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平平：论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历史贡献
论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历史贡献
龙平平
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邓小平是世界公认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梳理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总体设计的完成过程，特别是他的一些重大思路的形成、衔接和发展过程，可清晰地看出他为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作出的历史贡献。
拨乱反正，为改革开放廓清道路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兴起阶段。实行改革开放，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但很长一段时间，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的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束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个凡是”又继续维护着错误的理论，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因此，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首先是从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破题的。1978年，他发动和领导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为改革开放廓清了道路。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由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真理标准》”——编者注）引起的。对这篇文章，邓小平自己说，他事先并不知道，也没有看过，是有了争论以后才看的。既然如此，如何理解大讨论是他发动和领导的呢？
首先，《真理标准》一文之所以能够引发一场大讨论，在于它抓住了拨乱反正的总问题、总根子，讲清楚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应该按照实践的标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文章阐述的这个观点是邓小平首先提出、阐发并且广为宣传的。文章的原作者胡福明明确说过，他是听到邓小平关于“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后才萌发了在理论上对其作进一步阐述的想法的。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其次，以这篇文章为由头，开展一场全党全社会的大讨论，是邓小平发动和领导的。《真理标准》发表后受到各方关注，有的支持，有的反对。针对其中一些批评意见，邓小平指出，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 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肯定文章观点，并号召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思想来个大解放”。这个讲话见报后，帮助很多人认识了“两个凡是”的错误。
真正意义上的大讨论是7月下旬开始的，标志是邓小平的两次重要谈话。6月2日邓小平公开支持《真理标准》一文的观点后，党内和社会上批评“两个凡是”的呼声渐高，但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依然利用各种场合压制群众的积极性。关键时刻，7月21日，邓小平同中央宣传部部长谈话，提出严肃批评，明确要求：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7月22日，邓小平又同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谈话，明确指出：《真理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实际上，有组织、大规模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在邓小平的这两次谈话之后开始的。
再次，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实际进程看，它经历了从解决思想路线入手，进而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再发展到全面拨乱反正的几个阶段。大讨论几个阶段主题的转变与深化，是邓小平积极推动的。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分为主题不同的三个阶段。
1978年9月之前，大讨论围绕理论问题展开，主题是邓小平提出的反对“两个凡是”，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阶段的讨论主要是解决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
到了9月，邓小平开始把讨论引向政治路线方面。9月13日到20日，邓小平视察了东北三省和河北唐山、天津等地。一路上，他“到处点火”，阐明他发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目的。9月16日，听取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的汇报后，邓小平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
从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强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邓小平一下子把发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实质谈清楚了。王恩茂说过，听了小平同志的谈话，一下子就明白了，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不要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北方谈话”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响，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作了思想和理论准备。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再起高潮。12月13日，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把解放思想提到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在邓小平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为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思想前提，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从而成为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新起点。这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取得的最大成果。
从1979年下半年起，讨论进入第三阶段，即“补课”阶段。这是邓小平在视察安徽、上海、山东、天津等地时提出来的。这个阶段一直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这个阶段名为“补课”，实际上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实行全面拨乱反正。
这段时间，邓小平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果敢的勇气坚决顶住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干扰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错误倾向，澄清了基本理论问题上的一些思想混乱。特别是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将之确定为立国之本，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正确的政治方向。由此，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始形成。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历时4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圆满结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基本完成。
改革开放正是伴随着拨乱反正的进程，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兴起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民创造了多种生产责任制形式，拉开了改革的序幕，这不是邓小平设计的。但是，农村改革是在邓小平营造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大环境中酝酿和实验的。对农村改革，邓小平始终坚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尊重实践的原则。在农村改革最困难的时候，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支持农村改革，并及时总结经验，加以指导，逐步推广开来。没有邓小平的支持，农村改革很可能会夭折。
这个阶段，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企业改革正在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宏观经济总体上属于调整恢复时期。这段时间，邓小平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论述不多，但他提出了两个重要思想，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一是“小康”目标，为20世纪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二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提出了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大课题。
这个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步子也相当大。从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和建立民主集中制开始，到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邓小平论述很多，改革的措施也很多，力度很大。到1982年新宪法、新党章修订通过，短短几年，从根本上扭转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混乱状态，初步奠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这期间，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和原则措施，基本思路初步形成。
这个阶段，对外开放进展很快，精彩纷呈。一批接着一批地出国考察学习，成规模地引进国外资金、技术、设备，一些中外合作、合资项目开始出现，很快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封闭半封闭状态。特别是在邓小平的倡导下，试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作为实行对外开放的窗口，很快取得巨大成功，产生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就是这样在拨乱反正中应运而生的。
精心设计，谋划改革开放宏伟蓝图
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认了邓小平提出的到20世纪末实现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提出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逐步全面推开。1983年，邓小平到江苏、浙江调研，对实现小康目标、建设小康社会有了新认识。1984年，邓小平到几个经济特区调查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新的思考。这年5月，根据邓小平的思路，国务院提出：“今后在经济工作中，要着重抓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件大事。” 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将中国实行的政策概括为：“总之，我们内部要继续改革，对外进一步开放。”改革开放这个词由此进入我们的社会生活。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讲了许多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体现了邓小平改革与发展的理念和思路。之后，中央又制定了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两个决定。
1984年到1988年，邓小平的全部心思都在改革开放上。他认真研究改革开放的每一个步骤，谨慎作出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重大决策。在他的领导下，改革势不可当，“过五关，斩六将”，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重大进展，中国经济由此上了一个台阶。在这个进程中，邓小平提出和阐发了许多新的思路、思想和决策，以敏锐的思考完成了对改革开放的总体设计。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时代特征作出新判断，并及时调整外交政策，制定新的国际战略，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邓小平历来高度关注国际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就注意到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新走向：“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之后，他又得出结论：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985年，他将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今的时代特征。邓小平关于时代特征的新判断，是作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特别是对外开放的许多重大决策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毫不动摇地深化下去，与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维护这个新判断不无关系。
第二，对基本国情作出新概括，提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论断。1979年，邓小平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2年，他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7年，他进一步提出，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的这个思路是连贯的，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完善。
第三，深刻揭示改革开放的性质、作用、意义和影响。对改革开放的性质、作用、意义和影响，邓小平论述得最多。1978年，他就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革命”。1984年，他明确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之后，又进一步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根据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第四，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确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目标。制定实事求是的经济发展战略对确定改革的方针、步骤至关重要。1979年，邓小平将过去提出的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修订为“翻两番，奔小康”；1987年，他根据改革开放的新进展，进一步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即第一步解决温饱，第二步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对这一发展战略，邓小平极其珍视。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改革开放面临很大困难，邓小平及时发表讲话，首先强调“三步走”发展战略没有错，不能变，因为只有坚持和维护这个发展战略，才能确保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第五，不断解放思想，深入研究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鼓励全党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困扰人们思想的一个难题。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邓小平先后十多次谈论这一问题，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后来，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最终帮助全党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归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
第六，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新论点，探讨解决改革开放的速度与效益问题。决策实行改革开放，按邓小平的本意，是要寻找一条比资本主义发展更快的途径，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87年，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但是，邓小平并不一味地主张求快，他强调的“快”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辨证的。他说：这“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
第七，提出“不争论”原则，鼓励改革开放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前无古人。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大的举措都是创新，必然会引来许多不同意见和议论。怎么办？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原则。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实在是一个睿智高效的杰作。江泽民后来深有体会地说：“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这是邓小平同志发明的好办法，是个高明的办法。一时看不准的事情，不要急于下结论，看一段再说。”
第八，提出并阐发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原则。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邓小平在领导开创改革开放事业进程中高度重视和反复强调的一个大问题。就经济发展而言，他说得最多的有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这对于保证改革开放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第九，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在领导开创和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一直强调要“两手抓”。总的思想是在搞改革开放的时候，不能忽视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要注意保持协调发展。这虽然不是改革开放本身的事情，但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方面。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论述还有许多。将这些论述综合起来，就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即他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设计。这些设计初步回答了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基本国情、性质、任务、目标、步骤、布局、方法、原则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改革开放前进的科学轨道。
晚年思考，推动改革开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1989年11月，邓小平退休。在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上，邓小平以身作则，为彻底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正常化作出了表率。
退休后的邓小平，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事业，并结合国内外形势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如苏东剧变后，他以丰富的经验提醒中央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特别是1992年，他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思想观点，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江泽民说：“小平同志晚年提出了许多十分重要的思想，特别是他1992年的南方谈话，澄清了当时困扰着人们思想的一些十分重大的问题，为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很多话，小平同志当时不说，我们这些人是很难说的。”
邓小平的晚年思考，既着眼于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又放眼于妥善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新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他对改革开放的总体设计，对于引领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意义尤为深远。这里择其要者，分述如下。
第一，根据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形势的新发展，阐发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提出要“又快又好”发展的新要求。改革开放能不能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是邓小平晚年思考的重点。他认真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他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为此，晚年邓小平每到一处，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说，要抓住机会搞发展。他强调说：“发展才是硬道理。”直到90岁高龄时，他还在说：现在是机会啊，这个机会很难得呀！中国人这种机会有过多次，但是错过了一些，很可惜！你们要很好抓住。
第二，进一步阐述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提出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1991年，邓小平对江泽民等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1992年，他进一步阐发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理论意义，并特别强调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1993年，他在审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工作总结报告时说：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这些论述，对于帮助全党进一步认识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坚持改革开放和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阐明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为正确认识和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提供了依据。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在改革开放的未来发展中，还会出现各种不同意见。怎样看待改革开放的是非得失？邓小平经过长期思考，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不争论”到“三个有利于”，反映了邓小平对改革开放认识的不断深化。
第四，反复求证“第一生产力”理论，为实现科学发展探索新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1988年邓小平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他最初说这个话时，是一种探讨的方式，使用了“依我看”、“恐怕是”这样的语言。退休以后，他一直在思考和求证这个观点。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的过程中，多次向科学家求证：“我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你认为站不站得住？”他深有体会地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随着越来越快的高科技新发展，邓小平的这一论断将愈益显示深远的意义。
第五，深入思考和提出如何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问题。确立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江泽民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述作出的大决策。当江泽民提出这个想法时，邓小平是赞同的。他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对于怎么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晚年邓小平想得很深。1993年9月，他提出一个思考许久的重要新思想。他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这实际上提出了在改革开放的长期过程中，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这显然是关乎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一个大课题，需要我们现在和今后努力思考和解决。
第六，深化对共同富裕问题的认识，探索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共同富裕是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之初就高度重视并反复论证的问题。到了晚年，他对这个问题更为关注。1990年，他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 1992年，他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精辟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年年底，他明确提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1993年，他又进一步指出：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此外，邓小平晚年还重点思考了改革开放的其他一些重要问题，形成了一些新的思想，不再赘述。邓小平晚年思考的所有这些重大问题，许多已成为今天改革开放正在解决的实际问题。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和经验证明，他的这些思考与设计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