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作者:张曙    发布时间:2018-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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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学习邓小平改进党风的思想

张曙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他高度重视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始终把加强和改进党风作为党的建设的战略任务。今天,重温他改进党风的重要论述,依然能感受到伟大的思想光辉,体味到巨大的精神力量。

邓小平对党风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1977年7月,他在第三次复出之初就指出:“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他强调“: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1985年9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作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论断,对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端正党风重在解决实际问题。邓小平指出,端正党风关键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决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贪图享乐、铺张浪费等腐朽思想,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要反对的“四风”。

关于反对形式主义。邓小平认为,形式主义尽管有诸多表现,但其共同点都是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对弄虚作假、空喊口号、鼓虚劲不鼓实劲的形式主义提出批评。1992年初,他在南方谈话中还尖锐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他积极倡导弘扬实事求是作风,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大力提倡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他要求开会、讲话都要着眼于解决问题“,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他反复告诫“,那种只靠发指示、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一定要转变过来。”

关于反对官僚主义。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官僚主义现象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他说:“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官僚主义”,“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事业很难顺利发展”。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等讲话中,他对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表现及危害等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另一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中,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整顿作风的重要内容。克服官僚主义也是这一时期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关于反对贪图享乐和浪费之风。邓小平认为,我们国家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比较落后,如果一味追求享乐,铺张浪费,则中国要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不能达到,事业不会有希望。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搞特权、搞特殊化,贪图享受,则必然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他说,“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这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他指出“:现在我们搞四化,情况会逐步好起来,但是好起来也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艰苦奋斗还是要讲,一点不能疏忽,要勤俭办一切事情,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他特别强调党员干部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要抓紧对人民进行艰苦奋斗精神教育“,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把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写入中央文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

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贪图享乐、铺张浪费等问题,而且还对怎样戒除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思考。

改进作风,重点是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邓小平认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因此,“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1979年11月,他指出“: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上面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有讲话的权利”。1980年1月,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说“: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1986年1月,他又要求:“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他认为,只有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率先垂范,言出必行,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党风建设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严肃纪律,从严治党。邓小平认为,改进党风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中,必须落实到对不正之风的严肃处理上,落实到改进工作的实实在在的行动上。1978年12月,他说:“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1979年11月,他针对准备下发的《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指出:“这个规定一经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就要当作法律一样,坚决执行,通也要执行,不通也要执行。”对于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他多次指示:“越是大人物、大机关,处理越要严、要重”,要“雷厉风行,抓住不放”。严肃党纪不可避免会触及一些高级干部、名人和他们的子女后代,这就要有敢于碰硬的决心。对此,邓小平1986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斩钉截铁地表示:“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时期,中央严肃查处了一些领导干部严重官僚主义的案件,在党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加强制度,规范行为。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制度对改进党风的根本保障作用,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他说:“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邓小平提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央及有关部门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党员领导干部犯严重官僚主义失职错误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等重要制度,为加强和改进党风提供了有力保障。

邓小平关于改进党风的重要论述,在今天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给我们很多有益启示。

改进党风,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抓党风建设,始终高度重视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党精神面貌和作风状况焕然一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必须看到,当前,党的作风方面还存在大量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四风”还相当严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党和群众隔开,使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最终难以完成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这说明,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必须经常抓、长期抓。因此,在改革开放整个过程中,都要锲而不舍地抓党风建设。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

改进党风,关键在于落实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反对“四风”的根本遵循。当前,推进作风建设的主要工作,就是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群众评议和社会监督”,“作风是否确实好转,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他还指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这就要求发扬民主、开门整风。要建章立制,积极引导和鼓励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进行评议和监督。要真抓实干,切实把人民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以优良党风凝聚起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强大力量。

改进党风,要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既需要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常抓不懈,又需要在坚持过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和方法。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重视作风建设的优良传统,同时与时俱进,不断提高作风建设的科学化水平,这样才能真正抓好作风建设,把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证。

来源:《求是》2013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