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展与展望

20世纪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90年代，整个社会渐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与这一政治大背景相呼应，韩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从地下走上公开，逐渐步入正轨，迎来了全面发展的广阔前景和新机遇。

韩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地图

纵观当今韩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总的来说，韩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流派众多，观点各异；二是大都隶属于特定政党，或与某一社会组织、学术团体有着深厚紧密的亲缘关系。根据韩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庆尚大学教授郑成真勾勒的韩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地图，“欧洲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在韩国三足鼎立、平分天下。他还把韩国的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细分为改革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民族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阿尔都塞主义、自律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学术马克思主义等各具特色的流派。

“改革马克思主义”以东亚大学姜信俊等为代表，侧重凯恩斯主义改革和市民社会研究，主要活动平台是新近成立的东亚大学附设“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文化马克思主义”以中央大学姜来熙教授等为代表，侧重文化社会、知识生产和教育改革等研究。该派与“社会主义劳动者政党准备委员会”（社劳委）关系密切，其主要活动平台是《进步评论》、《文化科学》两本杂志。“民族马克思主义”以全南大学李采彦教授为代表，侧重民族解放课题，该派与“民主劳动党”关系密切。“斯大林主义”以东国大学姜声允教授为代表，侧重北韩学研究与南北韩统一问题研究，该派与“劳动社会科学研究所”关系密切。“阿尔都塞主义” 以中央大学白承旭教授为代表，侧重资本主义历史、世界化、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该派与“果川研究所及社会进步团结”关系密切。“自律主义”以哲学家高炳权等为代表，该派包括“共产主义”、“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等左翼团体，侧重政治思想史、社会运动和民主制度等研究。

“托洛茨基主义”则以庆尚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季刊主编郑成真教授等为代表，侧重经典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研究，与国内托洛茨基政治组织“大家都一起”关系密切。郑成真教授致力于用马克思经济理论解读韩国社会与经济，揭示韩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发表《韩国社会性格论争》，鲜明地表述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的社会史观立场。特别是1997年发表的论文《韩国经济的社会积聚结构域与崩溃》，进一步运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诊断出当时韩国社会已濒临崩溃局面，其结论成为韩国学界一大重要话题。在2006年出版的《马克思与韩国经济》一书中，他另辟蹊径，单刀直入，令人信服地阐明了韩国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

在诸多流派中，“学术马克思主义”超然于各政治党派之争，仅仅从无党派立场专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马克思文本研究。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包括首尔大学金秀行教授、首尔大学名誉教授郑文吉等。郑文吉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学研究，陆续发表了一批与国际接轨的、高层次的学术研究著作，如《马克思思想形成与早期著作》（1994）、《韩国马克思学的视域——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编纂研究》（2004）等。

开启韩国的MEGA时代

韩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起步较晚，马克思著作的译介工作也相对滞后。以《资本论》的翻译为例，直到20世纪80—90年代，韩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首尔大学金秀行教授才将英文版《资本论》译成韩文。时隔20年后，东亚大学姜信俊教授才于2010年根据德文版将《资本论》重新译成韩文。

2010年，韩国东亚大学附设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开幕式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韩文版翻译编辑委员会宣告成立，决心“开启韩国的MEGA时代”。该委员会由东亚大学姜信俊教授出任委员长，预计利用10年时间，即至2020年出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韩文版。为此，2010年6月30日韩国中央大学举行了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译介国际学术大会。同年7月5日，蒙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资助，韩国中央大学等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召开了“MEGA工程的新接近和马克思再解释”国际学术大会。首尔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明锡教授（人类学）、庆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张相焕院长（经济学）、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金海渊（英文学）、庆尚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季刊主编郑成真（经济学）、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教授暨MEGA版编辑罗尔夫·海克尔、德国特里尔大学比阿特丽克斯·布维尔教授以及日本东北大学大村泉教授等学者出席了会议。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遗漏现象非常普遍。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56年到1968年间苏联和东德刊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W）对《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有意识遗漏。而MEGA工程所具有的重要特征则是文献学优势，旨在全面复原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手资料。MEGA工程始终坚持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完整无缺地复原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所有知性遗产。复原对象不仅包括基础资料，也包括他们与第三者的书信往来以及读书过程中留下的大量摘录笔记。此外，连同基础资料一同出版相关文献的详细注释，通过提供翔实的文献资料，把他们思想复原为最本真的面貌。这样，将会禁闭把马克思恩格斯用作意识形态手段的可能性，把他们的知性遗产保留为世代相传的真正遗产。

这次在韩国开展MEGA工程，将对韩国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势必要求重新审视并全面检验韩国国内已译介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实际上，在MEGA2版编辑出版过程中，光是《资本论》第2、3卷，所澄清的错误就有5000处之多。单是附录，对被修订处作出说明的篇幅就比原来《资本论》篇幅更厚。正如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海克尔教授所指出，“对于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所整理的马克思笔记，我们通过数字技术复原了其中被删除的部分，发现恩格斯随意替换的东西也很多。”他强调，在MEGA2版全集刊出之前，马克思的理论仍然处于一种悬而未决的未完成状态。

对于韩国学界应当如何应对MEGA工程，韩国学者普遍认为应当重新检查韩国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并尝试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新的阐释。比如，韩国艺术综合大学沈光炫教授试图在马克思理论中的“抽象”与“具体”之间嫁接复杂性科学。沈光炫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蕴含着20世纪中叶兴起的复杂性科学的基本特征，因而要求对马克思辩证法与21世纪新科学的相互联系进行现代再解释。在他看来，如果运用系统理论，将《资本论》所叙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复杂循环路径加以可视化，必将触发马克思思想的现代化和大众化。再比如，韩国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申光英试图通过葛兰西，重新考察马克思政治概念的具体含义；高丽大学哲学教授金庆秀则力图摆脱黑格尔哲学的条条框框，重新阐明马克思的辩证法。当然，对于拓展马克思理论新立场的尝试，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比如，首尔大学政治学教授金世均就对抛开黑格尔解释马克思的现代立场表示忧虑。他强调，今日解读马克思思想，不应离开当年马克思解读资本主义体系的本来立场。　

应该说，韩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仍面临诸多困难。目前，韩国没有一所大学系统收藏了MEGA。此外，相关研究人员的极度匮乏也是目前韩国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大掣肘因素。例如，国内当场翻译MEGA的德语圈研究者也是屈指可数、凤毛麟角。或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对韩国学界来说，MEGA工程的译介将成为韩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新的飞跃性转折点。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