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研究的新进展

任弼时研究的新进展

冷溶

这次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00周年举办的重要活动主要有两项,一项是明天上午以党中央名义召开的纪念座谈会,胡锦涛总书记要做重要讲话;一项就是由八家中央单位联合组织召开的全国学术研讨会。为了开好这次研讨会,我们很早就做了准备,召开了研究述评会,认真扎实地做了论文的征集和评选工作。

这次研讨会共有论文61篇,代表着全国最新的研究成果。论文作者有多年从事任弼时研究和党史研究的老学者、老专家,更多的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新兵。原中顾委常务副主任、年近百岁高龄的薄老在开幕式上的书面发言,评价了任弼时同志一生的功绩,回忆了他与任弼时同志亲身交往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珍贵史料。原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同志不顾年迈体弱,亲临会议,并在开幕式上做了精彩的发言。他们二老的发言,给研讨会增加了很重的分量。两天来,大家就各自的论文进行了小组讨论和大会交流,对任弼时研究中的广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深入的研讨,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好任弼时研究以及如何开展好党史和党的领袖人物研究,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会议虽然只开了两天,时间很短,但开得很紧凑。从大家的发言和讨论情况看,是很有收获的,会议开得是很成功的。

这次研讨会取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深入研讨并进一步明确了任弼时同志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和所具有的重要历史地位;二是围绕任弼时研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了更为具体和广泛的研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进一步拓展了;三是对任弼时思想理论的研究大大加强了,对他的品格风范的研究也有新进展;四是进一步明确了任弼时研究的意义和今后研究的思路和方向。

(一)

任弼时同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的一位主要领导人,是党的七大选出的五大书记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之一。他是在党的历史上立了大功劳的人。在他去世的时候,党中央曾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

但是,由于他去世比较早,对他的历史贡献,后来的人了解不多。进入新时期以后,很多老同志提出,任弼时同志在历史上是与毛周刘朱并列的,在我们对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开展系统的研究、作出评价时,他是不应该被忘记或忽视的,对他的功绩和历史地位,需要进行全面的、充分的概括和评价。党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下,中央文献研究室于1983年成立了专门研究任弼时的研究组,开始着手编辑他的选集,撰写他的年谱和传记。一些与任弼时同志并肩战斗过的老同志撰写了许多回忆文章,披露了许多珍贵的史料,社会上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陆续发表了许多有深度的研究文章。经过多年研究,到任弼时同志诞辰90周年时，他的选集、年谱和传记都出版了。在那次召开的出版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对任弼时同志各个历史阶段的贡献,对他在中国革命的一些关节点上所发挥的独特的关键作用,对他崇高的精神、品格、风范,都作了系统的概括和高度评价。应该说,到那时,对任弼时同志光辉一生的主要脉络和主要贡献,大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与研究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分不开的。

但是,对任弼时的研究并不能说完成了,还有很大的潜力。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生涯从1920年在上海加入青年团到1950年去世,整整有30年,经历了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党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都与他有关,这是一个很广阔的研究领域。而我们对他的历史贡献也还有一个进一步充分了解和认识的问题。比如这次开幕式上薄老的书面发言,就系统地论述了他在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过程中,“是立了功的”,“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发言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很多同志提出,我们应该进一步明确:任弼时同志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驱和重要导师。在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百周年时,应该有这样一个评价和概括,来反映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包括他在思想理论方面的贡献。

大家有这样的认识,是建立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反映了任弼时研究取得的新进展。这首先表现在对他的研究比过去更加细化、具体化和深化了,研究的领域也比过去更宽了。

这次与会的一些论文,虽然还是围绕一些老的热点问题、一些大的题目来研究,比如,对共青团建设的贡献,创建根据地和长征中的贡献,出使共产国际的贡献,延安整风中的贡献,筹备七大的贡献等,但是论述得比以前更系统、更具体了,所用的材料也更丰富了。可以看出,作者们是充分利用了年谱和传记的材料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并努力挖掘更广泛的史料来进行研究的。

从这次与会的论文来看,现在,我们虽然把任弼时同志一生的大体脉络搞清楚了,但还有一些重要方面和重要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研究。比如,这次会上军队的同志就提出,对任弼时同志在军队建设方面的贡献研究得还不够,很多事情还没搞清楚。即使像出使共产国际这样的热点问题,材料挖掘得也还不够。

看来,确实需要进行更加深入、更加具体的研究。可喜的是,这次研讨会已经向这个方向去努力了。这次研讨会的一个特点是,有不少论文,是从一些小的题目、小的角度入手的。比如,有的论文专门研究了任弼时同志在1927年八七会议到1928年9月六大期间留守中央主持工作这一年多的时间,材料挖掘得比较充分,对这段时间任弼时的贡献,也考察得比较清楚了。如其中谈到他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时是怎样思考的,他关于一省内“割据”的思想是怎样提出来的,他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贡献应该怎样评价,意义在哪里。像这样细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过去并不多。有的论文还特别研究了任弼时同志在这期间亲自修订并以中央名义下发的军事工作大纲,由于这是我们党第一个关于军事工作的中央文件,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反映了任弼时同志对军队建设的重要贡献。

这次有的作者还选择了一些新的研究角度,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比如,有的写了任弼时同志在抗战初期对加强八路军建设的历史贡献,这个题目过去写的人不多。过去研究军队问题,主要研究长征的多。有的对任弼时同志白区工作的策略思想进行了研究,这又是一个新的视角。有的作者研究了任弼时同志与党的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从统战工作的角度研究任弼时，过去也很少见。还有一篇论文讨论了任弼时同志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机关建设的关系,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也是第一次。

总之,这样深入地、具体地研究,这样从一些新的角度和广泛的领域去研究,反映了我们对任弼时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其结果,是使我们对他的一生,对他的业绩和历史地位,认识得比过去更加清楚、全面了,也更加准确、深刻了。

(二)

这次研讨会取得的一个显著成绩,是对任弼时思想理论方面的研究大大加强了。这是近年来任弼时研究取得进展的最突出方面。

任弼时同志在一些重要关头和重大问题上的独特贡献,已载入史册。但是,他对我们党的理论建设上的贡献,他的思想有怎样的内容和特点,这个问题过去研究得是不够的。我们都知道周恩来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贡献,刘少奇对党的建设理论的贡献,朱德对军队建设理论的贡献。那么,任弼时的理论贡献在哪里呢?这一点不搞清楚,也不能全面地充分地认识任弼时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这次研讨会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取得了重要进展。与会的61篇论文中,大体分一下,研究任弼时生平的有19篇,而研究其思想理论的则有34篇,占了全部论文的一大半。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

首先应该明确,任弼时同志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任弼时选集》出版说明上的一句话。《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同志,同时,毛泽东思想又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卓越领导人”当然包括任弼时。当年共产国际驻延安的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就曾评论说,任弼时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从许多了解情况的老同志的回忆中和我们对他的思想贡献的研究中看,这个话讲得是很对的。

任弼时同志的著作公开发表的并不多,只出版了一卷,但就从这些著作看,他的思想是很深刻和精辟的,也是丰富的,他对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党的建设,军队政治工作,根据地经济建设,团的建设,政策策略等方面都有很多论述,这些论述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有的则很好地阐发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

很多论文都指出,任弼时同志的思想的最大特点,是他一贯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是我们党内较早认识到马列主义要中国化的领导人之一。他很早就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深刻的阐述。比如,他的选集收录的第一篇文章,是他1925年写的,其中鲜明地提出“怎样才叫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这个问题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怎样才叫坚持马克思主义”?他解释说:所谓布尔什维克化,并不是知道几个共产主义的新名词,或是几句皮毛上的空洞原则;也不是不顾实际情形而来仿效俄国党的经验。使我们团体变成学院式的组织,或是不落实际而与群众隔离的团体。他说:“许多同志只顾主义的原则……而不注意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形。与同志谈话时,只说这是马克思或列宁说的,他们是有研究的,这断不至错误。”他明确指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而“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庶可得到思想上的胜利。否则,对于我们的发展有很大的危险。”这些话讲得多么深刻、透辟,今天读起来仍深受启发。而任弼时同志讲这些话的时侯,只有21岁。

任弼时同志的思想中内容最丰富的,是他的党建思想。这次与会论文中研究这个问题的也最，有19篇，可见大家都注意到这一点,引起了研究的兴趣。他的党建思想涉及面很宽,包括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特别是他关于党性问题的论述很突出。有的论文作者对党性理论提出的历史过程作了很系统的考察,比较了任弼时与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贡献。刘少奇根据列宁的原义给党性下了定义,即:“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而任弼时则进一步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深刻阐发,指出:党性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强调党性是一种自觉的阶级意识,党员对本阶级的“无限的忠诚性和坚定性”都来自这种自觉性。而这种阶级觉悟是“慢慢地教育成的、培养成的和锻炼成的”。任弼时这里讲的道理,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党员要自觉加强党性锻炼的理论根据。任弼时还提出了“测量党员党性的五个主要标志”,如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就是一个主要标志。有同志认为,这五条标志构成了我们党关于党性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和框架。这些基本内容至今仍然没有改变,只不过在语言表述上有所不同。任弼时在解答为什么我们党要在抗战中突出地提出增强党性教育问题时,从党所处的环境,担负的任务和党内状况的变化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如新党员人数大量增加等。这些分析与我们今天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讲的道理和思路,很有些相像,因而对于理解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是有帮助的。

有的同志指出,任弼时之所以对党性问题有这样深刻的认识,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他早年在苏联的经历有关。他们这一批人在苏联学习了两种东西,一是受到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一是受到严格的党性训练。从旅莫支部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连吃饭时所拿面包的大小、果酱的多少这样的小事,都要在党组织会议上升到党性的高度去检查。我们看到当年很多人填写的表格和思想汇报中,都说要去掉过去那种个人浪漫主义的东西,“把自己的整个身子交给本阶级”。正是这种严格的党性训练培养出来的一代共产党的领导人,才能经受住后来残酷国内战争包括党内斗争的严峻考验,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许多研究者都讲到,任弼时有政治远见,这表现在他对中国革命许多问题的见解上。大家常举的例子是他关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思想。他特别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马列主义的根本观点上,深刻地阐明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正像有的同志所说的,这个问题,在战争年代许多人的认识是不清楚的。毛泽东同志对此有深刻论述,而任弼时同志则进一步阐发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基本原理。他的论述是明确的、清晰的。他说:“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而“建设的根本就是发展经济”。“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就是为了这件事。”“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建设事业包括经济、文化、政治、军事,而中心在于经济建设……只有在经济建设有成就的基础上,文化建设事业才更利于发展,军事才更有力量,政权的民主建设内容才更能充实。”他还主张:“在有利于发展和繁荣解放区经济的条件下,可以允许外国资本家到解放区投资……外资可以独办某些企业,也可以合股经营,按股分利。”任弼时同志的这些话是他在五六十年以前讲的,联系我们今天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联系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我们确实能感到他的远见卓识。

大家在研究中还感到,任弼时同志的一些讲话非常精辟、透彻,读后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比如,他在总结我们党20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本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即如何使理论与实际真正联系的问题。”“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在我们思想方法上来一个大的转变,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他在阐释毛泽东思想时说:“毛泽东学说中的基本一点，就在于懂得搞力量”，“世界上的事都取决于力量之大小”,“有力量,再加上政策灵活,就能战胜敌人,维持和平,说话有人听,办法能实现。”他很早就提出了要以人民群众是否拥护作为检验我们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他说:“党的一切政策和决定之是否正确,要看他是否符合于群众的利益与群众的要求,是否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并能够动员群众积极起来去奋斗去实行,只有这样做到,才是正确的。”

在对任弼时同志的思想做了研究后,很多同志都感到,他确实是一个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的人,他勤于思考问题,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并提升到理论高度。他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很熟悉,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而且是那种注意联系实际、不照搬书本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决定了他在很多重大关头总是能站在正确的方面。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从大家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点:

一是,他在1921年春17岁到俄国,到1924年8月回国的三年多时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功底。在我们党内,有这样经历的领导人并不很多。

二是,从任弼时同志早年的著作和他去俄国的时间和经历看,他在理论上特别受到了列宁的影响。1921年任弼时去俄国的时候,正是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不久,俄国党内也在争论。而此前,列宁提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也曾引起激烈争论。我们知道,这两件事很能体现列宁的活的马克思主义观。任弼时同志1924年回国,列宁正是那一年去世的。列宁晚年的思想,特别能够反映他坚持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这种态度,显然影响了任弼时同志。他曾多次鲜明地提出“学习列宁主义”。

三是,他有长期的革命实践经验。任弼时同志1924年回国后,立刻投入到国内斗争的实际生活中,以后一直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磨炼。他是在实践中更深刻地学习并进一步理解马列主义的。他有与“左”的和右的错误斗争的经历,包括自己犯错误、碰了钉子的经历。这与一些长期脱离中国革命的所谓的理论家有很大的不同。读他的著作可以感到,他早年在俄国写的文章,可能还有一些从书本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痕迹,而越到后来的文章,越显出是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是从实际得来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尽管并没有许多抽象的理论语言。

(三)

这里还要简要地说一下对任弼时品格风范的研究。这也是这次研讨会取得的一个成果。这方面过去许多文章都提到了,但是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的并不多。

正像有的同志所说,任弼时同志23岁就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后来成长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直是最年轻的成员。这不是偶然的。除了他对党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的、独特的贡献、在许多方面起到了别人不能替代的关键作用外,除了他思想理论水平高、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贡献外,还与他具有的崇高品德和风范有关。

任弼时同志在党内口碑很好。他在党的七大中委选举中以全票当选。一位熟悉任弼时的中央领导同志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党里找不出一个人对任弼时人品上有意见。他去世时,毛泽东同志号召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其他中央领导人都对他的品格作出高度的评价。这次研讨会上还有同志提出:为什么任弼时在党内是一个没有什么争议的人,感到研究这个问题很有必要,很有现实意义。

任弼时的优秀品质是多方面的。这次与会论文中谈得比较多、比较集中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他尊重实际、实事求是的品德。他真正像陈云同志所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二是他具有很强的原则性,敢于同一切错误倾向做斗争;同时又善于斗争,注意政策和策略。他对干部的错误严格批评,但都是与人为善的态度,因此能团结同志,赢得同志的热爱。他也勇于做自我批评。三是他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默默奉献的骆驼精神。有的同志说,骆驼精神正是任弼时同志品格风范的本质特征。江泽民同志为任弼时题词,写的也是他奋力前行的骆驼精神。

这三条,反映了任弼时同志身上最为突出的优秀品德,也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优良作风。这次有的论文,特别联系党的三大作风去研究任弼时的品德和风范,认为他是我们党三大作风的楷模和化身。从这个角度研究很有深度,而且有现实意义。三大作风是毛泽东同志对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的高度概括,也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它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向全党提出要求真务实,要坚持两个务必,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些都是在新的形势下对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继承和新的发展。联系当前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不少同志都感到,任弼时同志的这些优良品德和作风,正是我们今天一些党员干部所缺少的,是特别需要大力弘扬的。

最后,我感到通过这次研讨会,大家对开展任弼时研究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显然,开展任弼时研究,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是很有意义的。比如,这次研讨会大家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随着任弼时研究向深度和广度的拓展,对于我们进一步搞清楚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推动党史和革命史的研究,很有帮助。不研究任弼时,许多问题搞不清楚。比如,要了解和研究二方面军的历史乃至整个人民军队的发展史、军队政治工作史,就要研究任弼时;要了解和研究我们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历史,就要研究任弼时;要了解和研究中共中央的组织史和中央机关建设的历史,就要研究任弼时;要了解和研究共青团史,就要研究任弼时;要研究和了解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的历史,也要研究任弼时。20多年来,我们在任弼时研究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丰富和拓宽了党史和革命史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对于推动党史和革命史的研究走向深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同时,通过这次研讨会,也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开展任弼时研究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研究的思路和方向:就是要更加注重对领袖人物的思想理论和品德风范的研究,更加注重与现实问题相联系的研究,更加注重从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广阔领域中去研究,努力开展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这样才能把这一研究不断引向深入,更好地为现实政治的大局服务。比如,这次研讨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很多同志开始有意识地注意了与现实问题的联系,如有的论文突出强调任弼时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思想,还有联系当前三农问题的文章,执政党建设的文章等。虽然这种研究还只是初步的,但是代表了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同志们,党中央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纪念活动是十分重视的。去年以来,中央已经隆重举办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纪念邓颖超、任弼时诞辰100周年的活动。8月份,我们还要隆重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明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央也要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这次纪念任弼时诞辰百周年的文艺晚会,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同志看到报纸上的消息,马上提出要去观看。这样重视老一辈革命家诞辰纪念活动,反映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和战略远见,就是要将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事业一代一代地发展下去,永不止步;把他们的思想理论、精神风范、革命传统,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并发扬光大,永远作为我们党和人民奋斗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柱。而在这其中,我们从事党史和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承担着重要而光荣的责任。我们要深刻认识所从事的工作的重大意义,继续努力,不断在研究工作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来源：《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