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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谁的路，去往何处
——对东欧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思考
“东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对苏联和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统称，后来又专指除苏联以外的8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更多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1989年至1990年东欧国家先后开始向多元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过渡。中国学者称其为“东欧剧变”，并将剧变后的原东欧国家称为中东欧国家。
东欧地区存在社会主义的土壤
东欧社会主义植根于19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西欧，但是社会主义的出现和胜利不一定在西欧，而是实践于苏联和东欧。19世纪末，东欧地区大都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形成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组织工人阶级政党。1878年诞生了捷克社会民主党，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式成立，同年匈牙利工人党改称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891年成立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3年后改称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波兰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第一无产阶级党”创建于1882年，1893年“第二无产阶级党”和波兰工人联盟组成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1893年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工党诞生，1896年成立南(部)斯拉夫社会民主党。
这些工人阶级政党后来或改名为社会民主党，或称社会党，都曾参加1889年诞生的第二国际及其活动。它们都把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奋斗目标。有的党一度成为执政党。它们历史悠久、党员众多，影响比后来成立的共产党还大。
俄国十月革命为东欧各国人民树立了榜样。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不是在马克思所预言的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落后的不发达的俄国。这是十月革命对东欧地区革命的一大贡献。俄国人的实验证明在看来没有很成熟历史条件的国家也能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人们看到，在东欧国家也有进行类似俄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只要时机成熟，催生一场革命也是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想，而且已经是活生生的现实。
在十月革命的激励下，东欧左翼政党纷纷登上历史舞台。1918年匈牙利共产党建立，1918年12月波兰共产党成立，1919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同年创立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次年改称共产党)，1921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相继诞生。这些政党都参加了第三国际。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承认十月革命对欧洲和世界革命进程的影响；强调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表示要以十月革命为榜样，在各自国家开展革命。
东欧革命是十月革命所开创的革命道路的继续，但在许多方面又有别于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发生在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情况下，而东欧革命则是在一场反法西斯人民解放战争的环境下完成的。所以东欧革命不是重复十月革命的历史现象，它没有经过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转变。随着德、意法西斯的消灭，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和君主制度很快土崩瓦解。在战火中经受了考验的共产党人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采取武装的、和平的或二者兼有的方式完成了夺取政权和建立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任务。
那么，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是什么?不少研究东欧问题的学者把它归纳为：夺取政权，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布尔什维克类型的党[1]。这些经验还可以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作用、工农联盟、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农业改造和社会主义文化革命[2]。十月革命包含了社会主义变革的普遍原则，但它不是每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都必须重复的万能模式。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远远低于西欧国家。该地区除捷克斯洛伐克和后来的民主德国地区外，经济上都是落后的农业国或农业—工业国。1918年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承袭了原奥匈帝国3/4的工业，因而成为当时世界上10大工业国之一。而同为奥匈帝国组成部分的匈牙利却仍处于农业—工业国历史阶段，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以上。波兰也是一个农业—工业国。其时，巴尔干国家仍是农业国，只具有中等或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大多数居民以农业为生。巴尔干各国的农业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0％到75％。
东欧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度也不成熟，并存在很大的差异。原属西欧文明圈的波、匈、捷具有议会民主传统，比较容易地接受了西欧的民主政治体制，实行西方模式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巴尔干地区的议会民主则完全不同于中欧地区。在巴尔干君主国中，这时几乎都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在阿尔巴尼亚，1928年索古国王实行独裁；在南斯拉夫，亚历山大国王1929年宣布个人独揽大权；1934年保加利亚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1938年罗马尼亚建立了君主独裁统治。同一时期，议会民主制在阿尔巴尼亚尚未形成，在罗马尼亚正处于试验阶段。
这样，政局不稳、政党繁多[3]和政府频繁更迭就构成了“二战”前东欧国家多党政治体制的特点。据粗略统计，从1918年至1941年的短短23年里，南斯拉夫王国共更换了39届政府。最长执政两年多一点，最短的只有一周，有时每年多达4届政府。在这期间，共有14人登上过首相宝座，11人任过外相。[4]同样，从1918年6月到1944年9月，保加利亚王国政府共更替了27次。波兰的情况也极为相似。从1918年11月波兰国家重建到1939年9月被法西斯德国占领为止的21年时间里，共改组了27届政府。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东欧国家仍然是多党轮流执政。
东欧国家政局之所以动荡不定，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党，其次还因为这些国家经济落后和资产阶级腐败无能。它们不具备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多元化的社会基础——发达的经济和文化，以及相对完善的法律和强大的资产阶级。这说明东欧多党政治体制从一开始就是不完善和不健全的。所以，它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当一些资产阶级政党或公开站在占领者一边，或卖国求荣，或分崩离析、偃旗息鼓的时候，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肩负起了组织和领导反法西斯斗争的重任。它们成功地建立了广泛的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并被迫在反对外来占领者和国内卖国贼两条战线上作战。共产党人利用“二战”的特殊条件，把革命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成为夺取政权的功臣。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履行了对十月革命和对各自国家的承诺。如果说十月革命是东欧革命的“助产婆”，那么“二战”则成了东欧革命的催化剂。
东欧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出现，是东欧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和社会主义政党革命实践活动融合的逻辑结果，是东欧共产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浴血奋战的必然成果，也是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共同规律中的正常现象。
战后初期，东欧各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季米特洛夫、铁托、哥特瓦尔德、哥穆尔卡等立足本国国情提出建立有别于苏维埃制度的新型的人民民主模式，进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这一主张因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斯大林的首肯和支持而在原东欧各国普遍推广。1944年至1947年，他们对人民民主模式的探索开创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一种实践，无疑都是有益的。
在众多的对东欧人民民主制度的解释中，人们普遍认为季米特洛夫关于人民民主的论述最丰富、最全面、最具代表性。季米特洛夫认为，“人民民主制度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是由四个最重要的特征决定的：(1)人民民主国家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绝大多数人民的政权；(2)人民民主国家是过渡时期的国家，其使命是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3)人民民主国家是在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合作和友好中建立起来的；(4)人民民主国家属于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5]季米特洛夫还认为，从人民民主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有一个准备阶段或过渡阶段，而且这个阶段是相当长的，当时估计一般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这就是人民民主阶段。
早在1945年4月4日，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届民族阵线联合政府在科息斯正式组成后，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强调说：“在现阶段，我们是按民族民主革命的路线，而不是按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行动的。”[6]捷共领导认为，当时还不应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和消灭资本主义的口号。1947年1月22日，哥特瓦尔德在一次党中央会议上明确宣布，“在我国，我们沿着自己的捷克斯洛伐克道路通往社会主义”。[7]
哥穆尔卡1945年12月在波兰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通向新波兰之路》的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根据别国的经验和波兰的实际，波兰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发展，其目标是逐步地、循序渐进地建设社会主义，通过和平方式“由人民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我们选择了波兰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把它称之为人民民主道路。”[8]这就是哥穆尔卡提出的“波兰道路”。
1946年，铁托指出通往社会主义有不同的道路。他说：“道路……不必要也不可能在所有国家都像伟大十月革命所记载的那样。教条主义地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不符合辩证法的。它们的道路可以有共同的相吻合之处，也确实有共同之处，也确实有。但是，每个国家内部发展的特殊条件和性质决定了到达和实现更美好社会制度所走的道路的特殊性。具体地说，在我们这里，就是争取达到真正的人民民主的道路。”[9]
在罗马尼亚，国内派共产党实际领导人帕特拉卡努根据战后罗马尼亚的国情，“制定了经过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再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他称，罗马尼亚“对具有东欧特色的人民民主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认为“铁托的道路”对罗马尼亚比较适宜。[10]
从东欧各国领导人关于人民民主的论述和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东欧国家考虑到本国的特殊条件，在选择社会主义政治模式时并没有提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而是选择了人民民主作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权形式。这种政权形式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成立联合政府，允许反对派政党存在，坚持各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同时，人民民主国家没有照搬苏联国有化、工业化和集体农庄化的经验。人民民主制度既不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又有别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种人民民主专政，而非无产阶级专政，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创造了新模式和新经验。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及其模式不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而是土生土长的制度模式。
东欧国家选择人民民主这种政治制度模式既是人民的选择，又符合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二战”后东欧国家处在东西方大国的夹缝中，还不具备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国内条件。西方国家立即发动了“冷战”，推行“遏制共产主义政策”，不允许这些国家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同时，苏联也不愿意破坏雅尔塔体系和违背同英国达成的划分势力范围的诺言，而得罪西方盟友。所以，人民民主政治模式是斯大林与其西方盟友妥协的产物，也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社会形态。
此时，社会主义政治模式正式形成并全面运作。其主要特点是：第一，通过全民公决，取消君主制，或制订民主宪法，宣布建立人民共和国；第二，消灭反对派政党，实行共产党(或以共产党为首的)一党领导；第三，通过社会主义宪法保障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有的学者指出，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最终目标，而是选择了人民民主制度，这是因为：首先，恢复国民经济的复杂任务不是某一个党所能做到的，要求各党派共同努力；其次，如果像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样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无疑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第一，会动摇战后斯大林竭力坚持的反希特勒同盟的团结与合作；第二，将给原德国的盟国制订和平条约、解决它们的国际地位和总体上解决战后欧洲问题带来困难；第三，使用“专政”一词会在心理上使许多人远离共产党。[11]
然而，正当东欧国家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时候，斯大林改变战后初期对人民民主制度的肯定态度，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作为唯一正确的模式强加给这些国家。1947年以后，东欧国家面对苏联的压力，不得不接受共产党一党执政和议行合一的苏联政治制度模式。随着1948年东欧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人民民主专政已被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逐渐过渡”已被“急速转变”代替。东欧国家没有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任何余地，必须学习苏联的榜样和经验，接受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正如俄罗斯学者所指出的一样，1948年苏联将南斯拉夫开除出人民民主国家，“便结束了通往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便把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作为普遍规律强加于东欧”。如果东欧各党不放弃“自己独立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会“被指控为民族主义、跟帝国主义抱团和仇视苏联”。[12]于是，东欧丰富多彩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开始消沉，广大人民和党员对新生政权的炽热情感不能充分表达，理想的火花和献身精神慢慢泯灭。
这样，“在40年代末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便完成了从人民民主向苏联模式的过渡。于是，刚刚起步的欧洲试验还来不及展现它的实质和潜力，便寿终正寝了”[13]。东欧国家过早中止人民民主试验，给这些国家随后40多年的历史发展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为东欧社会主义演变的历史根源之一。
东欧社会主义政治模式呈现多样化
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上，东欧国家从一开始就同苏联产生了矛盾。一方面，东欧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制度不同，需要寻找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另一方面，苏联强调同一类型国家发展的“共性”和“普遍规律”。而且，无论“东欧的实验”还是“东欧道路”，不是要放弃苏联模式，也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而是要对战后实行的苏联模式进行完善和改革，要认识到东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与苏联是有区别的。西方学者也公正地指出，“任何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想在东欧立得住脚，就不能忽视所有这些差异”[14]。
首先，在政党制度方面，鉴于东欧各国的政党在战时和战后的作用不同，又受到各国历史传统和社会政治发展特点的影响，各国的政治体制呈现出多样化：既有一党制，也有共产党领导的两党制和多党制。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建立的是一党政府，实行一党制，党的领导人集党、政、军、外交大权于一身。波兰有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参政；民主德国形成了由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有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民主党、民主农民党和国家民主党参加的多党合作体制；捷克斯洛伐克有人民党、社会党和两个斯洛伐克党存在。这三个国家属于一党制下的多党合作制。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保加利亚可以视为由共产党和农业人民联盟(简称农民联盟)共同执政的两党合作制。
但是，这种多党制是很不成熟、很不完善的。尽管20世纪50年代末起东欧各执政党开始承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多样性，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说过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是一党制，起码取消多党制不是历史的必然。为此，各党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遵守法制和恢复党群关系等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一方面，减少了党对议会、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干预，将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在人民阵线或民族阵线的周围，让广大劳动群众参加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活动。另一方面，又继续对其他政党领导人的任职和人数作了一些限制。民主党派活动家一般只能担任国家和政府机关的副职，少数情况下可以任议会的议长。在地方各级代表机构中，参与执政的党派的代表约占20％左右。它们的组织发展不能超过限定的人数。同时，执政党一味地强调加强执政地位，只在形式上满足了其他政党的参政要求，更没有建立一套其他政党对执政党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的机制与制度。因此，这种一党制下的多党合作近乎形同虚设，是极不稳固的。
其次，在政治制度方面，东欧国家也在探寻各自的道路。社会主义政治模式除了传统的苏联模式和人民民主道路外，还有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波兰的没有农业合作化和受到天主教强烈影响的社会主义，匈牙利的重视富农阶层的社会主义，民主德国的特殊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保加利亚的以祖国阵线为主体的与农民党合作的社会主义，更有阿尔巴尼亚不承认任何宗教存在的贫穷社会主义以及罗马尼亚的个人专权社会主义。毫无疑问，在这些模式中，最主要的、得到东欧各国承认的是苏联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
这种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不同源自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各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例如，战后初期的三四年，东欧国家都小心翼翼地回避苏联“集体农庄”的名称，一般都称“农业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劳动合作社”，这样比较容易吸引农民参加。即便这样，到1953年之前，东欧的农业合作化速度进展十分缓慢。现有资料证明，至1953年，除保加利亚的可耕地集体化程度达到了50％外，其他东欧国家一般只有20％到40％，像波兰、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则更低。波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有学者指出，“实际上，波兰农业集体化的速度从来就不快，从1950年至1953年，只有7％的可耕地被集体化，在以后的两年里，可耕地被集体化的比例增加到11％”。[15]大多数东欧国家是在1956年之后才出现农业集体化浪潮。尽管东欧国家照搬苏联经验，也建立了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但它们大都在1956年后又逐步撤销了。
另外，在宗教政策方面，东欧国家也采取了与苏联完全不同的做法。东欧共产党重视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天主教在西方都拥有自己的政党，东欧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波兰有90％的群众信仰天主教，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地也有60％以上的天主教信徒。教会和教堂都存在，并活动积极。如果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吸收新党员时将大量信徒排除在外，那共产党的队伍将非常之小，会丧失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所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执政党当时是允许信教群众入党的，也允许他们进入教堂和清真寺。这看起来与苏联的做法、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相矛盾的。
东欧国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创新，是从上世纪50年代起把工人自治制度引入到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前有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后有波兰和匈牙利的工人委员会。东欧执政党认为，这正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应该说，在人民民主制度刚刚转入社会主义轨道后，在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东欧国家学习和沿袭苏联的经验是必然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有些国家完全不顾本国资源不足和经济落后的现实，效仿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建成“钢铁国家”的口号和“必须在15到20年内完成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经过100年才能完成的事业”这一赶超战略。这种机械照搬别国经验严重脱离本国实际的做法，使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同时，由于苏联模式并不适合东欧各国的国情，而执政党和政府又决定沿着这一道路走下去，于是加剧和激化了国内矛盾，也使执政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1956年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已经给那些盲目照搬苏联模式的执政党敲响了警钟。
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在经受第一次重大考验后虽然很快站稳了脚跟，但“东欧道路”同苏联模式之间的摩擦和矛盾并没有因此而化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产生了哥穆尔卡的“波兰道路”和卡达尔的“匈牙利道路”。它们同“南斯拉夫试验”一起被人们认为是战后东欧改革的第一个高潮，也都为社会主义政治模式提供了宝贵经验。
20世纪50到60年代，曾被西方称为“共产主义的年代”，确实是东欧改革的最好时期，但各党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使改革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当然，在苏联的严密控制下，任何大胆的改革都会被视为“越轨”行为，会被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时的改革充其量只能是局部的、修补式的。所以，继波匈事件之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接连受挫，在华约六国入侵下夭折；匈牙利的改革比较灵活，才躲开了华约国家的“围剿”；波兰宣布改革，也只能在困境中苦斗挣扎；像民主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都是浅尝辄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就连东欧国家一致推崇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模式，也是昙花一现。“二战”后，南斯拉夫在工农业建设方面主要是照搬苏联的理论和实践。1948年南斯拉夫共产党与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发生冲突。1949年，南斯拉夫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从此，勇于创新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党内掀起了学习和重新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动，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他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就有关于工人自治思想的论述。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开宗明义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16]。于是，1950年起南共联盟开始实施工人自治制度。是年6月26日，铁托在议会通过工人自治基本法时强调指出：“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用抄袭任何刻板公式，而是要考虑到我国的特殊条件，遵照马克思主义科学和思想来走自己的道路。”[17]接着，《工人自治法》诞生，标志着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始，又称“铁托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工人委员会实现非官僚主义化；管理、政治和文化非集中化以及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民主化。[18]“三化”的基本思想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尽可能地参加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管理。
随后，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继续发展，逐步扩展到其他企业和非经济领域，直至延伸到整个社会。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深入到社会生活各领域内。南斯拉夫模式终于避免了苏联模式或苏联化，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东欧其他国家像匈牙利、波兰等国也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学习铁托和南斯拉夫的榜样，迈出政治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步伐，主张走自己的“民族道路”。它们从思想上同情和支持南斯拉夫模式，但在行动上却一只脚踩在苏联的船上，另一只脚踩在自己的船上，在改革和观望中徘徊。这种尴尬处境决定了它们的政治模式难以最终形成，并对其他东欧国家产生影响。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南斯拉夫联邦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激化，在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和西方大国干预的国际背景下，南联邦的民族问题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政治化和国际化。联邦内部危机加剧，各共和国纷纷退出联邦，南联邦最终解体。南斯拉夫是原东欧地区改革开放的典范，人们津津乐道的一块乐土。如果说战后南斯拉夫的迅速发展和民族团结归功于三个主要因素，即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一个唯一的政党和一支统一的军队，那么在1989年至1990年的苏东剧变中，上述三个稳定因素已不复存在了。
近年来的最新解密材料披露，南联邦解体的主要原因是欧美国家策划的阴谋，不是大家说的民族主义，西方只是利用了民族主义打击南联邦。这些已经公开的证据说明：早在1976年至1977年联邦德国就主张消灭南斯拉夫联邦。德国欲为“一战”雪耻、为“二战”报仇，率先支持南斯拉夫的穆斯林，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1992年南联邦解体后，美国又一心要消灭由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1999年美国侵略南联盟，2000年美又主张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结果2006年南联盟也寿终正寝，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独立，塞尔维亚也遭到肢解。[19]
哥穆尔卡“在战后东欧各国竞相采用苏联模式的潮流中，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独创性地提出了适合波兰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20]。哥穆尔卡后来又对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做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说，波兰道路不是头脑中凭空想出来的，“是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物”。严格地讲，波兰道路不同于苏联通向社会主义所走的道路，因为通往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是由每个国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的阶级力量对比所决定的。
同样，卡达尔在1956年12月指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将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按照匈牙利本国的特点和当前的历史要求来建设社会主义。它不会机械地抄袭其他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办法，而要考虑到历史经验和成就，根据本国的特点，沿着匈牙利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前进。”后来，他在谈到社会主义模式时说：“历史已经证明我们的伟大前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预见的正确性，他们断言，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除根本的共同点外，形式上将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会不断创造出新的形式。政权、国家、执政的形式，民主体制都可能有所不同。”[21]
在1989年底的暴风雨中，东欧各党已处于十分困难的逆境之中。他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已经受到冲击。多党制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东欧出现了多党竞争的复杂局面。1989年11至12月份，东欧各国通过修改宪法，取消了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纷纷放弃一党制，建立多党制。东欧社会主义政治模式宣告结束。
对东欧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思考
历史进入21世纪初，东欧的政治地图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大变化，成立了13个民族国家。[22]它们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黑山、马其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黑)。原来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合并，东欧地区的面积和人口略有减少，而国家却由原来的8个增加到了十几个。
第一，东欧国家在战后创造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模式，并一度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末期，这是东欧国家人民民主国家政治体制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各党派共同组成了联合政府，实行多党合作制。但是，这种多党共存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在人民民主政权还没有充分发挥其潜力的情况下，由于东西方“冷战”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强行推广到东欧，这一过程被过早地中断了。
东欧各国被迫放弃人民民主政治模式，而盲目接受苏联模式是历史性错误。在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制度初创时期，接受苏联政治模式，有符合历史客观需求的一面。在那个时代要搞社会主义，一切都取决于斯大林。然而，可悲的是，东欧国家在接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时，不仅吸取了苏联20世纪3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正面经验，而且也重犯了它的错误。这种僵化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和理论给东欧各国尔后40多年的历史发展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使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照搬苏联政治模式背离了东欧各国的实际，扭曲了东欧各国的社会发展，损害了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声誉，致使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危机频发，乃至最后走向剧变。
第二，东欧执政党的失败不完全是学习苏联模式造成的，有其自身的深刻原因。东欧执政党既是苏联模式的忠实执行者，又是这个模式的无辜殉难者。社会主义发展有多种模式，各国各党情况不同，各党的执政方式也会不同。目前，国内外在解释东欧各国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时主要持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东欧执政党的垮台是共产党本身固有的缺点造成的，似乎共产党掌权先天不足；第二种观点强调，东欧执政党及其领导的事业的失败是照抄苏联模式的结果；第三种观点称东欧执政党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在于党外反对派的崛起和党内反对派的兴风作浪。上述观点都各有道理，都不失为理由之一。
如果认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也是因为接受了苏联模式，那是不准确的，或者说是不全面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毫无争议的。因为苏联模式要求一个国家的资金要高度集中和统一利用，所以苏联模式使东欧国家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比如住房、教育、医疗、休假、合理分配收入、人身安全，等等。但是如果说苏联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就错了。每一种文明，特别是一种模式，它的存在应该符合本国的条件或者这种文明的社会条件。苏联模式对一些中小国家，即经济上还处于粗放阶段的一些国家来说是适合的、有用的。当搞计划经济建设的时候，这个模式是能发挥作用的；当粗放式的阶段已经过去，还继续沿用这个模式就不对了。
第三，东欧社会主义政治模式存在缺陷，但不能全盘否定、一笔勾销。东欧剧变后，有人宣称东欧社会主义年代是“丧失的时期”，没有任何前途和值得肯定的部分。然而，历史是没有空白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上一个时代的延续，21世纪是由20世纪而来。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模式可以被研究、评说，但无法取消。西方学者也不否认在社会主义年代东欧国家取得了“显著成就”，人们受到“良好教育”，社会贫困阶层有“较多的保障”。这种对社会主义年代的留恋在东欧国家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原保共领导人日夫科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怀念是深藏在内心的对过去的思念，很可能也能减轻留恋过去美好日子的沉痛心情。”它“召唤我们明智地评价过去一切积极的东西，以便更顺利地前进”。[23]难道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没有给人们和社会带来一点成绩，没有任何好处，需要全盘否定，永远抛弃吗?
第四，苏联模式和东欧模式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命运的终结。苏东执政党下台并不意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结束。苏东剧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并沉重打击了欧洲左派政党，但经过这场洗礼，东欧中左翼政党仍然以新的面貌存在，它们上台单独执政或同其他政党共同参政的现象也很普遍。这些党如果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改变僵化的观念和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赢得广大选民的支持，仍将是有执政前景的政党。社会主义思想就像任何一种其他思想一样，有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历史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又从科学变成了现实；如今，社会主义暂时遭受了挫折，但是社会主义必定将会由挫折走向振兴直至最后胜利。
注释：
[1][南]米·马尔科维奇：《共产国际和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南斯拉夫《国际工人运动》(Международенраднически покрет)杂志，1984年第1～2期，第66页。
[2]见保加利亚《历史评论》(Исторически преглед)杂志，1985年第10期，第10～11页。
[3]以南斯拉夫王国为例，1923年的议会选举时有33个党派参加，而1925年议会选举竟多达40个政党。
[4]资料来源见[南]鲍格丹·克里兹曼博士所著《南斯拉夫国家的对外政策1918—1941》(Krizman Bogdan,Vanjska Politika jugoslovenske drzave 1918-1941,Zagreb 1975.)一书附录，萨格勒布1975年版，第182～183页。另据有关资料，从1918年到1929年存在过23届政府，到1941年总共更换了34届政府。
[5]《季米特洛夫全集》(ГеоргиДимитров，Съчинения том 14)第14卷，索非亚：党的出版社，1988年，第294页。
[6]《哥特瓦尔德选集》(《KI Gottwald wybrane spisy》，Statni nakladatelstri politicke literatury)第2卷，布拉格，1955年，第101、102页。
[7]转引自[保]德·德拉甘诺夫：《在斯大林主义的阴影下——二战后的共产主义运动》(Драгомир Драганов，Всянката на Сталинизма-комунистическотодвижение след Втората световна война)，索非亚，1990年，第21页。
[8]刘邦义：《哥穆尔卡评传》，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第98页。
[9]铁托：《新型民主的基础》，《共产党人》(《Комунист》)周刊，1946年第2期。
[10]参见康春林：《论二战后罗马尼亚政局的嬗变——从帕特拉什努问题说起》，《世界历史》，2001年，第4期。
[11][保]埃·卡林诺瓦和伊·巴耶娃：《保加利亚的过渡1944—1999》(ЕвгенияКалинова，Искра Баева，Българскитепреходи1944-1999)，索非亚：“帕拉迪格玛”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12][苏]沃洛基娜等：《人民民主：神话还是现实?——1944～1948年东欧社会政治进程》(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ция：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и-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ь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4-1948гг)，莫斯科，1993年，第234～235页。
[13]参见[保]米托·伊苏索夫：《格·季米特洛夫——生活道路与政治思想》(Мито Исусов，Георги Димитров—жизнен път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 идеи)，索非亚，2004年，第25页。
[14][美]马·拉科夫斯基：《东欧的马克思主义》，钟长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76页。
[15][英]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张金鉴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36页。
[17]转引自[南]布·佩特拉诺维奇、切·什特尔巴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史》第2卷，贝尔格莱德：工人出版社，1977年，第324页。
[18][德]马里-日宁·恰里奇：《20世纪南斯拉夫史》(译自德文Мари-Жанин Чалич Историja jугославиjе y 20 веку)，贝尔格莱德：Слио出版社，2010年，第238页。
[19]有关材料详见南联盟前外交部长日瓦丁·约万诺维奇：《美国和北约对巴尔干和欧洲的政策》，贝尔格莱德“人人平等”论坛编《外交政策的现实问题》(Актуелна питана сполне политике)丛书第20册，2007年；又见贝尔格莱德“人人平等”论坛编《北约侵略10年之后——塞尔维亚人民的教训1999—2009》(NATO Aggression-10 years after message to the Serbian people)，2000年。
[20]刘邦义：《哥穆尔卡评传》，第1页。
[21][匈]卡达尔·亚诺什：《论匈牙利社会主义建设1957～198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6～367页。
[22]这里不包括波罗的海的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也不包括尚未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的科索沃。
[23][保]日夫科夫：《日夫科夫回忆录》，吴锡俊、王金柏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