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对政治转型的双重影响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苏联的解体及叶利钦的激进改革,导致俄罗斯社会进入转型时期。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分化组合,利益集团迅速形成并在利益的驱动下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参与主体,对俄罗斯的政治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利益集团对政治发展的影响,西方学术界已有较为深入而广泛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持消极的态度。如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麦迪逊对利益集团的存在和作用基本上是持消极态度的,即利益集团作为局部利益是与公共利益冲突的,是“为某种共同的利益的冲动所驱使而联合起来的一些公民,不管他们占全部公民的多数或少数,而他们的利益是损害公民的权利和社会的永久的和总的利益的。”^[1](P13)因而它的存在和作用有害于社会中其他人的权利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再如政治学家西奥多·洛伊也认为,“利益集团用各种非正式的讨价还价来反对正式的程序会削弱了民主的组织机构及其制度,也扰乱和破坏了人们对民主的组织机构及其制度的期望。”^[1](P22)另外一种是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认为多元的利益集团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民主政治的表现,它为公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参与的途径和组织形式,促进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美国政治学者卡尔·霍恩认为:“利益集团不仅可以将个人在政治生活中无法发挥的作用表现出来,其在政治领域中的相互作用也会产生国家利益。”^[2](P113)俄罗斯政治学家涅夏金在研究俄罗斯利益集团现象时,也积极地肯定“俄罗斯利益集团在今天具有国家与公民的中间环节、组织社会多样化利益和补充民主代议制三个功能。”^[3](P123)

那么俄罗斯利益集团在转型期的民主政治中终究起了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利益集团对政治转型的促进

尽管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目标各有不同,实力影响也各不相同,但俄罗斯利益集团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达到合理分配政治资源,促进政治民主化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对政治参与扩大和政治社会化进程的促进

利益集团政治参与是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从这一意义上说,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以来,摆脱了苏联时期的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出现了利益的分化。不同的利益集团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进行政治参与,这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

为了维护自身的集团利益,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参与政治活动,试图影响俄罗斯政府的决策。随着利益集团的增加和政治参与活动的开展,他们会积极谋求政治参与的渠道,对政治系统提出利益整合和制度供给的需求。

苏联解体之前,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强控制模式,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是被动参与和参与冷漠。转型以来,随着国家对公民的控制的放松、利益的分化重组,利益集团迅速形成。另外,转型初期俄罗斯政党政治的不成熟也为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在议会大选和总统大选期间各利益集团更是不遗余力地发动选民向政治系统渗透。

在1993年和1995年的议会大选期间俄国的政党数量均有暴增,除俄共具有比较深厚的群众基础外,1993年的上千个政党组织和1995年的逾2000个政党组织大多是源于特定思想主张或特定集团利益的“应急性”的政党组织。

苏联解体后,苏联时期比较单一的“两大阶级一大阶层”的阶级和阶层格局被打破了,出现了新兴的阶层和利益群体。其中的一部分强势集团逐渐在政治参与中成为重要的金融寡头。实力强劲的金融工业集团凭借雄厚的资本和掌控的社会传媒直接资助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甚至亲自竞选或派代理人竞选。这不仅拓宽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各利益集团尤其是金融工业集团对其政治主张的大力宣传也客观上提高了民众的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能力,增强了其政治参与的愿望和意愿表达的主动性。同时,民众在新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社会化过程中,逐步成为具有独立政治人格的政治人,这也是民主政治发展所需的主体性资源。

应该说,强势利益集团有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政治影响经济,随着俄罗斯利益集团经济实力的增强,出于维护自身财富的需求,他们必然会要求政治参与,希望通过政治权力的保护和出台相应的对己有利的政策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另一方面,随着他们经济实力的增强,会渴望谋求更多的政治权力,取得更多的政治发言权。这样就形成了利益集团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化的互动。

(二)凸现政治权力的分立与制衡

俄罗斯政党制度的不成熟使利益集团对政治权力的制约作用凸现出来并显得更为重要。“首先,对作为俄罗斯政治权力核心的总统的制约来说,在1996—1999年间的寡头干政时期,叶利钦这位名义上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超级总统实际上已被各寡头架空,成为一位名不副实的弱总统,这对总统权力也是一种客观上的限制。其次,就俄罗斯的立法机关国家杜马来说,其虽然受到强大总统权力的限制,但拥有深厚民众基础的俄共和地方实力派也对总统权力和政府决策产生了较大的制衡作用。其中上议院的地方实力派的作用尤为突出,不仅大大地分割了总统权力,还在90年代中后期限制了激进改革派的影响,并直接促动了1998年以后政治决策的大调整和对利益集团的整顿。”^[4](P18)再次,在总统权力明显受到一定的限制以及总统和总理的府院之争的影响下,1998年后经过基里延科和普里马科夫两届政府的努力,俄罗斯政府总理的独立性和权限明显有所增强,不再是总统的附庸和傀儡。

(三)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和探索

俄罗斯的政治转型是激进的,但只是确立了转型的方向和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具体制度设计和体制运行尚未确定,而利益集团作为俄转型社会中的重要政治行为主体,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对俄罗斯政治体制的探索和演进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例如俄罗斯转型以来,虽然建立了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制度,但是具体的总统、议会和法院的三者制衡关系以及政治运行机制都还不完善。利益集团形成后,作为转型时期的重要政治主体,在各个方面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或是成立政党,参加议会选举,或是积极参与总统选举;一些寡头和地方精英甚至亲自竞选和扶持代理人参加竞选。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活动推动了俄罗斯政治体制的演进,使抽象的民主理念落实为具体的制度运行。虽然转型的十年(1991-2000年)中俄政坛始终动荡不安,但自1993年叶利钦炮打白宫确立超级总统制,通过了1993年俄罗斯宪法以后,无论是作为总统,还是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无论是总统选举还是议会选举,都大体上沿着宪法规定的制度化轨道运行,从而体现为从确立游戏规则到习惯慢慢遵守游戏规则。这有利于俄罗斯民主政治制度的巩固和运行。

再例如,俄罗斯地方利益集团作为俄罗斯权力体系中最活跃的一股力量,更是促进了地方政治制度的多样化。虽然俄罗斯实行的是总统制,但俄罗斯各个地方的政治制度并不是与联邦中央一体和配套的。“按照地方议会与地方执行权力的关系,可以将俄罗斯地方划分为三种类型:多数是总统体制,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卡尔梅克等;少数是议会体制,主要有乌德穆尔德、达格斯坦等;总统—议会体制,包括巴什基尔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5](P235)而地方势力横向联合并日渐形成多个地区政治中心,也为后来的大区制设想和推行提供了现实的借鉴。此外,地方与中央的抗衡,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革和地方利益约束机制的演进。

(四)推进俄罗斯外交决策的转变

从国际政治的视角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入转型时期,伴随其转型中的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和贫富差距等国内危机出现的,是俄罗斯大国地位的下降。转型时期俄罗斯外交战略的演变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苏联解体前的意识形态外交和军备竞赛,对外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出兵阿富汗;叶利钦时期的亲西方政策。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叶利钦实行全面的亲西方外交政策,希望得到西方的经济援助。在西方口惠而实不至的政策下,转而面向现实的外交,即双头鹰的外交政策;而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时期则是奉行务实、国家利益至上的外交政策。在这一大背景下,俄罗斯转型时期的外交也打上了利益集团的印记。

俄罗斯利益集团最关注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其外交主张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中,主要是天然气和石油利益集团和军工利益集团起了重要影响。俄罗斯摆脱了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加上苏联解体后国力的衰退,使得它对于传统的亲苏国家的无偿军事援助大为减少。其军工企业和能源集团经过转型的阵痛,逐渐走上务实的外交路线。可以说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罗斯外交决策的转变。从这一意义上说,俄罗斯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使得俄外交政策更加务实。

如俄罗斯军工集团积极扩大俄罗斯军工产品的出口,重新占有国际军火市场的出口份额。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工业集团积极参与外交,俄罗斯天然气石油财团特别注意对欧洲市场的占有,注意收取输油输气管线过境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集团和俄罗斯外交部门相配合,对于独联体的一些国家,大打能源牌,如对乌克兰,动辄以切断天然气供应或者是提高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价格为手段相威胁,以全面提高或者降低天然气的价格为外交手段,以此维护俄罗斯对传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影响和控制,对抗北约东扩。

二、利益集团对政治转型的危害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对立统一的。我们在关注利益集团对政治转型的积极影响时,也不应忽视其对政治转型产生的危害。同时,利益集团对政治转型的积极促进是有条件的,这需要利益集团间的均衡、利益集团的主张与国家转型有利益的契合以及社会制度的完善。但遗憾的是,转型时期俄罗斯的利益集团是失衡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也不总是与国家利益契合的,社会制度更是难以整合诸多利益集团的利益主张。就政治制度本身来说,转型期政治制度的不健全难以将数目众多、类别多样及参政愿望强烈的利益集团有效整合进政治体系。特别是转型时期的利益表达渠道的不完善和利益协调机制的不健全,更使政治体系难以满足利益集团的参政愿望。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争斗甚至加剧了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因此,在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环境,使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在推进俄罗斯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和利益群体分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消解中央政府的权威,形成寡头政治

俄罗斯利益集团在社会转型时期,利用转型的体制漏洞,加上动荡的环境,大肆积累巨额的财富,以经济决定政治;他们富起来之后又反过来插手俄罗斯的政治,在叶利钦执政晚期,加上叶氏的个人健康欠佳等因素,一度控制俄罗斯的政局,呼风唤雨,形成了浓厚的寡头政治局面,对于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叶利钦执政后期,俄罗斯金融寡头加强干预政治,导致国家权力异化。七大寡头从寻求政治同盟到积极游说政府官员,从资助竞选、扶持代理人到直接入阁。从游说叶利钦家族成员到控制俄罗斯大众舆论媒体,种种途径使得俄罗斯政府丧失自主性和公正性,而与利益集团融为一体。

无论是金融工业集团还是地方利益集团,都积极地推行对外交往,并通过本集团的影响使利于本集团的外交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利益并开创了新的外交模式,但由于利益集团的利益局限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国家“谁都不好得罪”的情况下,使国家的外交战略呈现很大的模糊性甚至前后不一致,这也大大降低了国家政权和政策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因此,在强寡头弱总统和强地方弱中央的模式下,政府难以有效地行使国家职能,逐渐边缘化的群众也质疑国家权力的独立性和统一性,政府的统治能力和合法性受到严重的威胁。

(二)利益集团的游说和俘获成为俄官员腐败的重要外因之一

俄罗斯的腐败问题严重,俄罗斯学者早就指出,“俄罗斯腐败比刑事犯罪严重,已威胁到国家利益。”^[6]俄罗斯的民意调研报告可以证明这一点。

“据俄国民意基金会2002年1月31日发表的俄罗斯腐败问题的全景报告称,59%的俄罗斯公民认为,俄罗斯政府官员的腐败程度位居世界前10位,只有5%的人认为俄罗斯是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根据民意测验,49%的人相信多数政府官员都腐败,只有7%的人认为只有少数官员卷入腐败事件。”^[7]俄罗斯的腐败原因是多种因素决定的,但是转型时期体制的漏洞,再加上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对政府的俘获是重要外因之一。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出现了权力与资本互相勾结的寡头掠夺型腐败。其主要特征是“腐败与不受监督的原始积累过程和无序的官僚资本主义形成密切相关。叶利钦时期虽然颁布了与反腐败相关的几个总统令,但反腐败立法的内容远远不适应反腐败形势的现实需要,使得法令的颁布往往流于形式,无法付诸实施。”^[8]在官员腐败问题上,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无疑为官员腐败提供了良机。利益集团的一些代表人物往往就是苏联时期的政府官员或者是企业的领导;在私有化时期,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贿赂官员,为自己谋求巨额利润。“寡头为了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采用了很多非法手段,与腐败有关的就有通过“私有化”,通过“授权银行”,通过给私有银行、企业和个人发放贷款等十种之多。”^[9]伴随俄罗斯寡头资本形成过程中的“权力寻租”行为,造成了严重的政治腐败。在俄罗斯,腐败已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社会文化,很多学者都认为腐败是俄罗斯经济改革和政治发展道路上面临的最主要障碍。

俘获理论(capture theory)是美国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种政府规制理论。其主要观点是政府也同样是追求利益(包括金钱和非金钱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作为被规制的对象,企业可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通过收买、贿赂、游说等手段俘获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俄罗斯转型过程中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对政府官员甚至叶利钦总统本人进行游说,也产生了政府俘获现象。

俄罗斯寡头对政府“俘获”的成本是比较低廉的。其主要原因是俄罗斯从1993年建立了“总统集权制”,使总统成为国家权力核心和政治决策的关键。因此,寡头对政权机构展开“俘获”行动时,往往选择最有效最直接的路径,即直接针对总统本人进行游说,或者说服叶利钦总统吸收本集团的代理人进入政府,影响政府的政策;或者直接收买并影响或操纵叶利钦总统。这种政治现象在1994年以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到了1996年的俄罗斯总统大选时期,俄罗斯政治的寡头性特点进一步公开化。而缺少财政资源和权力基础并深受俄共攻击的叶利钦也寻求金融工业集团的支持。1996年俄总统选举结束后,叶利钦对寡头集团“投桃报李”,论功行赏,将对其竞选总统成功出了大力的波塔宁和别列佐夫斯基作为寡头集团的代表相继吸收到政权班子中。在随后的政治进程中,俄罗斯逐渐形成了由一批寡头组成的并与叶利钦的政权融合在一起的“家族势力”,形成“裙带式”的资本主义。叶利钦第二任时的政府决策也很大程度上沦为寡头的“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就连叶利钦“家族统治”集团中的涅姆佐夫也认为俄罗斯建立的是一种强盗式的资本主义。俄罗斯寡头对政府的联手“俘获”,最终是为了一己私利。当他们帮助叶利钦成功连任总统后进行利益分配时,因为分赃不均,导致利益冲突加剧,1997年出现的与俄罗斯副总理科赫相关的稿费丑闻就是一个例证。其中最为嚣张的是别列佐夫斯基,他在任职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执行秘书期间,雇人专门搜集叶利钦及其家人的材料,并威胁谁敢动他一根毫毛,他就将叶利钦总统一家人的所有材料公诸于众,而他本人也确实藉此在叶氏次任期间大体上保住了“克里姆林宫教父”的政坛地位。可见,俄罗斯寡头通过威逼利诱的手段对叶氏的“俘获”,使叶利钦难以有效地进行国家的治理,由于受到俄罗斯寡头的牵制,政府的职能严重扭曲,损害了其合法性。

(三)地方利益集团的兴起造成地方分离主义和诸侯割据的局面

叶利钦对地方利益集团的倚重和中央地方利益调节机制的欠缺使地方利益集团出于明显占优地位,地方利益集团的兴起造成地方分离主义的局面。俄罗斯成立之后,叶利钦为了换取加盟共和国的支持,对于苏联时期已经表现出来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地方势力的崛起提出“你们要拿走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主权”。结果导致作为地方利益集团的代表,各个加盟共和国和重大城市纷纷向中央政府叫板,他们凭借自己的政治、经济等地方资源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对于中央政府的决策,为了自己的集团利益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客观上对于叶利钦政府时期推行的经济体制转型形成了阻力,使得一些中央的政策和宏观调控失灵。例如俄罗斯成立后,“俄罗斯所属的不少共和国不听从中央号令,与中央争权,搞地方保护和地区封锁,谋取最大限度的自治。特别严重的是车臣问题,1994年和1999年俄罗斯两次出兵车臣,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联邦制依然受到民族分离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挑战。”^[10]

(四)寡头政治参与使得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政局更加动荡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社会总体动荡不安,政局不稳,其中寡头政治参与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以别列佐夫斯基为代表的金融七寡头在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后,其政治参与的巨大能量得到充分发挥。在叶利钦病重期间,他们与叶利钦的家族成员决定俄罗斯的重大事务。俄罗斯寡头对政治权力的角逐,直接影响俄罗斯政局的稳定和政策制定。1998年到1999年俄罗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连续换了五位总理,这背后实际上就是寡头之间在角力。“比如切尔诺梅尔金失去了银行业寡头的信任,而普里马科夫和斯捷帕申则是得罪了别列佐夫斯基……这样频繁的政府更替不利于政策的连贯性,给国家形象和经济发展亦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11]政府沦为寡头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在每一届政局更替的背后都可以看到利益集团的影子。另一方面,利益集团之间因为分赃不均、利益冲突,有时候也互相攻击。他们利用各自掌握的媒体,控制社会舆论,互相攻击,谩骂、造谣。他们没有担负起大资本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更多的是考虑如何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五)阻扰俄罗斯的立法公正和重大决策

市场经济与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条件和保障就是完善的法制。但是在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立法和重大决策中都有强势利益集团的影响。当有关立法和法律对其有利时,他们会积极游说,鼓动总统和有关政府官员。当有关立法和决策与利益集团的利益相悖时,则千方百计地游说和阻挠,从而影响了俄罗斯立法的公正性。

例如为了使人们支持对“新民法与商业法”的强化和实施,俄罗斯政府寄希望于广泛的私有化,但俄罗斯实际发生的情况恰好相反,正是私有化造就的金融寡头们反对强化和实施资本市场法,因为他们不希望存在一个强有力的证券委员会,或对假公济私勾当进行严惩的法规。另一个例子来自俄罗斯工业和企业家联合会(RSPP)。在2000年由寡头企业接管后,这个组织从一个中等规模的制造业企业经理协会转变成大型企业集团的游说团体。它的领导者定期会见总统商讨经济政策,并为政府和议会提供法律变革方面的建议。但是,RSPP在推进银行业改革以及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促进市场竞争的机构

方面工作很不积极。例如,“俄罗斯‘入世’也遭到了在汽车、保险和银行等保护性部门拥有股权寡头的强烈反对(这些寡头都倾向于推迟加入WTO直至他们完成对俄罗斯企业的兼并活动,到那时候他们就会转向支持加入WTO,因为加入WTO后他们可以更方便地将资产出售给外国投资者)。因此,尽管俄罗斯政府和总统早在2000年就宣布,‘入世’是政府经济政策中的一项首要任务,但俄罗斯至今尚未成为WTO中的一员。”^[12](P127)

三、普京时期对利益集团的治理策略

普京执政初期,利益集团和寡头政治已成为影响俄罗斯经济、政治的焦点问题。财富大量集中于为数不多的利益集团手中,扭曲了俄罗斯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阶层结构。私有企业集团很大程度上依赖俄罗斯政府的扶持,也造成了政治家们对有限财富资源的依赖,金融和工业资本直接渗透进了国家行政机关,与国家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面对以寡头政治为代表的俄罗斯利益集团,与人们所期盼的那样,普京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寡头政治问题。

普京政权对寡头的治理措施主要包括:第一,经济制裁。大多数俄罗斯金融寡头的巨额财富都存有在转型时期非法获取的成分。普京政府首先从经济入手,对寡头的违法活动进行调查。2002年6月底和7月份,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被总检察院传唤过,因为他涉嫌“俄罗斯民航”国外分公司7亿美元的金融业务问题。第二,司法打压。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先后被惩罚,移居国外。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入狱。三大与政府对着干的寡头都遭到普京政府的强有力打压。第三,控制媒体。叶利钦时期,俄罗斯重要媒体几乎都被7大寡头控制。由于整个俄罗斯媒体集团处于亏损状态,所以他们的目的不在于经济赢利,而有深刻的政治意图。普京主政后,这些寡头控制的媒体仍操纵公共舆论,同政府对抗。所以,普京要惩治这些寡头媒体只是时间上的问题。“2000年,俄当局迫使别列佐夫斯基出售“公共电视台”49%的股份,使国家的控股上升到51%,从而控制了这个电视台。目前,全俄最大的3家电视台—公共电视台、独立电视台和莫斯科电视台全部由国家控制起来,政府夺回了舆论主导权。”^[13]第四,颁布政党法,规范政党制度。普京在2000年12月提出一个《政党法》草案,经过国家杜马讨论修改于2001年6月通过,并由普京签署颁布。其中规定:一个政党必须拥有1万名以上党员,在一半以上联邦主体拥有地区分部,每个分部不少于100名党员,才能获准登记;只有全国性政党才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政党之外的团体和组织不得参加议会选举。这些规定,显然能够促使政党联合,减少政党数量,在俄罗斯逐步形成“两党制”或“三党制”,并且能够起到规范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增强政党在议会中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表达和整合功能、维护政治秩序的作用。经过整治,俄罗斯寡头们基本上已纳入普京的有效控制中,叶利钦时期的寡头政治不复存在。

2001年初,普京总统在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时,正式向国内外宣布俄罗斯已经结束了寡头时代,兹扰俄罗斯达数年之久的寡头政治终于走向了没落。英国《金融时报》2003年3月11日写道:“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总存在着一种张力,关键是要保持二者的平衡。作为大国领袖的普京虽然年轻,但却熟谙政治规律,他对经济寡头的严厉政策并非要消灭俄罗斯的资本主义,而只是要让俄罗斯的资本家们守一点本分。普京要从牛身上挤奶,却不能让奶牛闯进餐厅。”“三年前,你问任何一个普通的俄罗斯人:是谁在统治俄罗斯﹖你得到的答案是:别列佐夫斯基和寡头们,而现在如果再提出相同的问题﹐答案就不同了。”

总之,一方面,俄罗斯利益集团的崛起和对政治过程的积极参与,促进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利益集团在社会转型中的分化与失衡加上转型期的社会失范与无序,也诱发了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和民主的缺失,造成国家权力的削弱,阻碍了政治的发展进程。重视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双重影响,对于我们深入研究俄罗斯政治转型,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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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林,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 政治学、法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