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眼中的全球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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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分析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时，通常从阶段认识和现状认识两个方面去研究。所谓阶段认识，就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入手，提出对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认识；所谓现状认识，就是在阶段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原因，从而阐明对这场危机的总体认识。为此，我们可以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有的三个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对当今危机的阶段认识和现状认识中，了解日本学者对这场危机的观点和主张。
一、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阶段的现代资本主义(阶段认识)
20世纪70年代以后，现代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阶段。对于这一变化，早在1995年的日本经济理论学会第43次全国大会上，当今日本马克思经济学三大学派——正统派、宇野学派、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北原勇、伊藤诚、山田锐夫就分别代表各自学派做了比较详尽的报告，并展开了讨论。之后又共同出版了《如何看待现代资本主义》一书。[1]三位学者的主要观点如下。
庆应大学名誉教授北原勇以《20世纪末资本主义的现状与走向——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的立场》为题，从正统派的立场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他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多重分析后认为：20世纪的经济体制是“经济停滞时代”的垄断资本主义，而且从30年代的大萧条的“危机”应对来看，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介入后的资本主义。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伊藤诚以《宇野理论与逆流假设——经济学的时代挑战》为题，以宇野学派的观点认为，1973年以后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竞争原理重回主导地位、进而导致过去一个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出现“逆流”的资本主义。伊藤诚认为，在这种古典资本主义复活的逆流中，曾经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原理性问题”再次浮现出来。
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山田锐夫以《福特主义的崩溃与新的探索——现代资本主义的调节学派理论研究》为题，从调节学派的立场出发，将战后在美国出现的资本主义新阶段称为福特主义，认为这是一种劳资双方达成阶级妥协的体制，即劳动者方面接受生产性标准(联动)的工资，资本方面则认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理念而形成的一种体制。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结束了高速增长时期，从此进入了后福特主义时代。这也是当今日本调节学派的主要观点。
二、如何看待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现状认识)
在上述阶段认识的基础上，日本马克思经济学各学派对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阐释了自己的现状认识。
1.正统派对全球危机的认识
关于如何看待当今的这场包括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在内的全球危机，最能够以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来解说的要算是庆应大学名誉教授井村喜代子，她也是正统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井村的研究主要围绕下述三个论点展开。
其第一个论点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变质”。井村喜代子从“战后资本主义何时开始发生了改变?”以及“它以什么为契机发生的改变?”出发进行了研究。井村喜代子认为，进入20世纪70年代，现代资本主义就发生了“变质”，开始进入新的时期。其中有两个契机赋予了这个时代变质的特殊性：一个是“黄金—美元交换”的停止和“早期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制”的崩溃(即从固定汇率机制向浮动汇率机制的改变)；另一个是，一直使用的持续性增长政策的失败，以及由此引起的向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转变。
对于前者，井村这样阐释：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提倡的“黄金—美元交换”的原则本来有助于制止通货膨胀、信用膨胀，它的废止意味着美国发行美元时不再受到其黄金储备的限制，意味着制止美国财政赤字膨胀的能力消失了。美国变成了一个“已经不受黄金储备、国际收支问题所限制，可以为了实施发展策略，持续扩大通货膨胀、信用膨胀以及财政赤字”，通过完全自由的“对外投融资”，“在国内外推进国际资本交易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甚至可以从欧元市场夺回“国际金融市场”的霸权了的肆意而为的国家。美国的基础货币特权从“黄金交换”的制约和制止中解放出来，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也“因为没有了维持固定汇率的义务，从国际收支平衡这一最高指令下被释放出来，得以持续推行通货膨胀、信用膨胀、财政赤字等使得国内经济景气的政策”。于是，美元的无限制的泛滥就变得更加通行无阻了。
结果就是，美国每年的巨额经济收支赤字以过剩资金的形式流向海外，各国使用作为“结算货币”积攒下来的美元结余，不断在该盈余国刺激出通货膨胀、创造出信用膨胀，对投机活动的资金投入也不断扩大。“于是，80年代以后，在欧美各国的实体经济停滞的情况下，庞大的过剩资金为了谋求投机的利益奔走于世界各地，出现了国际化投机性金融交易常态化的新形势”，为了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金融工程开发出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将风险分散到世界各地，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及投机性一下子高涨起来，汇率市场也在变动的市场价格机制下极大地强化了投机性。
正如后面将提到的，宇野学派的伊藤诚将现代的金融市场和汇率市场的这种不稳定性的历史起源归结为如同“17世纪的郁金香危机和18世纪的南海泡沫”，认为现代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原理论上所具有的货币恐慌(他所说的“货币恐慌的第二种类型”)倾向的现代表现。对此，井村却认为，确实可以说投机的历史由来已久，但“金本位机制下受到制约”的投机，和去掉“黄金—美元交换”和“固定汇率”机制的制约的投机“本质上是不同的”，需要强调它的新特点。现在的金融—汇率市场的不稳定性是由“‘现代资本主义变质’后，在世界规模、包括外汇市场在内发展起来的经常性的国际投机性金融活动”引发的，而要找出与之前的投机同样的模式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此外，井村喜代子认为支撑“现代资本主义的变质”特征的“第二个支柱”就是向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转换，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日本的中曾根政权积极推进的正是这种转换。在这样的政策转换中，企业的经营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井村特别强调迄今为止基于技术改进、长期的计划性的进行的企业经营发生了转变，企业主在经营态度上出现了道德风险(即伦理的丧失)现象。
从井村喜代子上述的第一个观点我们可以明确地了解到，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的货币危机[2]的背后存在着70年代就已经开始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变质”。
井村喜代子的第二个论点是基于“现状认识”而提出的。按照“现代资本主义的变质”的基本认识，资本主义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质呢?井村喜代子把目光放在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背离上面，并以“从实体经济中独立出来的投机性金融活动”构想为轴心去捕捉这一“变质”的实质。
井村喜代子认为，美国陷入国际收支危机、导致黄金美元交换陷入停滞的境况，但美国依然使用已没有黄金相对应的国内货币美元进行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交易(即以国内货币为国际贸易基准货币)，允许国内银行信用创造膨胀，使得经常性收支赤字不断累积，从而使对外投融资得以持续进行。银行也为了在实体经济活动以外的领域谋求金融收益，加紧金融活动，进一步促进了金融膨胀化。也就是说，站在岔路口上的美国选择的是一条“通过金融的自由化、国际化来实现美国国内的金融证券市场的活跃、美国金融霸权的强化、金融收益的扩大化，(以此)来实现美国经济的复苏”的、以金融资本得失为优先考虑的道路。本来银行普通的信用创造受到实体经济中现实资本产生的利润限制，可是“金融变质”后的信用创造，变质成为从实体经济中独立出来、谋求“从金融活动本身产生收益”的活动，这样基于新的信用膨胀机制的“虚拟金融收益”就出现了，也就出现了被没有实体经济的内核(不是价值物)的虚拟收益所支配的独立的世界(金融资产的世界)。从20世纪80年代围绕外汇的投机和股票投机开始，之后是“住宅贷款债权的证券化(residential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到90年代开始的“证券的证券化(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进而是“金融保证的衍生品(credit default swap)”，以及金融商品的开发都以惊人的态势发展着，与此相伴的是“金融层面自身要获得金融收益的投机性金融活动”、“不论实体经济的好与坏，都依然长期进行”的局面。
当然，金融资产和金融收益的膨胀不论怎样与实体经济毫无关系地进行，在其具有购买力这一点上，表现出来的却与实体经济中产生的附加值(利润、工资)没有什么区别，依靠借钱去买汽车、家具、电器产品等的大量消费活动依然可以进行。事实上，金融的膨胀对实体经济的消费扩大也做出了暂时的贡献。如果这种情况与实体经济生产层面的技术革新相结合，金融膨胀也可能有积极的意义；然而，现实的金融膨胀并没有同这样的改革(扩大生产资本部分的投入)相结合，金融世界的异常繁荣也没有引起实体经济的扩大，反倒增大了金融活动本身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从井村喜代子的第二个论点可以了解到，进入21世纪以后发生的金融危机[3]的背后是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变质”的结果而产生的“金融的变质”，即具有“从实体经济独立出来的投机性金融活动”的膨胀化的特点。
井村喜代子还指出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接连出现的从货币危机到金融危机的现代资本主义危机，到2010年以后，又出现了欧盟的财政危机，即所谓的主权风险(sovereign risk)等新情况。2010年4月希腊国债信用下降引发的主权风险，从希腊开始，向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蔓延，进而引发欧盟、欧元区范围的欧元、英镑的猛跌，以及股价的暴跌、国债不稳的扩散。井村喜代子的第三个论点就是关于财政危机的。
媒体一般认为，这场危机是发生国涣散的财政所引发的，井村喜代子却不这么认为，她认为一个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追求“金融立国”，这些国家赞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战略，并追随其后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90年代以后，英国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成为在欧盟普及投机性金融活动的主要国家，该国以美国的CDO、CDS交易为媒介，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紧随其后的就是爱尔兰和西班牙。欧盟的大型金融机构也不只是大量购买、使用美国发明的CDO、CDS，还将自己创制的金融产品在欧盟内部推广使用，扩大了投机性交易。而现在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陷入破产边缘的正是这些机构，以及将它们国有化，从而扩大财政赤字的、主张“金融立国”的这些国家。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国债被编入金融商品之中后，它又扮演了危机传播者的角色。井村指出，雷曼冲击之后，“在由于发达各国的金融机构失去了资金投放之处，而欧洲圈的国债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救助的情况下，这些金融机构的资金大量投向利率相对较高的希腊、爱尔兰等国的国债，并将其编入投资信托、指数投资信托之中，加以运用。这些国债的金融保证CDS的急速扩大，虽然支撑了国债的信用，却也相对地提高了它的风险”。这就是金融危机与国债的评级联动的原因所在。因为国债能够轻易地得到金融保证，信用就会膨胀，在这样的信用膨胀之下，各国的财政赤字不断累积，一旦遇到金融危机，膨胀的信用就会崩溃，使得违约的危机一下子变得非常严重。正如井村所说，“的确，(忽视财政赤字)的这些国家有很大的责任，但是这些国家国债的70％～80％是欧洲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为了谋求投机性利益而购入和使用的。如果不去购买如此巨额的国债的话，持续的巨额国债的发行毕竟难以实现，也不会使债务余额超过GDP了。可以说，靠国外消化国债等于坐视资金的激增，这就会出现财政支出涣散、向金融机构注入庞大的公共资金以及救济金融机构等状况”。[4]
从井村喜代子的第三个论点可以了解到，2010年发生的欧洲债务危机的背后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变质”，其结果是造就了“从实体经济独立出来的投机性金融活动”的汹涌波涛，而且，进一步发展下去的话，将导致简单地依靠增加财政赤字的“金融立国”政策走向穷途末路。
2.宇野学派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认识
我们再来看看宇野学派的代表人物伊藤诚的现状分析。伊藤诚在一篇文章中，对当今的金融危机下了如下定义：“以现实资本和货币资本积累的全球化的重组为基础，反复出现的、因泡沫破灭产生的金融危机，虽在现代世界，且与古典的经济危机和70年代初期的通货膨胀危机有所不同，却未必就不能说这是一场产业现实资本的过剩积累，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润率的骤降导致的货币信用危机，要承认这个特性。”[5]这一认识，其实在2002年伊藤诚出版的书中就有所论述，他认为：“从80年代末的日本、到1997年的周边亚洲各国产生的泡沫繁荣及其破灭导致的金融危机，其背后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无法为产业的资本积累完全吸收的过剩的货币资产的投机性投放，从而产生的不稳定性所致……在性质上，若是从第二种类型的货币恐慌在现代的出现的视角来分析的话，恐怕更为有力吧。”[6]
在这里，伊藤诚所称的“第二种类型的货币恐慌”，与《资本论》中马克思与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功能相联系来说明“独立的货币恐慌”的论述有关，是指与“原本的古典的货币恐慌”相区别的投机性货币的独自运动引发的金融的“不稳定性”。在他看来，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进程中，反复出现的泡沫破灭的金融危机是17世纪的郁金香危机、18世纪的南海泡沫之后，资本主义原理性问题的内在性倾向在现代的重现。而且，由于受到现实资本的自身金融化和缓慢增大的世界性过剩资本的投机交易的支撑，再加上波及至劳动者阶层的消费者信用的扩大，使“工资收入背负上相当沉重的利率偿付的负担”，并使得“所谓的在劳动力商品化导致的对剩余劳动的剥削之上，又加上了现代的劳动力金融化导致的双重剥削的倾向”一下子展现出来，形成了“美国的住宅金融通过全球的抵押担保证券的流通注入全世界的资金二层部分，与这部分资金作为抵押贷款再贷给劳动者大众的一层部分构成的二重结构”，住宅金融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的背离越来越大，一旦各种贷款陷入无法履行债务的窘境，负面效应的连锁反应将向全球扩散开去。
此外，伊藤诚还列举了现阶段可以避免全球经济大崩溃的三个因素。第一个是约束现代跨国企业加强自身金融化倾向，以缓解金融危机的破坏力。第二个是中国及其他低工资各国的经济实力发挥缓冲金融危机冲击的作用。第三个是各国采取财政政策，持续努力，誓死阻止景气的下滑。只是，这些因素究竟对阻止资本主义信用、金融体系的内在的自我崩溃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还要看今后的发展，难以预测。笔者认为，遗憾的是，伊藤诚的这一现状认识与之前的井村的独创性的分析相差甚远。而他提出的三个因素不仅是效果“难以预测”，而且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此外，展现宇野学派观点的还有金子胜的研究。金子胜认为，正在经历的世界金融危机是以金融自由化为基础的全球化引发的危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是必须真正去处理不良债权，可是无论日本还是美国都没有采取这样的举措，而现在采取的措施却可能引发泡沫的循环产生。彻底进行不良债权处理的同时，为了快速引发投资更新和需求更新，“除了采取如同战争般的全世界统一的投资，进而引起一场‘新的产业革命’之外，别无他法”。为此，金子胜提出，应该期待可能性最高的领域，即能源的转换，从而引发波及性创新。[7]
3.调节学派对当今危机的认识
说到调节学派的观点，主要还是以山田锐夫的观点为代表。山田锐夫认为，对当今的金融危机应该从“时间轴”和“空间轴”两个方面去考察。所谓“时间轴”的观点，就是要将当今的危机置于结构性危机的延续性历史脉络中，即不是将危机作为循环性危机(如同基钦循环和朱格拉循环那样的市场性危机)，而是需要将危机作为结构性危机去把握(这时，危机经过循环性危机→结构性危机→最后的危机的时间过程)，这种结构性危机和发展如图1所示。
图1 发展与危机的世界史
这次危机爆发之前，即1991～2008年期间，美国曾赞美其经济发展，称之为“美国经济的复活”，那是一条什么样的“复活”之路呢?实际上，在此之前，即70年代“福特主义”的发展模式受阻后，美国首先采取了国际化(全球化)战略，进行了把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置于优先位置的政策转换，从此福特主义的劳资妥协发生改变，尽管工资受到抑制、雇佣环境恶化，但作为回报，美国的消费者却从国际市场享受到了低价的消费品，于是美国的消费者默认了这种新的状况。与此同时，金融自由化进一步发展，金融的损益日益占据了优势地位，即使在企业内部，从劳资协调的调整模式来看，也发生了优先考虑股东的支配性经营的、向股东主导型调整和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的结构性转换，从而，90年代美国实现了向金融主导型经济的转变。
那么，金融主导型的经济是怎样的形式呢?山田锐夫设想了如下的宏观路线：作为发展体制，资产价格(股价、住宅价格)的上升成为整个经济的原动力，由此金融收益(资本收益和红利收益)上升，这与轻信家庭收支的信用相连(次级贷款等)，刺激了消费(资产效果)。此外，股价的上升导致筹措资金的成本下降，又促进了企业的投资。这样一来，暂时由消费和投资形成的总需求扩大，经济得到发展，这又给企业带来高额利润，而这种高额利润又催生对高利润的期待，资产价格再次上升。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资产价格→金融收益/投资→消费→需求→利润→资产价格”的良性循环，于是经济就复苏了。这就是山田锐夫的说明。
在金融主导型经济中，循环的原动力并非福特主义那样的生产性上升，而是资产价格上升(包括泡沫)，不是“基于高工资及以此为基础的消费”，而是“基于金融收益及以此为基础的消费”。
然而，这种金融主导型模式伴随着2008年的雷曼冲击遇到了危机，良性循环转为恶性循环。作为原动力的资产价格暴跌，使得金融收益骤减，进而金融损失激增，这导致各类金融机构破产，金融体系麻痹，资产价格上升所支撑的过剩债务和过剩消费也崩溃了，这又使全世界的投资萎缩，消费和投资的降温又使需求萎缩、利润下降，进而对利润的期待也降低，资产价格再度下降，事态更加恶化。
这段时间，与资本主义的多样性相适应，危机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山田按照各国采取的不同发展战略，将世界经济划分为七种类型，称按照“空间轴”区分的类型。特别是将依靠金融创新促进增长的金融主导型经济的美国、英国，与依靠高品质商品出口维持增长的出口主导型经济的日本、德国、荷兰、瑞典，与拥有潜在的巨大的国内市场、还存在依靠内需主导增长的可能性的中国、印度、巴西相区别，通过弄清这些经济类型之间的层次性和互补性，分析今后的发展趋势。[8]
三、结论
综上所述，日本的马克思经济学者对当代危机的认识具有以下相同点和不同点。
1.相同的认识
首先，学者们都认为现在的危机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现代资本主义在迎接新的阶段过程中的危机(井村喜代子)、恐慌(伊藤诚)、结构性危机(山田锐夫)，虽然各学派所用词汇有所不同，但对于起点与危机的特点认识却是一致的。
其次，学者们都认为，现代资本主义面临的变化是从生产资本主导的体制向金融资本主导的体制转变的质的变化，即或认为是从“福特主义”向“金融主导型模式”的转换(山田锐夫)，或认为是“逆流假设”或“马克思的反攻”(伊藤诚)，或认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变质”以及“金融的变质”(井村喜代子)，他们对这场危机爆发的实质具有相同的认识。
最后，学者们对这场危机的定性也有相同的认识，即与产业的现实资本的运动相对独立地运动的“独立的货币恐慌”(伊藤诚)，“从实体经济独立出来的投机性金融活动”(井村喜代子)，“作为魔杖的金融”(山田锐夫)发挥着巨大的威力。
2.不同的认识
首先，是主张“金融的变质”，强调“投机性金融活动”的历史独特性呢(井村喜代子)，还是主张独特的“作为第二种类型的货币恐慌”，从原理论(《资本论》)中寻找端倪?(伊藤诚)显然，前者更具有说服力。
其次，是将货币危机、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等具有连贯性的危机置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变质”下的、在其结构性的一贯性中考察呢(井村喜代子)，还是回到古典资本主义的信用、金融体系来考察其在现代的表现(伊藤诚)，亦或是满足于将资本主义的增长和危机的“历史交替”笼统地进行类型划分(山田锐夫)?显然，井村喜代子(正统派)的考察更全面、深入，而后二者伊藤诚(宇野学派)和山田锐夫(调节学派)的观点则只是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考察，视野比较狭窄。
从上述各学派的观点中不难看出，正统派对这场危机的认识具有更为深刻、透彻的特点，把握得也更为准确，而其他学派的观点虽然比较片面，但也为我们了解这场全球经济危机提供了不同的思考视角。
注释：
[1]北原勇、伊藤诚、山田锐夫：《現代資本主義をどう視るか》，日本：青木书店，1997年。
[2]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从1992、1993年源于英国、席卷欧洲地区的货币危机开始，到1997年夏天源于泰国、波及东亚地区的货币危机，再到1998年发生的俄罗斯货币危机·延债宣言、蔓延至巴西等的货币危机，直到2001、2002年的阿根廷货币危机，等等，主要都是货币危机。
[3]众所周知，2007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引发了2008年美国政府所属的两家住宅金融机构(房利美、房地美)的破产、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和AIG(美国国际集团)的破产等。
[4]井村喜代子：《現代資本主義の変質と時期区分》，中央大学《商學論纂》第46卷第4号(2005年5月)，第1-24页；井村喜代子：《金融と実体経済—‘実体経済から独立した投機的金融活動’を中心に—》，中央大学《經濟學論纂》第50卷3、4合并号(2010年3月)，第1-21页；井村喜代子：《世界的金融危機は続いている》，《経済》2011年3月，第93-111页。
[5]伊藤诚：《サブプライムから世界金融恐慌へ》，《情況》第10卷第1期(2009年1月)，第78-89页。
[6]伊藤诚、C.拉帕维查斯：《貨幣·金融の政治経済学》，日本：岩波书店，2002年。
[7]金子胜：《グロ一バリズムの果てに：世界金融危機と経済政策》，《立命館経済学》第59卷第6号(2011年3月)，第916-932页。
[8]三田锐夫：《世界金融危機と資本主義の動態》，在进化经济学会第15次名古屋大会上的报告，2011年3月19-20日。
(作者单位：渡边雅男，日本一桥大学； 谭晓军，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