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中国的传播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同历史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科学研究的典范，也是将革命性与科学性高度统一贯穿于研究工作全过程的典范。对于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起源》一书自1884年出版以来，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本文兹就《起源》一书在中国传播的情况，略加评述。

在中文书刊中，最早提到《起源》一书某些内容的是《新世纪》，它是由旅居法国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刊物。1908年4月25日出版的《新世纪》第44期上，刊登了《国粹之处分》一文，该文写道：“社会党烟改而士（即恩格斯——引者注）论家族、私产、国家三者，待社会革命之后此种种者，当置诸博物馆，与古之纺车、青铜斧并陈之^{”［1］（P192）。}

最早发表《起源》一书片断中文译文的是《天义报》，该报是同盟会中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培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办的中文刊物，从第11卷起在上海发行。1908年春出版的《天义报》第16卷至19卷合刊上，发表了《女子问题研究》 一文。该文提到了恩格斯这部著作的中译名，书名作《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对有关内容作了下列介绍：“其推论家族之起源，援引历史，以为此等之制均由视妇女为财产。其中复有论财婚一节，约谓古今之结婚均由金钱。”然后摘译了《起源》第二章的几段内容，共2100多字。编者对译文加了按语：“以上所言，均因氏（即恩格斯——引者注）所论财婚之弊也，彼以今之结婚均由财产，故由法律上言之，虽结婚由于男女间之契约，实则均由经济之关系而生耳。无异雇主之于工人也。观于彼说，则女子欲求解放，必自经济革命始，彰彰明矣。”刘师培等人原来并不了解妇女问题和家庭问题的社会根源，不懂得妇女解放决不能先于社会的解放，曾主张女子欲求解放，“必自破男女阶级始”。他们读了《起源》有关内容后，得到启示，于上列按语中提出女子欲求解放，“必自经济革命始”，表明认识上前进了一步。他们宣传这一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积极意义。继《天义报》之后，《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号和20号上（分别发行于1920年10月10日和10月25日），发表了《起源》一书的部分译文，译者是恽代英，他节译了《起源》一书第四版序言，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某些段落，约6000多字，题为《英格尔士论家庭的起源》（“英格尔士”即恩格斯——引者注）。到1923年熊得山又将《起源》第一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九章译成中文，标题分别为“历史以前的文化阶段”、“国家的起源”、“未开与文明”，发表在1923年8月26日出版的《今日》月刊第三卷第二号上。恽代英和熊得山的译文都是根据《起源》英译本翻译的，这证明在20世纪20年代，《起源》英译本已传入中国。《起源》英译本传入中国以后，曾被活动于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向读者推荐过。1922年2月6日刊载于《北京大学日刊》上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通告中，提到该会收藏有《起源》的英译本，欢迎借阅。

五四运动时期，一些革命者高度赞扬《起源》一书，并力图运用《起源》提供的理论来分析妇女和家庭问题。李三无在《妇女杂志》第6卷第4号上发表了《废娼运动管见》一文（写于1920年8月5日），该文提出只有女子不再做男子的隶属，才能彻底废除娼妓，并引述《起源》一书有关内容。李三无把《起源》称为“名著”。^{［2］（P356-357）}沈雁冰在《民铎》第2卷第4号上发表有《家庭改制研究》一文（写于1921年1月15日），他在文章中高度评价了《起源》和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两书，他写道：这两本书“不论在理想方面，在事实方面多是极不错的（尤佩服他们考史的精深），所以我是主张照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法去解决中国的家庭问题”［2］（P255）。重远在发表于《先驱》创刊号（1922年1月15日发行）上的《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一文中，曾引用《起源》关于国家消亡的论述，然后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共产主义终极目的虽然也是主张无政府的，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共产主义提出了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步骤、手段方法，而无政府主义却没有指出这些。^{［3］（P365-366）}

最早将《起源》一书主要内容全面介绍的是蔡和森，1923年他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发展史时，就是以《起源》一书为蓝本。后来他将讲授的内容整理成专著——《社会进化史》，于1924年8月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蔡和森在该书绪论、家族、财产、国家之起源与进化四部分中，大量地转述了《起源》一书有关内容。他在书中，称赞《起源》将摩尔根“不朽之业才发扬光大于世，而历史学亦因此完全建立真实和科学基础”。^{［4］（P2）}《社会进化史》从1924年至1929年6年间出版过五次，在大革命高涨期间被各地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一些党的基层组织列为教材和学习读物。在20年代传播《起源》一书的还有李达，他从1922年开始系统地研究历史唯物论和社会主义原理，写成《现代社会学》一书，其中第六章、第七章关于家庭和氏族的论述，其体例和基本观点都是依据《起源》写成的。^{［5］（P295-313，321-342）}此书于1926年6月出版，至1933年共印行14版，在革命者中间广为流传，影响甚大。

在中国最早把《起源》一书的基本理论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是郭沫若，他在1928年10月28日写的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中，指出《起源》一书的重要价值在于“把古代社会的秘密——特别是由氏族社会转移到国家组织的变迁，已经剔发了出来。”^{［6］（P11）}《起源》的中译本出版后，郭沫若在1929年9月20日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自序中，写道：“本书的性质可以说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续篇”，“恩格斯的著作中国近来已有翻译，这于本书了解上乃至在‘国故’的了解上，都有莫大的帮助。”^{［6］（P78）}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以《起源》提出的基本理论观点，对中国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和氏族组织进行了概括的描述。论证了中国古代存在过奴隶制生产方式，从而廓清了长期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混乱，开拓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新途径。

1928年李膺扬（即杨贤江）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时，根据Ernest Untermann的英译本，参照西雅雄和田中九一的两种日译本，首次将《起源》全文译成中文，书名《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列入社会科学名著译丛，由新生命书局于1929年6月出版发行。李膺扬在译者序言中高度评价《起源》一书。他写道：“我们从这本书，不仅获得在历史研究方法上的一般的指示，更可看到人类原始生活中许多有趣味的事实，与三千年来为我们文明基础的一夫一妻家族、私有财产制度及国家之沿革，还有锐利的马克思主义的对此之批判。要想知道马克思学派怎样地看男女关系，怎样地看国家，本书便是极有兴味而且重要的指针”。李膺扬的这个译本曾多次再版，1938年明华出版社再版时，未署译者姓名。《起源》中译本的出版具有重大意义，当时中国正处于大革命失败以后，反革命势力嚣张一时，许多人致力于探索中国社会的过去、现实及将来，《起源》中译本的出版为这种探索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因而受到热烈欢迎。朱镜我在他主编的理论刊物《新思潮》第二、三期合刊上，以谷荫的署名发表了《两本国家论的介绍》一文，对出版《起源》中译本欢欣鼓舞，大加称赞。他在评述《起源》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这两本著作中译本的出版时写道：“在这个最易迷离，最易催眠，而最复杂，最困难的国家论之中，而且在这荒芜的毫无科学精神的中国学术界里”，“两本最正确的科学的国家论之移植，使我们能以本国文字读这种名著，这不得不向移植者作感谢。”朱镜我早在日本留学期间曾攻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回国后在《起源》中译本出版以前，就运用《起源》的基本理论展开了理论斗争。他针对当时国民党的御用文人潘公展宣扬的超阶级的国家观，在1928年撰写了《政治一般的社会的基础——国家底起源及死灭》（载《文化批判》第三号）一文，指出“现存的国家决不是黑格尔所梦想的‘绝对精神底实现’”，也不是“阶级间的关系底公正证书”，而“实际上，不过是由一阶级压迫其他阶级底机关而已”。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由革命的行动，将自已升登于支配阶级的地位”，“废除以前的陈腐的生产关系，消灭阶级对立”。

在30年代，进步的史学工作者曾大力推荐和运用《起源》这部著作，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南。1930年周谷城在中山大学讲授中国社会发展史时，为了让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他又开设了史学名著选读，所选的教材中，包括《起源》一书的最后一章。^{［7］（P116）}吕振羽在写作《中国社会史纲》一书时，也力图以《起源》为指导。1934年李达为该书作序时，说著者吕振羽“根据莫尔甘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卢森堡的《经济学入门》等著作，探求出史前期人类社会的一般特征”。^{［5］（P607）}

1939年张仲实在盛世才反动统治下的新疆，不顾白色恐怖，根据俄译本，参考李膺扬的译本，将《起源》译成中文列入《马列主义理论丛书》，1941年由学术出版社出版（这时李译本已经绝版）。这个译本包括俄译者的注释及附录《新发现的群婚场合》，后来曾多次再版。张仲实在译者序言中，称赞说“恩格斯的这部名著，像他的其他的好多名著一样，也是千古不朽的杰作，也是新社会科学军械库的重要武器”。“关于社会形态发展理论的‘典型’”。

在抗日战争时期，工作于延安的史学工作者重视运用《起源》一书的基本理论进行历史研究。当吴玉章看到《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的书稿后，曾写信给编写组，讲到如何处理历史传说的材料时，指出“我们只有用恩格斯的《起源》一书作为尺度”，“辨别材料的真伪，而定去取”^{［8］（P843）}。吴玉章本人在编写《中国历史教程》和《中国历史大纲》时，注意运用《起源》一书的理论。^{［8］（P809-819）}

解放战争期间，生活书店出版的《读书与出版》杂志，对介绍传播《起源》一书起了不小作用。该刊第二年第9期（1947年10月15日出版），在名著题解一栏发展译文《恩格斯的〈起源〉》，此文系苏联学者卡加洛夫所写，文章高度评价了《起源》一书，并明确指出它对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意义。文中写道：《起源》一书“不仅标志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原始社会研究的新的发展阶段。这本书既丰富了和发展了革命理论，从而也就替进步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消灭一切压迫奴役和消灭一切人对人剥削的革命实践服务”。《读书与出版》第二年第8期（1947年8月15日出版），在阅读书目介绍专栏中，曾把《起源》列为历史科学的基本文献加以推荐。

1954年张仲实将他的《起源》译本，根据俄译本，参考英文、日文译文和德文原版加以校订，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在这个译本的译者后记中引述了列宁在《论国家》一文中对《起源》一书的高度评价，并指出《起源》乃是把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的范例。继这个译本之后，1955年又有集体翻译，唯真校订的译本，它辑入由莫斯科外国文出版局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这个译本除本文外，包括1947年俄文版本的序言。到1965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和22卷，分别辑有《起源》的全文和第一版、第四版序言，这些译文是在张仲实译本基础上校订的。此后，人民出版社于1966年排印了《起源》16开函装本，译文是在马恩全集译本基础上校订而成的。1972年6月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集），《起源》辑入第四卷。同年12月将这个译本出版了单行本。1995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其中第四卷辑有《起源》，译文经过认真的校订，对注释和索引也进行了增补和修订。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出版是进入新时期以后，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工程。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列入《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的《起源》单行本。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潘光旦文集》第13卷，辑入潘光旦译注的《恩格斯的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潘光旦的这部译著原翻译于1949年12月至1951年7月（1962年至1964进行过修订），系根据莫斯科马恩研究院的英译本译成的，译文通畅流利，有长达共15万字的译注。其内容多是以中国文献结合恩格斯的有关理论进行的阐释。其中两则译注曾作为单篇文章发表，分别是《复仇与中国的父系氏族社会》和《论中国父权社会对于舅权的抑制》。

《起源》一书，在中国也以少数民族文字出版过，在上世纪70年代，民族语文编译局用蒙、藏、维、哈、朝五种民族文字翻译出版过《起源》一书。

1972年人民出版社根据这个译本出版了32开的单行本，同年又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集），《起源》辑入第四卷。在讲到《起源》一书在中国传播时，我们务必注意周恩来总理对此书的高度评价，据民族学家杨回忆，1955年春，他在和周总理一次会晤中，谈论国内外民族学发展情况时，周总理指出：恩格斯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第一部民族学著作。我们在读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时，最好能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作一比较，这就可以看出，哪些论点是摩尔根的，哪些论点是恩格斯的，摩尔根的论点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恩格斯的论点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们今天来谈民族学，《起源》仍是一本基本著作，需要好好学习。当然，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也是发展的，我们有责任按照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学说，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不能停留在七十年前的水平上。^{［9］（P5）}

解放以后，在高等学校开设的经典著作选读课程中，《起源》被列为选读的书籍，各校编有多种辅导资料。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公开出版的相关的参考书，计有：中山大学哲学系、北京师大哲学系、武汉大学哲学系、哈尔滨师大哲学系、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合编《〈起源〉学习纲要》（北京师大出版社1981年版），吴铎著《〈起源〉读书札记》（华东师大出版社1984年版）；涂赞琥著《恩格斯家庭氏族和国家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汪永祥、李德良、徐吉升编著《〈起源〉讲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王阁森、杨雪尘著《〈起源〉讲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蒋国维等编著《〈起源〉释要和新论》（贵州师大学报编辑部1988年版）；李永采、李长林、程德祺等著《恩格斯〈起源〉新辨释》（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起源》一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有读者深受启发，写有诗歌一首，兹录下以结束此文。

李锐《读〈起源〉》^{［10］（P26）}

茫茫混沌怎开初，印第安人写活书。

铁证阐明新史论，磁针指破旧迷途。

国家自有其来历，矛盾终归得解除。

古物置于陈列馆，归真反璞永新图。

参考文献：

［1］李楠，王忍之.辛亥革命前报刊时论选集：第3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3.

［2］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M］.北京：三联书店，1981.

［3］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下册）［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

［4］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5］李达.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外二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7］周谷城.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8］吴玉章.吴玉章文集（下）［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9］杨.民族与民族学［M］.重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10］李锐.龙胆紫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