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梦需要穿越“苏联的理论丛林”

在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近百年来无数国人的伟大梦想，并进一步阐释了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的思想。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开拓探索之路，更是一条坎坷不平的荆棘丛生之路。毫无疑问，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主义的前行就变得愈加艰难、遥远和漫长。习近平在2012年12月视察深圳的一次党内干部会议上的发言中强调，我们决不能“走苏联的老路”，“重蹈戈尔巴乔夫的覆辙”。在苏联解体之后，重新认识和正确对待前苏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上探索的经验与教训，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穿越“苏联的理论丛林”，对于拓展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苏联解体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理论丛林”

时至今日，苏联解体已过去22年。这二十多年来，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理论界，对“苏联解体之谜”的解读从未停息，对这一谜底的揭示亦是众说纷纭。毛泽东曾经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和决定的作用。”^{[1]（p322）}笔者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理论迷失。在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教科书体系牢牢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一些理论难题悬而未决，歧义丛生。正是诸多思想上的困惑，使苏联共产党在实践中迷失方向，使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根本问题的理解深陷在一片“理论丛林”之中。随着对苏联解体的深入反思，这一“理论丛林”日益浮现，成为中国道路拓展不可回避的理论障碍。

（一）苏联解体是不是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

众所周知，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石，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情况下实现的消灭了私有制、通过计划生产和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等形式实现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东方社会可以通过吸收资本主义制度一切文明成果的方式跨越“卡夫丁峡谷”，实现共产主义。

列宁结合东方落后国家的实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进行了最早的探索和尝试。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宣布要在沙皇政府封建统治之下的俄国建设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并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经济上试图在公有制前提下用“政府计划”代替“自由市场”，实行土地社会化；政治上建立社会主义全民直接民主，一切权利归苏维埃，全体公民都成为“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这种模式很快在实验中碰壁，其结果造就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庞大的官僚队伍，广大工人、农民的生活不断恶化，社会不满引发了著名的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起义。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和合作社的思想，允许商品货币和市场交换的存在。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前提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2]（P365）}列宁又在《论合作社》中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2]（P368）}新经济政策和合作社思想，承认农民作为独立生产者的地位，肯定农民作为个体所有者拥有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劳动成果的占有权；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从超经济的政治隶属关系，转变为在很大程度上的市场交换关系。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结合俄国小农经济为主题的国情，走“私人买卖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进行检查和监督相结合”的道路，抓住了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当时，苏联如果沿着新经济政策的道路走下去，势必将探索出适合俄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但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形而上学认识很快使苏联误入歧途。

苏联解体之后，马克思主义在苏联随着共产党的垮台失去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人们对苏联历史掀起了新一轮的反思热潮，除延续了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外，对十月革命，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军事共产主义等的认识都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只是社会主义的试验场，而苏联解体证明这一试验的失败，意味着东方社会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苏联解体是不是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东方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能不能走得通？社会主义道路怎样才能走得通？这是苏联解体向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抛出的核心理论难题。

（二）“斯大林模式”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

1924年列宁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党内发生了三次大的争论:关于列宁主义、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和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不论是从理论方面还是从权力斗争方面，斯大林都取得了胜利，这种胜利为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奠定了基础。斯大林以资本主义为参照系把社会主义概括为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导六个基本特征。与此同时把现代化理解为工业化，提出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政策。实现工业化的保障是农民必须接受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为工业化缴纳“贡税”。与这一特点相适应，在农业发展中终止了列宁的合作社的尝试。农民的双肩扛着两项任务，既要完成国家规定的劳动日，又要完成国家规定的农副产品义务交售指标，几乎成为苏维埃式的现代准国家农奴。

斯大林这些政策的实施虽然造就了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但是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其最恶劣的后果是造成了人的主体性的压制，使人重新陷入制度的奴役之中，突出表现在：经济上，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压抑人的积极性，不能长期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生产力水平下降；政治上，权力过度集中，社会主义法制受到破坏，社会形成特权阶层，民主平等沦为形式；文化上，实行单一的文化体制，大搞政治批判，排斥多元思想，个人崇拜盛行；在社会领域，背离以人为本，民生问题迟滞，两极分化严重，公平正义失衡。这种模式随着个人崇拜盛行和权力的高度集中而不断固化，最终形成了“斯大林模式”。^[1]“斯大林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固化、僵化，逐步走向专制和集权，背离社会主义的本质。公有制、按劳分配等都成为当权者谋取私利的工具。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斯大林模式”曾被众多马克思主义者看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典型形式。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占主导地位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更多的人认为“根本不能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解释苏联社会”。^[3]（P2）“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的严重扭曲和变形。布坚科认为：“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是斯大林式的，即国家行政，国家官僚、兵营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所预见的社会主义。”^{[4]（P764）}也有学者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极权的社会主义”。虽然我们都不能否认这一模式在革命与战争时代对苏联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斯大林模式”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难辞其咎。“斯大林模式”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斯大林模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有之义还是认识僵化的产物？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本质？这又是一个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亟需回答的“问题丛”。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要如何进行改革

赫鲁晓夫上台后，在时代潮流的感召下，面对苏联社会的尖锐矛盾，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废除了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将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农业机械修理站；强调社会主义法制，平反冤假错案。农民不再服徭役和缴纳“贡税”，获得了身份证和有保证的货币劳动报酬。赫鲁晓夫的改革在尊重事实、坚持真理、促进现代人的独立和觉醒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开启了以改革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完善的文明道路。但由于他对改革缺乏总体的筹划和设计，没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充分的论证，因此虽然实施了改革，但却是盲目、零散、片面的，始终无法突破“斯大林模式”。

勃列日涅夫当政后，如果能纠正赫鲁晓夫的错误坚持改革，也许苏联还有希望，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又掉过头去，全面回归斯大林时代。这一时期，不许触及斯大林模式的黑暗面，压制人们的思想，打击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摧残人性，民主和法制受到窒息，文化领域出现了严重的僵化和倒退。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人类社会逐步走向开放、自由的全球化时代。然而，勃列日涅夫时期所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却是逆时代潮流而动，高举社会主义民主旗帜，却行专制集权之实，导致各个领域矛盾累积，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勃列日涅夫之后的两任继任者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更是疲于应对，无力改变。

戈尔巴乔夫上任后，改革呼声日益高涨。他顺应苏联长期以来对主体性压抑后的人的力量的迸发，倡导“新思维”和“全人类价值优先论”，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要把苏联社会建设成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宣扬“人是万物的尺度”，把社会主义说成是符合“一切人利益”的人道的制度。从“抽象人性论”出发，提出多元化的思想原则，认为人的本性是不受任何社会关系制约的，向往绝对的自由和民主，因此，作为理想的社会主义应该符合人的本性，尊重人的多元思想，满足人的多元需要和利益。否认社会主义还存在着阶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政治多元化，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修改宪法，确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最高权力机构，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经济上采取“休克疗法”，改变公有制主体，搞混合经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政策层面仍旧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影响，给人民以实际的利益，很多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反思苏联解体，我们可以看到，在苏联现代化的过程中，当政者都进行过各种改革的尝试，但均因在“如何进行改革”的问题上缺乏系统的理论认知和一以贯之的实践探索，终难摆脱失败的命运。那么，“社会主义”是一成不变的理论规定还是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应如何进行改革？哪里是改革的方向？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一系列由“苏联解体”衍生的相互联系而不断涌现的“问题丛”，构成了拓展中国道路必须穿越的“理论丛林”。

二、中国为什么要穿越“苏联的理论丛林”

综上所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解体之间，客观存在着我们尚未澄清的“理论丛林”，它以各种形式作用于现实、制度、思想各个层面，禁锢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方向的理解，羁绊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进程。正如一些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针对苏联即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而言的，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抛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要想使社会主义焕发生机与活力，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去苏联化’，抛弃这一模式。”^[5]（P12）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摆脱前苏联的思维，突破前苏联的认识。

第一，推进现行的体制改革有赖于突破前苏联的认识。20世纪20年代至今，从理论到实践，从国家体制到各项建设，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苏联对于中国道路影响深远。正如毛泽东所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6]（P1408）}邓小平也曾经指出:我们的国家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初期，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举国到处都响彻“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中国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解。后来在建设实践中我们逐渐意识到照搬苏联的危害，开始尝试自己重新思考体制问题。在苏联解体前夕，邓小平明确指出：“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7]（P261）}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就是在经济领域逐步突破苏联原有的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突破苏联体制的成功尝试。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思维的惯性，可以说今天中国的体制改革还受制于苏联时期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没能从根本上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权力的高度集中，政治对文化活动的介入和干预，在经济之外的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今天中国的制度还带有前苏联的印迹，还不能从“斯大林模式”中突围出来。通过前面的研究我们也看到，苏联时期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做了很多改革的努力，但最终都不能摆脱斯大林主义的窠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探索必须突破苏联原有对社会主义制度架构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动态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全面地推进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呈现生机，避免重蹈苏联覆辙。

第二，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有赖于突破前苏联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动态性决定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动态性，社会主义的动态性决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性。改革必然会带来问题，关键是看怎样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问题。苏联解体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是死路一条。进行改革，不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同样是死路一条。前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在农业、工业、建筑业等经济领域，再到政治领域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以及民主改革、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解冻，其实不乏各种改革和尝试，但是为什么各种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呢？关键在于不能及时解决改革调整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导致矛盾累积，引发广大群众的不满，最后失去人民的支持。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问题不解决、不作为的态度。20世纪80年代，苏共领导层中的绝大部分人，已经开始追求物质享受。随着享有特权的不断增多，他们深切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使他们不能够积累大量财富，也不能够合法地把这些财富转移给他们的子孙。他们意识到，如果苏联继续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他们的特权就会受到更多的影响和限制；占据前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苏共领导层中的不少人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并腐败变质，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思潮盛行。在推进私有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斯大林模式体制下形成的苏共干部特权制，使严重的两极分化成为苏联社会的一种常态，即一极是“人民公仆”名义下过着“共产主义生活”的高级干部阶层，另一极是过着贫穷生活的广大工人、农民。特殊的利益集团的日趋形成，公平正义遭到践踏。正如马尔库塞分析的那样：“由于国家职能、权力的日益强化，就势必形成一个管理国家和享有国家权力的阶层，即官僚阶层，这个阶层通过对国有化经济的控制，已经具有特殊权力的基础，形成一种不同于俄罗斯人民利益的特殊利益。”^[8]（P3）与此同时，苏联周边纷繁复杂、盘根错节的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累积的矛盾一旦遇到诱因就成为利益冲突的导火索。

事实上共产党的腐败、极度的贫富分化、利益集团的形成、公平正义的缺失、民族矛盾的激化等等这些问题也同样困扰着进入改革深水期的中国，不突破前苏联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做法，中国就存在前苏联的风险。汲取苏联解体的教训，我们要不断解放思想，克服认识中的教条主义，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力求避免前苏联封闭、固守造成的厄运。

第三，认清思想领域的纷争有赖于突破前苏联的认识。当前改革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共识，纷争的焦点在于如何进行改革，改革向何处去？仔细审视理论界五花八门的各种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形而上学的特征，根源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诠释框架。

一是极“左”思潮。这些人以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对社会主义的论述为标准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的结论。这种教条主义思想影响甚广，在这些人的头脑中视“斯大林模式”为社会主义的范本和标尺，认为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以及对利益的认可是向资本主义的妥协和趋近。在苏联解体的问题上，体现为对斯大林主义的辩护和对戈尔巴乔夫的声讨。在中国的问题上，体现为对毛泽东时代的留恋和对改革的拒斥。经常以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否定改革开放的成就，甚至为“文革”、“四人帮”开脱。当前比较活跃的老左派、新左派、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的很多观点^{[9]（P212-216）}都是带着“苏联社会主义”的有色眼镜认识当今中国问题而得出的结论。

二是极右思潮。这些人头脑中装着两样东西，就是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和现代的资本主义。他们把社会主义仅理解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因此视苏联解体为社会主义的彻底失败，在否定社会主义同时对资本主义采取了一边倒式的肯定和逢迎。在这些人看来，早期资本主义的野蛮、掠夺、剥削以及对人权的践踏与今天的资本主义毫无干系，无视今天一些西方国家的军事、经济、文化霸权，极力推崇自由主义思想。这些都是斯大林主义留下来的思想遗患，用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来理解变化中的时代现实。苏联改革的失败就是运用形而上学思维理解社会主义导致的后果。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发生重大思想影响的思想家弗洛罗夫在一次访谈中讲到：“我们是以这样的风格来谈论新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我们首先提出关于它的定义，把它与斯大林时期相对照。我们从对斯大林时期的否定评价出发。这是指与斯大林在世时的社会相对立的社会。”^{[10]（P225）}斯大林以形而上学的思维在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中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错误的，而斯大林之后的改革者又在与“斯大林模式”的对立中把握改革的方向同样也是错误的。

思想领域的形而上学根源于斯大林时期的教科书体系，中国的思想界也深受其害。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领域为突破“前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做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思维的惯性，这种在对立面中把握事物本质的思维模式还大量存在于我们的思想界、理论界，以至于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存在分歧。认清当前中国理论界的纷争，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有待于思维方式从形而上学向辩证法的转变。

三、实现中国梦如何穿越“苏联的理论丛林”

由此可见，“苏联的理论丛林”横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面前，阻碍着中国梦的实现。穿越这一丛林，要求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对一些基本问题做出客观准确的把握和理解。

（一）穿越苏联的理论丛林，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理论，深刻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正是唯物史观的创立使人类对自身产生、发展的认识从片面、唯心的、神秘的解释走向科学。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属性，它主要有两个指向：一是指向哲学、经济学等意识形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表述哲学的本性时曾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1]（P12）}二是指向现实的社会制度。马克思首要关切的不是理性逻辑而是人类命运，面对社会普遍缺少自由，人们受制于封建和神学的统治与束缚，而穷苦劳动者同时又深受新兴资产阶级剥削的悲惨现状，马克思把对资本主义不合理现实的批判作为自己的使命，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存在的科学性前提。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2]（P136）}批判性和建设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特征，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现实的批判，才产生了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和追求。批判性和建设性相辅相成，是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缺乏建设性，社会主义的发展就会在实践中失去方向。缺乏了批判性就会脱离人们生活的世界，沦为空想的乌托邦。中国要穿越苏联的理论丛林，必须汲取前苏联理论批判性缺失导致发展失去活力的教训，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质。

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国家发展的指导理论，更应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中发挥其批判作用。正是通过对现实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实践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并从人们的生活世界中汲取养分。在苏联现代化过程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僵化，逐渐丧失其批判性功能，成为为现实辩护、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批判性的丧失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政治庇护下的温室里的花朵，不能对现实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日益失去与其他思想交流的可能性，从而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苏联哲学正是因为丧失了批判性成为政治的附庸，从而失去与时代大众现实生活实践的联系而遭到大众的冷漠和抛弃。苏联解体之后，马克思主义远离了意识形态中心，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冷落之后，近几年出现了复兴的趋势，以布兹加林为代表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俄罗斯影响最大的理论流派，这给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理论启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临的诸多问题和严峻挑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的复归提出了更为迫切的现实需求。

（二）穿越苏联的理论丛林，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确定性与过程动态性的统一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直是纠缠苏联整个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根本问题，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穿越前苏联理论丛林的重要环节。不同时期苏共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左右了整个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列宁之后，苏联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断固化，用社会主义特征取代社会主义本质，带有鲜明的形而上学色彩。苏联时期正是过于注重社会主义本质的确定性，而忽视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动态性，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既定的、不变的目标，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导致在实践上日渐偏离历史唯物主义，走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死胡同，最终自尝失败的苦果。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作为一种科学的历史实践，社会主义的起点就在于寻求一种资本主义之外的现代性，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指向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社会发展过程。受前苏联的影响，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看作截然对立的社会，这样把社会主义与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对立起来。事实上，作为取代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现代社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具有很多共通之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种特征正在不断地呈现出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不能离开现代化进程而得到实现。

今天经历了急剧变革的当代俄罗斯的学者对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提出了新的理解和建构，对于中国当前理论界具有启示意义。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立场的当代阐释出发，反对在原有线性意义上也就是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的意义上对社会主义进行界定。将社会主义视作由异化世界向共产主义，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与转变的长期的过程，并指出人在这一过程中的极其重要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是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价值取向上，资本主义是以物的增长为目的，而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要追求社会平等、公平和正义，自由人的联合体，即人本身的发展。社会主义的产生根源于对资本主义物化现实的深刻批判。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区别即在于是否能够使人摆脱物的控制，使人的本质复归人本身。

（三）穿越苏联的理论丛林，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改革中物的增长与人的进步的统一

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人类社会的基本尺度。在马克思对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中主要采用三种划分方法，一是按照生产资料，可以把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按照经济形态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与此相对应马克思还按照人的发展把社会分为人对人的关系的依赖阶段、以物的依赖为主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要把这三种理论统一起来，就是在社会发展的尺度上坚持生产力标准与人的标准的统一，坚持经济建设与其他建设的统一，核心就是坚持物的增长与人的进步的统一。

苏联的社会主义就是在建设中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则。割裂物的增长与人的进步的本质联系，把人仅看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没有把人看做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最终走向历史唯心主义。人在斯大林教科书体系中的缺失导致在苏联现代化过程中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中作为目的被悬置起来。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反思“苏联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问题是迷信国家的力量而忽视了民众的创造性力量，人民成了国家计划的工具，没有任何自主性而言，这也注定了苏联式现代化道路行不通。”^{[13]（P376）}“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虽然把人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又脱离本国客观国情，抽象的移植西方，最终新的思想只能在旧体制内运行，无法撼动斯大林模式，导致从“改革”走向“改向”，改革无果而终，造成现代化建设的巨大退步与失败。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仅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在于通过一种动态的不间断的改革,实现人类最终的自由和解放。由此人本身的进步就可以理解为社会主义改革内在的必然的价值取向。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P135）}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中国特有的国情背景下，人的进步应该在与经济同步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社会关系的改革中得以实现。只有物的增长，没有人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终将以徘徊和退步为代价。

习近平指出，中国梦是人民的梦，是人民共享，人民创造的梦，是依靠人民来实现，不断为人民造福的梦。中国梦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尊严、自由、平等、公正的梦。中国梦的实现，必须汲取苏联教训，避免走苏联的老路，义无反顾、一以贯之、全面系统地推进改革，坚持改革中实现物的增长与人的进步的统一。只有不断满足人的生命与安全，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的利益与幸福这一人民大众最基本的现实需求，中国梦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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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