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陈云工作作风和行政特色比较研究
周恩来与陈云工作作风和行政特色比较研究
徐 行
［摘要］周恩来与陈云的工作作风和行政风格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共同具备和发扬了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民主团结、谦虚谨慎、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作风；他们共同具有勤政敬业、任劳任怨、谦虚谨慎、举轻若重、注重调查、深入群众、坚持原则、严格管理等优秀的行政特色。当然，他们的行政方式和思考问题的侧重亦存在差异。他们的合作共识、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对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今天行政体制改革和领导作风转变仍有指导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周恩来陈云工作作风行政特色
周恩来与陈云同是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是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决策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们的工作作风和行政特色既有许多相同之处，又存在差异。其优秀的作风和杰出的风范对当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今日我们加强政府管理、改进工作作风仍有启示意义。
一、周恩来与陈云共同具备的工作作风
（一）实事求是的作风
实事求是是周恩来和陈云共同具备的一个最基本的工作作风。周恩来认为实事求是既是作风问题，也是思想方法问题。他提倡求真务实，反对空头政治，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提出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去。在领导各项建设事业中，他提出了“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的12字箴言。［1］陈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曾提出15字箴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其中前9个字是体现实事求是精神的唯物论，［2］这是他一生工作的切身体验和真实写照。
周恩来的12字箴言和陈云的15字箴言皆是对实事求是作风的创造性应用和理论总结，他们都强调一切从国情出发，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他们一起抵制过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1956年周恩来根据中国基本国情明确指出：“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1］(pp190，191)陈云进一步强调：“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他还具体提出了要使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保持平衡并略有节余、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要使人民购买力的提高与消费物资的供应相适应。［3］毛泽东尽管错误地批评过反冒进，但在1960年6月14～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他仍对周恩来、陈云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予了肯定，并赞叹说：“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4］
（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周恩来和陈云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获得了人民大众的信任和拥戴。周恩来终生“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1］(p427)。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提出：“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5］1963年他专门为机关干部做过《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谆谆告诫大家：“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1］(p421)60年代初，为解决全国粮荒问题，周恩来殚精竭虑，费尽心血，度过了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在粮食部上报的32张报表上，他做了994处批注和指示。这些具有历史价值的珍贵手迹，生动展现了其心系民众的工作作风。［6］1966年3月9日，邢台地震的第二天，周恩来就乘飞机赶到地震灾区慰问群众，解决抗震救灾问题。1973年他最后一次到延安，看见当地人民生活仍很艰苦时，他动情地说：“我做了20年的总理，陕北没有改变，心里很不好受。”［7］
陈云一生心系民众，关心百姓疾苦，努力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他一贯强调：“我们在工作中，不仅要依靠组织，更主要的是要依靠群众。”［3］(p46)60年代初，他和周恩来总理为了解决粮荒问题，冒着政治风险批准进口粮食，解决了缺粮的燃眉之急。1982年，他亲自过问北京市民的冬储大白菜问题，要求有关部门对“生产、流通、消费这三个环节必须立即组织好”。［8］1984年为了解决中小学教师工资偏低的问题，他在《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的意见》送审稿上批示：“对中小学教师，不仅要有工龄工资，而且要使他们的工资标准，比同等学历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略高一点才好。”［2］(p46)在陈云的过问下，从1985年起国家为几百万中小学教师增加了工资，促进了教师社会地位、待遇水平的提高，稳定了教师队伍。
（三）民主团结的作风
周恩来和陈云皆是坚持党内民主作风的典范，他们都强调在领导工作中要集思广益，民主协商，广泛团结各界人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周恩来认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应该是一种平等、合作的关系。他特别欣赏“协商”这两个字，认为通过协商既充分发扬了民主，又避免了只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可能发生的简单化、形式主义倾向。他提出：“我们要吸收不同意见的人在一起，要善于和这些人一起协商，团结他们。”［9］陈云一贯倡导要充分发挥民主，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对于一件事，自己有了意见后，可以先放一放，再考虑考虑，听听有没有不同意见再做决定。他常说：“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10］陈云晚年仍一再强调：“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集体的充分讨论，以便减少失误，少走弯路，把事情办得更好。”［3］(p353)
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周恩来与陈云总是在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经过缜密思考后再做出最后决策。如当年治理淮河时，河南、安徽、江苏各省提出了不同意见。周恩来多次听取各方观点，最后制定出打破省界、上中下游利益兼顾、蓄泄并重、标本兼施的治理方案，合理解决了各方矛盾，使淮河治理工程顺利进行。周恩来主持国务会议时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很善于综合各种不同见解，吸收众人所长形成决议。陈云曾四次代理国务院总理职务，他主持会议的风格和周恩来一样，先发动大家阐述各自的看法，充分发扬民主，展开热烈讨论，最后再综合归纳，提出自己的意见。如1954年11月，陈云主持召开了讨论五年计划草案的会议，在十多天的会议中，与会者纷纷发言，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议论最多的是石油、农业、交通三个问题。陈云在充分听取大家意见后，才针对这三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充分反映出其民主的作风。［11］
（四)谦虚谨慎的作风
谦虚谨慎也是周恩来和陈云共同的优秀作风。他们皆虚怀若谷，严于自律，反对宣传和突出个人，从未有任何私欲。周恩来一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从不争权夺利、甘当助手的精神，得到了党内外各界人士的一致赞誉。陈云同样也是淡泊名利、默默无闻地为党和人民奉献。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自己的工资待遇问题亲自给中组部打电话，要求把自己的工资定为二级。［12］在党的八大召开前，中央决定增补陈云为副主席，他谦虚地表示自己不行，不必加他。为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专门评价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13］
周恩来始终把个人融入集体之中。他认为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他非常善于在领导集体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并在这个位置上出色地完成各项工作。他时时想到的是“戒慎恐惧”“戒慎恐惧”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修身方法，《中庸》说：“戒慎于其所不睹，恐惧于其所不闻。”。陈云专门论述过怎样正确看待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他指出：“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14］
(五)艰苦朴素和清正廉洁的作风
周恩来和陈云都有着勤俭节约的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们始终保持着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优秀共产党员的本色，是党内公认的遵章守纪，严格自律的楷模，坚决反对任何贪污腐化行为。周恩来对家乡干部带给他的土产品，要么退回要么高价付款。1973年9月16日，周恩来送走法国客人后，在回招待所的途中，他请身边工作人员到杭州楼外楼吃饭。饭后他让警卫员去结账，第一次饭店收了10元钱，周恩来觉得饭费不对让警卫员去补款，饭店又收了10元钱，周恩来第三次要求警卫员去补齐了饭费。［15］陈云一贯公私分明，一点小事也不放过。他曾立下不收礼的规矩，要求工作人员，凡有人来送礼必须向他报告，不得擅自收下，并把自己的稿费先后捐赠给希望工程和北方曲艺学校。他下基层时总是强调艰苦奋斗，反对铺张浪费，并严格规定自己的伙食标准。他用东西也很节约，一个皮箱从延安时期用到解放后很长时间，3个刮胡刀刀片用了10年。［10］(p335)
周恩来和陈云不但廉洁自律，而且很注意对其他干部、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加强教育、严格管理。周恩来专门讲过领导干部一定要过好“五关”的问题，其核心就是要求共产党员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详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3～428页。陈云清醒地认识到，党的干部手中都大大小小地拥有一定的权力，如果缺乏监督、犯了错误，不但会脱离群众，更会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因此他谆谆告诫党内同志：“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必须对干部进行检查监督和纪律约束。他提出要两个文明一起抓，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觉悟，坚定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3］(pp275，348)
二、周恩来与陈云行政风格的共同特色
(一)勤政敬业，任劳任怨
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和国家的事业顾全大局，任劳任怨，是周恩来与陈云行政风格的共同特色。周恩来提倡领导干部要“五勤”、“四多”“五勤”即眼勤、耳勤、嘴勤、手勤、腿勤；“四多”即遇事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多提看法、多实践。见吕聪敏的《练好基本功受益一辈子》，《秘书工作》2008年第11期。，不能像旧官僚那样做“循吏”，墨守成规，碌碌无为；要积极做到事得其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努力提高行政效率。他每天都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经常工作到深夜或凌晨。晚年在重病中仍坚持工作。在他生命的最后587天里，他忍着巨大的病痛，共约人谈话220人次，会见外宾65次，开会32次，最长一次会开了3小时45分钟。［15］(p215)陈云身体一直不好，但在艰苦的环境中他经常带病坚持工作。如一年初冬，病中的陈云仍坚持围着被子批阅文件，周恩来破例要给他提供暖气，被他谢绝了，他认为已经定下来的取暖时间不能因他破例。［16］
周恩来和陈云任劳任怨的行政风格还表现在他们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凡是工作遇到困难或挫折，总是先找自己的原因，勇于承担责任，即使被人误解，也不灰心丧气，从不耽误工作。1956年毛泽东对反冒进提出尖锐批评时，周恩来和陈云从大局出发，完全承担了责任。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对前几年经济工作的挫折主动承担了责任。“文化大革命”时期，陈云基本上是靠边站了，周恩来也时常受到“四人帮”的攻击，但他们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坚持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
(二)认真细致，举轻若重
周恩来和陈云行政风格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举轻若重，对任何事情都考虑得很细致、很全面、很周到，办事认真仔细，处理政务三思而后行。周恩来举轻若重的行政特色，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就是一贯尽职尽责、严谨精细、考虑问题周密全面、不避繁琐。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容不得半点马虎和懈怠。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节粮度荒的关键时期，周恩来总是在忙了一整天工作后，深更半夜还亲自打算盘，一遍又一遍地计算哪个省有多少粮食，哪个省调出或调入多少。身边的同志提醒他像这样具体的技术工作可以让别的同志帮做一下，他严肃地回答道：“这可不是小事，它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大问题。”“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作为一国总理，那怎么行呢？”［17］
陈云处理政务也很细致入微，他在遇到问题时爱追根求源，考虑问题非常周全，深思熟虑，不仅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而且注意问题的各个侧面。据秦仲达回忆：为了解决化工设备制造所需的材料问题，陈云与大家一起仔细研究，反复核算，建议中央每年拿出一定外汇，用于进口制造合成氨成套设备的重要材料。他提出的建议内容明确全面，连由哪个部门及人员负责都做出了具体安排。不仅考虑了设备制造问题，还提出要抓主机成套、机组成套、车间成套、工厂成套，二类、三类物资和商业物资配套问题。他要求各部委、中央和地方各部门一定要密切配合，共同努力，为化肥工业的快速发展铺平道路。［18］
（三）注重调查，深入一线
搞好调查研究，弄清情况是领导做出正确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周恩来和陈云都很注重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周恩来经常要求各级干部多下基层，多接近群众，多了解实际情况。他建议：“我们的人大代表，还有政协委员，每年应有两次到人民中去直接视察工作。他们可以从与政府不同的角度去接触广大人民，接触实际，看我们的工作是否做得恰当，做错了没有，有什么缺点，有什么偏差。”［1］(p207)陈云常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3］(p189)他认为只有从现状表面入手，深入进去弄清真实情况，才能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调查研究贵在深入、翔实和缜密；要以大量的事实为基础，形成对情况的整体把握。
周恩来和陈云身体力行，带头深入工厂、农村、学校做实地调查工作。他们分头到河北、天津、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对农业、水利、工业、科技、文化、教育等各行业的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如1958年周恩来就三峡大坝修建问题，亲自率领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和专家以及湖北、四川两省负责人到三峡一带实地调查，一路上不断征询专家意见，最后衡量两种不同意见的利弊，做出了暂不上马的正确决策。陈云曾四次下江苏省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农村做调查。他亲自到农民家中了解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吃饭等情况，还找了与青浦县土地、人口、气候条件不同的萧山、无锡两县的同志，比较研究了农作物种植安排上的若干问题，了解到当时农村的真相，对中央制定正确决策有重要影响。
（四）统筹兼顾，深谋求稳
周恩来和陈云行政风格的另一个共同特色是考虑问题很全面，主张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坚持对国家各项建设有一个长远的通盘考虑，强调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周恩来指出：“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有重点有计划地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他认为：“要使各个方面都能全面地有配合地向前发展，才能保证我们计划建设的胜利。”［1］(pp7，111)陈云专门解释说：“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3］(p211)
稳步发展、反对冒进是周恩来和陈云在领导政府工作中达成的共识。他们都强调要扎扎实实地稳步前进，反对不顾国情地急躁冒进。周恩来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域广阔、情况复杂的大国，工作不能操之过急，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错误，造成重大损失。各级干部要保持清醒，不要头脑发热。陈云一再强调：“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3］(p206)1956年底至1957年初，陈云代理总理期间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第41次全体会议，还两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削减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问题。他明确指出：财政预算和现金收支必须平衡，不能有赤字。工业和农业必须兼顾，工业、交通等基本建设应该有适当的比例。“我们的建设规模应该有所根据，不能想多少就多少”。［11］
（五）坚持原则，严格管理
周恩来和陈云一贯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坚持原则，带头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对各级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敢于和善于做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周恩来看来，严格的纪律并不只是约束被领导者的，首先是约束领导者的。上下级之间、党内与党外之间应该互相监督，共产党员更应该带头遵守各项纪律和各种规章制度。他严肃地指出：“如果说‘严于责己，宽于责人’，对共产党员就应该要求严些。党外的同志们也应该责备我们严一点。”［1］(p394)对国家机关中某些违法乱纪、贪污腐化、营私舞弊、侵害国家和人民利益者，必须依照党规国法严肃处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敏锐地意识到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他做中纪委书记期间认真抓了党风建设问题，严办了不少大案要案。
为严格管理，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周恩来和陈云都很善于使用这种工作方法。熊向晖曾几次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他认为受益终身。［19］周恩来和陈云不但善于开展批评，还勇于做自我批评，他们从不隐讳自己工作上的过失，这不但没有影响他们的威信，反而映衬出其人格的伟大。如陈云在1979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坦诚，自己也有很多反面教训，“156项”中的三门峡水利工程“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3］(p255)
三、周恩来与陈云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差异
（一）正确的主张被误解时的处理方式不同
周恩来一般是先承认下来，接受批评，不做辩解，待以后实践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有时他还做些必要的妥协。而陈云常常要对自己的正确主张做出解释，他有一句名言，叫做“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20］他认为：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了缺点错误，就立即弥补和改正。如果“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3］(p206)。
周恩来和陈云都曾被迫就反冒进问题做检查，但在“大跃进”中，陈云仍根据经济发展形势提出自己的合理化建议。1958年下半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层层加码，陈云认为不切实际，不要对外公布指标。他建议胡乔木向毛泽东转告自己的观点，胡乔木不敢去。后来他决定亲自向毛泽东直抒己见。他把运输、煤炭、矿山、电力等问题一个一个摆出来，建议把钢产量降到1600万吨。陈云这种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对1959年经济指标问题“陈云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并称赞说：“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2］(p13)
（二）思考问题的侧重点和特长存在差异
周恩来和陈云同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和杰出的政治家，但他们的行政管理范围和思考问题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周恩来担任总理长达26年，总管国防、外交、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一切重大事务，负责国家长远发展和各项建设的长期规划，他要思考如何处理好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新中国各项事业协调发展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发展问题。相比较而言，陈云领导和负责的工作范围偏重经济领域和党的组织建设，尤其对财经工作很有专长。周恩来的行政管理和思考问题的侧重点更宏观一些，陈云则略微观一些。
由于分工不同，加之个人经历不同，周恩来和陈云的特长也不尽相同。周恩来善于处理复杂的国际问题，是世界公认的杰出的外交家，堪称中国外交第一人。陈云善于处理复杂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的财政、金融、农工商业的发展问题，是中国首屈一指的财经专家。“文化大革命”前他一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财经工作，在财经管理方面凸显出领导才能。1959年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在去长沙的火车上对王任重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21］这是毛泽东对陈云的中肯评价。
（三）领导风格的差异
从领导风格和个人性格上看，周恩来和陈云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着差异。他们的共同之处是皆恬淡、温和，待人和蔼可亲，温文尔雅，作风民主。不同之处在于周恩来性格乐观、豁达，思维敏捷，视野宏伟，始终在一线工作。其领导风格是外柔内刚，以柔克刚。他善于求同存异，协调各方，广交朋友；善于宣传鼓动工作，能言善辩，感染力强。陈云则善于做幕后英雄，默默无闻地为党和人民勤奋工作。他善于思考，思想敏锐，但不愿意过多地出头露面；他对中国国情认识深刻，对国民经济发展深思熟虑。然而由于身体原因（包括性格因素），他较少参加公开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在晚年，外国学者评论说：陈云尽可能不在公开场合露面。避免会见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他在幕后施加影响。他“在行动上谨慎，在不公开的会议上自由地阐述自己的思想，即使不同意也会坚决遵守党的决定，从不搞试图改变党的决定的非法活动”［22］。
周恩来和陈云领导风格的差异与他们的性格有关。总体看来，周恩来是一个综合性但略偏向于外向型性格的领导人，而陈云基本上是一个内向型性格的领导人。这两种性格的人一起工作往往能很好地合作互补，相辅相成，周恩来与陈云在工作中的密切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四）决策方式的差异
周恩来与陈云在决策中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但在具体的决策方式上略有差异。周恩来曾专门写过《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精辟地论述了决策制定中应掌握四个步骤：“首先，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次之，要依此与党的总任务联系起来，确定一时期的任务和方针。再次，要依此方针，规定当前适当的口号和策略。又次，然后据此定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和指示。”［5］(p129)周恩来把决策制定与转换过程分解为四个基本环节，并形成环环相连的顺序。他认为抓好了这四个环节，使决策制定过程建立在调查研究与紧密联系党的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正确的决策。陈云的决策方式主要体现在他提出的15字箴言的后6个字中，即“交换、比较、反复”，这是陈云在长期工作中总结出的一种科学的决策方法。陈云教导各级干部在进行决策时不能只有一个方案，而是要尽可能地把一切可以提出的方案都提出来，进行比较，决策过程中可以有反复，要进行纵横比较，不断总结经验，随时纠正偏差。
周恩来和陈云的决策方式并不矛盾，区别主要是他们思考决策方式的视角不同。周恩来是从决策制定过程的角度探讨的，目的在于启发一个领导者如何将党的总任务适时转化为一定时期内可供执行的决策，并要求一个领导者必须掌握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基本环节。陈云思考的角度是如何根据形势发展对已经做出的决策进行完善、修改和贯彻落实。虽然他们思考的角度不同，但其精辟观点和方法对行政决策和行政管理理论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和陈云的行政方式与领导风格各有所长，相辅相成，互相影响，互为补充。他们的合作共识，有利于纠正当年极“左”的错误，保证国家政治经济稳步发展，成为新中国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的优秀工作作风和行政管理特色对我们今天政治体制的改革、政府作风的转变、现代领导科学体系的完善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继承和发扬周恩来、陈云所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学习和借鉴他们勤政敬业、任劳任怨、谨慎细致、举轻若重、心系群众、深入基层、坚持原则、严格管理的优秀行政风格和特色，对新时期新形势下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 参 引 文 献 ］
［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页。
［2］ 《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30页。
［3］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4页。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215页。
［5］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1页。
［6］ 曹应旺：《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7］ 陈扬勇：《走出西花厅——周恩来视察全国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05页。
［8］ 朱佳木：《陈云同志心系群众二三事》，《国风》2005年第5期。
［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29页。
［10］ 《缅怀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11］ 张金才：《陈云四次代理国务院总理始末》，《党史博采》2009年第3期。
［12］ 朱佳木：《陈云同志的风格》，当代中国研究所网站，wwwiccscn/contents/308/8474html。
［13］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21页。
［14］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296页。
［15］ 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78页。
［16］ 邹研：《周恩来和他的卫士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
［17］ 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总理生涯》，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6页。
［18］ 秦仲达：《倾心化肥为农业，唯实求是堪楷模》，《中国化工报》1995年4月19日。
［19］ 《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87～400页。
［20］ 薄一波：《我对陈云同志的思念》，《人民日报》2005年6月15日。
［21］ 《王任重文集》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
［22］ 〔美〕大卫?Ｍ?贝奇曼著，孙业礼等译：《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305页。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