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团中央总书记到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理论与实践

从团中央总书记到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任弼时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理论与实践

夏远生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者任弼时，是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开拓者和卓越的实践者。他同种种削弱或背离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如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他重视加强人民军队的政治思想建设，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重视革命根据地的党的建设，努力发挥党的领导在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中的保障作用。他强调建设三三制民主政权中要巩固党的领导作用。他认为党要在思想上领导全党，党中央要正确地掌握党内思想问题、纠正党内错误，才能实现党的正确领导。他在确立毛泽东为中央领导核心、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的过程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任弼时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基本贡献

从团中央总书记到党中央书记，任弼时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理论与实践，几乎贯穿他的革命一生。任团中央总书记时，任弼时坚决维护和自觉接受党对团组织的领导，为加强党的领导、壮大党团组织创造了条件。参与中央政治局领导工作以后，他更加注意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同削弱或背离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进行坚决斗争。在领导革命根据地和人民军队建设中，他注意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健全党的领导，成绩突出。作为党的著名组织家，他深切了解组织建设对于实现党的领导和发展党的事业的意义，在各个革命时期都为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不遗余力。进入中央书记处领导岗位以后，他全力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起草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召开党的七大，为开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建树很多。

作为党的建设的理论家和组织家，任弼时的伟大贡献集中体现在下列方面：

1.任弼时一生致力于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党的建设，巩固党的组织，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奠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2.任弼时作为中央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力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起草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召开党的七大，为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辛勤操劳，颇有建树。

3.任弼时在长期的党建实践中，敢于和善于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在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过程中，体现和捍卫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党原则，努力避免党的危机，全力健全党的肌体、巩固党的团结、实现党的统一。

4.任弼时在领导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对于根据地党的建设十分重视，他所领导的湘赣、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建立党的坚强领导”、坚持党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保证完成党的艰巨任务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5.任弼时长期从事党的领导工作，善于总结党的建设和斗争的历史经验，所提出的一系列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芒的理论观点，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

6.任弼时就如何认识党性、增强党性和自觉锻炼党性作过较为系统的阐述，而且他本人就是具有坚强党性、坚持党性修养、模范地实践共产党人党性原则、躬行骆驼精神的优秀共产党人，为后代共产党人树立起党性原则和党性精神的丰碑。

任弼时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方面所作的艰辛探索和卓越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和发展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二、任弼时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基本实践

翻开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清晰地书写着任弼时的光荣和骄傲。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党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在中国革命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他审时度势，提出明确的主张和建议，克服危机、力挽狂澜，推动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向前发展，显示了他作为党和人民军队卓越领导人的气质和智慧，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正因为如此，他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成为党和人民爱戴的优秀领袖人物。

党的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任弼时在维护、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长期实践中，具有以下突出的特点：

（一）从团中央书记到党中央书记，始终致力于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

任弼时是中国青年的导师，是青年工作和青年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1920年他就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批团员。1924年从苏联学习回国后，他历任共青团中央局组织部主任、团中央执行委员、代理总书记、总书记，成为大革命时期共青团的主要领导人。那时候，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团组织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他明确提出把共青团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根本原则，要求青年团布尔什维克化，免除过“左”、过右及妥协的倾向，与党同时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在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中，他抓住时机，放手发动青年，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在斗争中壮大团的组织，并且把三分之一的团员输送给党，壮大了党的队伍。同时，他希望党加强领导，给予共青团以“组织方面和鼓动方面的全面帮助”【《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4页。】。1927年在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弼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6页。】确定中国革命远景和团的工作新方针的概念和工作思路。

在1927年的风云变幻中，任弼时先后当选为第五届中央委员和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自此参与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致力于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党的建设，巩固党的组织，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奠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任弼时在领导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对于根据地党的建设颇多建树，湘赣、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建立党的坚强领导”、坚持党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方面，有突出的成绩。任弼时作为中央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力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运动，起草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筹备召开党的七大，为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辛勤操劳，创立了功勋。党的七大期间，他在自己的发言稿的第四部分专门写了《关于党的领导问题》一节，进一步论述加强党的领导问题，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的意义。

（二）敢于和善于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

任弼时在长期的领导活动和党建实践中，敢于和善于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在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过程中，体现和捍卫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党原则，努力避免党的危机，大力健全党的肌体，巩固党的团结，实现党的统一，加强党的领导。1927年，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坚持真理，代表团中央几次面对面地向当时党中央的领导者提出批评意见，敢于抵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方针，大胆提出正确的革命主张以力图挽救党的危机。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奉命赴湖南指导工作，批评盲动主义倾向，果断停止了第二次长沙暴动的冒险计划。并在向党中央的报告中实际上支持了毛泽东把秋收起义军引向农村的决断。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期间，他在国内，与李维汉、罗登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参与对各省党组织和土地革命的指导，着眼于发展党的组织和工农武装，提出创造乡村割据，为克服“左”倾盲动主义，促进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1931年被派到中央苏区后，他曾一度执行了王明“左”倾错误政策，但很快认识到其中有问题，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朱德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任弼时既不得不执行中央的“左”倾路线，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苏区正确路线，支持了毛泽东的领导工作。在苏区党的建设工作中，任弼时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和调查研究，总结符合实际情况的工作规律，检查党的方针是否正确。他强调党在苏维埃区域的任务是“在正确的阶级路线之下领导并组织所有工农群众来巩固并发展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保证党对政权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绝对的领导作用”，巩固党的组织，坚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增强党的领导作用，成为最先决最重要的问题。【《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74页。】在党的组织工作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建立集体领导、巡视制度和加强党内民主的建议。在领导肃反工作中，努力坚持实事求是作风，正确估价干部队伍，加强党对肃反工作的领导，保护了许多好同志，消除“肃反扩大化造成的恐怖现象”。【《任弼时选集》，第93页。】他指出：“肃清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求得党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才能保障目前各种战斗任务的彻底完成。”【湘赣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任弼时体现和捍卫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任弼时的坚强党性，首先表现为他有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自觉地维护党的集中和统一。他在《对晋绥土改整党工作的意见》等文章中，全面分析了一些地方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正确指导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和整党工作，得到毛泽东的赞扬。

（三）全力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

任弼时担任团中央总书记期间，就坚决维护和自觉接受党对团组织的领导，既使团的工作得到大发展，也为党领导的斗争和党组织的扩大准备了力量。参与党中央领导工作以后，任弼时更加注意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同种种削弱和损害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1928年留守中央时，他强调“质量强健的党虽然党员数量不多，它必定比人数多过数倍而不活动的组织要强万倍”。【《任弼时选集》，第48页。】1934年底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之后，任弼时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保证党掌握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权，强调“要决心创造苏维埃根据地”，必须“建立党的坚强领导”；坚持党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保障党在革命战争中的指挥权，强调“加强对武装的领导和组织，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任弼时选集》，第85页。】；要求“党和政府要经常检查下面的工作，如果只管发决议，下命令，不去检查，这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对于我们是最有害的”【《任弼时选集》，第90页。】。要求“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级骨干和加强党的领导”。【《任弼时选集》，第95页。】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长征后期，任弼时在促进全党全军实现团结统一的领导方面起到了特殊的作用。1936年7月10日的电报中，任弼时就向党中央表明：“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局势，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苦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任弼时传》（修订本），第444-445页。】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明显削弱。为了纠正这种倾向，任弼时同彭德怀等向党中央写报告，提出打破国民党的限制，重新恢复红军的政治制度，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建设，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这是八路军在新的形势下，坚决接受党的领导，切实执行党的路线，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并在抗日战争中成长为一支英勇抗战模范部队的重要保证。后来在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建设中，任弼时明确提出“建立‘三三制’政权并不是要放弃政权中党的领导作用；相反的，我们要巩固这种领导”，【《任弼时选集》，第261页。】使边区政权建设以党的抗战与民主的政治主张为共同的政治基础，保证党在“三三制”政权中的政治优势和领导作用。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主要是“依靠党的主张的正确性，依靠党员活动的积极性”。1942年，在讲述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关系，理顺中央、西北局的领导关系时，任弼时提出建立和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党为核心来领导整个党政军民工作。【《任弼时年谱》，第434页。】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强调：“在整党过程中，领导机关所要注意的，不应该是很多很重地处分党员，而应该是发扬民主，正确利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来达到原则上的分清是非，达到纠正党内存在的不纯和改善领导作风的目的。”【《任弼时选集》，第453页。】

（四）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以实现党的领导

任弼时在党中央工作期间，既是重大方针政策的参与制定者，又是各项方针政策的切实执行者。他深切地了解党的组织建设对于实现党的领导和推进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所以他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都十分关注党的组织建设和发展。他的《白色恐怖下的党组织整顿和秘密工作》、《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中心工作》两篇文章，分别解决了白区斗争下党的组织形式如何适应形势的问题和苏区条件下党支部工作规程的问题。1938年，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党更加要健全和发展自己的组织，巩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是党在建设问题上最基本的任务。”【《任弼时选集》，第206页。】任弼时1940年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负责中央组织部、青委、妇委等部门。1941年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后，即着手整顿中央的办公机关，逐步建立了一套工作制度、行政制度和供应制度。他为党的组织领导工作和日常行政工作逐渐走向正规化做出了贡献。延安整风后期，任弼时协助毛泽东领导中央机关的精兵简政。1943年3月16日，任弼时代表书记处提出初步方案，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确定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中央书记处“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次精简整编，在党的建设特别是组织建设上意义深远，它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为党的七大在组织方面奠定了基础，增强了领导效能，同时为全党树立了精兵简政的榜样。

（五）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改善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

任弼时是协助毛泽东开展延安整风的主要领导人。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提出“党在思想领导上的重要性”的问题。任弼时认为这是在整风运动中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他说：党如果不能在思想上领导全党，党中央如果不能正确地掌握党内思想问题，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要使党来正确地领导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提议以此作为中央政治局第一项原则。他用事实揭露和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要求大家从中吸取沉痛的教训。为了加强党的思想领导，他还多次提出，必须转变党的工作作风，加强党的思想教育，认为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他协助毛泽东代表中央就有关思想范围的问题，做出了很多重要决定，并发表了很多阐述性的报告、讲话，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抓住思想领导这个根本问题，提高全党的思想觉悟，使全体党员受到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促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着重要的意义。

（六）拥立党的正确路线代表者毛泽东为中共领导核心

1938年任弼时受党中央的派遣赴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详细汇报，特别报告说，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毛泽东的主张的正确，已经完全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中国共产党正是采取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系列的正确意见，才有许多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才有党和红军的发展，才有遵义会议的召开，才有对于“左”倾错误的迅速纠正，才有三大红军主力的会师和结束长征的伟大胜利，才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才有党和军队在抗战以来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他断言：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由于任弼时系统地介绍中国实际情况，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取得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会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这有利于克服王明曾经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右倾错误，使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得以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所以毛泽东曾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任弼时在拥立毛泽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过程中，无论是向外宣传毛泽东，对内协助毛泽东，还是在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等方面，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正是有了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这样具有党的建设实践经验和到苏联学习背景的优秀领导人的支持，才使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被全党逐渐接受，才使毛泽东最终成为党的领导核心。

三、任弼时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基本理论

（一）阐述了坚强的党性观念

中国共产党是最讲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强调锻炼出和培养成坚强党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党把增强党组织和党员的党性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延安整风实质上就是一次对全党进行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的运动，促进了党的全面建设，增强了党性。任弼时在参与领导整风的过程中，就增强党性观念、自觉锻炼党性发表了多次讲话，对如何认识党性，什么是党性，中央为什么要做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怎样锻炼党性等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撰写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和1942年7月14日在中央党校的长篇报告，阐明了党中央要求全党党员加紧锻炼党性，提高党性，培养党性，增强党性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把党性的锻炼和修养当作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任弼时分析了党中央之所以提出增强党性的党内外的社会历史原因，强调党内缺乏党性的倾向和表现是严重的和危险的。增强党性的中心是解决组织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解决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的问题，每个党员要从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方面自觉地进行党性锻炼和培养，以实现党的集中、统一和团结，建设一个坚强团结统一的党。他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集中的或者最高的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任弼时选集》，第231页。】他批评宗派主义就是党性不纯，就是对党外产生排外性，在党内产生排内性，要克服宗派主义，必须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每个党员首先要做到“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党的利益，一切行动要合乎党的利益”。这是共产党员党性的根本含义。他强调党员要具有坚强的党性，把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是否符合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任务和党的路线，作为衡量党性的标志。对于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除了理论修养和斗争经验外，还要求有更加完备的思想方法，他认为，能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思想方法，能不能使阶级意识、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三者高度统一，是革命者是否成熟的标志，也是党员党性的最高表现。他强调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应该是出于对党的最高利益的“忠实性”、“坚定性”、“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而不是“盲从”；要在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坚守党性，而不是唱高调、套公式；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和团结而斗争；要自觉遵守党的统一纪律和铁的纪律；要与群众建立真正密切的联系，从群众中获取党的斗争力量。

（二）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武器

在党的思想路线上，任弼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革命斗争重要的“方法和工具”，必须运用这个武器“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反对不切实际地“仿效俄国党的经验”。【《任弼时选集》，第1页。】在延安整风时指出：“这里所指的理论是说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拿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既要“反对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公式来搬运的倾向，同时也反对那种不重视理论的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要有创造性的发展。【《任弼时年谱》，第431页。】任弼时最早阐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应当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1943年任弼时在《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中说：中国共产党“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因此，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只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任弼时选集》，第304页。】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中共建设史上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任弼时为此作出了贡献。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任弼时在领导作风、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就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脱离国情的本本主义。翻阅《任弼时选集》，约有10处提到“实事求是”概念，基本上强调的是：毛泽东正确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照实际情形规定我们的政策；共产党员培养和锻炼党性，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实事求是，把理论与实践、工作与学习联系起来，配合起来；各地党政机关都要像延安一样，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去解决生产建设中的许多具体问题；研究党的历史问题，应该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要告诉人们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去对待一切工作。他特别主张共产党人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去解决问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由于康生的严重错误，掀起“抢救运动”，使审干偏向歧途。任弼时知道后，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说，我们的革命队伍，哪能越革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他针对审干强调说：真正厉害的特务靠“抢救”是搞不出来的，要注意干部和群众的情绪，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任弼时年谱》，第455页。】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研究决定，坚决纠正在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错误，从而使整风运动恢复正轨。他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特别强调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达到全党的思想统一。通过总结建党以来20年的历史经验，阐明“根本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即如何使理论与实际真正联系的问题”【《任弼时年谱》，第407页。】。他严肃批判六届四中全会后的路线错误和严重恶果，并作自我批评，提出延安整风运动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他要求全党同志都要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贯彻强烈的群众观念，具备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使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习与工作一致。

在党的作风建设上，任弼时倡导勤于和善于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要求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精确地了解“本部门本地区上下左右的情况”，运用理论的力量，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了解内部联系，找出主要矛盾，来确定我们的方针”。他要求：“我们在订计划、写决议的时候，必须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按照实际可能的条件，按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经验去决定我们的政策和办法。”【《任弼时选集》，第288页。】他非常重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明确指出“党内党外均应加强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制度必须实行”，“必须先有党内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任弼时选集》，第461页。】。

（四）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加以理论总结

任弼时具有高度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他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善于解决复杂的重大的问题。他对于党的组织工作、军队政治工作、青年工作、土地改革工作和财经工作都有独到的见解。他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光辉著作为延安整风提供了指导方针和理论总结，任弼时则生动地阐述了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作了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系统阐释和发挥，为丰富毛泽东建党思想宝库做出了贡献。任弼时注意总结党的斗争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并加以理论概括，撰写了大量文章，在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上为毛泽东建党思想增添了一些新内容，对加强党的领导、促进党的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如关于加强和巩固边区党与政权的领导力量，改善领导方式的观点；关于建立集体领导的观点；关于推广党内民主化的观点；关于红军改编后仍然保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观点；关于把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巩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为党的建设最基本任务的观点；关于必须大大提高党员的创造精神，培养干部能够根据党的政策大胆地去创造的观点；关于不能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就可能丧失政治地位的观点；关于从五个方面加强党性修养的观点；关于把思想领导放在第一位的思想；关于创造性地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的思想；关于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转变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思想，等等。

（五）加强党的建设对于在全国执政的共产党来说特别重要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延安时期，任弼时就十分注重已经在苏区和边区执政的共产党的建设。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任弼时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就规定了一系列对苏区的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坚持和保障党对政权、红军、群众组织的领导作用的原则。在延安时期，他强调一是建设好“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二是要用很大的注意力去进行经济建设，两者密切相关，缺一不可，但边区的经济建设是“最中心的任务”。党必须提高对经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必须转变老一套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这样，任弼时就把执政党的建设同边区的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任弼时提醒全党要反对贪污、腐化和堕落的严重倾向，否则，“任其发展下去，干部和党员就会起质的变化，党、政府与军队也会被它逐渐腐蚀，这是十分危险的”。【《任弼时选集》，第299页。】任弼时在有关整风文献中更多的是侧重从执政条件下的共产党的党员、干部需要更加注意党性锻炼的角度来阐述他的党建理论观点的。为了争取全国革命胜利和在革命胜利后搞好经济建设，任弼时及时强调要加强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注意搞好党在执政条件下的自身建设。1947年8月，任弼时在同河北永年县委书记李新的谈话中，富有远见卓识地论述了执政党“自己办党”的问题。他说：“全国有许多党派，共产党执政以后，靠国家来养，其他党派怎么办呢？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执政以后，把国家变成党的，党很少受监督。我们执政以后，党和政权的关系怎么处理？领导党和其他党派的关系怎么处理？”“如果党自己能解决经费，又有监督，党政分开，才能做到人民的国家，党的领导。”【《任弼时传》（修订本），第845页。】

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任弼时对中国共产党步入城市进行全面执政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问题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他强调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党的建设也“要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重点”。他告诫全党保持清醒的头脑，说现在我们要防止因为经常的行政事务繁忙而忽视党务工作的现象；如果“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要纠正这种只忙于事务而对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很少注意的偏向，“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任弼时选集》，第473页。】。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执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讲话，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评价。

综上所述，任弼时在从团中央总书记到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二十多年革命领导生涯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致力于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为实现和巩固党的正确领导、加强和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值得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认真总结汲取他的宝贵经验，大力弘扬他留给全党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十六大精神的指引下，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人物研究处处长、研究员）

（来源：《任弼时百周年纪念——全国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200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