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豹隐：中国最早的《资本论》翻译者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曾有“南陈北李”之美誉。“北李”系李大钊，“南陈”即生于南方的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豹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

陈豹隐(1886-1960年)原名陈启修，1886年出生于四川中江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1907-1917年，陈豹隐先后东渡日本，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和东京帝国大学留学。1914年，他翻译了日本小林丑三郎的《财政学提要》，开始了他一生的学术生涯。在日本留学期间，陈豹隐接受了各种西方民主思想，特别是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他影响很大。1916年，他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李大钊，二人交往甚密，他们的革命友谊，促使陈豹隐从最初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

1919年，陈豹隐受蔡元培聘请，任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他参加了“五四”运动，思想由此发生了质变。他经常与李大钊等进步教授在公开场合作爱国报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他担任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资本论》研究组导师，指导学生学习《资本论》。1922年5月，他与李大钊在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会上作演讲；1925年11日7日与罗亦农、赵世炎、阳翰笙等在十月革命8周年庆祝大会上进行演讲。陈豹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的新课程和专题演讲，开北大学术风气之先河，深受学生欢迎，其讲课的教室一再由小到大，且场场爆满，“南陈北李”就此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美谈。

1924年，陈豹隐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参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回国后，他先后在北大及其他高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在中共北京区委党团员积极分子培训班、广州黄埔军校四期、广州农民讲习所六期任政治讲师，并在广州工农群众大会作革命动员报告。1926年，陈豹隐受中共中央派遣，主持武汉《中央日报》笔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豹隐遭到国民党政府通缉，被迫流亡日本而发愤著书立说。在此期间，其主要经济学说著作有：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财政学总论》；1929年乐群书店出版的《经济现象的体系》、《新经济学》和《经济学大纲》(后者系河上肇著，陈豹隐译)；1930年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资本论》（马克思著，陈豹隐译)；1932年乐群书店出版的《经济学原理十讲》及1934年北平好望书店出版的《经济学讲话》等。《经济学讲话》与1932年由上海科学部编译部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分别是陈豹隐在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思想结晶，连同写于1928年，将历史唯物主义引进到我国政治学讲坛的《新政治学》，这三本代表作构成了陈豹隐完整的思想体系。

1939年底，陈豹隐再次应蔡元培聘请从日本回国，任教北京大学。当时的北京正处于白色恐怖的“文化围剿”之中，但陈豹隐不畏强暴，他以名教授的身份站在北方的讲坛上，参加了我国近代史上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及革命对象的论战和价值学说大论战。在经济学方面，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并结合有关内容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陈豹隐奋起应战，成为当时我国经济学界著名的“北陈”。

1932年，陈豹隐应爱国将领冯玉祥聘请，赴山东泰山军事讲习班讲学。陈豹隐联系当时价值学说大论战讲授《资本论》，中国共产党早期创立者之一、著名学者李达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冯玉祥泰山读书，“北陈南李(李达)”珠联璧合，将军教授同指山河，时人传为佳话。

抗战期间，陈豹隐曾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军事委员会经济顾问等职，“如何搞好战时经济”成为他的主要研究内容。抗战胜利后，他拒绝了南京的聘请，在重庆创办了西南学院并兼任川北大学商学院院长，1947年初受聘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讲授经济学。

新中国建立后，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陈豹隐随重庆大学商学院调到成都，任四川财经学院今西南财经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兼教务长，1956年被评定为一级教授，乃新中国高教界最高的学术荣誉。他还相继担任四川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常委。1957年，他在全国较早地提出了计划生育论；1959年7月，他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大讨论，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我国最早的《资本论》翻译者

陈豹隐是我国最早的《资本论》翻译者。此前虽有费觉天翻译的《资本论自叙》，刊载在上海《国民》月刊第2卷第3号上(1920年10月)，但仅系《资本论》第一版序言而已。陈豹隐译，上海昆仑书店1930年3月正式出版发行的《资本论》，才是我国最早的《资本论》中译本(现藏北京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

陈译本的主要内容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和货币》。尽管《商品和货币》这一篇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只占一小部分，但它却是整个《资本论》大厦的基石。

20世纪30年代，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在这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一些经济学家极力宣传各种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并集中攻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部分劳动价值论，从而形成了我国近代史上的一场价值学说大论战。陈豹隐所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恰逢此时出版，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遗憾的是，陈豹隐原先拟定的《资本论》中译本采取分册出版的形式，分为10册陆续出版的计划未能完成。后来由潘冬舟于1932年8月至1933年1月继续翻译《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至四篇，以《资本论》第1卷第2分册和第3分册为名，由北平东亚书店出版，成为陈译本的后续部分。

陈豹隐不仅是我国翻译《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第一人，而且也是研究《资本论》方法论的第一人。1933年由北平好望书店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一书，便是陈豹隐研究《资本论》方法论的力作。该书结构别致、观点新颖，尤其是其中关于方法论的论述，许多精辟之见至今仍令人耳目一新。

《资本论》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中，陈豹隐对《资本论》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最早的阐述。在他看来，《资本论》方法论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典范。他十分精辟地论述了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等三个规律，最早提出了“主要的矛盾”和“不主要的矛盾”、矛盾的“主导方面和矛盾的不主要方面”的范畴。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基本逻辑方法之一。在这方面，陈豹隐对《资本论》的方法论研究是颇有心得的。他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中写到，与形式逻辑不同，“辩证逻辑却是先把复杂的现象抽象而得到最简单的现象的概念，然后又从简单到复杂，把从前所舍弃了的，一层一层附加上去，在概念上把复杂的对象具体地再现出来。这样得来的概念，已不是最初反映在感觉上混沌的印象，而变成有条理的明晰的写照了。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先从整个资本对外及对内的关系中逐步抽象，最后抽象出资本主义的商品，更分析出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对立等根本矛盾，这是由复杂到简单的抽象过程。然后，由此根本矛盾出发，再把各种资本关系一层一层加上去，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扩大化，以致发展到无法克服的矛盾程度，把复杂的对象再现出来，从而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必然性。”因此，陈豹隐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抽象法，是辩证逻辑运用抽象与概念这一方法的典型范例。

陈豹隐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一位不该被遗忘的经济学大师！

（作者单位：《经济学家》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