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战略、新思维与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共产党公信力的丧失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制定加速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面包短缺；禁酒运动和反对非劳动收入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经济改革没有取得显著成效的情况下，苏共提出新思维，实行“公开性”和“民主化”，使社会主义民主演变为资产阶级民主，苏共蜕变为社会民主党，从而斩乱了维系苏联统一的纽带，民族冲突爆发，苏共公信力由此完全丧失。

一、加速战略畸形发展，导致面包短缺，丧失了公信力的经济基础

由于苏联卷入规模空前的军备竞赛，国民经济畸形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十分落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共提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即“加速战略”。解决食品问题是苏联加速战略的一个重要任务。为了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苏共二十七大决定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经营自主权，规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完成国家的产品收购计划后，可以自行处置剩余产品。这些产品既可以出售给国家，也可以在集体农庄市场上销售，还可以做其他用途，包括用于私人创业。在苏共二十七大前后，苏联大力发展农业集体承包制度，农业中的作业队承包、家庭承包和个人承包等多种形式的承包，从边远地区推广到全苏各地，承包者享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可以自行决定劳动力、资金和报酬分配等问题，无须区组织和农庄、农场领导人发布命令，也不用再对工作进程实行严格的监督。反映农村家庭承包状况的电影纪录片《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庄稼汉》在电视台播放后，引起观众的热烈反响。1986年，苏联谷物产量比上一个五年计划的年平均指标增加近3000万吨，增加了17%；土豆增加了近900万吨，增长了11%；甜菜增产了近300万吨，增长4%；肉类增产150万吨，增长9%；奶类增产650万吨，增长7%；蛋增产了近60亿个，增长8%。^[1]这是苏联农业自1979年以来取得的最好收成。

但是，苏联加速战略的重点是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取决于机器制造业，因为实现加速战略需要依靠科技进步，而“恰恰是机器制造业使基本的科学技术物质化，制造出那些决定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进步的新的劳动工具”^[2]。为了保证机器制造业的发展，苏联第十二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规定，对机器制造业的投资增加80%，大大高于国家计划投资总额的增长率（36%）。苏联机器制造部门突然得到大量的资金，继续生产陈旧的机器和设备，挤占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资金，加重了通货膨胀的压力。1986年和1987年，苏联甲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分别是75.3%和75.1%，不仅超过了1970年的73.4%和1980年的73.8%，而且超过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最高水平74.9%，明显高于西方国家的同期水平（1986年美国为65.5%，日本为66.6%）。1988年，苏联农、轻、重总产值之比是1：1：3，而中国当是时2：3：3。^[3]长期以来，苏联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生产资料部门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消费品工业的增长速度，市场总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短缺状况。但是，苏联加速战略重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覆辙。1989年苏联的1200种生活消费品中有1150种供应不足，36个大城市又一次实行凭卡限量供应制度。^[4]

苏联过去的经济改革局限于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分权上，始终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窠臼。苏共二十七大召开以后，以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为中心内容的经济改革试验在苏联大规模地展开，国家只规定企业上交的利润定额、产值每增加1%的工资基金增长定额、物质鼓励基金增长定额、社会文化措施和住宅建设基金增长定额、生产和科技发展基金定额等五项控制性指标，企业根据自身在批发交易订货会上与商业组织签订的合同自行制订生产计划。这项改革试验使参加改革试验的企业加强了遵守合同的纪律，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都有所提高。1987年6月，苏共中央召开六月全会，决定把企业和联合公司作为经济改革的出发点，建立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和完全经济核算的现代化经营机制。自负盈亏，就是企业必须用自己的收入来补偿生产支出，国家拨给企业投入生产的资金要在一定的期限内偿还。自筹资金，就是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要靠自己来筹集，包括向银行贷款，国家不再为企业的基本建设进行拨款。完全经济核算，就是企业的一切费用，包括职工的劳动报酬、扩大再生产以及企业社会发展所需的投资，都将依靠企业挣得的利润来解决。企业民主管理则是实行经济改革、调动职工劳动积极性的决定性条件。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完全经济核算，再加上自我管理，被概括为“三自一全”的企业经营机制。戈尔巴乔夫说：“这大概是继1921年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改造经济体制的最宏伟、最彻底的纲领。”^[5]

1988年1月1日，《苏联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生效。全苏22个工业部所属的企业和联合公司实行新的企业法，这些企业的生产总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0%。国家取消对企业的指令性指标，仅通过指导性的控制数字、长期稳定的经济定额、国家订货、限额等四种宏观调控手段引导企业的活动朝着整个国民经济目标的方向前进。但是，苏联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新的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决非一蹴而就的事情。由于许多企业的产品质次价高，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就以追求和完成国家订货为生产目的，国家订货成为变相的指令性计划，使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落空。1988年初，苏联大多数企业的国家订货达到企业产量的95%~100%，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50%~70%。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在事实上就陷入了空转状态。

禁酒运动和反对非劳动收入，也是苏共加速战略的重要内容。过度酗酒是俄罗斯民族多年的积弊。20世纪80年代初，苏共中央收到大量母亲和妻子的来信，反映她们的儿子和丈夫因酗酒而丧失生命、虐待儿童等现象。苏共二十七大把反对酗酒和非劳动收入写入新修订的《苏联共产党纲领》：“党认为，彻底和坚决地铲除违反劳动纪律、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不劳而食、酗酒和流氓活动、私有心理和贪婪行为，阿谀奉承和奴颜婢膝这些现象具有首要意义。”^[6]于是，大规模的禁酒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国家规定每年逐步降低酒的产量，各种酒类开始从商店撤下来，政府举行的宴会上也不准上酒。禁酒运动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出生率提高了，死亡率下降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反酗酒运动有关。但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并非简单的行政手段可以解决的。禁酒运动打击了生产果酒的厂家和葡萄种植业，但私人酿酒业却泛滥起来，并导致对食糖、果汁和果酱等酿酒原料需求的扩大，从而造成市场供应的紧张以及排队购物现象的进一步增加。“人们开始明白，做法过于仓促了，还没有学会摆脱老毛病，只靠行政手段的压力，不辅以足够的教育方法和组织有益于身体的休养是不会带来预期结果的。”^[7]1988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全国恢复酒类生产。于是，轰轰烈烈的禁酒运动匆匆收场。

1986年5月，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加强反对非劳动收入的斗争的措施》，指出非劳动收入就是对社会无益的收入，包括盗窃、投机倒把、贪污以及从事法律所禁止的副业等等。根据这个规定，凡是在市场上出卖不是生产该产品的人，即犯有投机倒把罪。农民在市场上贩卖西瓜、土豆等产品均需持有集体农庄的生产证明。列宁指出：“投机倒把活动，如果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那它和‘正当’贸易就区分不开来。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投机倒把，无视这一点是很可笑的。”^[8]由于苏共对“非劳动收入”认识不清，限制了生产者劳动的积极性，阻碍了商品交换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正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实施加速发展战略，脱离实际，欲速则不达，经济陷入困境，党的公信力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完全丧失。

　　二、新思维使社会主义民主演变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丧失了公信力的政治基础

由于加速战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戈尔巴乔夫就把改革的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指出，苏联社会形成了限制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造的阻碍机制。为此，苏联需要对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和精神领域进行全面和深刻的改革，“坚决克服停滞不前的过程，打破阻碍机制，建立加速苏联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可靠而有效的机制”^[9]。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应美国出版商之约而写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苏联改革的缘起、总构想和最终目标。

关于改革的缘起。戈尔巴乔夫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苏联社会形成了一种阻碍机制，使苏联在十月革命、头几个五年计划、卫国战争和战后复兴年代所培育的社会主义精神渐渐淡薄，社会道德水平下降，国家处于濒临危机的状态。关于改革的总构想，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的总构想就是打破阻碍机制，建立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机制；全面发扬民主和自治，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放弃行政命令手段，普遍采用经济的管理方法；优先发展社会领域，关心个人和社会的精神发展；实现社会公正原则，克服劳动报酬的平均主义。关于改革的最终目标。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深刻地革新苏联经济、政治和道德生活的各个方面，使苏联具有最现代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后，戈尔巴乔夫指出了新思维的哲学基础就是人道主义：“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地位，说得更确切些———承认全人类的生存。”^[10]

戈尔巴乔夫是苏联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曾经出席了苏共二十二大，深受解冻思潮中的人道主义的影响。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壮大而兴起的人道主义思想鼓励人们追求物质和精神的满足和享受，反对禁欲主义；主张实现人的解放，破除束缚人的自由的一切限制；主张普遍的平等，反对人对人的压迫。这种看似关怀每一个人的解放的人道主义思潮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特权的一面旗帜，曾经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人的解放程度，取决于社会经济基础以及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程度。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里，人道主义只能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发展要求，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深刻地批判：“‘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正义’、‘人道’、‘自由’等可以一千次地提出这种或那种要求，但是，如果某种事情无法实现，那它实际上就不会发生，因此无论如何它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11]戈尔巴乔夫脱离苏联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来追求抽象的人道主义的实现，实质上是要使苏联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并进而使整个共产主义在苏联成为现实，因而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苏联改革，必然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变。

戈尔巴乔夫实现新思维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公开性。1986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指出：“扩大公开性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原则性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不公开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群众的政治创造性及参加管理。”^[12]为了消除妨碍加速战略的阻碍机制，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号召进一步发扬公开性：“苏联社会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舆论工具。”“在党内，尤其是在中央全会上，不可能有不允许批评的人，也不可能有无批评权利的人。”^[13]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要求下，过去在苏联被禁止放映的影片重新与观众见面，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者的著作都在苏联国内得到出版。雷巴科夫于1966年完成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描述了斯大林时期苏共的党内斗争，虚构了斯大林与基洛夫的矛盾，影射斯大林策划了基洛夫遇刺事件，由于该作品有损于苏共的声誉而不允许发表。1988年，雷巴科夫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并寄去了这部书稿。戈尔巴乔夫认为，雷巴科夫的小说有助于鼓励苏联公开性的发展，打破苏联社会业已形成的阻碍机制。雷巴科夫这部小说的公开发表，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苏联掀起了反对斯大林的又一个浪潮。人们由批判斯大林的“大清洗”发展到谴责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最后发展到全盘否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公开性引起的历史虚无主义浪潮下，苏共的公信力迅速下降。

戈尔巴乔夫实现新思维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民主化”。苏维埃起源于1905年俄国革命，是工人和士兵的直接民主形式，其代表可以随时选举和更换。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成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戈尔巴乔夫认为，随着苏联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出现，苏维埃受到了排挤，必须对苏维埃的活动实行变革，否则，“就谈不到任何真正的社会民主化”^[14]。1988年6月28日，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苏维埃代表的选举将采用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其中1500名代表根据原有的办法按地区和民族区选出。另外，还增加由党组织、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和其他组织的代表大会选出的750名代表。戈尔巴乔夫认为，在苏联还没有实现多党制的情况下，为各个社会团体确定代表名额将构架起未来议会的基础，“从原则上讲，苏共放弃垄断地位的决定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多党体制、准许政治反对派存在等等）都是早已在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通过的”^[15]。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结束以后，戈尔巴乔夫就立即筹备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苏联人民在经历“公开性”以后，政治意识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夸大事实、全面否定苏共的历史虚无主义浪潮，使苏共在人民群众中的信任度大大降低。一批能说会道、投机取巧的冒险家成为苏联人民代表，而真正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人却在竞选中纷纷落选。1984年3月第11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中，工人、农民和妇女代表分别占35.2%、16.1%和32.8%，而1989年5月选出的苏联人民代表中，工人、农民和妇女的代表分别只占18.6%、11.2%和17.1%。^[16]在当选的代表中，虽然苏共党员占85%，但是，苏共按民族和地区推出的30名地方党组织领导人都在选举中输给了竞争对手。“不应该认为，在选举中失败的只是30个具体的人，选举失败的正是委托这30个人代表自己的党。”^[17]那些在与苏共“党组织”推荐的候选人的竞争中获胜的苏共党员代表在出发到莫斯科参加会议之前，拒绝了当地党的领导人“对对表”的邀请。这些代表很快就走上了联合的道路，开始组织跨地区议员团。

1989年5月25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跨地区议员团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就是发起撤销规定了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第6条的运动。苏联1977年宪法第6条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是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苏联共产党之存在是为了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决定社会发展的总的前景，决定着苏联的对外、对内政策，领导着苏联人民的伟大的创造性活动，使它为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具有按计划的有科学根据的特点。”1990年2月5日，苏共召开中央全会，民主激进派煽动莫斯科20万人举行示威集会，要求取消苏联宪法第6条。在民主激进派的压力下，2月7日，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向苏共二十八大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准备在苏联实行多党制，并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修改宪法第6条动议。3月1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修改苏联宪法第6条，取消了苏共对苏联社会领导的宪法地位。

由于多党制的形成，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成了纯粹的资产阶级议会机构，代表们的各种思想和团体在最高苏维埃产生和联合，许多问题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国家政治生活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利益失去代表，苏共的威信空前下降。阿斯特拉罕的一个工人小组写信给苏共中央委员、苏联人民代表罗伊·麦德维杰夫说：“你们是文化人，是聪明人，怎么能够不明白———再也不能忍受这样领导国家了！我们的国家正陷入深渊！为什么我们这些普通人都明白，也看得见，而你们却视而不见！要完成繁重复杂的工作，需要预见能力、超越事件能力，驾驭经济、政治、民族关系等复杂局面的能力。戈尔巴乔夫既没有聪明才智，也没有工作经验，他没有良心，没有人格，没有内在的文化、学识、诚信和公民责任。戈尔巴乔夫的个性是灰色的，5年之中一直都在浅薄地瞎扯，他就像石头之间的蜥蜴一样蛹动，国家让他给搞垮了，遭受掠夺、被人肢解，成了整个世界的笑料。”^[18]党的公信力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已经丧失。

　　三、苏共蜕变为社会民主党，民族冲突爆发，丧失了公信力的社会基础

历史上的俄国是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殖民帝国。从1547年伊凡四世自称沙皇到1917年尼古拉二世垮台的370年间，历代沙皇向四周侵略扩张，蚕食鲸吞，使俄国版图从280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280万平方公里，原本是单一的俄罗斯民族国家也变成拥有100多个大小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以沙皇为首的地主、资本家统治集团的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文化摧残，激起了俄罗斯少数民族英勇顽强的斗争。十月革命胜利后，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成为苏维埃政权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旗帜促使各苏维埃共和国走上了进一步联合的道路。1922年12月30日，苏联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宣告由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联邦和俄罗斯联邦组成的苏联正式成立。经过近七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文化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并且差距也在不断缩小。但是，在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各加盟共和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上必须严格按照联盟中央的指令行事，没有感受到全苏统一市场的共同利益。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提出新思维，实行“公开性”和“民主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导致苏共党内发生激烈的思想斗争，党组织的分裂也随之而来，出现了民主派、主流派和传统派等三个派别。1990年7月，苏共召开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宣布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从此，苏共已经完全由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蜕变为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党内思想更加混乱，组织更加涣散，战斗力迅速下降，使维系国家统一的纽带发生断裂。

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在苏联卫国战争前夕加入苏联。1987年8月23日，波罗的海三国首都同时发生数千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和群众集会，要求公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所附秘密议定书。立陶宛的“萨尤季斯（争取改革运动）”组织在民族主义思潮中发展壮大起来。立陶宛共产党公开支持“萨尤季斯”的民族独立运动。1989年12月20日，立陶宛共产党召开第20次代表大加速战略、新思维与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共产党公信力的丧失·61·2013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1期会，通过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而独立的决议，立陶宛共产党由此而分裂为两个政党：立共（独立派）和立共（苏共派）。1990年3月，萨尤季斯运动的领导人兰茨贝基斯当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并通过了《关于恢复立陶宛独立地位的宣言》。1991年1月8日，立陶宛首都群众分为维护苏联统一和拥护分离的两派，双方冲突一触即发。1月11日，立陶宛成立“民族自救委员会”，并向当地驻军求援，以便恢复社会秩序。1月13日，苏联内务部队与立陶宛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发生武装冲突，造成14名立陶宛人和1名克格勃士兵的死亡。

阿塞拜疆共和国境内的纳卡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大部分居民为亚美尼亚人，原属亚美尼亚管辖。1921年7月5日，俄共（布）中央将纳卡地区划归阿塞拜疆管辖。1987年10月，阿塞拜疆决定将纳卡州恰尔达赫卢村的一个亚美尼亚族国营农场的部分土地转交给邻村阿塞拜疆族国营农场。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反对这一决定，并与内务部队发生冲突。1988年2月20日，纳卡州苏维埃通过致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的呼吁书，要求把纳卡州转归亚美尼亚。在这一决议被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否决后，纳卡州境内的亚美尼亚族和阿塞拜疆族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并很快蔓延成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冲突。苏共中央更换了这两个共和国党组织的领导人，但由于群众性的民族运动已经渗透到各级党组织中，两个共和国党组织的领导人已经无法控制不断恶化的局势。1990年1月13日，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发生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件，大批亚美尼亚人开始逃亡。

苏联的原加盟共和国阿布哈兹于1931年被降为自治共和国，划归格鲁吉亚管辖。1989年3月18日，阿布哈兹要求把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加盟共和国，引起了格鲁吉亚民族的不满。4月4日，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发生大规模的示威，反对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的独立要求。参加示威活动的群众在格鲁吉亚民族主义组织的操纵下，在政府大楼前静坐，要求格鲁吉亚独立。4月9日，苏联内务部队用武力驱散了在格鲁吉亚政府大楼广场上静坐的集会人群，造成人员伤亡。这件事发生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引起了人民代表的高度关注。苏联人民代表组织专门委员会，调查事件的前因后果，要求追究军方的责任。苏联军队的威信因此受到极大的损害，而第比利斯非法集会的组织者加姆萨胡尔季阿等人反而逍遥法外，更加肆无忌惮。1990年10月，格鲁吉亚民族主义组织“自由格鲁吉亚圆桌会议”领导人加姆萨胡尔季阿当选为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加姆萨胡尔季阿上台后，推行极端民族主义政策，撤销南奥梯自治州的行政建制，激发了格鲁吉亚民族和南奥赛梯民族的矛盾。1991年1月，双方发生武装冲突，伤亡数百人，几万人逃离家园，成为难民。

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土耳其梅斯赫蒂族人被迁移乌兹别克费尔干纳河谷。1989年5月23日，乌兹别克费尔干纳地区的乌兹别克人与土耳其梅斯赫蒂族人发生斗殴，引发了种族仇杀。梅斯赫蒂族人坚决要求返回故乡，但梅斯赫蒂族人的故乡早已被别的民族居住。苏联政府只好把一万多名梅斯赫蒂族人临时迁往俄罗斯联邦的斯莫棱斯克、奥尔洛夫、库尔斯克、贝尔格罗德、沃罗涅日等州。前往乌兹别克处理费尔干纳事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指出：“费尔干纳事件绝不是什么部分居民搞起来的自发事件。领头闹事的是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组织。自1988年秋季起，该共和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已开始露头。”^[19]

苏联民族主义的狂飙突起正好与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同时发生。这个现象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它们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违背了严重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造成党内思想混乱，党组织的战斗力迅速下降，民族主义趁势而起，自下而上地展开与苏共的夺权斗争。苏共在民族主义组织的逼迫下，丧失了一个又一个地方政权。苏联长期被压抑的民族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并迅速演化为族际冲突，造成政治局势的巨大动荡。从1989年至1990年，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除土库曼之外，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骚乱，有的还演变为内战。因民族冲突而死亡的人数达几千人，伤者近万人，还有几十万难民无家可归。面对井喷一样的民族冲突，执政的苏共束手无策。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颠沛流离，苏共残存的一点威信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位中年妇女带着女儿和外孙女逃离生活了几十年的中亚地区后，在写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悲愤地说：“亲爱的米沙，您为我们的国家作了些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使您不满意呢？还是您想作为一个改革家永垂史册？我们已经绝望了，像野草一样，被撵得东奔西颠，没有立足之地，到处受到轻蔑和殴打。我们已经失去一切朋友、财产、家园。请告诉我，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为了维持三岁的外孙女和我们的生命，我们不得不靠乞讨为生。如果您还有良心，为什么您让人民抛撒这样多的血泪？眼见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化为泡影！我们怎么办呢？我和我的子孙们将永远记住您和您的子孙们———您对我们太好啦，您对全国人民太好啦！”^[20]

注释：

[1][9][13]（苏）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年6月—1987年6月）》，苏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7-138页，第133页，第161页。

[2][6][12]（苏）《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辛华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页，第375页，第80页。

[3]郭飞：《苏联的“加速战略”及其主要缺陷》，《中国金融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4]曹长盛、张捷、樊建新：《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6页。

[5][10][14]（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22页，第126页，第93页。

[7]（俄）叶·库·利加乔夫：《警告》，钱乃成等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330页。

[8]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25页。

[15]（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卷），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75页。

[16]赵龙庚：《苏联权力结构的变革及其产生的问题》，《苏联研究》1991年第3期。

[17]（俄）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519-520页。

[18]（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0页。

[19]（俄）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90页。

[20]（俄）瓦列里·博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甄西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8年，第300页。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