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邓小平与中国对外开放大格局的初步形成

略论邓小平与中国对外开放大格局的初步形成

蒋永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成功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改革开放是最鲜明的特点，对外开放被确立为长期的基本国策。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直接领导和推动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由点到面，由沿海到内地，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发展。如今，我们已经开创了全球范围内走开放式发展道路的成功范例，正迅速实现向经贸大国的转变：外贸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出口额、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拥有近69万家外资企业，实际使用外资超过1万亿美元。在建党九十周年之际，抚今追昔，我们倍加缅怀邓小平的丰功伟绩。本文拟就新时期中共十三大前，邓小平与中国对外开放大格局初步形成的若干问题作一简论。

（一）中国对外开放起始时面临的形势。结合国际的外部机遇和有利条件，邓小平联系几百年历史，深刻认识“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封闭半封闭”的现实，提出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和紧迫感。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是一个怎样的总体形势？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胡锦涛在三中全会30周年纪念讲话都概括为“封闭半封闭”。邓小平当年用“闭关自守”、“闭关锁国”的提法，后来也用“封闭”、“固守成规”。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他在1977年5月12日约方毅、李昌谈科教问题时，就一针见血地摆出多年深思熟虑的想法：中国在清朝时搞闭关自守，“四人帮”也是搞闭关自守。 他认为我们同国外的科技水平相比，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要努力赶，不赶，距离就更大了。总结二战后一些国家发展的经验，邓小平深刻体会到它们的成功得益于开放政策。他进一步对建国后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失误换角度思考，认为我们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虽然有客观原因，但我们也“自己孤立自己”。他还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背景深刻反思，分析四大发明的古代中国、明成祖郑和下西洋、清朝康乾时代、鸦片战争、建国后一五计划等历史时期开放与封闭的得失。由此得出结论：“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国际动态现在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时机。”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开放伤害不了我们。”

（二）带领全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轮廓。对外开放政策被确立为基本国策，这样就为对外开放的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可靠的政策保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带领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轮廓。在这一过程中，对外开放的政策被确立为基本国策，对外开放的实践基础更加扎实。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在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强调要解放思想，大胆地创出一条新路：“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指出搞建设“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之后，全会公报提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1979年6月至1982年6月新时期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完成后，为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命题，并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 十二大报告据此提出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并在扩展对外贸易、尽可能多利用国外资金、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方面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经济特区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地位明显提升。他指出要“对外进一步开放”，对外开放“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 为此，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对外开放政策的提法在十二大报告“战略方针”的基础上，提升到“长期的基本国策”的高度，并进一步阐述了搞好经济特区、沿海开放港口城市、外资外商企业、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等具体措施。

在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前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思想，提出大会“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 大会报告据此第一次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并把这一理论的观点初步概括为12条，提出“二次飞跃”的思想。12条观点 “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报告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阐述中把“对外开放政策”提升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高度，并进一步提出了以勇敢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发展外向型经济、形成对外开放大格局的宏伟战略。

（三）作为举世公认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这样就使对外开放成为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因为不搞对外开放，“三步走”战略就无法实现。

邓小平是如何设计“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如果算上建国后邓小平参与决策的许多重大的长远目标的制定，那就是一个漫长、艰辛的探索历程。仅就新时期的探索略述如下。本文在下面提到的时间都是笔者自认为是第一次提出的时间，此后大量的重复性的论证省略不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时的党中央在经济上恢复提出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为此制定了一系列赶超目标和高指标，因此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1979年3月14日，陈云、李先念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3年调整，得到中央采纳。与此同时，邓小平1979年3月21日会见外宾时，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重新思考替代建国后使用了几十年的“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此后公开场合还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随后概括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并吸收当时国际上最新的衡量方法，1979年7月定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标准，1979年12月会见日本首相时解释为“小康之家”。为适应当时经济调整的形势，邓小平在1980年10月15日的一次大会讲话中将小康目标微调为800至1000美元，并在会上使用“翻两番”的概念。他的思想并没有停留在“小康”，而是在向前继续思考20世纪末以后的事，提出了21世纪前50年的大致的时间轮廓。1980年11月11日，邓小平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指出：“中国要摆脱自己的贫困，绝不是本世纪末的事情，甚至于还需花下个世纪的一半时间才能达到。”

在贯彻调整方针的1981年，邓小平本年4月将“翻两番”细化为两步：“设想十年翻一番，两个十年翻两番。” 并在1981年9月9日会见外宾时细化了20世纪末以后的打算,即“本世纪末也只能搞一个小康社会，要达到西方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还要再加上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恐怕要到二十一世纪末。” 这次谈话表明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三步走的基本内容。但把它变成全党共识和国家大政方针，花了6年时间，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完成。这中间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两步走翻两番的目标，第二阶段是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中完整提出三步走的战略构想。1984年10月邓小平公开明确地讲翻两番的目标可以实现。1986年开始细化第三步构想，本年4月9日会见外宾时提出人均4000美元的概念，5月10日提出第二个翻两番的概念，7月14日提出三步走的初步概念。1987年4月12日，明确提出三步走的概念和设想，4月30日作了完整、系统的阐述。

邓小平非常看重“三步走”发展的战略，认为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宏伟目标”，有时说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强调“要实现我们的雄心壮志，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他常对外宾说，实现翻番，我们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我们很缺乏，因此，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开放，欢迎国际资金合作。他把对外开放政策的长期性和“三步走”战略联系在一起，强调“三步走”要多长时间，对外开放就要多长时间。这样，对外开放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之路紧密联在一起，成为必然的历史选择。

（四）改革开放密不可分，改革也是开放，是对内开放。两个开放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取得丰硕成果。对国际形势不断作出新认识，调整中国的外交政策，为对外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由于长期形成的僵化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成为迫切的历史要求。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改革和开放密不可分。只有改革才能更好地开放，开放本身就是改革的题中之义，开放推动着改革。邓小平多次说，“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 改革，包括农村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三个层次。中国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邓小平的支持是农村改革起步阶段的关键。农村改革成效显著，稳定了中国社会的百分之八十。邓小平对外开放的精彩大手笔在农村改革的大好形势下运筹。1953年到1978年的26年间，中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只增长3.2％。而1978年至1983年的5年平均每年增长7.9％。1983年全国有11个地（市、盟）、151个县（旗）实现了农业总产值或粮食总产量在1978年的基础上翻一番。邓小平1983年12月说：“今年粮食、棉花产量提前两年达到了1985年的计划指标，这很好。我国农业这几年持续丰收，增长这么快，很不简单，这对世界有震动。” 正是在震动世界的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加快城市改革和引进外资、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设计。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核心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仍然是“毛泽东同志1956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1980年12月陈云在阐述调整的总体指导方针时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1981年12月他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有约1300字的段落论述“关于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的问题”。邓小平1984年初经济特区之行后，改革开放出现迅猛发展的新形势，本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2月中共十三大前夕，邓小平结合实际情况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中共十三大报告据此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出的这个最高成果，既是在对外开放的实践促使下取得的，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对外开放事业，两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邓小平直接领导中国的外交。他把对外政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紧密联系起来，把为改革开放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谐的周边环境作为外交工作的头等大事，改变以意识形态划线和“一条线”战略的传统亲疏定式。他深刻思考和观察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从过去立足于世界大战“早打、大打、明天就打”的判断逐渐过渡到5年打不起来、10年打不起来、和平因素在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最终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时代特征判断。据此，确立了中国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和平的国际局势使中国的对外开放成为现实的可能。邓小平决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于1979年1月底至2月初作为建国后第一位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中美关系正常化促进了双边经贸往来，到1988 年, 中美贸易总额达到100 多亿美元，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协议总额达34 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占对外贸易总额的10%左右。邓小平领导实现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并于1978年10月作为建国后第一位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中日两国全方位、各领域的交流掀起高潮，两国官方协议、协定几乎涉及经贸、交通、文化科技、新闻各领域，政府间高层互访已成惯例,民间或半官半民的各领域各方面也开展了广泛、深入和频繁的交流。基于国际形势以及国家利益与安全的考虑，他逐步缓和与调整中国对前苏联的外交政策。他强调要加强对欧洲国家的外交活动，指出挑起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只要东欧不绑在苏联的战车上，西欧不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世界大战就打不起来，和平就有希望。他重视巩固与发展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友谊，提出要加强南南合作，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

（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手都要硬，为对外开放营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鉴于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深刻教训，邓小平在大力推动中国走向对外开放的同时，强调国内政治上必须保持安定团结。“国际上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不是能够保持稳定。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你稳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 安定团结是大局、大道理，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 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 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此点后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载入党章和宪法。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邓小平领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为全社会结束过去、团结一致向前看凝聚了共同的精神支柱。面对实行对外开放新形势下出现的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现象，邓小平提出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即一手坚持开放政策，一手坚决打击经济犯罪分子。“有一种议论，说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惩治严重经济犯罪分子，会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种议论是没有道理的。”“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 1986年底，面对社会上出现的动乱现象，他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强调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 “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局是稳定的。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 邓小平不计个人毁誉，坚定而果断地处理影响全局稳定的重大事件，根本目的就是为实行改革开放创造更加和平和谐的大环境。每当这样的维稳事件告一段落后，他都紧接着提出更加开放、更加大胆、更大步伐的新要求和新设计。

（六）创建和坚持经济特区，为对外开放找到突破口和正确的发展道路。渐进性实践特点——中国对外开放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

经济特区是实现我国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排头兵”，是敢闯敢试率先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是部分先富、先富帮后富战略的集中展示。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倡议、中央决定、在新时期国民经济调整的大局中创建的，主要出于地理条件即对外开放的考虑。“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 邓小平提出两条政策：“杀出一条血路”；是“经济特区”而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初创成效显著，但在1982年初全国调整任务即将完成之际，受到巨大压力，特别是1982年3月中央17号文件的压力：“经济战线上实实在在存在着极其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现象。”特区变压力为动力，积极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工作。在纷纷议论特区能不能办的背景下，邓小平1984年初首次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回京后发表了重要谈话，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这次南方之行，是我国经济特区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促成对外开放政策提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开创了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掀起全党学习、宣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次高潮，是新时期邓小平生平思想比较研究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一年，对外开放工作面貌为之一新，全国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856个，超过前5年的总和；外贸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19%，超过了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邓小平持续关注特区建设。首次特区行之后，他虽然肯定建立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同时也指出特区仍然是试验，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还要看。“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向外向, 现在还是刚起步, 所以能出口的好的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 它的关就还没有过, 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解决深圳发展成以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特区的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深圳经济开始起飞, 工业化进程加快, 城市建设突飞猛进, 本地生产总值以年均30%左右的速度增长。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前夕，邓小平终于“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邓小平首次视察特区后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就是增加沿海开放港口城市，给前来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的外商以优惠待遇，扩大沿海港口城市的自主权，让它们有充分的活力去开展对外经济活动。据此，中央确定进一步开放由北至南14个沿海港口城市。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支持下，对外开放由沿海城市向沿海开放区扩大。我国沿海地区大约有2亿人口，交通方便，信息灵通，工业基础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历史上就与海外有广泛的交往。沿海开放区逐步形成贸——工——农型的生产结构，建立以外向型为主的经济。它既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同时又加强同内地的经济联系，带动内地经济发展。后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还作出设立海南省、正式建立中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这样，一个北起大连湾，南至北海市，包括上海、天津两个直辖市、25个省辖市、67个县，约1.5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初步形成了 “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的全国性对外开放大格局。中国对外开放呈现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的渐进性实践特点。

（七）制定中国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亲自参与有关具体事宜的筹划，直接过问随时遇到的困难与难题。

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博大精深，领域广泛，试举例如下：1、抓住机遇，胆子大一点。“许多国家都愿意向我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条件也不苛刻，从政治、经济角度对我们都有利，为什么不干呢？” “不利用就太蠢了。” “钱不够，要想办法借点外债。”“多借一点没什么大的风险。”2、要算大账，抢时间。“不要因为舍不得一点小利而耽误了时间。小的方面可能受些损失，吃点亏，关键是争取了时间。” “要把争取时间放在首位。”3、高起点、高标准，吸收、引进世界最先进水平。“搞现代化，理所当然不是拿落后的技术作出发点，而是用世界的先进成果作出发点。”4、多层次、全方位。“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5、开放政策是连续的、长期不变的。连续性“不是由个人因素决定的，关键在于这些政策是否正确，人民是否赞成，对人民是否有好处。如果这些政策是正确的，对人民有好处，又得到人民的支持，政策的持续就有了根本的保证” 。 6、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并行不悖。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中国既然是个大国，完全依靠外国资金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个基本原则。”“但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建设也不行，必须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外国的技术，来加速我们的发展。我们欢迎国际资金来帮助我们发展。”等等。

邓小平在制定大政方针的同时，也利用自己独特的经验、智慧、地位亲自参与有关具体事宜的筹划，直接过问开放中遇到的困难与难题。他多次具体指导对外经济贸易的部门工作，指出我们的外贸搞得太死了，要求外贸部要起一个杠杆作用，不只是算算出口多少、进口多少，还要负责全面地了解国际上需要货物的品种、规格、质量和数量，组织订货和安排出口。他鼓励利用外资和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发展中国的旅游业，把旅游业作为一个行业来发展，一个产业来发展，同时解决就业问题，调整社会结构。他多次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董事会主席、“世界船王”包玉刚这位传奇人物，积极支持其投资宁波的一系列举措，如创办宁波大学、建设宁波港口和宁波钢铁厂等，并对中央领导人指出： “这类投资要承担风险，国家同他们共同承担，不要使他们吃亏。” 他以解决宁波飞机场为契机，提出所有沿海开放城市都要找海军、空军商量，统一提出解决机场问题的方案，精神是军民合用，增加班次。他时刻关注开放工作的进展程度，亲自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并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

针对我国外汇短缺、外贸逆差的困难，他在同美、欧、日领导人会谈时不厌其烦地作工作，希望想尽一切办法促进中国商品的出口。同美国领导人会谈时，他提出要求解决涉及中国偿付能力的最惠国待遇问题，提出“建议美方主管机构从长远的观点考虑中美贸易的发展和平衡问题。平衡和发展是一个问题，没有平衡就不会有发展。” 在同欧洲领导人会谈中，他提出：“在我们的对外贸易中，欧洲应占相应的份额。在外贸上应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技术转让，欧洲在这方面比较开放，当然，这只是比较而言。第二个是双方都应开辟贸易途径，贸易总是一来一往的，中国买欧洲产品，欧洲也要买中国产品。中国买外国产品总要有偿付能力。你们在技术上帮助我们，我们的经济发展了，对外贸易也能随着发展。” 在同日本各界人士的会谈中，他建议日本企业界大胆向中国大举投资，算盘不要打得太精细， “希望日本朋友在合作时帮助我们出主意，帮助我们进行技术改造，使更多中国的商品进入日本市场，进入世界市场，这样的合作才能够持久，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才有广阔的前景。” 总之，邓小平为推进中国的对外开放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八）中国对外开放大格局的初步形成。

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对外开放一步步向前推进，至1987年中共十三大前夕，对外开放的大格局初步形成。1、在全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经济开放区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经济实力增长居全国之冠。其中，1986年，4个特区工农业产值76亿元（工业产值67亿元），比上年增长24%，有300多家新工厂投产。外贸出口达10.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7%，其中深圳达到7.25亿美元。126家企业年出口额超过100万美元，其中22家超过500万美元。2、吸收外资的局面已打开，并引进了一批先进技术。来我国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由1979年的20个扩大到1986年的40多个。1979年至1987年6月止，我国共签订利用外资协议8796项，实际利用外资319.25亿美元。3、创汇能力迅速增强。沿海开放地带外贸出口的增长大于工农业增长的幅度。到1986年底已成立800多家进出口贸易企业，对外开放的口岸由1978年的52个增加到114个。1986年进出口总额738.5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2.6倍，平均每年递增17.3％。在这种大好形势下，198 7 年10月, 党的十三大胜利召开。

（原载《中国共产党90年研究文集》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