小平、康生、吴冷西、王任重、张平化等开会。与会者，邓小平是中共中央常委、总书记，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记忆处书记，吴冷西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民日报总编辑，王任重、张平化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分别任湖北、湖南省委第一中记。显然，这是一个高层次的小型会议。毛泽东开门见山地加以说明：北京传过来的给赫鲁晓夫的贺寿电文要修改。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是怕争论的，越来越怕，看起来气壮如牛，其买是色厉内荏。这个贺电应该争取苏联发表，使他能够发表。写的内容要从这么一个设想出发。因此不能多谈分歧和争论问题，可以说尽管我们还有分歧，我们还是要加强团结。要点出这么一个意思：说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是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的。
毛泽东还说：《九评》、《十评》的写作要抓紧。《九评》可以考虑彻底揭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国外根源和历史根源、思想根源。之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题目我在北京讲了一些，你们再想想看，还有什么题目。
邓小平提出了设想，如果《九评》写得好，就可以作为评苏共公开信的总结，大家要下功夫把《九评》这篇文章写好。邓小平还说，这篇文章要费些力气，要有充分的材料、充分的论证，事实上站得住，理论上站得住，我们先观察一个时期，再来完成这篇《九评》。
毛泽东还就中苏贸易谈了他的意见。他要邓小平告诉周总理：中苏贸易谈判，要减少进口苏联的东西，要坚持顺差，否则我们只还账，用我们出口的物资来还账。如果他们不要，那就把账挂起来。但是，我想他们还是要我们东西的，这是还账。不进口你的东西，那是因为我要的你不给，我不要的你给，我何必要进口呢。
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晚上就打电话转达给周总理，把毛泽东的这个原则指示作为中苏贸易的指导方针。
在吴冷西起草的稿子上，毛泽东作了认真的修改，加了许多段插话，一是修饰语气，表示客气，二是加上一些铺垫词句，最主要的是改了一头一尾，开头处他在赫鲁晓夫的职务头衔与祝贺语言之间加上“亲爱的同志”几个字，用意就是表示贺电是一个和解的电报，使苏共能够发表；在结尾处他加上“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它们总是会失败的”一句话，显示团结起来的力量和意义。
对毛泽东的修改，与会者均感觉画龙点睛，提纲挈领，不由得佩服之至。
稿子修改定稿后，毛泽东要求立即电传到北京，请刘少奇、周恩来再过目，没有意见就照这个稿子发出。因为赫鲁晓夫70寿辰是4月16日，毛泽东最后在长沙定稿是4月14日，贺电必须在4月16日前发出。
同时，毛泽东还要邓小平告诉周恩来，贺电发出一个星期内，我们不发表反修文章，以示友好，中国不是那么好斗，也不是永远斗下去的，我们还是讲团结的，就看对方怎么样了。
毛、刘、朱、周领衔的给赫鲁晓夫的贺电，4月16日发出，晚上新华社就广播了，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贺电全文。毛泽东、邓小平修改定稿的贺电，称赫鲁晓夫“亲爱的同志”，既热情洋溢地称颂“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于生长在列宁主义故乡的、具有长期革命传统的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一向怀着深厚的兄弟情谊和最大的尊敬，对他们在十月革命以来的几十年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又精炼地说明“中苏两个伟大兄弟国家的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从根本上说，只要我们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就绝不会放松他们的反苏、反华、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政策”；最后则坦率直言：“尽管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状态，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电文在各报纸登出来以后，许多党员干部感到很惊讶：怎么给赫鲁晓夫这么一个温和贺电?特别是对电文上称他“亲爱的同志”，说一旦有事还要团结，普遍反应强烈，但是人们仔细一想，都由衷地赞叹，猜测这是毛泽东的大手笔。因为当时中苏论战正酣，火药味十分浓，突然来了一个毛泽东领衔致电祝贺赫鲁晓夫70寿辰的大策略变化，而且10大内中国国内所有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不发表也不广播批评苏共的文章，尽显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艺术，充分展现毛泽东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智慧和天才，在国内外部引起强烈的反响。
决断中国出兵援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
1964年8月，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对越南北方实施轰炸，尔后采取“南打北炸”、“逐步升级”、“以炸求和”的手段，1965年5月将空袭扩大到整个越南北方，侵越战争升级，严重威胁到越南邻国包括中国的安全。
1965年5月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了来华访问的越南胡志明主席。胡志明对毛泽东讲：我这次到中国来，有三个目的：第一是问侯你和中共中央其他同志的健康；第二是代表越南劳动党、越南人民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给予我们抗美斗争的各项援助；第三是祝贺中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毛泽东说：第一点、第三点我接受，第二点不接受，全世界人民都感谢你们。感谢越南，不是你们感谢我们。
胡志明坚持说：我们要感谢你们，不只是我个人这样看，全体越南人民都这样看。有两个中国同志，不署名寄捐款给胡志明，一个寄100元，一个寄几十元，并说明是他们节省下来的薪金，捐献给越南，打美帝国主义。我们两国的关系真正是唇齿相依，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兄弟情谊。美军要增加到10万，要继续升级，要炸越南的工厂，要炸海防，甚至河内。我们已下定决心，即使敌人炸坏河堤，淹没许多地方，我们全党、我国政府和全国人民仍然坚决打下去。越南人民知道，不打败美国是抬不起头来的。我们准备打5年、10年、20年。
毛泽东分析说：美国打不了20年。美国打不赢你们，他们怕你们，你们将打赢美国。美国的人少，你们人多。他顶多来个十来万人。
在吃饭时的谈话中，毛泽东突然说：“我想到你们那里去，秘密去。”
胡志明说：“欢迎你去，但现在局势是这样，美机常轰炸。”他担心毛泽东的安全。
毛泽东紧接着说：就是要去看看被敌人轰炸的地方。形势好转我又不去了。我就是想现在去。以前，我被国民党、日本、美国的飞机轰炸了几十次、几百次，就是没有炸到我。现在，我想到你们那里看看，即使到靠近的地方也好，可以秘密去。
由于胡志明不同意，毛泽东的想法没有实现，但这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对越南人民的关心和支持。
建国以后，毛泽东多次在南方接见胡志明主席，但是1965年这一次非同寻常。因为美国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规模，使越南人民遭受前所未有的困难，毛泽东与胡志明更加相互理解和支持，革命战友之间的情谊更深更厚。
根据在场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省委九所，紧握着胡志明的手说：胡主席，我们一家人嘛！你说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兄弟的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于是，胡志明主席从中山装口袋中掏出一张条子，这是一张绘制着越南河内以北要抢修12条战略公路和示意图的绝密文件。他请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予以支援。毛泽东当即答应了胡志明代表越方提出的要求。
由于这张条子，便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陆续秘密出境，参加抗美援越战斗的一页光辉战史。据统计，从1965年6月至1968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32万人的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入越参战，其中伤亡5000余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国际主义的战歌。
胡志明主席在长沙给毛主席赠送了一些当时很稀奇珍贵的芒果。毛泽东转送给湖南省委的同志，每人一个。
离开长沙时，胡志明去向毛泽东告别，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越南人民斗争的无私支援表示衷心感谢，并提出把自己一根精美的拐杖同毛泽东那根普通的竹拐杖交换，作为纪念。毛泽东笑着说：用我这根打狗棍跟你换，不合算，我不能让你吃这个亏。胡志明拗不过毛泽东，只好作罢。
越南党和人民是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视为他们抗美斗争的坚强后盾。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为援越抗美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为此，胡志明主席对中国人民怀着深厚的感情，反反复复地说：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中国人民的援助，是我们越南革命者应该牢记和感谢的。
与西方国家政要论资产阶级法权
20世纪70年代，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卓越政治家、外交家的领导下，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日趋频繁，新中国外交逐步打开了新局面，特别是中美关系改善、中日建交等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令世人瞩目。毛泽东虽届晚年，但是仍然是各国领导人访问中国时特别想一见的领袖人物。1974年10月，毛泽东来到湖南长沙，休养了114天，期间邓小平先后陪同丹麦首相哈特林、也门主席鲁巴伊、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来长沙会见毛泽东。李先念先后陪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尤斯塔斯·威廉斯、马耳他共和国总理多米尼加·明托夫，到长沙会见毛泽东。这6次会见，使迫切希望见到毛泽东主席的外国客人实现了夙愿。当时为了保密，外宾乘坐的飞机往往在天上盘旋几圈，谁也不知道是降落在长沙。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放映的《新闻简报》，一般都有车队驶进北京新华门的镜头，给人的印象是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外宾。利用这些机会，毛泽东同各国政要和知名人士谈笑风生，纵论国际大趋势、世界大变化，他的真知灼见，令来宾深为佩服。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和夫人埃尔塞贝特·哈特林及随行人员。外交部的唐闻生、王海容、章含之随邓小平陪同丹麦贵宾到长沙会见。这是丹政府首脑首次正式访华。
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发表了一段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著名谈话。毛泽东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了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对周恩来、王洪文等人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复辟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后来被当作理论问题的指示在全国贯彻执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毛泽东这些思想观点，却是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要谈话中提出的，真是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