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红军在湖南三次大转兵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工农红军在湖南三次大转兵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内容提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红军在党的领导下在湖南实施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三次大转兵，反映了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卓绝探索和理论创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内“左”倾思想的复杂斗争，反映了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革命紧要关头坚持从实际出发开拓奋进的巨大勇气和实践创造。这对于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排除“左”右倾思潮干扰，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发展创新的正确方向奋勇向前，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和现实意义。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的文家市转兵，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株洲转兵，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湘江血战后的通道转兵，是工农红军在党的领导下在湖南实施的具有关键意义的三次大转兵。三次大转兵的决策和成果，集中反映了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卓绝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左”倾思想的复杂斗争，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紧要关头坚持从实际出发开拓奋进的巨大勇气。对于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排除“左”右倾思潮干扰，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发展创新的正确方向奋勇向前，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
一、工农红军三次大转兵的创新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军事上的转兵，战略上的转折，时局上的转变，都是中国革命因势利导、获得转机、转危为安、反败为胜的普遍规律和关键环节。工农红军在湖南的三次大转兵，就是土地革命战争中的转折点，富有创新意义。
1.文家市转兵，改变了中央原定攻打省会长沙的方针，把仅存的起义武装力量引向进军井冈山、开辟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成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起点。
1927年9月，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结合当时当地的主客观条件，创造性地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第一次高举起中国共产党和土地革命的旗帜，第一次建立工农革命军，发动和领导了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在起义行动受挫、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之时，适时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于9月19日晚召开文家市前委会议，毛泽东力主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虽然意见分歧、争论激烈，但是得到卢德铭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取得下一步行动方向的共识。9月20日，起义军余部经过政治动员，在毛泽东、卢德铭率领下，踏上沿湘赣边界山区、农村向湘南进发的征途，开始探索革命新道路的战略性转兵。
转兵进军途中，进行了三湾改编，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实行民主管理，从组织上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开始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转战到酃县水口后，毛泽东亲自主持赖毅等6名士兵的入党宣誓，将“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党建军原则付诸实践。水口连队建党，堪称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史上的创先之举。获悉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失败，征得王佐、袁文才的支持，毛泽东毅然率领工农革命军于10月27日进驻宁冈茨坪，开展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的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重要起义。它高举共产党的旗帜，首创工农革命军，率先提出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特别是在以攻打城市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受挫后，适时转兵，将革命力量转向农村山区，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端。
2.株洲转兵，避免了中央命令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将会导致的重大伤亡，通过总前委株洲会议作出放弃攻打长沙、转兵湘东、攻取吉安、发展赣西的重大决策，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军斗争的发展创造了前提。
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暴动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按照中央指示，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连续作战，乘虚攻占湖南省会长沙，取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第一次和唯一一次攻占省城的胜利。
8月23日，撤出长沙的红三军团与前来接应的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在浏阳永和会师，正式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组成当时最大的3万多人的红军主力部队，对于实现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和开辟更大战局产生了重大作用。
根据中央命令并经总前委多数人同意，红一方面军再次攻打长沙。数次总攻均未实现既定战役目标。9月12日，毛泽东、朱德在长沙郊外白田铺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根据敌情，权衡利害，撤出长沙之围，“拟撤占萍乡、攸县、醴陵、株洲等处待机”。①[①《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
9月13日，毛泽东、朱德在株洲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作出“东进赣西，攻打吉安”的转兵决策。红一方面军随即由株洲转兵，向湘东、赣西进击，打开了苏维埃斗争的新局面，不仅避免了攻打大城市的重大伤亡损失，而且以退为进、乘机开辟了大片红色区域，为党和红军克服党内“左”倾冒险错误创造了先机。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失败，证明在当时条件下实行全国总暴动、盲目攻打大城市的战略指挥是错误的。毅然决然地改变主攻方向，实施转兵，谋略新机，是红军克敌制胜的可取之道。
红一方面军转击湘东赣西广大地区，建立和扩大各地党的组织和工农武装，给国民党军以一系列打击，战胜敌人重兵“围剿”，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一全国最大的苏维埃区域，使红军斗争进入全盛时期。
红一方面军这支从井冈山走出的红军主力，集聚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的精兵强将，经过三湾改编、沙田军规、古田会议的洗礼，获得文家市转兵、株洲转兵的转机，在苏区斗争中起到了支柱作用，朱毛红军经验被推广到全国，也促进了各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和发展。
3.通道转兵，开始抵制李德、博古对党和红军的错误领导，接受毛泽东建议，放弃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使国民党重兵围歼红军的梦想化为泡影，为党和红军在湘江惨败后绝处求生，最终实现遵义会议伟大转折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34年12月初湘江战役的惨痛失败，使“左”倾领导者丧失了权威性，改变核心领导的呼声日益高涨，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对红军军事行动的发言权。
红军强渡湘江以后，蒋介石察觉到也害怕中央红军进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刻调兵遣将布置合围圈，企图一举聚歼红军主力，但是其阴谋被毛泽东洞察秋毫，毛泽东随即加紧进行党内高层的说服动员工作。
12月12日，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议下紧急召开了中央领导人的通道会议，通过党内最高领导层的严肃斗争，开始反对并改变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得到周恩来的支持，逐步化为多数领导人的共识。
中央红军因势利导、通道转兵，避免了红军北上湘西必然遭受的毁灭，为党和红军的艰险长征闯出了一条新的生路，更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在军事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工农红军三次大转兵的主因分析
1.三次大转兵都是在探索和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三次大转兵，历史背景既基本相似又有所区别，其历史特点也是既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同样是在革命的转折关头，敌强我弱，生死攸关。
1927年秋收起义部队文家市转兵，是在大革命完全失败、形势发生根本性逆转的背景下。
1930年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株洲转兵，是在表面上全国工农革命力量高涨、军阀混战不可开交，而实际上仍然处于敌众我寡、敌强我弱、革命仍然只能是坚持农村武装割据、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形势下。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的通道转兵，是全国苏维埃斗争大失败、革命战略重点和斗争方式亟须大调整的形势下。中央红军出师长征还不到两个月，已遭受了空前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远离苏区作战，对于创建根据地起家的党和红军来说，是最悲观的情形。面临惨重的失败，红军高级将领才把希望重新寄予曾经率领党和红军胜利地创建井冈山、中央苏区，领导中央红军打过许多胜仗的毛泽东身上。用张闻天的肺腑之言来说就是：“在目前这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①[①参见《党史研究》1980年第6期。]正是有了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部队经历了从错误估计革命形势到清醒把握敌我情况的必要改变，因此才实现了党史军史上关系生死存亡和前途命运的三次大转兵。
2.三次大转兵都是同党内“左”倾错误斗争的过程中实现的
三次大转兵，同样是发生了党内的“左”倾错误，危害严重，何去何从，存亡抉择。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失败，证明在当时条件下实行全国总暴动、攻打大城市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当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转兵向湘东赣西挺进时，红二军团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9月下旬渡江南征，向岳阳、长沙方面进击，准备配合红一、三军团再次攻打长沙。至10月下旬，红二军团先后攻克华容、南县、公安、津市、石门、临澧等县城，歼敌6000余人，扩大了江南根据地。但这些新占县城很快丧失，红军本身也伤亡很大，红二军团被迫向湘鄂边广大农村湖区转移。1931年4月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第一号》指出：“攻打长沙后，事实证明立三路线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所以总前委即由开始怀疑立三路线，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长沙撤围，在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上屡生争论，毛泽东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耐心说服高级干部放弃夺取中心城市的意见，在实践中纠正“左”倾错误，使红军战争得以顺利向前发展。比如带来中央长江局再打长沙命令的周以粟就被毛泽东所说服，转而支持转兵战略。朱德在《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得好：“敌人第一次‘围剿’被打破。这说明了：只有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诱敌深入，才能大量歼灭敌人。这是用事实反对了立三路线。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力量。”②[②《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1983年版，第130页。]
张闻天回忆长征初期同“左”倾错误斗争时指出：“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③[③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2月16日。]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把通道会议形容为“飞行会议”，他“提请大家考虑”“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且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机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④[④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中文版，第124页。]李德是“左”倾错误军事战略的主要制定者和指挥者，参加了通道会议，其记述应有参考价值。
3.三次大转兵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从实际出发而创造的
三次大转兵，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务实路线、通过艰苦斗争从而实现挽救革命危机、开辟前途新路的创举。
以文家市转兵为例，秋收起义爆发三天打了败仗，9月14日毛泽东就在浏阳东乡上坪开会、暂停攻打长沙，通知各团迅速向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5日湖南省委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停止执行长沙武装起义计划。9月19日前委会议最后决定经萍乡退往湘南，与粤北、湘南农军会合，执行湖南省委原定的湘南暴动。没有这种勇于承认失败、敢于改变初衷、善于寻找新路、勤于探索实践的革命精神，谈不上转兵之见，更谈不上进军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初中央巡视员李维汉到汉口密会郭亮和夏明翰，赞成停止两湖年关总暴动，李维汉曾谈起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匾，评价说秋收起义原来计划打长沙，毛泽东走到浏阳白沙，见势不妙，于是指示各路队伍在文家市集中，沿罗霄山脉南下，现在到了井冈山。他们对毛泽东的务实创新钦佩不已。
1930年第二次攻打长沙后，毛泽东适时总结此“战役是自有红军以来第一次大战，因此我军死伤亦不小”。①[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既肯定了红军英勇作战的战绩，又清醒地看到严重的不利因素，决断不再盲目攻打中心城市。对于株洲转兵，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宣传红军的著作《伟大的道路》中说：9月13日下午8点钟，朱德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生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危机。他们推翻了李立三路线，亦即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政策，而命令部队从长沙撤退。
萧锋在通道会议召开次日（12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道：“在渠水河畔牙屯堡的一个祠堂里，我们又见到了周副主席。他今天显得特别高兴，连水也没有顾得上喝一口，就召集我团几个领导开会，亲自交代抢占黎平城的光荣任务。周副主席高兴地告诉我们，插向滇东的行动计划，是毛主席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毛主席认为，在现在的条件下，放弃北上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西北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创造滇川边苏区，扭转红军出征以来的被动局面。大家感到有办法了。”②[②萧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页。]
4.三次大转兵都是在毛泽东正确的理论创新指导下取得的战争实践成果
三次大转兵，离不开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及时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所建树的正确思想理论的指导。
文家市转兵，显然是基于毛泽东“上山”思想。1927年大革命危急关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保存工农武装、开展军事斗争的“上山”思想——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7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进一步阐明工农武装“上山”的思想，强调“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7月底，受中央委托，毛泽东起草《湘南运动大纲》，提出以汝城为中心实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武装。毛泽东的“上山”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革命道路的萌芽，为中共中央及湖南省委制定秋收暴动计划作了积极准备，也为毛泽东后来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沿湘赣边界转移、进军井冈山作了理论铺垫。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讲的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③[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④[④毛泽东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4年6月23日。]，这一思想是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理论指导。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为什么我们上井冈山呢？因为下面住不得，所以才上山去，有什么法子不上井冈山，打游击战。……这旗帜不准我们在城里插，就到山顶上去插，永不放下。”
株洲会议和株洲转兵，是克服“城市中心论”，坚持“乡村中心论”的重大认识成果和实践成果。株洲会议，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后续一系列会议——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罗坊会议的先声，为统一全军高中级指挥员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思想认识，排除“左”倾盲动思想的干扰，开创苏区发展的大好局面创造了前提。从秋收起义的攻打中心城市到“工农武装割据”，从红军两打长沙的“城市中心论”再到坚定不移的“乡村中心论”，从“饮马长江”到“诱敌深入”，这种党和红军战略思想和决策上的曲折发展，充分证明党和红军的正确认识成果是来之不易的，也是关系重大的。
通道转兵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一直为红军制定的“避实就虚”军事战略。当蒋介石集结20万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北上时，博古、李德却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⑤[⑤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毛泽东在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继续主张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确定改变红军的前进战略。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被捕入狱，仍在谈话中高度评价毛泽东所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说：“现阶段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毛泽东同志的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解放全中国，这是正确的革命路线。”⑥[⑥《人民日报》1985年7月26日第5版。]
三、工农红军三次大转兵的深刻启示
1.实事求是、矢志创新是探索规律、开辟道路的思想指针
对初创时期相对弱小的革命军队而言，为了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进军方向转向农村山区。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文家市转兵、株洲转兵、通道转兵，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后退，其实是创新性的进展。它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也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奠定和遵循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和开拓创新革命精神。实事求是、矢志创新，是探索革命战争客观规律、开辟农村革命正确道路的思想基础和指导方针。文家市转兵时，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负责人瞿秋白就充分肯定湖南省委和毛泽东创新精神，指出：“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①[①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7年9月28日。]当前，我们面临“四化两型”建设的繁重任务，需要进一步弘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努力探索“四化”的规律和特点，创造“两型社会”新局面。
2.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党内生活健康有效运行的辩证法
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党内、军内、革命队伍中的思想斗争、政治倾向分歧从来没有停止过。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的专文中强调指出：“不经常在党内进行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斗争，不经常在党内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克服‘左’的右的机会主义，那么，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左’的右的机会主义就会在党内发展，就要影响与支配我们的党，就要使党不能巩固发展。”毛泽东在领导三次转兵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了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这一党内生活健康有效运行的辩证法。敢于斗争，就是“敢”子当头，不怕万难，去争取一切胜利。善于斗争，就是既不是无原则的妥协和退让，又不是教条和僵化的生吞活剥，而是能以艰苦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团结争取大多数人一起共同奋斗。当前，我们党在新的世情、国情、党情面前，需要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协调步伐、创先争优，应该正视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病害，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开展起来，以有力有效的党内思想斗争，保障党的机体、机制、机能健康运行，以更好地承担起时代、人民赋予执政党及其各级党组织的使命和责任。
3.会议讨论、多数定夺是民主决策的典范
三次大转兵，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决策的典范。三次大转兵，虽然在军事上都需要当机立断，但是在决策过程中都坚持了会议讨论、多数定夺的原则，避免了独断专行。与文家市转兵、株洲转兵、通道转兵这三次大转兵共同载入史册的不仅是军事转变行动，还有秋收起义文家市前委会议、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株洲会议、中共中央通道会议同铸辉煌。通道转兵时，危险迫在眉睫，战场时不我待，但是仍然召开了一个“飞行会议”——紧急的中央最高领导人会议，形成了多数意见，对党和红军的战略方向和进军前程作出果断决策。毛泽东在身处逆境、人被排斥的痛苦磨练下，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于是长征路上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最后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才终于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贺子珍的话可为印证：毛泽东当时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坚持党内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民主决策，是三次大转兵的历史留给后人的最重要的启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我们今天的各种会议不流于形式，不走过场，避免一言堂或群儒高谈，而发挥其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的应有作用。
4.争论归争论、执行归执行、党指挥枪是核心的原则
三次大转兵，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是，争论归争论，执行归执行，党指挥枪是最高的核心原则。文家市转兵前，秋收起义部队的一些高中级指挥员，强烈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名曰执行中央指示，实际上是不愿到山区乡村做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原来并不归湖南省委领导，也没有把毛泽东任书记的湖南省委前委真正放在眼里。到文家市后，他主张经浏阳进攻长沙，同毛泽东发生严重争执。卢德铭牺牲后，他对前委领导不尊重的态度越加明显，针对毛泽东布置的进军路程十分不满地说：“我当什么师长，连十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了。”株洲转兵时，中央派来的代表和红三军团很多干部也想不通，说什么三军团单独打长沙都打下来了，两个军团会师，不能不打长沙。文家市转兵、株洲转兵，军事指挥员都有异议，但是最后都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决断下，确保了党的正确领导。通道转兵时，对立面是在中央苏区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的中央总书记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但是，工农红军是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党指挥枪是根本原则，也是胜利的保障。今天，坚持党的核心地位，改善党的领导能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可以从湖南三次大转兵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教益和借鉴。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说：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其为路；井冈山的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这条路比井冈山时期还要难。工农红军在湖南三次大转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开创革命新道路的智慧和能力的不断进步，在党和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史上命运攸关、光辉永驻，对于七八十年后今天的党政军领导者继续改革创新，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来源：《全国党史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