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陈云对外开放思想

如何研究陈云对外开放思想

朱佳木

[摘 要] 陈云的对外开放思想是陈云经济思想在对外开放方面的展开，体现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务实性、稳妥性。陈云关于对外开放方面的言论，无论是从正面提出的，还是从反面提出的，都是以坚持对外开放为前提的，都是为了搞好对外开放、使对外开放朝着健康方向发展。陈云对外开放思想的核心、精髓，主要体现在辩证处理以下四个关系上：既要大胆开放，又要循序渐进；既要微观搞活，又要宏观管理；既要使对方有利可图，又要坚持以我为主；既要充分利用开放的积极成果，又要重视开放带来的消极后果。陈云对外开放思想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但历史形成的东西不等于是过时的东西，我们要从中提炼出那些反映基本国情，符合客观规律，在长时期内起作用的内容，使之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为我们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增强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 陈云；对外开放；经济思想；开放型经济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当前，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依存度、融合度越来越高，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和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的紧迫性越来越强。在这个大背景下研究陈云对外开放思想，尤其显得必要，现实意义更为突出。笔者从新中国历史研究和陈云生平思想研究的角度，对此谈几点认识。

一、 研究陈云对外开放思想， 要放到

陈云经济思想的整体中研究

陈云对外开放思想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陈云经济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陈云经济思想在对外经济工作方面的展开。要深刻认识陈云对外开放思想，首先要从总体上把握陈云的经济思想。

陈云经济思想有几个要点。第一，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综合国力。这个思想体现在外贸上，就是要以我为主，注重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第二，经济建设的出发点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各方面的客观实际。这个思想体现在对外经济交往上，就是要知己知彼，互通有无，量力而行。第三，经济建设的理想状态是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做到稳步前进。这个思想体现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就是要外贸平衡，外汇平衡，外债平衡，引进和国内配套平衡。第四，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是既要微观搞活，又要宏观控制，做到活而不乱。这个思想体现在对外经济工作中，就是既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又要防止内部打乱仗和对外投资失控。

所以，研究陈云对外开放思想，不能就对外谈对外，而要把他的对外开放思想与他的整个经济思想联系起来研究，否则，会把握不住他的对外开放思想的全貌和真谛。

二、 研究陈云对外开放思想，

要注重研究形成的背景和特点

陈云从陕甘宁边区到东北解放区，再到新中国成立，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中长期分管财经工作，加上他一贯倡导和身体力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因此，他的主要精力从来是放在观察和解决每个时期经济工作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尤其是那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和有可能成为倾向性的问题上。正是这个背景，决定了他的对外开放思想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务实性和稳妥性。比如，当人们不大注意对外开放，甚至有人反对对外开放的时候，他会比较多地强调要打破框框、解放思想，提倡研究世界经济，大胆进行对外经济交流；但当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对外开放的意义，对外开放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甚至有人忽略对外开放中出现的负面影响时，他往往会比较多地强调要头脑清醒、处事谨慎，提醒人们注意对外开放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果不了解他的思想的这个背景和特点，就可能认为他在对外开放问题上不积极、不热情，思想偏于保守；或者总想在他的讲话中找出强调对外开放的言论，以为只有这些才是他的对外开放思想。所以，研究陈云对外开放思想，首先要了解陈云的经历，了解他的思想特点，了解他的言论的具体背景，把他的思想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他对外开放思想的精髓。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开始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由于当时没有经验，也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采取仇视态度和封锁政策，所以我们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号召。起初，陈云针对党内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足的情况，较多地强调要老老实实地学，虚心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但当全国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后，他又强调学习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不能照搬照套。比如，他主持的1954年新币发行工作，就和苏联的做法很不一样。毛泽东曾经讲过，苏联关于“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页。）。

上世纪50年代末，国内出现天灾人祸，粮食供应紧张，需要进口一些粮食。但是，一来“大跃进”时期搞浮夸，对外宣布我国粮食过关了；二来我们同西方尚处于冷战状态，宣传“不吃嗟来之食”、“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因此，那时提出从西方国家进口粮食是一个敏感问题，是要冒政治风险的。此前，陈云因为反“反冒进”，已经被划入“右倾保守”一边，在政治上受到冷遇。然而，他不计个人荣辱，于1960年底，通过粮食部向中央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粮食部很快给分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写报告，李先念又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写信，提议进口12亿斤粮食。周恩来批示照办，毛泽东批示进口20亿斤更好。于是，陈云同周恩来商量，确定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进口75亿斤。1961年8月，陈云又经当面请示，使毛泽东同意了他从法国转口购买美国小麦的建议。结果，从1961至1965年，平均每年进口了100多亿斤，为缓解粮食困难、保证市场稳定、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陈云鉴于农村粮食征购的压力太大，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强调要进口粮食，而且主张尽可能多进口一些。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他尚未恢复中央领导职务，却在小组发言中提出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进口2000万吨粮食（合400亿斤）的大胆建议。这个建议的实施，对三中全会以后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市场的初步繁荣，起了重要作用。

从西方国家进口粮食，需要硬通货，这就涉及向西方国家出口的问题。为此，陈云十分关心外贸工作。他主张，要在国际市场取得竞争胜利，必须使商品有质量和价格的优势，要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要有严格的质量检验制度，要树立良好信用和信誉。他还指出，外贸要算大账，也要算小账，不能只想大进大出，该大则大，该小则小，打掉“官商”习气。

“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来要陈云协助他抓外贸工作。那时，“左”的指导思想占上风，把利用资本主义信贷、“三来一补”、进口国外先进设备等等，统统说成是违背自力更生方针，大批所谓“洋奴哲学”；有人还把外贸中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易所说成是参与资本家的投机买卖，把出口工艺品采用中国古代和西方历史文化题材说成是宣扬“四旧”和“封资修”。面对这种“左”的思潮，陈云指出，现在外贸已由过去75%面向苏东，变为75%面向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必须研究资本主义；不要把自力更生与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资本主义的交易所有两重性，我们应当利用；“三来一补”的实质是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为国家创汇；进口设备附带进口零配件是为了减少损失，不是“洋奴”；出口工艺品是做生意，要适应客户需要，这与宣传什么无关。

粉碎“四人帮”后，国内“左”的思潮受到批判，但经济上又出现了急于求成的“洋跃进”，造成盲目同国外签约，急于进口设备和借贷的状况。对此，陈云反过来强调，对外债要分析，同时要考虑国内的配套能力和偿还能力。他指出，借外债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是一项重要政策措施，谁也不反对借外债，但自1970年以来的基本建设战线已经太长，需要调整，如果继续靠贷款上新项目，势必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进一步加剧经济比例的失调。他提醒大家，国际市场现在是买方市场，只要国际关系不发生大变化，这种有利条件不会失掉；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对他们不要太天真，要在欢迎中有警惕。

上世纪80年代初，外贸实行体制改革试点，工业企业和省市都争外贸自主权，形成多头对外、削价竞销、只顾外汇、不计成本的局面。时任外贸部部长的郑拓彬来向陈云汇报，反映外贸工作内部打乱仗的情况。陈云听后说，改革的最终目的是给国家增加外汇，提出“肥水不落外人田”。后来，他在外贸体制改革的报告上批示：“对外贸易工作既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坚持统一对外，这是外贸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一条原则。”（《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39页。）

1980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等四个毗邻港澳台的沿海城市试办经济特区，陈云参与了这项重大决策。但当一些同志忽略了这几个城市的特殊条件，提出其他城市，甚至整个省都要办经济特区时，陈云又强调，经济特区要办，但第一位的任务是总结经验；特区有有利的方面，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如外币打击人民币等等；其他地方可以搞来料加工、合资经营，但不要再搞特区，尤其不能把整个省都变成特区。后来，中央根据邓小平的建议，考虑开放14个沿海城市。那时，陈云正在杭州休养，谷牧受邓小平委托，到杭州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意见。他表示同意开放这14个沿海城市，同时就特区建设的问题提出两点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要有“拳头”产品，不能总是来料加工；第二，要掌握好来料加工产品的内销比例。他指出，特区现在还没有“拳头”产品；对来料加工产品，国内市场要让出一些，但一定要保护我们自己必须发展而且正在发展的东西，使自己的东西一步一步地进步，不要被外面进口的挤掉了，比如发电机组。他用家乡话说，“癞痢头的孩子还是自己的好”。

那次谈话，陈云还提到特区货币问题。那时，特区一些同志考虑开发资金不足，强烈要求允许他们自己发行货币，学术界也有人造这种舆论。对此，陈云说，一个国家不能同时搞两种货币，否则势必扰乱金融秩序；如果一定要发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集中到中央，而且不允许特区货币在内地流通。后来，主张搞特区货币的那些同志又研究了一下，觉得如果发行权在中央，又不能在内地流通，再搞特区货币，意义就不大了，所以撤回了原来的要求。

改革开放后，陈云除了把注意力放在纠正对外开放问题的偏向上，也从正面提出过一些重要的建议。据我所知，“走出去”就是陈云最先提出的。那是1984年夏天，时任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副主任柴树藩来向陈云汇报首钢打算从拉美国家进口美国二手设备建新基地的有关情况。谈话中，陈云表示，开辟新基地要同老基地改建扩建进行比较，旧设备中有些跟水泥粘连在一起的东西不能用了，因此，可以考虑向国外要倒闭的企业投资，搞合营。接着，他指出：“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陈云文集》第3卷，第537页。）不久后，他又在外贸部门的一个材料上批示，同意利用美国“加勒比海发展计划”的有利时机，向该地区投资办厂，以享受那一地区向美国出口免税的政策。他的这些主张，进一步打开了人们对外开放的思路，逐渐形成了后来被称作“走出去”的大战略。

总之，只要了解了陈云对外开放思想的历史背景和陈云思想的特点，就会看到陈云关于对外开放方面的言论，无论是从正面提出的，还是从反面提出的，都是积极的，都是以坚持对外开放为前提的，都是为了搞好对外开放、使对外开放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三、 研究陈云对外开放思想，

要善于领会精神实质

前面说了，陈云关于对外开放的论述，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针对不同问题，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他的论述重点无论怎么变化，都离不开一个核心、一条红线，那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内外协调、平衡发展，就是稳中求进、活而不乱，就是取长补短、做强自己。这是他对外开放思想的精髓，是最根本的东西。具体讲，陈云对外开放思想的核心、精髓，主要表现在辩证处理以下四个关系上。

第一，既要大胆开放，又要循序渐进。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反复强调引进外资要慎重。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那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调整国民经济，在重大比例关系没理顺之前，如果一味引进外资，只会使比例失调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二是我们那时的干部绝大多数没有同外国企业打过交道，缺少世界经济的知识和对外交往的经验，许多人仍然习惯于把来华投资的外国人都当成国际友人，在谈判中头脑不清醒，很容易上当受骗。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陈云自己年轻时在旧上海当过店员、从事过地下斗争，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方式比较了解。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财经工作，又研究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深知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复杂性、周期性、风险性。今天，国内外经济形势，干部队伍状况，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世界经济的风险性仍然存在，国内经济也面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干部队伍也有知识不断更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关于“既要大胆开放，又要循序渐进”的思想，显然并没有过时。

第二，既要微观搞活，又要宏观管理。陈云强调外贸工作要统一对外，是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在外贸体制改革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同步的情况下讲的。今天，经济体制已经由计划经济体制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贸易由外贸部门、外贸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外汇结算和管理仍然是由国家统一控制，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仍然需要经过政府审批，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兑换业务仍然没有放开。所有这些，对于保证我国进出口总额的迅速增长，对于人民币地位的不断巩固和提高，对于我国在亚洲和世界金融危机中没有遭受太大损失，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初，陈云针对在搞活经济中出现的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提出“鸟”与“笼子”的著名比喻。这个比喻最先是黄克诚向陈云说的，他认为很有道理。这个比喻的意思是，经济就像鸟一样，捏在手里就死了，要让它飞，但又要让它在笼子里飞，否则就飞跑了。有些人望文生义，以为这里说的“笼子”真像鸟笼一样狭小，于是大批所谓“鸟笼经济”。其实，只要尊重客观实际就会看到，这个比喻是非常积极、非常形象的，这里所说的“笼子”，并不是要限制经济搞活，而是为了把经济搞得更活一些。记得有一次，我按陈云同志的要求起草一个讲话稿，根据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写了“笼子”大小要适当，也可以大到跨省跨地区，而且“笼子”——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本身也要经常调整。送审时，他在“可以跨省跨地区”后面，亲笔加上了“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今天的情况不正是这样吗？我们的企业、资金已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走到了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甚至走到了北美洲。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加强有效监管，否则这些企业和资金就有可能像鸟飞出笼子一样，回不来了。那就不叫搞活，而叫搞没。恐怕这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家跨国公司，都是不能允许的。正因为如此，陈云同志关于“鸟”与“笼子”的比喻，曾引起中外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并在宏观经济工作中发挥着启示作用。

第三，既要使对方有利可图，又要坚持以我为主。陈云一贯强调，在对外贸易中，要给推销商、中间商好处，在价格上使他们有利可图。他还提出“可以冒点风险，准备万一有失。不要一有损失，就不敢做生意，束缚自己的手脚”（《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必须得多失少”（《陈云文选》第3卷，第222页。），“肥水不落外人田”；在买设备的同时也要买技术、买专利，而且要重在吸收消化，把人家的技术变成自己的东西；要让出一些国内市场，“但自己必须发展而且正在发展的东西，不要被外面进口的挤掉了”（《陈云文集》第3卷，第536页。）；要千方百计增加外汇收入的来源，以增强外汇储备和支付能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互利双赢。

记得1982年春天，我随陈云同志去苏州。他看到一个材料，说美国的耐克鞋在中国生产，原本是要求全部返销的，但不知为什么，国内市场上也出现了；另外，可口可乐原本只允许在涉外饭店里销售，不知怎么搞的，一般商店和大街上也有卖的了。他让我给时任轻工业部部长的杨波打电话，告诉他，不要让耐克鞋和可口可乐在国内市场上销售，一双一瓶也不要卖。今天，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我们加入了世贸组织，不可能不卖国外的消费品，不仅耐克鞋和可口可乐，其他各种牌子的鞋帽服装、饮料食品、化妆品都能在国内买到。那么，陈云当年的话是否说错了呢？我认为没有错。因为听他的话，要领会其中的精神实质。我理解，他那些话的精神实质在于，对日常生活用的、低端的、技术含量少的国外产品，要尽可能少进口，以保护民族产品，并把有限的外汇用在最需要用的地方。这个精神，即使今天也不能说过时。比如，美加净牙膏、回力球鞋、北冰洋汽水等等，都曾经是我们自己的名牌，很受消费者欢迎。像这样的商品，就应当通过改进质量和营销手段加以保护。否则一旦被冲垮，要重新占领市场就难了。

1983年，陈云听到一种反映，认为我国外汇储备太多了，与其放在国外银行，不如进口商品，回笼货币，而且已经进口了一大批家用电器。对此，他很不赞成。那时，我国外汇只有120亿美元，他说，像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这点外汇不算多，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要手里有一点钱就发烫。我理解，他这个话的精神实质在于，要搞好对外开放，自己必须有实力，包括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财大气粗，手里钱越多，腰杆子越硬，信誉度越高，人家越愿意贷款给你；相反，存钱越少，借钱越难。至于外汇储备多少合适，只能结合当时实际情况来定。今天，我国外汇储备已达3万多亿美元，如果陈云活到今天，我相信他也一定会有另外的说法。

第四，既要充分利用开放的积极成果，又要重视开放带来的消极后果。任何事都有利有弊，对外开放也一样。正如有人形容的那样，打开了窗户，新鲜空气会进来，苍蝇、蚊子也会进来。对于这个问题，陈云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一方面关注国外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新动向，带头倡导向国外先进的东西学习；另一方面坚决主张严厉打击借开放之机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防范和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渗入。他指出：“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但同时要看到，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陈云文选》第3卷，第355页。）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陈云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是一方面反复强调对外开放对我们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一再反复提醒全党注意：对外开放，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就会钻进来的，“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1984年的一天，陈云同志提出要亲眼看看集成电路和计算机操作，让我给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打电话。过了几天，江泽民同志带着几位技术人员到陈云家里，向他现场演示。陈云同志通过显微镜，仔细观看了集成电路，然后向在场的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他说：“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现在计算机的应用非常普遍，使生产、工作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有‘工厂自动化’、‘农业自动化’、‘办公室自动化’和‘家庭自动化’的说法，对经济发展起的作用很大。这些情况，对我们的国民经济，对我们的电子工业，都是一场新的挑战。”他请报社的同志转告全国财经干部：“在新的技术革命面前，我国财经干部面临着知识更新的繁重任务。”（《陈云文集》第3卷，第533—534页。）同时，他又指出，我国的电子工业虽然起步晚、进步快，但与国际先进水平比，差距还是大的，因此一定要赶上去。

与此同时，陈云对于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也毫不放过，毫不手软。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不法之徒，内外勾结，大搞走私活动，涉及到不少党员干部，群众意见很大。1982年1月5日，陈云同志要我去他办公室，指着中纪委反映广东一些党员干部参与走私、贪污腐化的信访简报，情绪十分激动地说：“告诉王鹤寿（时任中纪委副书记——引者注），要重办，要杀掉几个。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解放初期，贪污几千元就杀。”他停下想了想又说：“干脆，我来批一下。”于是，他把这份简报批给了几位中央常委，写道：“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几位领导人阅后都表示同意，邓小平还特别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六天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贯彻中央常委的指示精神，并向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一场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由此开展起来，保证了对外开放事业的健康发展。

陈云对外开放思想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但历史形成的东西不等于是过时的东西，相反，有些由于反映了客观规律，屡试不爽，颠扑不破，经得住实践反复检验，不仅今天适用，明天也适用，甚至有些我们今天可能还没认识到。所以，对陈云对外开放思想一定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从中提炼出那些反映基本国情、世情，符合客观规律，在长时期内起作用的内容，用于指导我们今天乃至今后的工作。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讲，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要正确看待，它们既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参见《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这是对待新中国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党的十八大报告讲“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里“封闭僵化的老路”，我理解是指改革开放前在国内政策特别是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而不是指改革开放前整个历史时期所走的道路。否则，就和十八大报告关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的总体评价相矛盾了。如果说到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封闭”，首先，是帝国主义封锁造成的，是被封闭，而不是自我封闭。其次，那个时期，我们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交流同样是对外开放，而且同时仍然在千方百计寻求与西方国家做买卖的机会。再次，即使在“文革”时期，在周恩来主持、毛泽东批准下，仍然制定了用43亿美元从西方国家进口成套设备的“四三方案”。所以，把改革开放前都看成是“封闭僵化”，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总之，陈云对外开放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应当继续深入研究，注重吸取其中的精华，使之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为我们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增强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北京 100009〕

（责任编辑：戚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