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与青少年任弼时
民族精神与青少年任弼时
李玉琦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繁衍生息中形成一个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深深植根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土壤之中，成为凝聚中华文化传统精华的灵魂，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中华民族五千余年的发展中，这一民族精神始终根据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但是其核心成分始终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概括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一民族精神在潜移默化之中对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华儿女产生着深刻的思想影响，并且促使他们为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振兴而英勇奋斗。这一现象在青少年任弼时的成长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在纪念任弼时百年诞辰之际重温这一历史现象，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弘扬民族精神则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族精神是任弼时少年时期思想的灵魂
民族精神以民族文化为载体渗透于中华儿女的日常生活之中，它常常以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的方式在不同的人群中流传。任弼时出生在家道中落的封建文人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便于他接受到民族精神的熏陶，家庭的遭遇也容易使得他跳出家庭而关注社会的变迁，所以少年时期的任弼时思想深处不时迸发出中华民族精神的火花。从现在仅存的少年任弼时的文稿来看，尽管其中充满稚气，但是爱国、勤劳、自立自强、崇尚团结的思想火花，却不时粲然于笔端。
任弼时在序贤小学读书的时间是1914年春节过后至1915年夏天，其年龄也不过10岁左右，但他却已经产生了鲜明的民族情感和国家观念，怦然而动的爱国心会不时自然地流露出来。他在一篇题为《爱国说》的作文中写道：“凡人之生，宜有爱国之心。何也？因身与国家大有关系，故宜大家保存。有战事宜以勇敢之心御之，勿徒多以自谋口腹自得安居而已。”【《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13页。】这段话表明在少年任弼时看来，具有“爱国之心”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应该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个人与国家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国难当头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勇敢抗击来犯之敌，而不能因一己的私利而安之若素。我们不难看出在童年任弼时的心目中已经具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底蕴。尤为可贵的是类似的语言和观点，在童年任弼时的文稿中并非仅见，稍加留意，便会有新的发现。例如他在作文中还曾写道：“人人若有卫国之心，即有御侮之策也”；【《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11页。】也还曾写道：“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吾人年幼之时不尤宜自振乎！”【《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7页。】除此之外，就是在他谈论其他事物的作文中也不时流露出关注国事的情怀。
1915年夏，任弼时进入长沙第一师范附小读书，这是他少年求学生活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由乡间进入了城市，并且开始学着独立接触社会。他在这里生活了整整3年，不仅开阔了视野、增长了学识，而且加快了心态和心智的成长和成熟，因此他的爱国主义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在这三年中，任弼时也有可以展示其炽热爱国激情的文稿留存。在题为《说国民之义务》一文中他写道：“国者，人民聚合而成。故人民宜有爱国之心，而为国家尽义务。义务为何？一曰：服兵役，以免外国侵夺也；一曰：务教育，以启迪智能也；一曰：定法律，以维秩序也。此三者均不可缺。……吾国开化最早，地大物博，人口亦众，不独吾父母祖宗经营生息于斯，非可恝然相处；即吾藐然一身，既为国民一分子，亦当自尽其力为国家尽义务也。”【《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29－30页。】我们没有必要去考究一个小学生对国民义务的概括和阐述是否全面和准确，因为他能有国民当为国家尽义务这样的意识就足够了。任弼时写这篇作文的时间是1916年9月，时年仅12岁。次年春天，开始走入人生第13个年头的任弼时在叙述当时中国遭受东西列强侵略，被迫割地的惨祸之后，又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呜呼！我辈对之当如烈火之烧心，众镝之丛体，芒刺之负背。若能时存卧薪尝胆之念，励精图治，何患收回割让之地不能乎！”【《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49－50页。】在爱国主义思想的激励下，任弼时孜孜学习历史和地理，涉猎古今名人传记，从中寻求救国自强的途径，初探人生之路。为了渴求祖国的富强统一，任弼时这时曾崇拜明太祖朱元璋，还曾认为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是“强国之模范”。1918年夏，任弼时虽然年仅14岁，只是高小毕业生，但心中的志向却是“志习工业，以图工业振兴，改良制造”【《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74页。】，以拯救处于“危急之时”的祖国。
任弼时高小毕业以后，又先后进入明德中学和长郡中学读书，伴随年龄和学识的增长，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愈益强烈，并且由此引发对社会弊端的思考。1918年10月，任弼时在《国庆纪念日感言》一文中直面抨击“以一二人之私见”“破坏全国之安宁，于人民之呼吁置若罔闻”的统治者，同时发出“中国其能免于危亡乎”的慨叹【《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78页。】。在参加因搞社会调查而遇害的校友追悼会后写的纪事中，他认为校友“死于盗贼之手”是“我国之不幸”【《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79－80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举国欢庆协约国胜利之时，他却“退而思之，我国之庆祝，止负协约之名，而无协约之实，亦可愧也！自后我国可不力自振刷乎!”【《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83－85页。】正是基于这位学子与祖国共命运的赤诚，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才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斗争，并且由此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
勤劳节俭历来是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美德。“一生之计在于勤”、“勤俭富贵之本、懒惰贫贱之苗”一类的说教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历代有作为的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也都把勤劳奉为重要的家训之一。因此，出身于家道中落的书香世家的任弼时从幼年起就在潜移默化间接受了勤劳为本的思想观念，并且在年仅10岁的时候就写出了《民生在勤》的作文。在文中他认为“士、农、工、商、兵”只要“勤”就能解决“民生日艰”问题。这固然存在少年人的认识局限性，但是却能够说明人生宜勤劳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植入了少年任弼时的心田之中。正因为如此，少年任弼时的许多作文都在议论“勤”或与“勤”相关的事物。例如《说勤学》、《家风尚勤俭》、《劝友人勤学书》等是直接议论人生在勤，而《论日记之益》、《说阅报之益》、《说运动之益》等则是在议论与“勤”相关的事。不仅如此，少年任弼时还能由“勤”引申到“恒”，认为“优者成于勤，而成于有恒；劣者败于嬉，而败于无恒，定理也”【《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37页。】。这些思想观点不仅激励少年任弼时勤学上进，而且伴随了任弼时的一生。
强调和鼓励人要立志、要自立自强历来是中华民族所推崇的品德，“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一类言志佳句，问世以来一直为读书人所欣赏、所褒扬。在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人贵有志、人应立志的观念会对少年任弼时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年仅10岁的任弼时就认为“凡人之生，无论士、农、工、商必各有其志，或为士、或为农、或为工、或为商是也”【《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3页。】。同时在他看来，“欲为士，必宜发愤求学，广谋知识，以著书立说；为农，必宜勤劳树艺，以望收获之利；为工，必宜勤劳造货，以供世用；为商，必宜勤劳运转，以保本国利源不使外溢；为兵，必宜时常熟练，以御外防内也。”【《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5页。】诚然从表述的文字看，少年任弼时所说的“志”与现在我们通常理解的“志”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如果联系到少年任弼时其他作文里的观点，就可以看出从本质上理解二者并无差异。因为当时任弼时就认为“人之生也，当有益于世。欲有益于世，所贵者莫如自立。自立之道不可依赖他人，若依赖他人即非自立。农夫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工人做器具吾得而用之，建筑屋宇吾得而居之。我享其成，即宜自立，以图报称。若一家能自立，则保一家。由家而县，由县而省，由省而国。固世界之人皆以自立为要。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吾人年幼之时不尤宜自振乎！”【《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7页。】他还认为“世界之科学无穷，欲以一人之力尽得世间知识，则精力有限，岁月无多势所难能者也。是故研求科学必先择职业以定趋向。不可恃己之才力高尚，随意研求之也。……吾人在校读书必先就吾性相近者，特加练习直往前驱，则后日之精进，岂可量哉！”【《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72页。】他还认为“人生一世各治一业。……是宜不畏艰难而以毅力战胜之也。”【《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62页。】及至任弼时初小毕业言志时，则明确指出：“谚云：世界无难事只畏有心人。有心之人，即立志之坚者也。……吾志习工业，以图工业振兴，改良制造，坚持不变，庶可达其所向乎。”【《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74页。】他的这些言论表明，少年任弼时就是一个有志气，崇尚自立自强的人，这也表明民族精神的理念已经渗透到他灵魂深处。
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哺育下的中华民族，素以礼仪之邦立于世界之林。礼让谦和也一向为读书人和士大夫所推崇。出身书香门第的任弼时也在不经意间接受了这种教育和影响，因此他还是初小生时就认为“国者由人民而成，必赖人民以强。欲强之道，莫若合群”。【《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14页。】“人知礼让者，则能结大团体”，所以要“多尚礼让，去纷争”。【《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24页。】后来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进一步提出“爱群者，强国之基也。故国藉人而成立，人藉国而保存。未有国无人而强，人离国而立。故人必有爱国之心。爱国必先合群，合群必先爱群。……若能爱群，国安有不强哉！”【《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38页。】这时的任弼时已经把“爱群”也就是崇尚团结看成是“强国之基”，足以显见他对民众团结的重视。
综上所述，在任弼时少年时期，民族精神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他的思想之中，虽然还不十分明晰，其中还夹杂着一些不成熟或不纯粹的成分，但是可以说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已经成为其思想的核心，勤劳、自强、团结友爱的思想已经成为任弼时对待生活、学习乃至为人处事的基本出发点或准则。如果联系任弼时的生平事迹，不难看出他在少年时期生活中所获得的这些民族精神的精华成分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成年以后的许多思想就源于儿时的生活积淀。
民族精神是青年任弼时走向革命的动力
1920年夏，在任弼时步入青春期的时候，他面临重大的人生选择。此时的任弼时已经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爱国、自强、勤劳、团结的民族精神伴随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已经融于他的生活理念，拯救祖国、改革社会已经成为他的人生理想和志向。但是这样的人生之路该如何行走，美好的理想和远大的志向究竟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一类问题却不时地令他困惑，让他犯难。这时的任弼时所面临的情况是中学即将毕业，而家境艰难，父亲年迈，依靠家庭供给继续升学已经不可能，如何生存和向何处安身立命是其需要认真思索的首要问题。这年的暑假，他与同班同学萧劲光相约没有返乡，一则想为家里节省一点儿路费，二则是想在长沙找找毕业后的门路。一次偶然看到长沙街头的画像馆，曾经让任弼时动了开画像馆的念头，并且买了纸笔做尝试，果然画出的人像并不比画像馆的逊色，这似乎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出路。但是他们并不开心，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社会极端不平，众多同胞受苦受难状况，让任弼时无法安心去走个人的谋生之路。受到民族精神滋育和激励的任弼时胸中跳动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心，血管中奔流的是救国拯民之热血，他需要走的是既能谋求自立又能实现报国理想的道路。正因为如此，当得知长沙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并且在听了关于苏俄十月革命和苏俄国内状况的介绍以后，他欣喜若狂。在20世纪初年，人类社会出现的新曙光让他看到了实现个人理想的希望，同时也产生对苏俄的向往。不久，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了留俄勤工俭学团，组织青年报名留俄。恰在这时，他的远房哥哥任新典从上海来信，说上海外国语学社正在招生，学好俄文后，可以介绍去苏俄留学。任弼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同班同学萧劲光后，二人十分高兴。后来萧劲光回忆道：
“那天中午，天气很热，我们躺在宿舍的床上，辗转反侧，兴奋得睡不着。去不去？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文凭还要不要？商量来商量去，两人都横下一条心，去！文凭不要了。我们立即找到任岳，通过船山中学校长贺明范的关系，提出申请，填了表，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2页。】不久，任弼时、萧劲光等人即作为长沙留俄勤工俭学团选派的第一批留俄预备生登程赶赴上海。1920年10月，在他们已经到达上海并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涯时，长沙长郡中学贴出了将任弼时、萧劲光除名的布告。就这样，任弼时以放弃当时人们十分看重的中学毕业文凭为代价，走过了人生之路的重要转折点，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从上文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任弼时做出这样的选择，不是外力的强迫和裹胁，更不是狭隘私利的驱使，而完完全全是出自于其源于民族精神的人生理想和社会责任感。这时的任弼时还不能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民族精神让他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
任弼时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以后，经过半年多的学习，通过阅读《新青年》、《共产党宣言》，从探索和比较中，找到了改造社会的理论和方向，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更促使他坚定了自己选择的人生方向。在这时，他思想中的民族精神通过与马列主义的结合得到了升华，使得他能够把个人的理想和抱负与人类最伟大的事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由此生发出准备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勇气和信心。1921年4月，经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与苏俄方面的联络和安排，决定分批派外国语学社学员去莫斯科学习，任弼时名列其中。他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于5月4日写信给任弼时，劝他“谋事上海”，从长计议。任弼时收到父亲的信以后，“捧读之余，泪随之下”，他“连夜不安”数日，但最后还是在启程之日，满怀深情地写了一封家书。在这封家书中他写道：
“……大人奔走一世之劳，未稍闲心休养，而家境日趋窘迫，负担日益增加，儿虽时具分劳之心，苦于能力莫及，徒叫奈何。自后儿当努力前图，必使双亲稍得休闲度日，方足遂我一生之愿。……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38页。】
很显然，青年任弼时在这封信里不仅向父亲表达了挂念、感激的深情，而且陈述了自己人生理念、报国决心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抱负。其中造成“同天共乐”的“大福家世界”应该是源于《共产党宣言》的理念，而“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则是出自于民族精神的社会责任感。也正是由于任弼时具有这种远大理想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促使他化离乡别亲之苦为动力，胸怀救国图存的大志，毅然走出国门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对于苏俄之行的旅途艰险，任弼时是清楚的。因为他是第三批赴俄学员，已经知道第一批学员被军阀政府逮捕了。但是受理想和信念的驱使，他不畏艰险，一往无前。
1921年5月中旬，年仅17岁的任弼时在投寄了家书之后，便扮成理发师，登上从上海到海参崴的邮轮，开始了赴苏俄找寻救国真理的征程。这趟旅途历时两个月，行程7000余华里，直到1921年7月9日才到达目的地，旅途上充满艰辛和危险。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了，但是俄罗斯的土地上战火并没有熄灭。为了扼杀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调转枪口，勾结俄罗斯境内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武装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当时在苏俄远东地区的海参崴和滨海省，就盘踞着与苏俄为敌的日本军队，而这里是任弼时等人赴苏俄留学的必经之地。
任弼时等人乘坐的邮轮不是直抵海参崴，而是从上海起锚后，先要到日本长崎停靠。船到长崎港后，为了安全，任弼时等人不能登岸，必须成天蹲守在昏暗闷热的船舱中。而邮轮到达海参崴时，当地还处于冰天雪地中，又正闹着鼠疫。下船后，他们迎着呼啸的寒风，来到一家中国人开的小旅馆，住进了冷冰冰的屋子，焦急地等待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人前来接头。在同共产国际的接待人员接上关系后，他们才得知，从海参崴到红军管辖区伯力还要经过反布尔什维克武装盘踞的地区，沿途盘查甚严，如果暴露了身份，就会有生命危险。只有到了伯力，安全才会有保障。在旅途中已经备尝艰辛的任弼时，这时依旧无所畏惧，义无反顾，勇敢地踏上这充满艰险的旅途。在旅途上，任弼时曾不幸因患感冒而被日军扣留，并且与其他赴苏俄人员失散。当时他身上没有多少钱，处境十分艰难危险。但是他临危不乱，机智勇敢，不但巧妙地摆脱日军检查站人员的盘查，而且果断采取妥善措施安全地抵达伯力，与其他赴苏俄留学人员胜利地会合在一起。同伴们得知他脱险的经过后，都一致赞扬他的镇定和机灵。战胜艰难险阻，克服无法预知的困难，需要人的精神力量，也能够显示人的精神品质，年轻的任弼时用不凡的表现展示了中国青年革命者的情怀。
任弼时等人到达伯力以后，虽然安全得到了保障，但是前往莫斯科的旅途生活依旧充满艰辛。4年的世界大战和3年的国内战争，把俄罗斯搞得筋疲力竭，没有粮食、没有燃料、没有足够的日用品，开往莫斯科的蒸汽列车，燃的是木柴，颠颠簸簸，速度很慢。车厢里没有暖气，人仿佛在冰窖中。列车经常出故障，总是走走停停。有时遇到零散的匪徒袭击，旅客还得下车，匍匐在车厢下，躲避流弹。在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困难条件下，接待客人的食品，只能是一小块黑面包。但是年轻的革命者“到列宁的故乡去学习革命”的决心是坚定的，这些困难是不能让他们退缩的。民族要复兴、祖国要富强、人民要解放，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任何艰难险阻都不可阻挡。
1921年8月3日，任弼时等人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始了崭新的学习生活。这时，虽然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但是学习的条件和环境还是比较优越的，可是语言的障碍不能不让他们的学习效果受到制约。学习和掌握俄语又成为任弼时必须克服的困难。刚入校时，任弼时的俄语水平很低，听课时非常困难，必须要翻译一句一句地翻译。任弼时不甘心这种被动的听课状态，凭着勤奋和自强的民族精神，横下一条心苦学俄语，抓紧一切空余时间坚持不懈。因此，尽管在该校中国班的学员中，任弼时年纪最小，身体也差，经常感冒，但是由于他的刻苦和勤奋，使得他的俄文水平提高很快。一年过后，当担任西方革命史课堂翻译的瞿秋白奉调回国时，18岁的任弼时就接替他当上了课堂翻译。语言的突破，让任弼时如鱼得水。在东方大学里，任弼时较为系统地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提高了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广泛地涉猎各种传媒信息，扩大了自己的政治视野。这样一来，就使得他能够把中国革命和远东乃至世界各国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进行观察和思考，所以加快了在政治上成熟的步伐。一年过后，在1922年冬，任弼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加入到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光荣序列，走上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征程。
毛泽东曾经说过，“人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这句话虽然简约，但是有深刻和丰富的内涵。因为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已到晚年，应该说其中包含有他和他们一代人的人生感悟。与毛泽东同属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的任弼时的这段青少年生活经历也能够说明这样的内涵。任弼时走上革命之路的动力，不是物欲的追求，而完全出于一种精神的动力。这种精神追求，如果追根寻源，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尽管由于任弼时接受了马列主义，使得这种民族精神得到升华，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其根本的思想渊源。
任弼时民族精神成因探析及其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的回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民族精神的作用对于青少年任弼时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说明弘扬民族精神在今天的青少年思想教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我们还有必要探求民族精神是怎样进入青少年任弼时的精神世界的。
任弼时出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一个乡绅家庭，远祖曾官至广西太平知府，其后诸辈虽仕途不畅，只任些文“散官”，但也总算有个功名，因此对于整个任氏家族而言，读书致仕、启智明理应该是一种家传。这样的封建书香门第的家庭是不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和家训的。这种文化的熏陶对少年任弼时影响应该说是深刻的。诚然，这种家族文化带有封建的糟粕，但是立志报效国家的核心成分一旦与先进的思想理论结合就能够给人以无穷的动力。因此我们不能否认这一家庭影响对于民族精神进入任弼时精神世界的作用。
任弼时童年时，其父亲任裕道是家庭中对其有深刻影响的人。这位科举落第的乡间知识分子，以教书为业，思想开明，不因循守旧。他在年逾而立之年时，还离家赴长沙湘阴师范学校接受为期半年的乡间私塾教师的培训，结业后便在家乡办起新学——求志学堂，不再讲授诗云、子曰的旧书，而是改上国文、算术、音乐、美术、体操等新课程。这所学堂还男女兼收，也使乡村的风气为之一新。任弼时出生后，他按照族谱辈序的“培”字，给任弼时起名“培国”，寓爱国、卫国、强国之意。从任弼时三四岁开始，他便教任弼时描红识字，给任弼时讲屈原和端午节的由来、岳飞精忠报国的事迹、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带任弼时背诵《木兰辞》一类的诗篇。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将7岁的任弼时送进作民小学求学。此时，因经费困难，求志学堂已经并入他校，任裕道也已应聘到作民小学做国文教员。作民小学离任弼时家20多华里，任裕道是住校的教师，所以任弼时也随父一起住在学校里。1914年春节过后，因父亲转入任姓族祠所办的学校——序贤小学任教，任弼时也插入序贤小学三年级就读，并且依旧随父住在学校。1915年夏，任弼时在序贤小学初小毕业后，考入长沙第一师范附设高小部读书。从此，任弼时离开家乡，告别父母，开始了独立的学习生活。这时，任弼时只有11岁。从上述事实我们可知任弼时的父亲对于童年任弼时的成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限于史料我们无法了解他是怎样教育和引导任弼时的，但是仅从上述的情况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已经把民族精神的核心成分播撒在幼年任弼时的心田中，而这些对于任弼时来说是足可以受用一生的。
离开家庭独自在外求学的任弼时由于还未成年，所以一时还不能完全脱离家庭，走入社会。但是相对独立的学校生活，又不能不让他独自地面对社会和面对生活。少年求学的经历促使他过早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和熟悉社会，同时也因此，他所面对的社会生活和环境必然会对其成长产生重要和深刻的影响。
任弼时出生在20世纪初年。他出生时中国人刚刚蒙受过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这一巨大民族耻辱，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近代中国最混乱、最贫弱、最痛苦、最黑暗的年代。这时虽然有辛亥革命发出的一线曙光，但在转瞬之间就被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所湮没。当时，东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资本输出扼住中国的经济咽喉，通过文化侵略企图从精神上奴化中国人民、从心理上征服中国民心；在外国列强推行“以华治华”的方针下，中国的封建王朝和军阀政府日益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时的中国已经完全堕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并且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救亡图存”的呐喊显得格外痛切，而这呐喊在任弼时的家乡湖南又尤为激昂。因为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湖南才真正出现了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大门对联所云“唯楚有才”的盛况。鸦片战争以后，在这个省份先后出现了以魏源、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等为代表的人文思想界的领军人物或革新志士，并且因此使得经国济世的远大抱负、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不尚空谈的务实作风、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成为近代以来湖南知识界人士所推崇的一种人文精神。任弼时进入长沙第一师范附小读书时，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萧子章等人也正在校，萧子章还是一师附小的体育教师。这些人不但是在校内传播新思潮的骨干，也是长沙学生界、文化界的活跃人物，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也因为有他们而在政治上颇为活跃。学校还成立了学友会，组织同学参与校政，开展课外活动，这在当时湖南各校中是破天荒的事情。在这样一种社会和学习氛围下，来到省城读书求学的任弼时除了学习学校的功课外，还经常坐在学校的阅览室里仔细地翻阅报纸，关注时事，涉猎历史、地理知识和中外名人传记，从中寻求救国自强的途径和自己人生的道路。特别是在这段时间里，国内先后发生了袁世凯恢复帝制和护国战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五四运动，这类事件都会对任弼时产生深刻的思想影响。
此外，他还切身体会到封建军阀带给人民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伤痛，这一点在他题为《暑假纪事》的作文中有所记载：“某日晨起，忽闻炮声，家人不以为然，以为乡间神庙之行乡也。及早饭后，始知因汤将军逃走，北兵溃散，新政府开兵攻击故也。越一日，吾家之前亦过北兵。全家之人因逃避山中幸免危险。然而屋中之衣服器具均被其劫去。呜呼！数十年来吾家之不幸莫此为甚也！”【《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27页。】此事发生在1916年夏，这种切肤之痛对于年仅12岁的任弼时应该是刻骨铭心的。这样的经历对于任弼时日后深刻认识和理解国情，体会中华民族的灾难，进而立志变革社会是有重要作用的。同时这对于他接受民族精神的感化，继承和发扬民族精神也是有重要作用的。
通过对民族精神进入任弼时精神世界的上述原因的揭示和分析，我们可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影响对于青少年精神世界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结合青少年任弼时成长的经历来反思当前我们的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则是富有启迪的。仅从对青少年开展民族精神教育而言，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和改进我们的工作。
一、家庭教育要注意精神培养问题
家庭教育和家庭的文化氛围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有些影响可能会关乎到孩子的一生。但是现在我们通常的家庭对孩子的关注往往是停留在物质方面的满足，忽视精神方面的需要。许多家庭虽然也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早期教育，但是这些教育普遍存在世俗化和功利化的问题，一般的家庭普遍重视子女的智力开发和才艺技能的掌握，不重视思想品德的教育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同时在潜意识里又普遍对孩子抱有较高的期望。在这些人看来这才是“务实”，这样才能使孩子适应“未来社会竞争”的要求。不能否认这种家庭教育在一部分孩子身上会出现正面效应，但也不能看不到这种家庭教育带给相当多孩子的负面影响。人在社会中生活毕竟不能仅有物质的追求，精神上的需要也是必须满足的。所以忽视对孩子精神需求的教育和培养，必然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缺憾。在这方面任弼时的父亲在对他进行智力开发的同时还进行精神培养的范例，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效仿的。
二、学校教育要注意知识传授与思想教育的和谐统一
从青少年任弼时成长的历史看，学校教育对于他民族精神的培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可以从他写的作文中反映出来。在他的一些现存作文中，有很多内容都与国计民生有关，这说明当时他所在的学校对于启蒙时期的孩子就很注意引导他们关注社会问题，并非仅因其年幼，就仅着眼于智力的培育。然而如果让我们反思现今的学校教育，则不难发现普遍存在偏重智育的问题，无论老师、学生还是家长对于学校教育的关注几乎全是知识传授和接受方面的问题，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往往与知识传授脱节。这其中既有社会和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教育观念方面的原因和成才观念的原因。简单地批评这种现象，难免会有“假大空”之嫌，但是不注意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因为一个年轻人如果思考问题时仅停留在个人的生活圈子里，而不能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结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短视和狭隘的问题，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通常是隐性的，所以容易为人们所忽视。因此，在当前我们的学校教育必须注意知识传授与思想教育和谐统一的问题。在这方面或许传统的东西能有借鉴的意义。例如古代启蒙读物《三字经》，在不到3000字的文字中囊括了天文、地理、历史、哲学、伦理等丰富的内容，而这个东西通过孩子诵读和教师讲授，孩子既接受了知识和读写技能教育，也接受了它的思想观点教育，可以说它基本做到了知识传授与思想教育的统一。加上它的文体规则押韵，便于背诵和记忆，其教育效果更佳。我无意倡导读《三字经》，但是其中是否有我们可借鉴的东西呢？
三、社会要注意营造传播民族精神的文化氛围
要在青少年中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还要考虑社会文化氛围对他们的作用。今天的中国与任弼时青少年时代的中国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众社会传媒的发达几乎将全国青少年置于一个无限广阔的社会空间，来自各种传播渠道的信息不断地冲击广大青少年的心灵空间，同时对他们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面对这样一种现实，我们必须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发扬创新精神，在全社会多方营造一个传播民族精神的文化氛围，帮助广大青少年理解民族精神和接受民族精神。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让民族精神有良好的文化载体，用尽可能完美的多种形式载荷民族精神的内容，输送到社会的各类空间，以利于青少年摄取。其次要帮助社会中的成年人自觉体现民族精神、传播民族精神，发挥他们的言传身教的作用。第三要促使大众社会传媒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采用有效的传播形式，不断向广大青少年提供弘扬民族精神的信息，将民族精神植入广大青少年的心田。从当前的社会现实出发，要做到这些应该说还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我们必须从党中央提出的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样一个总体要求出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前提下，进一步促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推进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而为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做出应有的贡献。
弘扬民族精神是党的十六大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是贯彻和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务的需要，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切实加强在全社会，尤其是在青少年中开展民族精神教育，让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在21世纪，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实现，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来源：《任弼时百周年纪念——全国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200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