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代领导集体与中国工业化

[摘要]50多年来，在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过程中，从本国的国情出发，“以苏为鉴”，实事求是地 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建设方针；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 的重要思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并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得失成败 ，成功地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贯彻“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结合新的实践，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进一步完善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理论，走出 了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和主导，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经历的历史发展过程。为了把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 长期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到中共十三大、十五大和十六大再次强调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 化和现代化，50多年来，在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现在，认真地回顾和总结中共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及其理论成果，对 于在新的世纪进一步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顺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艰辛的开拓：“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这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100多年来无数先进的中国人为之前赴后继、浴血奋斗的宏伟夙愿 ，然而直到1949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建设方才发动。

新中国成立后，在领导全国人民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参照前苏联的经验，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就当时世界范围来看，主要有两种工业化类型(①就当时世界范围来看， 工业化主要有四种模式，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二是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三是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模式， 四是阶级矛盾解决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工业化类型。)：一是以英美为代表，经济的发展 是原发性的，采用渐进的方式，从轻纺工业到重工业，辅之以海外投资和殖民掠夺，以市场经济为主；二是以前苏联为代表， 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实行高积累、高投资，采用赶超的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来实现工业化。第二 次

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为了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基本上都是采取赶超型发展方式。当时我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的根据是：(1)重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而我国的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 据统计，1952年，全国重工业产值只有122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35.5％，若按全国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只有重工 业产值21.2元(当时约合8美元左右)。特别是重工业生产设备和工艺极为落后，重要生产部门短缺，难以形成基本的生 产体系。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 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②195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的讲 话。)因而只有加速重工业的生产和建设，才能为改造中国经济结构创造物质技术基础。(2)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新中国 建立后，我们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侵略威胁，形势相当严峻。为了确保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加速发 展包括国防工业在内的重工业生产，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3)前苏联榜样的作用。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 苏联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并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无疑，对于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 来说，前苏联榜样的感召力是巨大的。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过去所走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1]

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从1953年开始，新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 下，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努力，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但无须讳言，由于没有经验，当时基本上是照搬前苏联 的办法，缺点和错误也不少，主要是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过分重视增加积累，忽视群众生活，特别 是农民的利益；不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等等。通过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开始探索“中国工 业化的道路”。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 ，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产必需品，首先就不能 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2]在比较了两种发展重工业的办法-- “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后，毛泽东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 业发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2](P，722～723)19 55，年2月，毛泽东在《关天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对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做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 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2](P，796)在吸取了“大跃进”的沉痛教训后，1959 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了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1961年后，通过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中共八 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这一方针，从指导思想上正确地解 决了我国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之间的本质联系，标志着符合我国国情和客观经济规律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初步 形成。此后，虽然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侧重和反复，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没有得到认真切实的贯彻，但它始终是中国工业化发 展的指导方针。[3]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过程中，从本国的国情出发，“以苏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提出 了一系列的重要思想，主要是：

1.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步进行。毛泽东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就 明确指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中，中国人民面临着两项互为条件的任务，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 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互相关联而不 可分离的，因为在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充分强大的社会 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的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 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培养社会主义的习惯，从而创造保证社 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在另一方面，如果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的农业手工业 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听其自流，那么它们就不但不能认真地支持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而且必然会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事业 发生种种矛盾，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最终目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根本目的，当然更无法达到。”[1](P，701 ～702)同时，毛泽东还提出，实现工业化，过渡到社会主义，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后来，他又把赶上或超 过美国的时间设想为“五十年、六十年”。准备用15年的时间初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再用50～70年的时间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赶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可见，毛泽东在考虑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现代 化的强国时所设想的步骤和时间都是比较稳妥的。

2.“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还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谈到工业化时就讲到“ 农业的社会化”。1953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审定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又提出 要“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明确指出：“讲 到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 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 现代化。”[4]后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确立“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时，更是把农业现代化放在了首位。(①赵晓雷 在《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中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世界的工业化理论界一般都将工业化仅仅看做是工 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就业中份额的不断上长，并没有注意到工业过程中农业生产本身的变革。直到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 界对农业与工业化关系的认识才又有发展，认识到农业发展本身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的，认识到工业化不仅是工业的发展， 还包括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而毛泽东在50年代中期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时，就已明确地把农业现代化纳入工业化的范畴， 科学地阐明了农业现代化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由此可见，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思想，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工业化发展史上也 是具有超前意识的。)为此，毛泽东提出要组织起来，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并大力发展农村工业 ，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建设。

3.“向科学进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科技革命风起云涌，在各个领域中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毛泽东 敏锐地把握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及时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他明确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 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把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在内的全国经济有计划有步骤地 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同时，他还号召在全国城市和农村中广泛地开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使机器操作、半机械 操作和必要的手工劳动适当地结合起来。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 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2](P，849)为此，他要求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培养和造就一支又红又专的 社会主义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

4.“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时，专门提出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 ，他说，为了改变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的状况，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 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他还指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 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2](P，724)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从第一 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共中央就将新的工业建设项目大部分摆在内地，促使经济布局逐步趋于平衡；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毛泽东又领导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并提出各地要大力发展地方工业。这些对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以及国家的稳定都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5.“向外国学习”。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 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2] (P，740)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学习外国的东西，是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发扬 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的独特的新东西。“一五”计划时期，我们主要向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初步奠定了社会 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与此同时，还努力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并与之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技术交往。20世纪70年代初 期，毛泽东领导开展了大规模技术引进工作，实施了“四三方案”(①根据当时我国经济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 大的情况，为了促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1972年2月5日，经毛泽东、周恩来的批准，中国开始从国外进口价值 4亿美元的14套化纤、化肥成套设备。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委经过调查，把国内急需引进的项目作了一次通盘研究 和讨论，又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于我有 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后又追加了一批项目，使引进总额达到51.4亿美元。这个方案后 来被称为“四三方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156项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是打破“文化大革命”中对外引进停滞局面和 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重大步骤。)，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6.“要研究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的问题”。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毛泽东在《论十大关 系》中明确提出要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他要求“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 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2](P，729)允许企业搞一点“独立王国”。毛泽东还要求高度重视在社会主义计划经 济体制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变革生产关系。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时所提出的这些重要思想，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有些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切实的 贯彻和落实，但毫无疑问，这些思想不但在当时，至今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继承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强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将全党的工作 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对过去的经济建设方针特别是工业化道路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反思。他们认为：经 济建设要从我国国情出发，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讲求实效，把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 善紧密结合起来。因此，要在已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和具有一定水平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工程体系的基础上，在实际的经 济工作中把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转向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从而使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 发展时期。

针对工业化建设中长期存在的工农业、轻重工业、能源和加工工业、积累和消费等方面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问题， 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邓小平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有三个：“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 三是教育和科学。”他反复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 了”。[5]工业越要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 ，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城市搞得再漂亮，也是不行的。为此，中共中央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农业 的发展。通过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粮食进口和减少粮食征购，发展多种经营，以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生产积 极性；同时充分肯定农民的创举，广泛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废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 由于措施得当，农业生产获得空前的发展，基本上解决了10亿多人口的温饱问题。在此基础上，国家还从多方面着手加快轻 工业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市场商品短缺的状况，从而使我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能源、交通通信、重要原料和水利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必须集中力量，加快发 展。邓小平指出：“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 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我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主要是制定一 个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5](P，82～83)根据 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国家在建设中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兼顾一般，集中力量高质量、高效率地建设了一批重点骨 干工程，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工业不能适应加工工业发展的矛盾和基础设施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上述这些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变化，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随着农轻重关系渐趋协调，逐步形 成了一个以国有工业企业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和城乡结合的新的工业结构。[6]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 化的重要思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并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得失成败 ，成功地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其基本的理论观点是：

1.“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认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 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具体说来就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 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比较发达的 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 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7]这就决定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同过去的民主革命一样， 仍然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为此，邓小平坚决抛弃了“西化”道路，反复强调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摘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 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因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 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 问题都不可能解决”。[8]

2.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 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 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为此，他一再强调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 送。”[9]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步扩大到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科技、教育以及政治、文化 等各领域的全面改革，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

3.坚定不移地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邓小平认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 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 界。他还指出：“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5](P，71)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制定的对外开放政策成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一项 基本国策，与改革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在沿海一些地方兴办经济特区开始，开放的领域不断扩大，逐步形成了一个全方位 、多层次、多渠道和各具特点的对外开放基本格局，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没有现代科学技术， 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随着世 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1988年，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的科学论断。1992年初，他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强调：“经济发展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邓小平对高科技 的发展尤为关注，认为这是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5](P，102～105)

5.“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 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 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 8](P，238)作为农村经济重要支柱的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既容纳了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又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变 了中国农村单一农业经济的状况，改变了中国工业结构，使比较单一的国有工业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大大促进了我国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步伐。

6，分“三步走”基本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发展生产力所要解决 的历史课题，就是要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因而，我国的经济建设，既肩负着着重推进和完成传 统的工业化，又承担着同时迎头赶上世界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双重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经过长期的有步骤分阶段的 努力奋斗。为此，邓小平设计了我国分“三步走”基本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从而进一步确定了中国社 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方位，指明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基本方向。

邓小平提出的这些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 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世纪的创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继续推进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事业。在中共十五大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文 化基本纲领，要求努力“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基础上，中共十六大进一步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在21世纪头20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 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0]

执政伊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下大力气抓政治稳定的同时，认真抓治理整顿，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明确提出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他要求加强农 业等基础产业，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认真整顿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领域的秩序，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 开放。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治理整顿取得明显成效，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创造 了必要的条件。

1992年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特别是中共十四大以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明确提出要实 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中共 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明确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二、 三产业的关系还不协调。今后必须大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11]同时，他还提出要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中有关改革、发展、稳定等若干重大关系。以此为指导，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按 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通过市场机制 和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重点加强农业，加强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科技、教育；并振兴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 和建筑业等支柱产业，培育高技术产业，使之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同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 济。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到20世纪末，我们已经胜利地完成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前两步的战略 任务，开始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

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由温饱型经济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和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12]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工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落 后、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还不高等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以期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在中共十五 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明确提出要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推动两个根本性转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他认为“这就是新世纪之初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思路”。[13]在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进一步明确指出，要“走新型工业 化道路”。他说：“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 择”，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 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10](P，21)从而为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在新世纪的发展指 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

面对复杂而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全面贯彻“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结合新的实践，与时俱进，大胆探索，勇于创新，进一步完善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 化建设理论，走出了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其主要思想为：

1.实行体制创新。2000年6月20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们进 行体制创新，就是要不断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方面的体制。”[13](P ，1308)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是按照市场化方向推进改革的。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的重要思想，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 而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随之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把十四大确定的目标、要求和原则等加以系统化、具体化，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此后，中共中央不断创 新，全面深化改革，逐步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 存的分配制度，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断推进，从而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持久的动力源泉。

2.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技进 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10](P，21)1998年6月1日，江泽民在接见出席中国科学 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部分代表的讲话中指出：“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发 生新的巨大变化。世界各国都在抓紧制定面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争先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制高点。面对这个态势，我 们必须顺应潮流，乘势而上。”[14]为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和跨越式发展；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加强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 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逐步建立一套能够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优势的创新机制，形成一个拴心 留人的环境，培育一个争相创新的氛围。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3.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996年3月10日，江泽民在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所谓可持续发 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可持续 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现在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这个问题更具有紧迫性。”同年7月16日，他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座谈会上再次指出：“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 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15]在中共中央 的领导下，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编制了《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 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不仅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而且对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根据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随着实践的发展，江泽民 逐渐形成了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1992年8月，他在西部地区视察时指出，全国经济的 发展是不平衡的，一部分经济发达起来的地区，等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时候，就有责任在技术、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对 尚未发达起来的地区给予积极的帮助和支持。1999年6月，江泽民在西安郑重提出，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应该不失 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抓紧研究西部地区大开发。此后，国家先后制定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政策措施，在 投资项目、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积极发展有特色的优 势产业，推进重点地带的开发，全面推进西部的开发和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5.加快城镇化进程。1998年10月，江泽民在江苏、上海、浙江考察时指出，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农业劳动力 转移到新兴的小城镇和乡镇企业，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16]从2000年6月开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定了有关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明确提出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 起来。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 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6.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1998年12月18日，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中明确指出：“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继续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 放，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16](P，684～685)为此，我国加入 世贸组织后又适时提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新战略，既进一步扩大商品和服务贸易，吸引 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又勇敢地走向世界经济舞台，开拓国际市场，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 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发展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经济发 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江泽民的这些思想，是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经过5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2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后 提出的，它反映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可以说，在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已经成功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道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新的世纪，只要我们坚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一定会实现，到建国10 0年时，必将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6页。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21页。

[3]参见栾雪飞、田克勤：《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探索》，《毛泽东百周年纪念》下，中央文献出 版社1994年版，第127～128页。

[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页。

[5]《邓小平经济理论纲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3～94页。

[6]梁秀峰：《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2期。

[7]《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 445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10]《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5页。

[12]李君如：《如何深化当前的党史研究？》，2002年5月13日《学习时报》。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0页。

[14]曹普：《三代领导核心与中国现代化》，《党的文献》1995年第5期。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大决策的形成和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5 7～558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9页。

（作者，王骏，1966年生，副编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四编研部。）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