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与青年团工作研究述评
任弼时与青年团工作研究述评
李玉琦
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他为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创建新中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他30年的革命生涯中，与中国青年运动和中国青年团组织有着一种不解之缘。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是1920年于上海加入青年团，而他辞世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为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创刊27周年写的纪念文稿。由于他是中国青年运动和中国青年团组织优秀领导者，为中国青年运动和中国青年团组织的健康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在1949年4月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与会代表一致推举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在至今的中国青年团史上，他是唯一担任过这一荣誉职务的人。这无疑可以充分体现任弼时在中国青年团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由于任弼时在新中国诞生仅一年时，便英年早逝，所以对于他的生平及思想理论贡献的整理和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这一点在任弼时与青年团工作方面表现更甚。为了能够有助于任弼时与青年团工作课题研究工作的开展，仅就个人所能见到的资料，对此课题目前的研究状况略陈管窥之言。
任弼时与中国青年团工作的研究现状
任弼时与青年团工作研究在目前处于相对薄弱状态。据笔者所见，至今还不曾出版过关于任弼时与青年团工作的研究专著，就是研究论文粗略统计总数不会超过20篇。其中在纪念任弼时诞辰80周年时，蒋南翔发表的《任弼时同志对中国青年运动的伟大贡献》一文是较早综合阐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此后，在纪念任弼时诞辰85周年前后，又有几篇文章发表。到了纪念任弼时诞辰90周年时，又有数篇研究论文问世。这也就是说，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关于任弼时与青年团工作的研究才逐步开展起来。但是，由于研究力量和资料积累不够，所以研究成果不论在广度方面还是深度方面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开发。好在《任弼时年谱》和《任弼时传》的出版，弥补了这方面研究上的许多不足，并且为开展任弼时青年团工作思想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线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任弼时与青年团工作研究。
现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关于任弼时与青年团工作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有关任弼时生平中青年团工作经历的研究。
研究任弼时与青年团工作，必然要结合其参与青年团工作的经历。因此所有研究任弼时与青年团工作的论文都要谈及这方面的事情。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所论及的内容主要是两段：一是任弼时参加革命初期，在青年团内工作这一段；一是任弼时革命生涯的后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成员之一，参与重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这一段。而中间一段只是个别文章有所涉及，并没有专题的论文。
对于任弼时加入青年团和开展青年团工作这一阶段的经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主要如下：
1920年，任弼时16岁时于八九月间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经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介绍赴苏俄学习。1924年7月，结束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三年的学习生活启程回国，8月抵达上海，9月22日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他担任团江浙皖区委委员。由此任弼时走上团的工作岗位。3天后，在9月25日的团中央局会议上，又被聘为团中央宣传委员会下设的编辑部编辑员，不久又根据团中央局的决定加入团上海地委工作。10月9日，团中央局决定任弼时担任团中央俄文翻译。12月27日，经团中央局会议决定他作为青年团三大议案准备委员会成员，参与青年团三大的筹备工作。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在团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组织部主任。同年5月，因团中央总书记张太雷调离，任弼时代理团中央总书记职务；7月，任团中央局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1926年10月下旬，赴莫斯科出席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1927年4月中旬，返回上海，继赴武汉出席中共五大和主持召开青年团四大。在青年团四大的闭幕式上，继续当选为团中央总书记。1928年3月下旬以后，任弼时正式调离团中央，到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工作。
从上述内容看，对于任弼时直接从事青年团工作经历的研究，还只限于一个简单的过程，对于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比较详细的工作经历还有待深入地挖掘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
对于任弼时领导重建青年团这个阶段，由于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87年10月和1996年4月先后出版了何启君编著的《青年团的初建》和《青年团重建史料集萃》两书，使得这个问题相对显得清楚一些。从时间上看，论者一般认为这个阶段是从1946年5月任弼时提出重建青年团开始，直至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召开为止。这时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一。由于这时全党正面临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创立新中国的任务，任弼时日理万机，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但是他还是从一个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和战略思维出发，为青年团重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其中有十分深刻的内涵，值得人们认真探索和思考。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泛泛叙述过程较多，深入进行理论探索的略显不够。
对于1928年调离青年团工作岗位到1946年5月以前这段时间任弼时与青年团工作关系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人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只是在个别人的文章里有所涉及。【见蒋南翔：《任弼时同志对中国青年运动的伟大贡献》。】这在事实上是一个空白。出现这种情况固然与任弼时已经脱离青年团工作领导岗位和1936年11月党决定改造青年团有关，但是决不能因此忽略这方面的研究。可是目前由于这方面的历史资料比较分散，研究起来困难大，再加上其他认识方面的原因，使得需要做的工作都没能进行。
2.有关任弼时对青年团建设与发展的贡献的研究。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和回忆资料看，任弼时对青年团建设与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1）在大革命时期切实加强团的组织建设工作，发展壮大了团的组织，充分发挥了团的助手作用。
1924年8月，任弼时从苏联回到中国后，在3年多的时间里，主要从事青年团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他注意从调查研究入手，采取建立健全和调整青年团的组织手续和机构、明确各项组织手续与规定、依斗争需要即时调整组织常设机构及职责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切实加强了团的领导机关的工作效能；同时通过具体实施党团分化工作，大力发展团员，并不断地向党输送优秀团员和干部，以切实体现团的性质；另外还通过“改变团的社会成分”、“改造组织、提拔工农分子”等方面工作，使大批劳动青年加入到团组织中来，不仅壮大了团的队伍，而且改变了青年团成立以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局面。【蔡庆新：《任弼时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建设》。】但是目前对于任弼时开展上述各方面工作情况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在此期间，任弼时就青年团组织建设问题还提出许多颇有见地的思想和主张。主要有：关于团组织的发展，主张借助社会民众运动高潮，抓住机会，扩大影响，以达到发展目的；关于团员标准，认为应依据组织发展原则及斗争需要做适时调整；关于团内民主生活，主张“厉行民主集权制”，不能少数人包办一切；关于秘密组织与扩大工作的关系，认为秘密组织是未取得政权时组织生存、发展和扩大工作的最必要的条件；关于团的工作方式和作风，主张深入青年群众，从引导青年群众争取本身利益入手，逐步引导他们到总的政治觉悟及行动，“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而奋斗的团体而取得其信仰”；关于开展少年儿童工作，认为这是青年团为培养将来的无产阶级战士的重要工作。【蔡庆新：《任弼时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建设》。】任弼时的上述观点和主张虽然是针对当时工作谈的，但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对青年团工作有重要现实意义，当前青年团工作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如果能够深入地开掘和探索，对当前的青年团工作会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此外，任弼时在五卅运动前后关于青年运动的战略策略思想也是值得更加深入探讨的课题。
（2）在大革命后期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面对“白色恐怖”带领青年团坚定跟党走，并领导青年团同陈独秀右倾错误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抵制和斗争，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领导青年团建立了特殊的功绩。【张欣：《任弼时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述要》。】
这是一个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件特殊的历史事件，它恰恰集合于任弼时一身，就尤为显现出其独特。大革命后期，在四一二以后，中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这时革命队伍内部分化十分严重，确实是“有人落伍、有人颓唐、有人叛变”。但是就在这种条件下，任弼时主持召开的青年团四大，旗帜鲜明地宣告要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然而也是在这时，任弼时领导青年团同样旗帜鲜明地批评和抵制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任弼时这时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斗争的原则性得到充分地体现，因此所有研究任弼时生平的人都要涉及这件事情。对此，《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青年团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党中央指导者“想闭住青年团的口，否认青年团有提出政治问题决议之权；但是这并没有成功——青年团始终站在共产国际政策之上。”写在党中央文件上的这些话语，是对任弼时这一贡献的最好评价。可是，对于这一事件的记述，现有的研究成果在叙述上还存在一些差异，并且限于资料，一时还难以形成共识；另外对于这一事件的研究，不仅在于对历史事件本身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从青年团如何发挥自身职能方面进行探讨，以借鉴历史经验，做好现实工作。
（3）及时纠正了团内出现的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的倾向，为团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长远的历史意义。【蒋南翔：《任弼时同志对中国青年运动的伟大贡献》。】
这是几乎所有研究任弼时与青年团工作问题时经常提到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段历史对于青年团工作有长远的借鉴意义，在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的过程中，以及后来青年团工作实践中解决与此相关问题所形成的一些理论观点，是开展青年团工作的重要原则。可是到目前为止，对于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由于缺少相应的历史资料，还不甚清晰，记载这一事件的重要文章《先锋主义和取消主义》一文的作者“小毛”究竟是何人，至今尚未查清。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全面认识和反映任弼时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深刻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也会有不利的影响。另外，召开这次团中央扩大会议是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会议的重要任务是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而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是一次“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的会议，这样的历史背景对于解决青年团的这个错误倾向产生了什么影响，也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课题。
（4）在抗日战争时期，纠正了陕甘宁边区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妥善地解决了青年组织的特殊工作与党的中心工作的关系问题，对于青年组织开展工作有长远的指导意义。【蒋南翔：《任弼时同志对中国青年运动的伟大贡献》。】
对于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时期纠正陕甘宁边区青年运动方向的问题，主要是在蒋南翔的《任弼时同志对中国青年运动的伟大贡献》一文中提出来的。对于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对中国青年运动贡献的研究，是个薄弱环节。产生这样的问题也有客观原因。首先，这时的任弼时处于党的领导岗位，青年团和青年工作仅是其所承担工作任务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并且留下来的资料比较分散，开展研究难度较大；其次，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没有党领导下的全国统一的青年组织，青年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一部分，由中央和地方的青年工作委员会负责，纳入了党的工作系列，所以也会给从青年工作角度开展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开展任弼时与青年团工作研究，绝不能因此而忽视任弼时的这段经历，不注意去寻找线索，不深入地挖掘资料，否则对于任弼时在解放战争时期所提出的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理论观点的认识和理解是难以说清楚的，对于理清和提炼任弼时青年工作思想体系也是有影响的。因为任弼时在这个时期青年工作的实践与思考，对于后来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重建工作有重要影响。
（5）领导了中国青年团组织的重建工作，为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青年运动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何启君：《任弼时重建青年团》。】
关于任弼时对于中国青年团组织重建的贡献也是所有研究者一致给予高度评价的。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多，研究工作进行的也比较深入，主要观点无庸赘述。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一些空白，最主要的一点是为什么任弼时在中共七大召开时没有同意中央青委提出的建立青年团组织的要求，而在几个月以后却向蒋南翔提出相机建立“青年团”、“民先队”组织的主张【蒋南翔：《任弼时同志对中国青年运动的伟大贡献》。】，并且在1946年5月又向中央青委工作人员提出建立青年团的建议。固然这其中有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发生变化的原因，但是除此之外，任弼时是否还有其他的思考，也需要进行探讨。另外，在进行这方面研究时，如果能够结合当时党内关于是否要重建青年团组织的不同观点和主张加以研究，将对于全面理解建立青年团的必要性，深刻理解青年团的性质、任务和职能，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并且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3.有关任弼时的建团思想研究。
关于任弼时建团思想研究，受各方面条件的制约，目前主要还仅限于表述任弼时建团思想的内容方面，其基本观点如下：
（1）青年工作有其特殊性，建立青年团组织是必要的。
研究者指出，任弼时源于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和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源于他对青年团的性质、任务和作用的深刻认识及其通过学习和实践积累的深厚理论素养，认为建立中国青年团组织是必要的，这是加强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手段，是团结教育青年一代培育党的后备力量的重要工作任务，因此要根据党的纲领和任务的要求大力加强青年团组织的建设工作，帮助青年团组织作为中国青年运动的核心，有效地发挥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李玉琦：《任弼时建团思想初探》。】
（2）中国的青年团组织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研究者指出，中国青年团组织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任弼时始终一贯的主张，他不仅是这一主张的提倡者，而且也是模范实践者。对于这一开展青年团工作的基本原则，他不仅有许多十分精辟的思想理论观点，而且还有堪称楷模的实践。他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青年团组织宝贵的精神财富。【章学新：《中国青年的卓越导师》。】
（3）青年团工作应当注意青年化和群众化，工作方式方法要适合青年的特点。【章学新：《中国青年的卓越导师》。】
研究者指出，任弼时基于丰富的青年工作实践以及对青年团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提出了开展青年团工作的一些具体原则和方法，其主要内容是，青年团工作要切实做到青年化和群众化；青年团的工作方式方法要适合青年的特点；青年团组织应该有其独立性，但是不能“闹独立性”，青年团的工作必须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进行；青年团工作要研究青年的特点，要注重解决青年自身利益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引导青年树立远大理想；青年团要带领青年深入实际，学习群众，在实践中学习实践，帮助青年走上健康成长的道路。
（4）青年团工作要注意加强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孙银生：《略论任弼时关于青年团理论的若干问题》】
研究者指出，在任弼时早期的青年团工作实践中，就十分重视青年团的组织建设工作，并且在实践中产生了重要的成果，后来走上全党的领导岗位以后，也十分重视组织建设工作，并且在实践中形成丰富的关于青年团组织建设的理论观点和实践范例。另外，任弼时十分重视团干部的作风建设，明确提出青年团干部不能做“青年官”，要学会做群众工作，不能用行政工作方法。任弼时这一系列观点和主张对于青年团工作和青年团干部有十分深远的指导意义。
关于深入开展任弼时与青年团工作研究的几点想法
从现有的关于任弼时与青年团工作的研究成果看，这个课题研究的状况与任弼时在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团乃至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相比是十分不相称的，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和有待开发的研究课题还有很多；固然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令人欣慰的进步，但是同任弼时在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团工作所作出的贡献相比较，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显得相当不够。
如果分析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不外乎两点，其一，任弼时是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同时又辞世较早，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在改革开放以前基本没有开展对其生平及思想的研究，其生平及思想主要体现在对于他的回忆、纪念文章中；改革开放以后情况稍有改观，但是人们对“热点”人物关注较多，对任弼时的研究相对冷落，只是在“逢十”的诞辰纪念时，才能出现少量的纪念研究文章，所以成果不是很多。其二，关于青年团史乃至中国青年运动历史的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是一个处于相对滞后和冷僻的门类，无论研究力量还是研究成果都很小，加上青年团属于群众团体，其性质也决定这个组织的工作和活动处于党的历史的从属地位，并且多数工作和活动不在核心层面，而处于中下层，这不仅造成资料收集和积累的困难，而且无形地增加了开展研究工作的难度，所以人们也就难以涉足。
这类现实情况的存在，无疑会给任弼时与青年团工作的研究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是要想改变这一现实状况，又非一时之功。面对这种现实，从实际出发，为推进任弼时与青年团工作的研究，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些努力。
1.充分利用《任弼时年谱》和《任弼时传》，联系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摸准任弼时青年团工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深入研究其青年团工作思想。
任弼时与青年团工作研究处于相对薄弱状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资料问题，资料的缺乏导致研究工作难以深入。《任弼时年谱》和《任弼时传》的出版，无疑对这方面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任弼时年谱》和《任弼时传》较为详细地记述了任弼时的生平及其思想历程，提供了许多研究的线索，只要深入发掘，可以填补一些研究的空白。
有关任弼时与青年团工作的内容在《任弼时年谱》和《任弼时传》中也有记载，目前需要认真对照这两个成果，全面检索任弼时与青年团有关的经历和思想观点，理清他的有关思想特点和思想发展脉络，并以此为基础，把研究引向深入。
2.对于任弼时在离开青年团工作领导岗位以后关于青年团工作思想和实践的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要切实加强，力争尽快填补任弼时与青年团工作研究这项空白。
因为任弼时在离开青年团工作领导岗位以后，在事实上并没有完全脱离青年团工作或青年工作，更没有停止对开展青年团工作的思考，而他在党的领导岗位上工作实践，反而有助于他从全局的角度思考青年工作或青年团工作问题，有助于他更全面、准确地认知青年团工作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在指导青年团重建时，对于青年团的性质、任务、工作原则和方式方法等都提出了十分明确的思想观点，保证了建团工作能够顺利、成功地进行。所以对于任弼时离开青年团工作岗位以后的青年工作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必须加强，特别是要努力改变目前的这种“空白”状态。
当然，现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困难很大，因为没有现成的资料可资利用，所以现在首要任务是加强有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把散在其他内容资料中的有关资料提炼出来；其次需要加紧口碑资料的收集工作，因为靠现存的文字资料可能难以把历史反映清楚。这项工作由于还处于开创阶段，需要扎扎实实地进行，从而随着工作的深入，不断逐步扩大战果。无疑这项工作是一个相对冷落和艰苦的工作，需要我们甘愿奉献、默默无闻、埋头实干，才能取得成效。
3.加强青年团史和青年团工作理论研究，切实把握任弼时青年团工作思想的发展脉络，整理出任弼时青年工作思想的体系。
对于任弼时与青年团工作研究不够深入，固然有资料方面和研究力量方面的原因，但是对于青年团历史和青年团工作理论的研究不够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长期以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青年团史的研究基本处于平面式的、简单叙述历史过程的状态，对于许多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缺乏研究和探讨，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记述尚处于若明若暗的情况之下，这对于总结历史经验，全面认识历史问题都会带来不良的影响。任弼时关于青年团工作的思想理论观点的提出都是在工作实践中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来的，没有对当时历史环境和历史史实的全面了解，许多精辟深邃的思想不仅无法叙述清楚，而且对有些内容可能还会不被理解。研究历史问题虽然不能不受现实社会生活中思想观念的左右和影响，但是作为研究者，首先应该努力把研究的对象放在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加以分析和探讨。如果一味地从现有的历史结论出发，通过寻找历史史实加以论证已经成熟的历史结论，这样的研究无论如何也是无法深入的。更何况研究历史人物的思想，不是为了去印证某些现成的思想理论观点，而是为了总结前人的思想理论成果，借鉴其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以启发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要想切实做到这一点，要求研究者必须对所研究的课题具备一定的基本思想理论素养和一定的历史知识，否则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基于以上想法，希望在开展任弼时青年团工作研究的时候，要注意对青年团史和青年团工作理论的研究和学习。因为现在对于青年团历史和青年团工作理论的研究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之下，我们可以直接运用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因此我们必须在开展对任弼时青年团工作研究的同时，推进青年团史和青年团工作理论研究的进程。这也许是现实对于我们开展任弼时青年团工作研究的人提出的无可推卸的要求。
（来源：《任弼时研究述评》2002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