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主义的全球视野与国际向度

德里克·沃尔^[1](Derek Wall)是“继戴维·佩珀、泰德·本顿(Ted Benton)和萨拉·萨卡(Saral Sarkar)之后欧洲新一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者中的领军人物”^[1]10。在笔者看来，沃尔之所以成为欧洲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是因为他致力于阐明生态社会主义的全球视野和国际向度，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绿化处方”遭遇了全球性失效；第二，替代资本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才是解决之道；第三，这种生态社会主义的某些要素正在全球范围内萌生和实践。

一、资本主义“绿化处方”的全球性失效

“对于生态毁灭，包括对于因二氧化碳过度排放而造成的迫在眉睫的全球变暖问题，资本主义并不缺乏现成的方案。”^[2]概括起来，资本主义的方案有：一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部可以利用的经济手段和机制，特别是价格机制，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最好方法”^[3]；二是依靠新型的绿色技术来解决，“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截止到目前，技术的魔杖最受欢迎，似乎可以提供改善环境又不影响资本主义机器顺利运转的可能性”^[4]。这两种方案试图在不变革资本主义的前提下去解决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诸多生态环境问题。资本主义的“绿化处方”能奏效吗？沃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这些“绿化处方”正遭遇着全球性失效的现实。

沃尔意识到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质，因此，世界性而不是地区性的解决办法是需要的。但在沃尔看来，当前解决气候变化的国际框架——《京都议定书》并不起作用。《京都议定书》设计了依靠市场为手段的两种机制：碳排放交易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碳排放交易机制，又称“上限与交易机制”，这一机制的原理很简单：所谓“上限”，就是全球每一个国家都要限制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从理论上看，这似乎是解决气候变化的合理方式，因为如果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设置了固定的排放上限，排放就会慢慢减少，从而逐步并最终停止全球气温的上升；所谓“交易”，就是指那些已经减少了足够排放量的国家可以将排放权卖给其他国家，从理论上看，这对减排似乎也是有益的，因为它可以提供减排的经济动力。而清洁发展机制是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允许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减排量抵消额的转让与获得，并且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这一机制有点类似“碳中和”，污染的企业可以通过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继续其污染行为。

沃尔认为，这种以市场为手段的解决方案无法克服生态危机，从中受益的只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代言人，“这一体系为那些真正理解这一体系如何运作的人赚够了钱。”^[5]26全球的会议框架由若干大型公司把控着，比如，促进可持续发展企业理事会(the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成员包括雪佛龙石油公司、大众、三菱、尼桑、新日本制铁公司(Nippon Steel)、美国经营杀虫产品的世界领先制造商庄臣公司(S. C. Johnson and Son)、道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美国大型废水处理公司布朗宁-费里斯实业公司(Browning-Ferris)、美国铝公司(ALCOA)、美国大型化学公司杜邦公司(Dupont)、皇家壳牌集团(Royal/Dutch Shell)和其他涉及石油开采、汽车制造、铝冶炼的企业。他们贴上环境保护和减少贫困的标签进行商品买卖，但环境保护和减少贫困受制于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同样，类似“碳中和”的清洁发展机制也不起作用，这可以在世界上第一个“碳中和”项目中得到体现：这一项目要求在危地马拉西部高地这一极其贫困地区的4000座小型农场上建造5000万颗非本地的松树和桉树，从而允许183兆瓦的新燃煤电厂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继续运营下去，然而，从一开始，所栽培的树种大多不适应这一地区，从而导致了土壤的退化，此外，一家叫温罗克国际(Winrock International)的评估公司于1999年，也就是这一方案实施后的第10年，得出结论：美国电化学协会的补偿目标比预期的目标要低很多，到2001年，农民仍没有得到他们植树和照料树木的直接费用，而且许多人还不知道这些树木是用来为美国电化学协会贮存碳的。

关于依靠新型的绿色技术来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沃尔以生物燃料(biofuel)为例，指出其同样不可能解决问题。生物燃料泛指由生物质组成或萃取的固体、液体或气体燃料，可以替代由石油制取的汽油和柴油。美国和欧盟都极力推动生物燃料的生产。看起来，它似乎是有益于环境的。但是，在沃尔看来，“生物燃料甚至比使用化石燃料产生更多的气候变化灾害。”^[5]37生物燃料的培育需要能源，而这主要来自化石燃料；非有机农业所使用的化肥和杀虫剂也来自化石燃料，生物燃料同样依赖二氧化碳的生产；最流行的生物燃料作物——棕榈油，是在世界上的雨林地区进行培育，如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它经常通过砍伐雨林来获得，并在上面建造棕榈油制造厂，这样的生物燃料破坏了环境，并通过破坏森林的碳汇来加速气候变化；土地被简化为粮食作物的来源，在美国，农民种植玉米为汽车提供燃料，这减少了可食用玉米的供应量，导致了墨西哥和中美洲许多地区玉米价格的上涨。

为什么资本主义“绿化处方”会遭遇全球性失效？在沃尔看来，这是因为这些处方都不试图克服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采用市场手段去解决问题，是把生态危机归因为市场的失灵；采用技术手段去解决问题，是把生态危机归因为所谓“邪恶”的技术。但沃尔认为：“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倾向于破坏维持生命所需的必要条件。”^[6]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呢？“尽管可以详细地探讨资本主义的定义和本质，但通常认为，资本主义是以追求利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关涉的是获取利润，以及把利润重新投资以获取更多的利润。资本主义从来都不知足，从来都不会满足于足够的利润，而是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再把利润重新投资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如此循环反复，永无止境。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是要增长的。”^[5]8-9在资本逻辑的引导下，资本主义倾向于将自然商品化，将复杂的生态系统简单化，从而使之成为可以买卖的东西以便获取利润。沃尔还援引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乔尔·克沃尔(Joel Kovel)的论述来说明资本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1)资本倾向于破坏自身的生产条件。(2)资本为了生存必须永无止境地扩张。(3)资本导致了越来越两极分化的混乱的世界体系，它不足以解决生态危机。只要资本处于统治地位，不管采取什么措施，以上三个要素的组合必将产生连连不断的生态危机。”^[7]38

二、生态社会主义愿景

既然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无法克服生态危机，那惟一的办法就是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在沃尔看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是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是正在出现的政治替代物，它将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结合起来：不挑战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就无法解决；不尊重自然，社会主义就毫无意义。简单地说，生态社会主义就是生态学原则与社会主义原则的结合。具体说来，这两个原则包含了以下具体内容：

1.生态学原则

生态社会主义的政策或策略必须以生态学为基础，必须是有益于环境的。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明了的观点，但如上所述，当前的环境政策却主要是服务于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沃尔认为，遵循生态学原则，就是要保护自然资源和动植物的栖息地，以此来维护生物多样性；就是要以马克思的“用益权”(usufruct)思想为指导，保护好环境的原貌。所谓“用益权”思想，就是沃尔经常提及的马克思下述思想：“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8]878

沃尔认为，当前急需将生态学原则应用到农业领域中。在农业领域，当前的逻辑是为了销售而生产最大量的农业商品。在全球化的农业体系内，世界的一头生产农作物，然后被运载到另一头销售。在世界特定区域，通过专业化生产形成了规模经济。像美国嘉吉公司(Cargill)和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rcher Daniels Midland)这样的农业商品经纪公司热衷于购买最便宜的农作物，它们强迫农民削减价格，击垮小农场主，以最低的价格转移耕种培植。同时，当前的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化石燃料，化肥和杀虫剂的生产以及农业机械化和交通成本都是以汽油作为基础。那么，将生态原则应用到农业中就要求以永续栽培(permaculture)为基础，建立有机农业：一方面，农事的进行应是在当地生产食品满足当地的需要，从而减少工作负担和能源投入；另一方面，采取园林设计的形式，在更宽广的视野下进行食品生产，而不是狭隘地集中于目前的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单一栽培，农作物的栽培应具有多样性，混栽不会促进害虫的滋生，以此来减少发生疾病的概率，一个简单明了的例子就是洋葱和胡萝卜的间作，由于洋葱的味道，以气味来定位的胡萝卜茎蝇不会察觉到它的猎物。

2.社会主义原则

如果仅仅强调生态学原则是不够的，因为这并不是生态社会主义的专属内容，可以说，所有的绿色分子都强调这一原则，都要求将生态学原则应用到农业领域，因此，更重要的是，生态社会主义还坚持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解决生态危机。

第一，实行生产资料共同所有。沃尔认为：“所有权是社会体系的DNA，目前，我们的所有权体系是将所有的一切都转变为商品以获得短期利益。”^[5]19上述农业领域的问题，是与所有权密切相关的。由于资本主义实行私人所有，拥有所有权的资本家公司热衷于将农业政策塑造成有利可图而不是环境友好。通过私有化，农业商业集团将贫穷社区的土地围圈起来，落入少数精英手中。在英国，这个过程在1066年就完成了，当时的诺曼底入侵者掠夺了土地。中世纪边缘地区的土地还存有共同体，但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它们也被围圈起来由少数私人土地主占有。而由资本家公司控制的废弃物的管理，热衷于强调焚化原理，即焚烧垃圾可以创造利润，使垃圾制造者要长期为此付费。但焚化却会对环境造成破坏，产生需要处理的有毒灰烬以及微小的致命颗粒，这些都对人的健康产生严重威胁。

所以，在沃尔看来，“所有权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关键要素。如果采用恰当的所有权，就更容易推进平等和维护生态。”^[5]57生态社会主义就是要以共同所有取代私人所有，建立共同体(commons)。沃尔认为，以共同所有制为基础的共同体，具有建立在“用益权”基础上的内嵌的生态原则，即只要自然资源能保持原貌，共同体成员就能获取并使用这一资源。这就意味着共同所有并不是要剥夺个人所有权，而是提供了一种获取自然资源的途径，在这种途径下，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我们所需的资源，我们就能减少成倍的浪费，也就是说，共同体可以不通过增加生产而实现繁荣，“共同体是解决生态保护和自由获取资源这对矛盾的方法，它并没有抛弃个人所有权，而是允许我们更多利用资源而产生更少的废弃物。”^[5]18

第二，把国家和跨国层次的计划与合作同真正的民主结合起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要素还有计划与合作。”^[5]59沃尔指出，尽管能源的供给以地方化和分散化的方式运行，但是，可更新能源体系的构建需要国家和跨国层次的计划。国家和跨国层次的计划与合作是针对市场失灵而言的，所以建立一个具有生态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是必要的。但沃尔也提醒要警惕苏联式的集权国家的出现，这就产生了生态社会主义另一个必要的原则——推动真正的民主。

沃尔认为当前西方的民主具有虚假性，大多数人对于决策并没有话语权。各种公司的利益集团通过资助政党、控制媒体和排斥不同观点等手段越来越控制着政策的制定。民主与权力相关，在很大程度上，权力就是一种经济力量，那些拥有经济权力的人对决策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直接民主和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对于创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十分重要的。这样一种社会应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管理以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为基础，即工人应当拥有生产资料，对生产具有决定权。为此，一是要重视工人自己的计划，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卢卡斯航空公司(Lucas Aerospace)的工人在失业的威胁下，就曾提出一项替代性计划，他们计划使用现有的技术和设备生产对社会有用的商品，而不是公司原先卖给北约的军事设备，计划中的商品包括医疗设施、可更新能源和清洁的交通工具；二是要给予工会更多的权力，生态社会主义者要积极活跃于工会运动，迫切需要替代性生产而不是破坏性的工作；三是要减少正式工作，增加传统评价过低的家务劳动，减少工作和闲暇的区分，这正如克沃尔所说的，生态社会主义必须也是一种女性主义的形式。

第三，以关爱(care)为基础。沃尔认为，关爱是社会运行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但目前却完全贬值了。当前最高的报酬来自于投机性的投资团体、衍生性金融商品以及外币兑换领域。而在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有对货币的控制，也不应发生货币投机行为；如果通过互助和工人控制的项目来执行经济活动，股票就会消失；银行家的经济活动会被限制在照料他们年老的亲戚或他们的孩子身上，或者支持那些因为残疾而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应将颠倒的世界扭转过来，使关爱成为社会运行最重要的价值。”^[5]63

第四，实现无核化。沃尔指出，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不应有核武器的存在。为制造核武器而对铀的开采是一个污染的过程，往往侵犯了原住民的土地权；核武器的运输、储存和最终的处理都对人类有害；核武器是军事资本主义框架内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被用于威胁那些挑战资本主义逻辑的国家，并为军工企业提供可观的利润。所以，有必要努力推动全球核武器的解除。生态社会主义还反对核力量，这是一种与核武器生产紧密联系的技术。核事故可以杀死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态社会主义的能源计划中不存在核能，可更新能源就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并制定减少能源需求的政策来同气候变化作斗争。

第五，废除社会的不平等。几乎所有的社会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包括肥胖、犯罪和家庭解体，沃尔认为，这些社会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不平等造成的。社会越不平等，社会问题就越多，包括各种精神问题和身体问题。沃尔援引了《卫报》的数据：“同希腊相比，美国更加富裕，花费大量资金在医疗保健上，但其婴儿死亡率却更高，预期寿命却更短；与社会更加平等的瑞典和挪威相比，英国的肥胖人数是它们的两倍；与日本相比，美国肥胖人数是它的六倍；十几岁就生育的人数，英国比更加平等的社会高出六倍；美国的精神疾病是日本的三倍；谋杀率在更不平等的社会会高出三倍。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5]65所以，在医疗保障问题上，沃尔主张免费医疗。也许免费医疗在世界的一些地方看起来是乌托邦，但在英国，即使在困难时期，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这样的例子：在二战刚结束时，1945年的艾德礼(Attlee)政府构建了国有健康保险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简称NHS)，这是一种基于需要的免费医疗保健体制。今天，这一体制受到那些想要将其私有化的攻击，但是，它仍然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一种模式。

三、生态社会主义在全球的逐步萌生

上述生态社会主义愿景具有实现的潜能吗？认为只要简单勾画出一个蓝图就可以实现是不切实际的，认为只要采取一次行动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也是不切实际的。在沃尔看来，带有生态社会主义要素的实践活动正在全球逐步萌生。

在非洲，沃尔认为，布基纳法索的领导人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可以称得上非洲第一个生态社会主义领导者。他引入生态社会主义的政策保护环境，赋予农民权力。他反对种族隔离，扩大医疗保健的范围；他的政府种植了1 000万棵树木，致力于阻止萨希尔沙漠(Sahel Desert)向其国家蔓延。此外，2008年成立的南非绿色社会主义同盟(Green Socialist Coalition)，“它的纲领就是将社会主义和生态的要求结合起来。它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它倡导反对污染环境以及用可更新能源资源取代化石燃料的措施。它深信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对利润的需求是对自然危害的原因。它的标语是‘红的必须是绿的，绿的必须是红的’”^[5]92。

在亚洲，沃尔认为，菲律宾的棉兰革命工人党(the Revolutionary Workers Party-Mindanao)是生态社会主义政治的强烈提倡者。英国另一位生态社会主义者阿伦·索纳特(Alan Thornett)说：“从实践角度来看，最吸引人注意的是菲律宾的棉兰革命工人党。他们不仅谈论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气候事故对菲律宾的影响，而且谈论如何在他们控制的恰帕斯(Chiapas)地区寻求可持续农业。例如，他们将孟山都(Monsanto)的转基因大米替换成传统的水稻品种。”^[9]在印度，一旦印第安人的土地被圈走用于采矿和伐木，他们就会起来进行大规模的生态斗争，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的《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就描述了原住民与圈地者之间的冲突。上述提及的生态社会主义也必须是一种女性主义的形式也在印度的学者和活动家如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和阿伦德哈伦·罗伊(Arundhati Roy)中体现。此外，从某种程度上看，甘地创建了生态社会主义传统；印度甚至有绿色宗教的传统，例如印度教支派中信奉自然的信徒——俾斯诺依(Bishnois)。

在欧洲，沃尔认为，生态社会主义要素在不少团体和政党中萌生。在团体方面，较著名的有第四国际的社会主义抵抗组织(Socialist Resistance)、英国的绿色社会主义联盟(Alliance for Green Socialism)、德国的“生态社会主义倡议”组织(Ecosocialist Initiative)和北欧绿色左翼联盟(the Nordic Green Left)。在政党方面，较著名的有英格兰威尔士绿党、葡萄牙绿党、荷兰绿色左翼党、瑞士左翼党、德国生态左翼党(Ecological Left)和左翼党(German Left Party)。此外，不少国家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或团体创建了生态社会主义网站，例如，土耳其生态社会主义者创建了网站www.yesilvesol.org和www.ekolojistler.org，希腊的生态社会主义网站是http://ecosocialists.webs.com，罗马尼亚的生态社会主义党也创建了自己的网站http://ecorom.webs.com。

在大洋洲，沃尔认为，澳大利亚是推动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的重要国家。一是20世纪70年代建筑业职工会(Builders Workers Union)的杰克·蒙德(Jack Mundey)。他发动了“绿禁令”(green ban)运动，拒绝建造破坏自然保护区的建筑。二是物理学家阿兰·罗伯特(Alan Robert)。他撰写的《自我管理的环境》(the Self-Managing Environment)一书至今仍是最重要的有关生态社会主义的著作之一。该书将资本主义和环境破坏联系起来，展现了民主的缺乏和工作场所的异化如何推动了消费主义。罗伯特也发现了马克思的人与自然新陈代谢理论，考察了资本主义如何扭曲技术的发展，展现了共同体是生态问题解决的源泉。三是活跃于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联盟(Australian Socialist Alliance)的澳洲民主社会主义视野(Democratic Socialist Perspective，简称DSP)。它将生态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必需建立起来的重要政治形式，以此去解决多重的环境和社会危机。它于1990年创办的《绿色左翼周刊》(Green Left Weekly)，推动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在新西兰，社会主义工人组织(Socialist Workers Organization)2012年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号召创建生态社会主义网络，并将位于奥克兰市的“社会主义者中心”(the Socialist Centre)更名为“生态社会主义中心”，用于举办“资本主义崩溃论坛”(Capitalist Collapse Forum)和生态社会主义网络论坛，以及放置所需的书籍和筹措所需的资金。

在北美洲，沃尔认为，美国的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活跃于绿党或者社会主义组织中。沃尔列举了以下几个重要代表人物：一是保罗·施威奇(Paul Sweezy)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施威奇是《每月评论》的创立者，20世纪70年代期间写了许多有关生态社会主义主题的文章，例如关于社会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野下对汽车文化的分析等内容的文章；而福斯特则致力于阐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联系。二是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他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他挑战了马尔萨斯主义的生态学家如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认为技术选择而非人口是环境破坏的关键因素。三是瓦尔特·西斯比(Walt Sheasby)和彼得·卡梅霍(Peter Camajeo)。康芒纳创立的公民党解散后，仍有许多成员活跃于绿党，这两位就是绿党中最著名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在加拿大，生态社会主义者丹·默里(Dan Murray)在支持生态社会主义的政纲后，2010年当选为加拿大绿党执行委员会成员；《社会主义之声》(Socialist Voice)是加拿大极力提倡生态社会主义政治的网络期刊，从他们推动绿色政治、社会主义和原住民议题上可以得到诸多启发；许多环境正义的草根运动，尽管很少使用“生态社会主义”的标语，但他们越来越积极推动环境保护、激进民主和土地、社会正义等生态社会主义价值观。

沃尔认为：“当前，毋庸置疑的是生态社会主义在拉丁美洲是最强大的。”^[5]104在秘鲁，原住民为了捍卫雨林，建立起政治组织开展非暴力直接行动，迫使秘鲁国会废除了威胁他们土地的法案。秘鲁长期的社会主义者乌戈·布兰科(Hugo Blanco)，与墨西哥萨帕塔主义者(Zapatistas)一起，在绿色路线上遵循激进的道路。在委内瑞拉，查韦斯已经声明支持生态社会主义，致力于绿化整个国家：建立新的地铁线，鼓励自行车出行，采用永续栽培法推动有机农业，实施植树方案——米西翁·阿伯计划(mision arborl)，取消金矿和煤矿开采方案，将石油收入投资于可更新能源，发展合作制企业，推动共同所有制，鼓励地方自治和内生发展。在玻利维亚，莫拉莱斯修改宪法，赋予原住民参与权；在2008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他说，“气候变化迫使所有人面临一个大抉择：要么继续资本主义的方式，然后死亡；要么沿着人与自然和谐的路径，尊重生命”，“地球比华尔街和世界的股票交易更加重要”。在古巴，这个被世界自然基金会视为世界上惟一一个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广泛实践永续栽培模式，城市、城镇的蔬菜和水果大部分能够自给自足；实行土地公有制，在“用益权”思想的指导下，农民可以使用尚未开发的土地，但不得售卖给垄断公司；引入强有力的环境保护法来保护野生动物。在厄瓜多尔，宪法将生态保护奉为神明，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得到增强，政府支持采用法律手段反对美国石油公司雪佛龙公司，并补偿由于这些公司对他们土地的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在巴西，巴西无地运动(The Landless Movement)占领了被精英阶层占据的尚未开发的土地，主张农业生态网络，其目标是捍卫粮食主权，确保合作性农业的优先权，保障不同阶层移居者的受教育权。在巴拉圭，民众开展反对依赖杀虫剂的单一栽培。在智利，马普切族(Mapuche)为捍卫土地所有权而斗争。在阿根廷，生态社会主义网络“Marxismo Ecológico”正取得某些进展。

四、简评：星星之火，能否燎原

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一方面展现了现实世界中资本主义面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绿化处方”的全球性失效，证明了没有资本主义体系的消解，生态危机就无法克服；另一方面展现了作为资本主义替代物的生态社会主义的轮廓，以及全球范围内蕴含生态社会主义要素的政党、团体、个人的实践斗争。沃尔的思想主旨在于阐明生态社会主义不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而是正在出现的替代物，从而启发更多的人为之展开行动。就此而言，沃尔所揭示的全球范围内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践行活动，可以视作生态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的端倪，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它正在摆脱乌托邦的窠臼，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生态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然而，无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带有生态社会主义要素的“星星之火”能否扩展成燎原之势，似乎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笔者认为，要实现一种旧社会向另一种新社会的过渡，至少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就变革的主体而言，要找到具备变革意愿和能力的阶级力量；第二，要有将先进的理论与阶级力量结合起来的坚强的领导力量，在反抗旧社会的过程中发挥先锋队或者组织的作用；第三，要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采取恰当的方式进行斗争和革命。而生态社会主义在这三个方面似乎还有很大的缺憾。

首先，生态社会主义所展示的是完全不同于现存社会的质的变化，那么，要实现这样一种质层面的变化就不能仅仅有量的积累，而应该有一股强大的希望并具备变革能力的阶级力量来实现这种变化。但生态社会主义者所寄希望的上述力量(包括工人阶级、原住民、各种团体和政党)能够担当起变革的重担吗？在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对物质利益的关切相比环境保护的关切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发达国家，随着后工业时代或后物质主义时代的到来，在生活水平和生态环境均有明显改善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从客观上看如果不好说成为现存制度的受益者，那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同化进现存制度。而对于原住民来说，他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尽管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的结果让人很难相信他们在现代化面前的战斗能力。除了工人阶级和原住民，生态社会主义者寄希望的拉丁美洲左翼领导人尽管在行动方面表现出与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某些方面的契合性，然而这背后也存在着很多的复杂性，它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的封锁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很难说他们有完全的意愿接受生态社会主义，况且政党轮替的制度也很难保证今后制度的连贯性。英国另一位生态社会主义者佩珀曾经公开承认：“直到大多数人确实希望它被创造出来并坚持它的时候，一个生态健康的社会主义社会才会到来。很可能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它的最大催化剂将是资本主义在如下方面的失败：(a)未能为甚至一个少数团体生产它所许诺的‘商品’；(b)未能创造一个足够宽容以包容不满的其余人的物质和非物质的环境。”^[10]357佩珀所认为的这两方面失败，从目前或者在可预见的未来来看，都还很难出现。就此而言，在具备这种意愿和能力的阶级力量方面，生态社会主义者仍需长期等待。

其次，退一步讲，即使工人阶级和原住民等力量在当前具备了变革的意愿和能力，仍然需要有一种将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或原住民运动结合起来的力量，这是因为二者的分离会导致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空想和工人运动或原住民运动等其他运动处于分散状态，而二者结合的结果就是产生类似政党或先锋队的领导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也曾经说过类似的思想。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11]228恩格斯也说：“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12]578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者来说，由于其阶级基础的广泛性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就更需要有一个类似政党或其他形式的领导力量来开展运动，就此而言，尽管不少地区或国家建立了生态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但他们要么只是主流绿党中微不足道的力量，要么完全是处于政党政治的边缘状态，要么长期以来陷于“沉寂”状态毫无作为，要么在其内部还尚未具备严格组织纪律性而显得极其脆弱，所以，他们能否真正担当起先锋队的角色而发挥作用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最后，再退一步讲，即使具备了前两个条件，要取得胜利仍需要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采取恰当的方式进行斗争和革命。可以看出，尽管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了激进的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目标，但在斗争的方式上仍局限于非暴力方式，这种方式要取得成功需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反抗力量要足够强大，统治阶级无力加以抵抗并有相当的理智放弃这种抵抗，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13]269再比如，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制度要足够完善，生态社会主义者要有利用和平方式夺取政权的智慧和能力，只有这样，生态社会主义者才能在资本主义政权内外进行自由地斗争，而不被同化进体制内部。这些条件在当前情况下还不具备，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生态社会主义者进行抵抗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总是首先使用暴力进行回击，对于这种暴力行径，在必要的时候还是要用暴力的方式进行还击，生态社会主义者采用“暴力”进行还击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暴力的偏爱，而是因为有资产阶级的反动暴力存在这一基本事实，“如果没有必须加以反对的反动的暴力，也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暴力”^[14]490。

生态社会主义的这些困境表明全球范围内的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践行还很难构成对现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以实质性的威胁，但反过来并不是说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将无法撼动，正如郇庆治所说，这“绝非意味着资本主义化的经济与政治及其蕴含的对环境的吞噬破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未来制度前提(对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或‘不可避免的宿命’(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而是说，对具有生态破坏本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真正‘红绿’式超越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1]32

注释：

[1]德里克·沃尔是英国“绿色左翼”主要理论家和活动家，英格兰和威尔士绿党首席发言人，英国左翼报刊《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红辣椒》(Red Pepper)的定期撰稿人，《社会主义抵抗》(Socialist Resistance)的咨询编审。代表作有《巴比伦及其以后：反全球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和激进的绿色运动的经济学》(2005)和《绿色左翼的兴起：一种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者的观点》(2010)。

参考文献：

[1]郇庆治：《当代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生态社会主义国际：《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聂长久译，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0年第2期。

[3](印)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张淑兰译，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5]Derek Wall. The Rise of the Green Left: Inside the Worldwide Ecosocialist Movement, Pluto Press,2010.

[6]Derek Wall. "Ecosocialism is a pragmatic, effective response to the crisis on our planet", http://climateandcapitalism.com/?p=5373.

[7]Joel Kovel. The Enemy of Nature: 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world, Zed Books,2007.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9]Alan Thornett. "Fourth International Declares Itself Ecosocialist", http://socialistresistance.org/870/fourth-international-declares-itself-ecosocialist.

[10](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蔡华杰，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生态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