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生活者”思想

作者:(日)岩佐茂    发布时间:2014-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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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2011年的日本“3·11”大地震、海啸和福岛核电站事故再次质疑了人类生存和生活的意义。与被迫生活在避难所的人们切身相关的无非是满足衣食住的基本需求、为此而进行的互帮互助、尽可能确保舒适的生活空间。不曾想到的是,“3·11”教会了我们,这样的事情才是生活的原点。

马克思是将上述生活原点哲学化并以此作为基准进行思考的哲学家。他贯彻着“哲学的存在论转向”。我认为,马克思思想的根基是活着的生活者的思想。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明确“生活者”的范畴,但是他从年轻时起就一直重视“生活”、“生活活动”、“生活过程”、“生活关系”等概念。这些概念的主体即活着的人、生活者。因此,与生活相关的一系列概念成为马克思思想的要素,如果重视这一点的话,将马克思的思想视为生活者的思想就所言非虚了。

马克思所谓的生活,并非指与劳动概念相对比时使用的消费生活,而是指包含劳动生活、消费生活在内的人的生活的存在全体。因此,生活者并非片面地意指消费者,而是具有在劳动、消费、享受闲暇的同时排除万难、维持生存的生活者的意味。

很久以前,研究者就开始反思根据上述视角形成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在论及生活、生活者时陷入片面讨论消费生活和消费者的倾向,它是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持有的一般性观点。另一种观点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但过分强调人类的本质是劳动。虽然劳动确实是人的本质,但是该表述却不全面。

将生活者狭义化为消费者,这样的视角没有把劳动的意义置入生活的范畴中进行定位,夸大了劳动的意义,因而同样是片面的观点。因为,人既要劳动和消费,也要享受闲暇,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才是生活着的人,即生活者。虽然劳动是创造生活的最重要动因,但它并非生活的全部。之所以将马克思的思想视为生活者的思想,是因为它意味着要将劳动置于其与消费的关联中以及将消费置于其与劳动的关联中进行考察。

一、生活者所探讨的课题

1.重视现实生活的生活者的视角

若将生活于世间的人作为生活者进行把握,就要从在一定的时间、空间等条件的基础上维系着的人的生存的根源性事实出发来考察人。此种观点意味着从人的生存状态——在自然与社会的交织中维持自身的生存,在饮食谈笑间感受喜怒哀乐——出发思考问题。青年马克思正是从上述生活者的视角出发,重视人维系着的现实生活。

在刊载于《莱茵报》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青年马克思针对森林私有的利害关系进行了论述,拥护“捡枯枝”这种“贫民的习惯权利”[1]。从马克思的上述主张可以看出,他重视生存着的人的现实生活这一视角。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青年马克思探讨了深深植根于人的日常生活的宗教问题,认为人向往彼岸生活和宗教是人对充满苦难的现实生活的逃避和疏远。在此,马克思在现实生活中重新质询人的日常精神生活的意义。他将人的现实生活作为整体进行把握,并批判现实,认为宗教并没有丰富人的现实生活,而仅仅抚慰了人,是“人民的鸦片”。

青年马克思在其同时期所写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从将人的现实生活作为整体进行把握的视角出发指出,在近代社会中,人分裂为“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与“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公民”与“个人”。[2]虽然公民生活与个人生活共同构成了人的现实生活,但是在近代社会中,人完整的现实生活是分裂的,其结果产生了“人的自我异化”。

无论是从现实生活避世到宗教,还是现实生活中公民生活与个人生活的分裂,马克思皆视为人的自我异化。对马克思来说,自我异化意味着人无法在日常维系着的现实生活中保全自身生存的存在方式。他认为,问题始终在于人的现实生活及其存在方式。

人的自我异化的产生是因为,在满足衣食住而进行的日常生产和消费中,人的现实生活发生了异化。据此,在与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性较量中,马克思考察了近代生产与市场中经济活动的形态,完成了《巴黎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穆勒评注》)。在此,他通过考察“经济的异化”将劳动和交往视为人的活动和生命的表现以及生活的表现。

2.作为生活者的人的本质

《巴黎手稿》中追问的问题就是人的本质。所谓人的本质,回应的是人是什么的问题。马克思并没有抽象地、一般地讨论这个问题,而是依照人的具体存在状态将其界定为“自然的存在”、“类的存在”和“共同的存在”。在马克思那里,自然的存在意味着人类作为生命体在自然中生存并只能在自然中生存的状态,类的存在意味着人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生产活动的存在,共同的存在意味着包含祖祖辈辈在内的人类共同生存的存在。将自然的存在、类的存在、共同的存在这三个概念连接起来的关键在于从事现实生活的生活者。

那么,在《巴黎手稿》中,作为生活者的人是如何被阐述的呢?

首先,在《巴黎手稿》的《第一手稿》中,作为生活者的人的视角是通过考察人与动物的区别而产生的。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的观点,认为动物只存在“外化的生活”这种“一重化的生活”,而人的“类生活”属于包含“外在的生活”与“内在的生活”的“二重化的生活”。他认为,与动物相异的人的生活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3]的活动,并以此考察人的生产与劳动的特点。

马克思认为人类与动物一样,皆“靠无机界生活”,并以此作为论述的出发点。但是,“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所谓“片面生产”意味着“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只生产自身”。也就是说,“它(动物)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因此,“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与此相反,马克思认为“人的生产是全面的”。所谓“全面生产”,意味着“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而且“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也就是说,“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在此,马克思进一步说明道:“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所以,他断言:“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4]

第二,作为生活者的人的视角,意味着将生活视为因生活活动(动物生命活动的人的形态)而形成的生活表现。生活活动基本上指的是与对象相关联的实践活动,它作为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自由的。它是通过在一定条件的基础上将人的身体、精神力量对象化(主体客体化)的活动以及将之占为己有(客体主体化)的活动而运行的。生活者通过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表现自身的生存并确认自身的存在。

在《第一手稿》中,劳动虽然被认为是人的活动,但人的活动并没有被还原为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虽然被论述为私有基础上的异化,但是不容忽视的是,马克思将毕莱(A. E. Buret)的“劳动乃生命”的论断作为论述前提。马克思在论述了“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5]后,又补充了有关“生产活动”的部分,认为若将劳动这种“产生生命的活动”完全等同于劳动,可能是不合适的。

第三,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考察了作为生活者的人的视角,根据人的生活活动在近代“私有化”的基础上被异化的认识,将异化分为三个层次,即《第一手稿》中“劳动异化”的层次、《穆勒评注》中交往异化的层次(社会交往异化的形态)和《第三手稿》中“个人生活异化”的层次。

马克思在定义“异化劳动”的概念时首先进行了如下区分:(1)使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2)使劳动与劳动者相异化;(3)使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4)异化劳动导致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通过上述区分指出,异化劳动会造成如下后果,即作为人的活动的劳动及其劳动产品会导致其本身与劳动主体的疏离、对立,甚至支配主体。

在分析“交往异化”的概念时,马克思并没有将资本主义市场中卖方与买方之间的关系视为人格相互对等和平等的关系,而是认为卖方卖出商品而获得货币,买方支付货币而获得商品,此种双方彼此将对方手段化的行为使得平等关系发生了异化。人格的相互关系发生逆转,以商品与货币这种物化的相互关系呈现出来,因而导致人格关系不得不受到物的支配,这种情况被称为交往异化。

而且,对异化生活的理解包含着分析人的需要和享受的异化形态。生产和交换建立在人的需要的基础上,要满足人的享受。它虽然滋养着人的需求和享受,但是在生产交换形成的“经济异化”中,人的需要和享受也会发生偏离而陷入“粗陋的需要”、“牲畜般的野蛮化和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6]的状态,这种状态也遭到了马克思的批判。

所谓享受,即生活活动所带来的需要的满足、随之产生的满足感和喜悦以及对自身生存的自我确认。生活者的享受存在于生活活动本身,也存在于对生活活动产品的获得和消费中。在《巴黎手稿》中,并没有将消费的概念类型化,它依然隐含在享受的范畴内并受到重视。依存于欲求满足方式的享受作为“直接共同的享受”、“社会的享受”,与共同体中生活者的感性密切相关。正如“人的音乐感”、“有音乐感的耳朵”激起人的音乐享受,人的感觉即人进行享受的能力。马克思因此论述了享受能力的陶冶,认为“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7]。另一方面,他又批判了享受的异化形态,指出它存在以下三种方式:“无节制的挥霍浪费和放纵无度的非生产性”的享受的异化方式;工业资本家“服从于生产的休息”、“他的享受是精打细算的,从而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的享受”的异化方式;将人的感觉和需要贬低至粗陋状态的“直接的、片面的享受”[8]的异化方式。

3.生活表现和生活享受

先于马克思关注“享受”概念的人是黑格尔。他在《精神现象学》的“主人与奴隶”一节中指出,奴隶因对主人的恐惧而从事劳动,但没有享受劳动成果;与此相反,“主人仅从事享受”,却并没有劳动。此种主人和奴隶的对立内化至自我意识的层面中,即成为“苦恼的意识”。在“苦恼的意识”一节中,他认为意识主体在需要、劳动、享受的关系中确认自身的存在,在劳动和享受的分裂中返回自身的外化状态,从而无法确认自身的存在。这就是异化。在黑格尔那里,享受只有在以劳动为媒介的需要得到满足时才能确认自身,才是快乐的意识。

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视角的基础上,同样将劳动与享受进行统一化的处理,将二者分裂的状态视为异化。在《巴黎手稿》中,他考察了“异化”的概念,认为异化是人的需要(动物需要的人的形态)基础上产生的劳动、交往、享受等人的生活存在。当然,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仅仅将需要、劳动、交往、享受等人的生活存在的整体分别进行分析,并没有像他其后的经济学研究那样,将它们置入“需要—生产—交换—消费”的经济总体过程中进行定位考察。

劳动和交往皆是人的活动。马克思将人的活动视为生活表现,认为它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感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等人的力量而得到呈现。所谓生活,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运行的自我生存表现和生活表现。生活者通过自我的生活表现而确认自身的存在,这就是享受。感性地说,享受是生存的喜悦。马克思在谈到劳动、交往等生活活动本身令自己因“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而感到满足的同时,也谈到自己因他人“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而感到有意识的满足。对此,他写道:“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9]

如此一来,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明确了将活动与享受相统一的研究视角:“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10]享受是伴随着劳动、交往等活动本身及其产品的获得与消费而得到的自我确认,是伴随着上述满足而得到的乐趣和需要本身得到的满足。

二、生活者的实际生活过程

1.沟通人学与唯物史观的生活过程

《巴黎手稿》考察了生活者的存在,认为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异化形态,但是它并没有充分考察生活者在历史条件的基础上如何经营生活。《德意志意识形态》却在历史的舞台上考察了生活者经营生活的状况。在此,生活作为一个整体被视为在一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存在的生活者的生活活动过程。这样一来,从生活者的视角出发,生活被纳入能动的范畴,即纳入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的范畴。

“生活过程”的概念是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与唯物史观(历史唯物论)的中介,形成了它们相结合的连接点。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和历史唯物论曾经屡屡出现对立的倾向。俄国马克思主义重视历史唯物论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范畴。与此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式忽视了人的存在,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包含异化论的人论。但是,有必要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和唯物史观。既然唯物史观旨在从结构上把握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则探寻人的本质与探寻人类社会之间并非没有联系。唯物史观的根基是人学,人学因唯物史观而得到更全面的展开。

脱离对人学的深入洞察而探讨唯物史观,会导致唯物史观本身沦为空谈。当然,有必要根据人学和唯物史观中关注点的差别进行探讨,因此,无论将唯物史观还原为人学,还是将人学与唯物史观混为一谈,都是不恰当的。

连接马克思人学思想和唯物史观的结点是生活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活者隐含在“生活过程”的范畴中。因为,生活过程的主体是生活者,生活过程不过是生活者的生活过程。《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1]

从人学的视角出发,生活过程是一定条件下生活者进行生活活动的过程。虽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人类的生活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类的生活活动被重新理解为生活过程,即个人生活活动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重视“个人”的范畴和“条件”的范畴。“个人”的范畴是与施蒂纳(Max Stirner)的“利己”截然相反的哲学命题,它并非片面指代独立的、个人的集合,而是指代生活过程的主体,即有机结合起来的“有生命的个人”[12]。“条件”的范畴指代制约主体活动的、“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13],直到《资本论》问世之前,它一直受到重视。从人学的维度理解“生活过程”的范畴,则有必要把握其隐含的三层动因,即主体、主体的条件和主体的活动。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一节通过考察生活者这一主题,在人学与唯物史观之间建立了联系。在此,历史成为这一联系得以成立的前提,作为生活者的人被视为研究对象。正如其手稿中所言,“人类生存”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因此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其修订稿中也写道:“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4]虽然手稿和修订稿中的表述有所不同,但生活者的生活过程皆被视为人类历史的前提。唯物史观即以此为前提而展开。

唯物史观是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作出的唯物论的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它是以“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为出发点而展开的。[15]生产物质生活隐含着双重含义,即为满足作为个体的生活者维持生命所需的“吃喝住穿”而进行的物质生产,以及为维持物种存续而诞育子女所进行的他者的生产。这个观点是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共有的基本观点。生产物质生活作为物质生活的不断再生产过程而成为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

2.对社会及其历史的唯物论理解

唯物史观之所以被称为唯物史观,是因为它在个人物质生活再生产过程的基础上考察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经常使用成对的概念,例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物质劳动—精神劳动”、“物质活动—精神活动”、“物质交往—精神交往”、“物质关系—精神关系”。这些概念也被黑格尔左派应用于黑格尔哲学的框架内,他们虽然认为现实生活过程的基础是物质的,但是仍然重视精神,强调精神的独立性。唯物论认为,与精神相比,物质是更为根本的。此种观点并不意味着无视精神或认为精神低于物质。当然,有必要对精神进行更全面的评价。

上述“物质—精神”的成对范畴是包含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在内的生活者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各种动因。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一节指出,“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分别是:(1)“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因“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而“引起新的需要”;(3)“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4)“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16]前两个因素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后两个因素是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前两个因素的核心概念是“生产”,后两个因素的核心概念是“交往”,两个概念始终得到重视。

生产围绕着个人“吃喝住穿”的满足,处于“需要”、“生产生活资料”、“拥有生活资料”、“满足需要”等概念范畴的中心。交往是隐含着繁育后代、交换劳动产品、沟通(“精神交流”)等概念的范畴。生产和交往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这种“二重关系”互为中介,统一于现实生活的过程中。这种二重关系成为生活者的生活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旨在以这些概念为基础,对人类社会进行结构性的理解,对其历史进行合规律性的把握。

但是,为把握人类社会及其历史而将与精神截然相反的物质作为其存在基础,这样的观点是不完全的。有必要将精神纳入物质当中进行考虑,并弄清精神在其中如何运动、具有何种意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视角即在于考察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是如何被纳入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当中以及二者如何形成现实生活过程的。因此,在唯物史观中,区分物质和精神,将其理解为二元世界和二元领域,这样的观点会损害马克思的思想。黑格尔或黑格尔左派认为精神具有独立性,与此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试图将精神纳入物质生活再生产的过程中,并在此基础上考察精神在个人现实生活过程中的意义。

若将此种观点上升为意识的话,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下述有关意识的论述就值得关注:“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17]由此可以看出,首先,意识以语言这种物质因素为载体;其次,以语言为载体的意识被纳入“交往”、沟通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而运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论并非如俄国马克思主义经常误解的那样从反映论的视角出发而展开,而是通过将意识纳入现实生活中,从“实践的意识”的视角出发进行论述。

三、消费与生产的同一性的思想

1.消费与生产的直接同一性

生产是以生活主体的需要为基础生产生活资料,其目的是消费并满足需要。需要的满足并非一次性的,它会唤起新的需要。因此,“需要—生产—消费”的生活过程作为物质生活的再生产而不断循环往复,进行再生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考察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虽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已考察了需要、生产、满足需要、享受(消费)等范畴,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重新从消费的视角出发解释生产,展开论述了生产与消费的“直接的同一性”[18]

马克思写道:“生产直接也是消费。”这是因为在生产中,劳动力被消费,生产资料被消费。生产是“生产的消费”。而且,马克思在论述“原来意义上的消费”时写道:“消费直接也是生产。”这是因为在消费中,劳动力被再生产。消费是“消费的生产”。[19]

这样,马克思就认为生产和消费具有直接同一性,将“生产—消费—生产”的过程视为“劳动力的消费—劳动力的生产—劳动力的消费”这一连续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将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视为将人类物种的生产也作为动因包含在内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重要的是,生产与消费并非分离的,它们具有直接同一性。但是,此种消费与生产的直接同一性虽然是马克思的表述,却并非马克思的独创见解。因为他自己也意识到,这种观点是“经济学家所承认的”[20]

将物质生活的再生产视为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是从生产的视角出发而形成的理论路径。马克思的独创性在于将劳动力视为人的本质能力,将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视为人类本质能力的表达过程。包含物质生活在内的人的生活过程即人类本质能力的表达过程。因此,从马克思的视角出发必须注意的是,探讨物质生活的再生产过程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即是探讨劳动力作为人的本质能力所进行的再生产过程。

同时需要确认的是,马克思将物质生活作为“需要—生产—满足需要(消费、享受)”的过程来把握。它是从生活的视角出发而产生的理论路径。可以说,满足需要的过程是满足因人的生存而产生的“吃喝住穿”和性欲需要的同时生产新需要的过程。正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充分论述的那样,此过程在以生产为中介的人的形态中产生,是满足需要的过程,是人的本质能力的表达过程。

因此,物质生活的再生产过程是二重过程,即“生产生活资料、消费劳动力—原来意义上的消费(享受)、劳动力的再生产—生产生活资料、消费劳动力”的过程,它是满足需要的过程与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的统一。对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探讨是从生产视角出发而产生的理论路径,对满足需要过程的探讨是从生活视角出发而形成的理论路径,即使是在后者的语境下,人的形态也是以生产为特征的。要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即要在需要及其满足(消费、享受)与生产的关联中探讨消费与生产的中介的同一性。

2.消费与生产的中介同一性

马克思不但考察了生产与消费的直接同一性,而且考察了生产与消费的“中介运动”。二者相互依存、互为中介。“生产中介着消费”,“消费也中介着生产”。生产是消费的“手段”,消费是生产的“目的”。首先,从消费层面来看,“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同时,因“产品消灭”而在现实中“成为”产品,才使产品最后完成,而因此又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从生产层面来看,生产不但“为消费提供材料”,而且在“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的同时,唤起消费者的新“需要”,生产“消费的动力”。[21]

这样,马克思就考察了消费与生产相互依存、互为中介的问题,确认了如下重点。第一,物质生产是为满足生活者的需要而进行的消费,即消费是“目的”,生产是“手段”。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然而,第二,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一“总体的各个环节”中,生产是该过程实际的“起点”。消费的状态、方式由生产决定。第三,产品在以人类生产活动为中介而形成的社会形态中实行“自然占有”,“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供个人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22]消费是满足需要的“终点”,因此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马克思考察了生产和消费的运动中介,明确指出,在物质生活中,生产是为消费而进行的生产,消费的状态、方式由生产决定,因生产、消费而得到满足的需要创造出新的需要。

四、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的生活

1.“Scoffwechsel”的双重含义

《资本论》考察了在“需要—生产—消费(满足需要)”中形成的人类物质生活,并将其视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过程。马克思在探讨“人的生活”时论述道:“……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3]也就是说,他认为“人的生活”是“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被劳动“中介”、“控制”、和“调整”。

这里所谓的“人的生活”即人的物质生活。这种观点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主张,它将“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视为物质生活,与此同时,又从人与自然物质代谢的视角出发进行重新考察。马克思将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即人与自然的物质循环)视为同化与异化,即人通过饮食、呼吸、饮水而将外在的自然摄入体内(同化),消化和排泄摄入体内的物质(异化)。

这种方式是维持生命的生理物质代谢,是作为物种的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人满足需要是人的形态,或该形态的异化形态,它因劳动而实现,该观点是马克思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来的基本视角,蕴含着双重含义,即人的生活因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而得以运行,以此为中介而形成的生产劳动不但丰富了人的生活,而且也“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代谢。

同时,在《资本论》中,人的生活不但被视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而且将以人的生活为中介而形成的生产劳动视为“Scoffwechsel”。生产劳动意味着人在自然中活动,改造自然,创造人所必需的产品,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Scoffwechsel”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在马克思看来,“Scoff-wechsel”具有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代谢以及在劳动过程中进行质料变换的双重含义。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马克思关注“Scoff-wechsel”的问题皆在于解释人与自然关系的状态。

2.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的破坏

生活者看重的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的正常运行,不过马克思也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正常运行的状况和不能正常运行、被破坏的状况。环境被污染和破坏,污染物质进入人的身体破坏人类健康,这些情况在《资本论》中皆被视为“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24]。它是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理论而引发的。在此,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的正常运行成为马克思生态观的基本视角。

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的破坏,在“生产—消费—废弃”的整体过程中产生。在生产过程中,胡乱开发、掠夺自然,工厂排放出未曾净化的煤烟和污水污染、破坏环境,其结果令人类的健康遭受危害。而且,若产品中含有对人类有害的物质,则使用、消费该产品会危害人类健康,因消费而产生的有害废弃物和过量废弃物同样也污染环境,威胁着人类健康。

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的破坏虽然不能用“异化”一词来描述,但是从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物质代谢视角出发,还是可以将其视为该状况的异化状态。《资本论》认为:“资本的权力在增长,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分离而在资本家身上人格化的独立化过程也在增长。……但是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25]此种“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26]是物化论的具体陈述,它没有放弃而是继承和发展了青年马克思异化论的观点。物化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人格关系发生了颠倒,表现为商品、货币、资本等物的相互关系,这是人格关系的异化状态。同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的破坏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状态。

近代以前人和自然的关系与资本主义主导下的近现代工业化以后人和自然的关系大为不同。近代以前的生产力低下,自然表现出巨大的力量,与此相反,人类虽然与其进行了殊死斗争,但是不得不沿着顺应自然的方向调整自身,调整人和自然的关系。近代以后,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人和自然的关系大为改变。因此,人如果不调整自身的活动,则会加剧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当代社会,人如果不关怀自然、调整人的活动,人和自然的物质代谢就无法正常运转。

结语

《资本论》从人的生活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的视角出发进行探讨,这种视角对生活者来说是最根本的视角,在先于《资本论》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论述道,人的生活是生活者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7]生活者的生活过程皆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为根本条件,它们在各自互为中介、相互联合、重合的同时,又各自分化,形成相对独立的生活过程,在社会中形成独自的活动领域。

生活者的生活是这些生活过程的总体。虽然生活者的生活过程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为根本条件,但是并不能仅从“经济结构产生社会”的角度出发考察问题,而应该对其进行总体考察,在其中质询对生活者来说生活的意义和含义何在,这才是马克思有关生活者思想的最重要观点。

本文系作者直接供稿。文中所探讨的“生活者”概念是日本经济学和社会学界特有的概念,与“生产者”相对应。虽然马克思并未直接提出“生活者”的概念,不过在有关人的问题上,马克思始终强调人的现实性,他把人的存在归结为人的生活,认为人并非抽象的存在,而是生活着的人,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即“生活者”。本文作者所引用的马克思文献除《德意志意识形态》外,均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来源于由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出版的“先行版”(Marx-Engels-Jahrbuch,2003),而中文翻译则来源于中央编译局的中文版译文。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4、428和429页。

[3][4][5][6][7][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5—47、46、224—225、187—191、233—235页。

[9][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8页。

[11][12][13][14][15][16][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519、524、531和519、519、531—533、533页。

[18][19][20][21][22][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4、14、15—16、23和13、393页。

[23][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和207—208、57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作者单位: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