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殚精竭虑解决台湾问题

邓小平殚精竭虑解决台湾问题

蒋永清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国共两党内战的结果，与美国的干涉有直接关系，本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邓小平为解决台湾问题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参与了对台工作的许多重大决策。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亲自领导了党和政府的对台工作，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构想，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底1979年初，决策实现对台方针政策的历史性转变；第二阶段，1981年9月“叶九条”发表，“一国两制”思想开始形成；第三阶段，1983年6月提出“邓六条”，规划两岸交流的具体途径；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提出发扬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传统，振兴中华民族的新思路。

一、决策实现对台方针政策的历史性转变

党的对台方针政策在建国后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文化大革命”期间，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4年元旦社论将对台方针表述为：“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和解放台湾。解放台湾是包括台湾省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神圣义务。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期，仍然延续了“文革”中的一些提法。1977年2月28日首都各界纪念 “二?二八”起义3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四人帮’既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又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粉碎了‘四人帮’，对盘踞在台湾的蒋经国的反动统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更加鼓舞了包括台湾省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斗志。”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和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都明确规定“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方针。

这个方针的调整缘起1978年5月美国总统卡特对华政策的转变。1978年5月，卡特表示接受中国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项基本条件，年内采取行动。从7月开始，中美就建交问题进行艰苦的谈判。在中美建交谈判过程中，邓小平做出调整对台工作方针的历史性决策，即把“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调整为“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统一大业”。不提“解放”二字，代之以“解决”二字。从10月起，邓小平开始在内部讲话中使用“台湾归回中国”的提法，不再提“解放台湾”。在中美建交谈判进入“谈成”的实质阶段，1978年12月13日前夕，他审阅外交部《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第六次会谈的请示报告》，作出批示：“要明确表示：美方可表示和平解决的愿望，同时我方也要用相同方式表示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这里，邓小平亲笔用文字形式确立了“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新提法。之后，中美建交公报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也用“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新提法，替代了“解放台湾”的提法，对台工作方针实现历史性转变。

为缓和两岸局势，1979年1月1日，徐向前以国防部部长名义发表关于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炮击的声明。1978年12月24日，邓小平阅胡绩伟报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修改稿，作出批示：“乔木同志：两件我看可用，请你再斟酌一下，最好提到今天下午政治局会议讨论。” 1979 年1月1日，《告台湾同胞书》公开发表，公告阐述了中共对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强调“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提出商谈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实现通航通邮通商。这些内容，邓小平在此前的内部讲话中多次作了阐述。

根据中美建交时达成的协议，应美国政府的邀请，１９７９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访问美国。访问期间，邓小平多次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当然，他也同样强调，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邓小平访美期间的公开宣讲，使对台工作的新方针为国际社会广为知晓。

二、“叶九条”发表，“一国两制”思想开始形成

对台工作方针实现历史性转变后，邓小平随之将解决台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79年1月1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讨论《告台湾同胞书》的大型座谈会，邓小平在座谈会上说，今天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这“也是由于在国内和国际的工作中取得重大的成就的结果”。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其中第二件事，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 他说：“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

邓小平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和台湾方面建立沟通的渠道。1978年5月，蒋经国当选为第六任“总统”，成为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和蒋经国是老同学。1926年，22岁的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主动要求出国深造的蒋经国也在这里学习，这一年蒋经国才16岁。邓小平和蒋经国二人来往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同学情谊。邓小平1926年底回国，蒋经国则直到1937年才回国。苏联一别，二人从此没再见过面。邓小平很惦念在莫斯科的这一年同学情。

邓小平第一次给蒋经国带话是1980年5月14日。这天上午，他会见日本国策研究会代表常任理事矢次一夫一行时说：“请你对蒋经国先生讲，我们都是过七十岁的人了。他刚过七十，比我小几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会给我们讲些好话，为后代做点好事。”“他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可以私下同他们谈谈，把他们的意见告诉我们。双方沟通思想，寻求合理的方式、方法，能够尽早的实现这个统一。”

1980年9月9日，邓小平带话给陈立夫。陈立夫就是国民党在大陆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陈”氏家族的老二，陈果夫的亲弟弟，国民党中统头子。陈立夫非常盼望海峡两岸能够统一，他倡导“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倡议进行国共第三次合作。

这天，他会见美籍华人学者陈树柏。他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儿子。邓小平说：陈立夫“有民族感。在有生之年做点事嘛。我同他不认识，你见了他说我问候他，尽管没见过面，哲学、思想、见解都不同”。说到两岸统一问题，邓小平动情地说：“元老中他还能说说话。在统一方面可以做点事嘛。统一是大势所趋，问题是我们这一代还是下一代。我想由我们这一代交账为好。不行，还有你们一代。希望早一点。在这方面需要慢慢积累。八十年代我们每一天都把统一摆在议事日程上。”

也是在9月9日的这一天谈话中，邓小平让陈树柏带话给蒋纬国。他说：“你去台湾可以跟蒋纬国说说，我们欢迎台湾的人多回来看看。”“你可以给蒋纬国谈一下，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解决，下一代解决这个问题更困难一些，那时出现什么情况很难讲了，例如台独。”“有机会可以对他们解释，你在台湾认识的也不止蒋纬国一人，你父亲老部下、老同事多得很嘛。”“我说的是真话。你可告诉蒋纬国，请他转告他哥哥，我讲的台湾问题都是真话。”

这些带话，开启了两岸沟通的新阶段。

对台工作受中美关系大局的深刻影响。中美建交后，美国国内仍然存在一股企图保持对台湾控制的势力。1979 年4月卡特总统签署的《与台湾关系法》，实际上重新恢复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80年是美国大选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在竞选中发表了明目张胆地鼓吹“两个中国”的言论，受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里根上任后, 是否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成为对华政策的严峻考验。1981 年6 月，邓小平指示，要同美国进行一场售台武器的斗争。自此，两国外交部门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紧张谈判。

为了适应新形势，排除干扰，邓小平提出需要全面、系统、具体地公开阐释对台政策。1981年9月30，在建国32周年国庆前夕、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后称“叶九条”。这些内容是把邓小平此前在内部的一系列讲话进行了归纳和概括，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力争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祖国大业的诚意，在国际上引起了积极反响，也配合了中美关于售台武器问题的谈判。连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九条建议是条件极其豁达的和平姿态” 。

“叶九条”继承《告台湾同胞书》的基本精神，强调“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同时，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新政策，如：

1、第一次公开、明确地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2、对统一后台湾的地位问题作了明确定位。“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3、明确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在统一后职务要作妥善安排。“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叶九条”的发表，表明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开始形成。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李耀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那个制度。” 1984年12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说：“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一九八一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三、提出“邓六条”，规划两岸交流的具体途径

“叶九条”发表后，对台工作进入新阶段，两岸开始进行多渠道沟通工作。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考虑到台湾同大陆统一后的特殊情况，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中美“八一七”公报的发表，打开了两国因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形成的僵局，避免了中美关系的严重倒退，为中美关系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平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82年7月24日，在邓小平决策下，廖承志发表致蒋经国先生公开信。此前，蒋经国在悼念其父蒋介石的文章中写道：“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了解这些情况后，邓小平指示由过去和蒋经国有历史渊源的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信，晓以大义，陈以厉害， 动以感情。廖承志当时任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他父亲廖仲恺与蒋介石是国民党时期的同事，他本人与蒋经国是儿时的好友，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由他来写这封信，于公于私都很合适。

公开信提出“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三次合作，大责难谢。”“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邓小平具体指导这封信写作和发表的细节，他和廖承志商定了信的主旨，亲自批示发表，还关心发表的方式和效果。对于蒋经国拒绝的态度，邓小平很大度，表示能理解。8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邓昌黎、陈树柏等时，谈到蒋经国拒绝这封信的情况说：“见到他，你代我向他问候，他有他的难处，可以理解。不要一直板着面孔，他自己不能出面，可以让别人出面”。

此时陈立夫也在酝酿一个大动作，他决定派出自己的私人代表杨亨显来大陆沟通。邓小平敏锐地指出：“这是一件大事，要抓紧，要准备和陈立夫深谈。”1983年5月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杨亨显，衷心希望两岸早日开启和谈，对国家民族作出交代。

从1980年起，经过3年扎扎实实的工作，到1983年，两岸关系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国民党当局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取代过去“武力反攻大陆”的僵硬立场，两岸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体育、卫生等各方面开始有了接触和联系。

邓小平是一个善于捕捉机遇的战略家。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选择时机，于1983年6月26日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发表一篇精心准备的正式谈话，以规划两岸沟通的具体事宜。

杨力宇，1933年出生在南京，祖籍江西宁冈。1949年随其大姐赴台，1960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赴美留学，后寄居美国，出任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兼中国研究所主任。自1979年至1982年，杨力宇先后11次访华，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经贸、科技文化事业。1983年3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亚洲问题研究协会年会上，他将“中国统一之展望”列为讨论会的专题之一。这次会上，被认为是蒋经国在美国的观察员的丘宏达，提出了被认为是代表台湾方面提出的和谈条件。邓小平认为他的误解太深，愿意当面澄清。

1983年6月26日上午10时至12时，邓小平会见了杨力宇。陪同会见的阵容很强大，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接替不久前去世的廖承志负责中央对台工作），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汪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等。在耐心地听了杨力宇冗长的分析和不同意见后，邓小平详尽阐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构想，后来被概括为“邓六条”，谈话的要点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

“邓六条”使“一国两制”的构想更为完备、充实，对中央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说明和论述。指出：台湾问题的核心问题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构成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基础；坚持一个中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赞成“完全自治”的提法；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也不是台湾把大陆吃掉；实现统一的适当方式是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不允许外国势力插手。

“邓六条”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海外舆论极为重视，普遍认为，这是和平统一祖国的最新构想、最新方案和最新倡议。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这是我们的“底”。1983年8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一行时说：“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始终着眼于用和平方式。最近我出面谈了一篇和平统一的方案。实际上还是我们过去提出的九条，内容是一致的，不过更具体一点，更明确一点，我们的底全部交出来了。”

四、发扬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传统，振兴中华民族

随着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顺利完成，邓小平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上提出了两手抓，既寄希望于台湾当局，也寄希望于台湾人民。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草签，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人们期待香港问题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影响。

1984年10月1日，国务院总理要在国庆35周年招待会上讲话，邓小平审阅讲话稿时，把原稿“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共同协商，早日实现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统一。”改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和台湾各界人士共同协商，早日实现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统一。”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对此作了解释：“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国民党当政者为谈判的对手。这一点，台湾的人有一种反映，说我们不重视台湾人民。最近国务院总理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在‘台湾当局'后面加了一句‘和各界人士'，这是我加的。就是说，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以蒋经国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现在更要有计划地安排。”

从1985年开始，蒋经国的糖尿病日形严重，身体每况愈下，蒋经国后台湾政局的走向引起各界广泛议论。邓小平敏锐地感觉到台湾的蒋经国身体不好，一旦去世，会出现什么情况，很难估计。因此，他多次利用有关途径向蒋经国传话，希望蒋能从从中华民族利益着眼，同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诚恳地希望老同学之间能合作一下。

由于祖国大陆坚定地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从1986年起，两岸关系开始缓和。3月，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幕式发表《中国之统一与世界和平》的讲话，强调“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须统一”。台北舆论开始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和平渐进地与中国大陆统一是正确的道路。

1986年5月3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７４７货机机长王锡爵驾驶B198号飞机在由泰国曼谷飞往香港的途中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要求在大陆定居，和家人团聚。机上还有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两人，以及货物22万磅。事件发生后，5月17日至20日，中国民航代表和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代表在香港举行4次商谈，对货机、两名机组人员和货物在香港进行交接事宜全部达成协议。23日，双方在香港顺利完成交接，事件圆满解决。华航事件的解决，标志海峡两岸三十多年来，首次进行了面对面的谈判，打破了台湾当局的“三不”原则，扩大了大陆政治影响，受到海内外普遍称誉。

邓小平不失时机地从争取整个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角度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1986年6月18日，他在会见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成员和内地荣氏亲属时说，“这次你们亲属团聚是一件喜事，是我们民族大团结的一个体现，一个演习。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我们欢迎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参与这个具有前景的事业。”

1987年是国共关系实现突破的一年。3月，台湾“行政院长”俞国华在“立法院”答复质询时首次公开表示，“三不政策”是消极的，只是临时措施。4月，多位国民党籍“立委”提议台湾当局重新检讨“三不政策”，以符合现实需要。与此同时，两岸沟通也有了新发展。邓小平多次强调，港澳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对台湾没有影响，没有理由不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一个中国”是基础，是民族愿望。既然是民族愿望，谁也阻挡不住。

这样，在和平统一潮流的推动下，蒋经国决定实行开明的政策。1987年7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从今年起台湾本岛及澎湖地区解除戒严令。16日，台湾当局宣布，允许台湾民众以香港作为出外旅游观光的首站。10月14日，蒋经国主持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议，决定除现役军人及现任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亲等以内的亲属者可赴大陆探亲。11月2日，台湾当局又出台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实施细则》，终于打开了封闭近40年的“台海大门”，实现了海峡两岸有条件的人员交往。

令人遗憾的是，蒋经国于1988年1月13日咯血而逝。同日，台湾当局宣布由“副总统”李登辉继任“总统”。27日，台湾国民党中常委会举行会议，一致通过推举李登辉为国民党代理主席，接替蒋经国的遗缺。蒋经国的去世对中国的和平统一是一大损失，邓小平尤感痛心。蒋经国选定的继承人李登辉，被日后的事实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台独”分子。

面对蒋经国去世后的新形势，邓小平再次强调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振兴中华民族的思想。1988年6月25日，邓小平会见一位台湾客人时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反对任何导致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双方应明确建设现代化，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振兴中华是人民的愿望。发扬几千年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是我们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1990年4月7日，邓小平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谈话时再次说：现在世界上有人在讲“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他接着说，“我们相信，最终将靠‘一国两制'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1994年邓小平90岁生日时，海峡对岸的台湾送来了一个很特殊的礼物，这就是96岁高龄的陈立夫的回忆录——《成败之鉴》。扉页写着“祝贺邓小平九十寿辰”，落款是“陈立夫”，时间是“1994年8月”。陈立夫送自己的回忆录，既是对邓小平的问候，也是表达了对祖国统一的渴望和共鸣。

台湾问题的解决关乎两岸和平与发展，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此事时刻萦绕在邓小平的胸际。从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到做台胞工作的微小细节，无不浸透着他的心血。今天，邓小平虽然离开我们，但祖国统一这样关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仍摆在我们面前，谁也不能回避，也不应回避，而应当接续奋斗不止。

（原载《湘潮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