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鸿武  郑曙村：着眼于长治久安的伟大探索——邓小平国家政权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着眼于长治久安的伟大探索

——邓小平国家政权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徐鸿武 郑曙村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起来以后，如何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这是一个及其重要、艰巨和复杂的历史性课题，也是一门高超的治国艺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形成了系统而丰富的国家政权建设的思想。认真研究这些思想对于指导我们今后的国家政权建设，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就邓小平国家政权建设的策略特征作一探索。

一、把民主作为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价值目标

“民主治国”是邓小平治国的重要谋略。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国家要真正实现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必须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战略任务。改革开放以后，他明确指出：要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1]邓小平之所以把民主建设提到如此高的地位源于他对民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的科学认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一段较长的时期里，人们把“民主是手段”的认识绝对化，完全否定了民主一定意义上的目的性，因而未能很好地重视民主，把其作为党和国家的一个根本目标和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纠正了这个片面的认识，把民主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他强调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2]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不可分离性。这种不可分离性必然要求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能否把民主列为社会主义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的生死存亡。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看，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缺乏充分的民主，或者民主法制遭到破坏，国家政权就不稳，就会出现动乱、对抗和暴力，甚至有变质的危险。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受到削弱以致破坏，这就为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提供了条件，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邓小平在总结这段教训时指出：“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作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林彪、‘四人帮’宣传什么‘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我们已经粉碎了这个专政。”[3]“如果让林彪、‘四人帮’继续搞法西斯专政，肆意践踏和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不仅国无宁日，经济崩溃，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方向也可能改变。因此，要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错误，使国家长治久安，就“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4]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有效地防止党和国家机关中的消极和腐败现象，使国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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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邓小平国家政权建设思想研究”成果之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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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健康、正常运转的根本措施。是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不断巩固发展，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最可靠的政治保证。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由于自身地位的变化、居功自傲以及受封建主义残余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党和国家机关内可能会产生官僚主义、特权现象、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等消极和腐败现象，这些现象严重腐蚀着党和国家的健康肌体。邓小平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的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只有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使人民有权对国家机关的活动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有权依法对那些破坏党纪国法的干部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才能有效地克服这些弊端。这样，人民“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5]

充分发扬民主，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国家才会长治久安。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和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6]，才能充分保证政权的人民性，才会使社会主义政权拥有广泛强大的群众基础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由于民主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邓小平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长期的、根本性的战略任务和目标。他指出：“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7]从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恢复和发展了党内民主；发展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扩大了基层民主，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行了依法治国，健全了社会主义法制。所有这些都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稳定，保障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奠定国家长治久安的物质基础

国家政权建设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而任何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能不能长治久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看能否尽快地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离开了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政权就失去稳固的基础。基于这个道理，邓小平特别强调发展生产力。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8]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后来邓小平更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看待发展生产力。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多次从理论上阐明了发展生产力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性。他认为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中国一切工作的基础，是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物质保障。首先，经济实力的增强，是实现国家独立的基础。邓小平明确指出：“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9]其次，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得到提高，才能使人民拥护社会主义，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牢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10]邓小平结合苏联东欧演变的教训，以及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谈了发展经济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11]“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12]经济不发展，国家政权不可能长治久安。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13]

由于经济建设关系到国家政权稳固的这种极端重要性，所以邓小平强调必须把经济建设摆在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的中心位置。为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领导全党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各项工作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也为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三、强调制度是决定的因素，注重制度化、法制化建设

长期以来，我们在理论认识上没有很好地解决治国安邦中，制度和人的作用的关系问题，以至于在实践中没有重视制度的建设，制度的不完善使我们付出了“文化大革命”那样惨重的代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得出了一个深刻的结论：“制度是决定因素。”[14]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他提出了制度问题同领导人的思想作风相比，制度更带有根本性的观点。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15]

制度问题之所以是决定的因素，这是由制度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的。邓小平深刻地揭示了制度本身的特性及其与党和国家政权的密切关系，他提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6]

鉴于制度的重要性，邓小平多次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是很不健康的，也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要消除“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源，保证社会主义事业不再发生大的失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就要注重制度建设，要针对现行制度的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邓小平全面论述了制度建设的内容体系。他要求要健全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包括党和国家民主集中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生活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监督制度等等。在这些制度中，邓小平尤其强调党和国家民主集中制和领导制度的建设。因为，民主集中制是其他一切制度的基础和核心，而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则是关键。另外，注重法制建设也是邓小平制度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认为，治理国家靠“人治”是危险的，“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7]他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按照这些方针和原则厉行法制，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奠定了“依法治国”的基础。

四、治国先治党，以党的建设带动国家政权建设

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党组织的状况对国家政权具有重要影响。邓小平在探索国家政权建设的的途径时，就充分考虑到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的关键地位，提出了用党的建设带动国家政权建设的策略。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有了这个思想，他在谈到党和国家必须具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时指出：“这种局面首先要从党内造成……我们国家也要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但是，如果党内造不成，国家也造不成。[18]。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党内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邓小平严肃地提醒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19]。“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20]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把这一思路确立下来。报告指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条切实可行的、易于见效的途径。邓小平充分阐述了治国先治党的依据。第一，这是由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决定的。“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各项事业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的地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工作做得好坏，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21]执政党的地位决定了只有共产党才“有资格犯大错误……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22]第二，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人，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影响全民族。党的这种表率作用，将会极大地带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第三，党内各项民主制度的完善是国家各项民主制度完善的前提和保证。如果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不能建立党员人人平等的关系，不保证党员的民主权利，不能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选举制，没有建立对党员的监督制度，就不能保障国家和人民民主制度化。邓小平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因此，要治理好国家，必须首先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加强党的建设主要是要抓好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邓小平对这三大建设都提出了要求。首先要始终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邓小平十分强调重视和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学习，邓小平强调，全党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创造性和预见性。学习马列主义不要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要精，要管用。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根本的是把党建设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这需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培养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使党的基层组织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和带领群众完成本单位任务的坚强战斗堡垒。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根本的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我们党克敌制胜，完成一切工作任务的法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说党同群众的关系是好的。同时必须看到，在领导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和少数党员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严重地败坏党的声誉，危害党群关系。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必须继续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才能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从而赢得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胜利。否则，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从严治党是新时期党风建设的重点。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多次提醒全党，要注意腐败现象的严重危害，坚决开展反腐败的斗争。如果不坚决刹住腐败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23]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总结教训，强调反腐败的战略意义：“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24]因此，邓小平强调：“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25]邓小平抓反腐败抓了十几年，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抑制了腐败现象，纯洁着党的组织，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从而有力地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

五、高度重视培养接班人问题，把其作为社会主义政权代代相传的百年大计

为政在人。古往今来，治国安邦，很重要的方面取决于选贤任能。有远见的政治家都把培养人才，选拔接班人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期性，它需要许多代人为之奋斗。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能不能长治久安，革命事业能不能代代相传，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取决于能不能造就出千百万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了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和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一直十分注意接班人的培养，并把它作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特别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妄图篡党夺权的严重教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极富远见地把培养接班人问题提到了全党的工作日程，并反复强调其重要性。1979年他指出：“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要看到这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26]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总结改革开放十五年的经验教训指出：“正确的路线要靠正确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27]

关于选什么样的接班人，邓小平强调：“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28]他主张要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和干部队伍“四化”的方针，选拔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以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同样，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29]邓小平还身体力行，带头打破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及时推动新老干部的交接，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了巨大贡献。

六、积极地批判借鉴中外古今治国的经验和政治文明成果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不能脱离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大道，而应吸纳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发展的文明成果。这样“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30]

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政治文明成果都是属于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东西，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巩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但同时也有反映民主政治的普遍规律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一面，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成果良莠混杂。因而邓小平强调：“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31]区分先进和落后、是否适合国情。在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中，以“三权鼎立”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包括议会制、两党或多党制等就不适合我国国情。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基本组织原则和政体形式，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和核心制度，它体现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社会主义国家要坚决批判和抵制。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32]

对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中那些积极的有益的东西则是我们应该借鉴的。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它对我们有益的东西。”[33]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邓小平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中可借鉴的内容：

第一，行政管理的方式、方法和经验。邓小平认为，西方的反映生产力属性，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管理方法，能提高效率，值得我们学习。他明确指出：“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34]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应该大胆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西方国家在维护公共秩序、维护社会治安，治理腐败现象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措施，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曾提到要学习新加坡的治国经验，他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35]

第二，民主政治的某些具体制度。邓小平曾明确提到要借鉴西方的以下几项制度：一是普选制。1987年，邓小平至少两次谈到要搞普选问题。他认为，中国也可以搞普选，但一定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在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36]“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后可以实现普选。”[37]二是公务员制度。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38]

第三，依法治国的经验。邓小平认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39]只有认真吸取资本主义国家依法治国的成功经验，才能尽快健全我国的法制，保障人民民主。

第四，反映民主政治普遍规律的原则和精神。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既体现了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本质，同时也包含一些反映民主政治普遍规律的原则和精神，像“三权分立”就是如此，它是资产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基本原则和政权组织形式，但其中也蕴涵着权力的必要分工和权力制约的合理因素，分工和制约是克服权力过分集中，防止权力滥用的必要和普遍的手段。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照搬“三权分立”的模式，这是邓小平多次阐明了的问题。我们否定“三权分立”模式，但不应否定它所包含的分工和制约的合理精神。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需要分工、需要权力监督和制约。邓小平认为，我们不搞“三权鼎立”和多党制，而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的优越性，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要监督和制约。他说：我们“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40]事实上，邓小平十分重视党和国家的监督问题，并发表过大量论述，对社会主义民主监督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

（作者徐鸿武为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郑曙村为曲阜师范大学经济法政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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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邓平文选》第1卷，第306、270页。

[2][3][4][5][6][7][10][14][15][16][21][23][26][28][30][33][38][3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168、348、333、322、176、86、308、333、333、205、403、222、326、337、168、225、336页。

[1][8][9][11][12][13][17][19][20][24][25][27][29][31][32][34][35][36][37][4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116、202、371、354、178、379、380、381、313、379、380、179、44、307、240、378、242、220、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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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