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语言的艺术特质及其启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内容博大精深，而且能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出来，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相互结合，相得益彰，实现了理论的深刻性和表达的形象性完美统一，分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叙述方法的要求和经典著作的语言特色，对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叙述方法的要求

理论著作是对研究成果的文字叙述，因此，理论著作能否被广泛传播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成果内容是否准确深刻揭示了事物内在规律和本质联系；二是研究成果内容的叙述结构安排是否合理，叙述语言是否通俗易懂。这两个方面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密切相关，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是如何深入事物的本质，目的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叙述方法最重要的是如何让人容易接受，目的是“说服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进行了说明。“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叙述方法是指在研究完成以后，如何对研究成果进行适当的叙述。对于叙述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第一卷序言中指出，《资本论》是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前书的内容已经概述在这一卷的第一章中。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联贯和完整，叙述方式也改进了。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前书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这里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相反地，前书已经详细阐述的论点，这里只是略略提到。……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可以看出，叙述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叙述结构是否逻辑严密，详略是否得当；二是对于抽象的理论分析，叙述语言是否通俗易懂。马克思曾对《资本论》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艺术的整体”一方面指在叙述结构方面，著作内容各部分结构合理，逻辑严密，浑然一体；另一方面指在叙述语言方面做到通俗易懂、文风优美，富有艺术性和感染力。“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指出：“即使在今天，《资本论》，尤其是第一卷，仍然是一部杰作。它的历史分析方法至少在一个方面生动展现了19世纪英国的罪恶画面，它细致而卓绝的风格不论是对历史还是文学都是一个永久性的贡献。”

对于叙述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的叙述方法自然要取决于对象本身的性质。”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叙述结构安排方面，马克思十分注意内容的逻辑性；在叙述语言方面，马克思要求言之有物、简洁有力、通俗易懂。“我们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我们就当读者连起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没有。我们希望工人能明白我们的解说。”对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废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文章，马克思总是表示深恶痛绝，“所有这些论文通篇都是经济学上的老生常谈，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些东西已经使读者十分腻味了，因而竭力用假哲学或假科学的行话来点缀自己的胡诌。这种假科学性决不会使内容（它本身等于零）更为明白易懂。正好相反。它妙就妙在使读者莫测高深，使读者绞尽脑汁，最后才得出一个使人放心的结论：这些吓人的话所包藏的不过是一些口头禅而已。”恩格斯早在十八岁时就提出“用明朗、优美的形式来表达我的主要思想”。他认为，“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变成口号，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 1882年，为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这本原本不是为了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而写的著作能够让工人接受，恩格斯在形式上进行了修改，删除了一切不必要的外来语，认为“在内容方面，我可以肯定地说，对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评论斐·拉萨尔的历史剧《济金根》时，批评拉萨尔创作不要“席勒化”，而要“更加莎士比亚化”，提出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的创作原则，虽然这是指文学的创作原则，但马克思恩格斯在经典著作创作中成功地借鉴了这一原则，他们凭借深厚的文学造诣，实现了科学研究的深刻性和叙述语言的生动性的有机结合。

二、马克思恩格斯深厚的文学造诣

马克思恩格斯都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学知识和美学思想，他们的头脑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文学宝库。马克思的父亲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律师，马克思从小就在他父亲引导下认真阅读十八世纪德国文学，他的邻居后来是他岳父的魏斯特华伦男爵，也引导马克思从小阅读古希腊文学作品。在浓厚的文学氛围熏陶下，马克思从小酷爱文学，而且天资聪颖，在马克思的特里尔中学毕业证书上有这样的评价，“该生具有良好资质：古代语言、德语和历史学很勤勉。” “拉丁语该生对在校所学古典作家作品较容易的地方，不经准备也能熟练而严谨地翻译和解释；如经过适当准备和稍加帮助，即使对较难的地方，特别是那些不是在语言特点而是在内容和思想联系方面难以理解的地方，也常常能够做到这一点。……希腊语他的知识和他对在校所学古典作家作品的理解能力，差不多和拉丁文一样好。法语他的语法知识相当好：稍加帮助，他也能读较难的东西，口头表达方面也比较熟练”。由于良好的语言基础，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就系统阅读了古希腊、罗马著名作家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柏拉图、西塞罗、维吉尔、奥维德和塔西的原作，特别推崇埃斯库罗斯的作品，每年都要读一读他的希腊文原著。对于中世纪和近代文学，马克思也进行了广泛的涉猎。他熟悉中世纪的许多民间故事和史诗，对德国的文学家莱辛、歌德、席勒、海涅的作品十分精通，十分喜爱歌德和海涅的诗歌，海涅还成为他的好朋友。在父亲的影响下，马克思深入学习了法国启蒙主义作家卢梭、伏尔泰和狄德罗的作品，系统阅读了但丁、巴尔扎克、狄更斯、塞万提斯等文学巨匠作品，认为他们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对于莎士比亚的作品，马克思更是推崇，李卜克里西在回忆录说到马克思“不倦地给我们谈老威斯特华伦男爵，谈他对莎士比亚与荷马的惊人知识，说他能从头到尾一字无误地背诵荷马的短诗，还能以英语和德语背诵莎士比亚的大部分戏剧”。马克思对莎士比亚的著作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对戏剧中的不引人注意的人物都很熟悉。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期间，马克思创作了大量的叙事诗、抒情诗、讽刺诗和爱情诗，表现出良好的文学素养。

恩格斯同样热爱和精通世界许多民族的文学。恩格斯的母亲热爱文学，受到母亲的影响，他在少年时代就对文学艺术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在恩格斯的中学肄业证书有这样的评语：“恩格斯对德国民族文学史和阅读德国古典作家的著作表现了值得嘉许的兴趣。”在爱北斐特中学期间，恩格斯参加了乌培河谷作家和艺术家爱好者团体，并创作了许多诗歌和剧本。恩格斯十分崇拜歌德，从小阅读了歌德许多作品，能大段地背诵《浮士德》和歌德的其他著名诗作，终生喜爱他的作品。对德国中世纪民间文学、史诗和近代文学他都非常喜爱，还以极大的兴趣学习了希腊文、拉丁文和法语，阅读了荷马、欧里庇得斯、柏拉图、西塞罗、维吉尔等作家的作品，特别喜爱文艺复兴时期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伟大作家的作品，尊崇莎士比亚是文学权威，此外对法国文学和俄国普希金、谢德林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都十分熟悉。恩格斯很喜爱巴尔扎克的作品，1883年生病期间，他说：“在我卧床这段时间里，除了巴尔扎克的作品外，别的我几乎什么也没有读，我从这个卓越的老头子那里得到极大的满足。”可以说，文学是恩格斯终身的爱好。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语言的艺术特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深厚的文学造诣，马克思主义经典表现出鲜明的文学特色，语言显得十分生动，富有艺术性和审美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优美诗文的引入使著作语言生动活泼、情趣盎然。在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理论时，经常把优美的诗文信手拈来，文学语言强烈的爱憎情感和理论著作的严密逻辑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文风生动活泼。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到货币的本质时，连续引用歌德《浮士德》和莎士比亚戏剧《雅典的泰门》中的诗文：“假如我能付钱买下六匹骏马，我不就拥有他们的力量？我骑着骏马奔驰，我这堂堂男儿，真好像生就二十四只脚一样。”“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不，天神们啊，我不是无聊的拜金客。……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马克思引用这些独白，称赞“莎士比亚把货币的本质描绘得十分出色。”再如在《神圣家族》中，为了批判青年黑格尔分子埃德加尔·鲍威尔关于“爱情本身是一种不知来自何处也不知走向何方的情欲”的唯心主义思辨说教，马克思恩格斯引用席勒《来自异乡的少女》中的诗句来进行形象类比，“她不是降生在山谷里，谁都不知道她来自何方；她匆匆地辞别而去，连踪影也随之消失。”并引用莎士比亚的喜剧《爱的徒劳》中那瓦国王的大臣俾隆说的台词“爱情不只是幽禁在脑子里”来批判爱情唯心主义的说教，表明爱情不仅是内在的、隐藏在脑子里面的，而且是可以感触得到的客体，爱情是一种具体的有形的存在，它不会只停留在头脑中，必然会表现出一定的行为。

第二，大量文学典故的运用使著作语言简洁精炼、意味隽永。文学典故以简练的语言蕴含着丰富的内涵，经典著作中运用的文学典故涉及从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一直到十九世纪的各国文学作品，数量多达近千个。如仅在《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就引用了“斯芬克斯之谜”、“迈达斯的驴耳朵”、“报复的涅墨西斯”、“两副面孔的雅努斯”、“脱离母亲就失去巨大力量的巨人安泰”、“高悬于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特洛伊木马”、“斩断戈尔迪之结”等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典故。

比如马克思在论述商品和货币的抽象关系时，多次引用文学典故，把抽象的理论与生动形象的文学故事结合在一起，妙趣横生，论理深邃。“我们看到，商品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把自己的‘分散的肢体’表现为分工体系的社会生产机体，它的量的构成，也像它的质的构成一样，是自发地偶然地形成的。” “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出自莎士比亚戏剧《仲夏夜之梦》，讲述了主人公莱散特和赫米娅相爱但受到重重阻难，由于他们坚持斗争最后终成眷属的故事。马克思引用这句话，用爱情结合的曲折道路形象地说明了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即虽然“商品爱货币”，但两者的结合也必须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才能实现。为了说明商品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交换关系中表现出来，马克思说：“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中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快嘴桂嫂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酒店老板娘，她爱慕虚荣，容易上当。一个有爵士地位和武士头衔的福斯泰夫经常到她的酒店骗吃骗喝、赊账赖账，直到死也没有还清快嘴桂嫂的钱，马克思在论述商品价值这个抽象概念时引用了这一形象，说明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必须在商品的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而快嘴桂嫂的商品不能同福斯泰夫的货币发生社会关系，所以她的商品价值的对象性就无法体现出来。

第三，文学修辞手法的恰当运用使著作语言浅显易懂、富有美感。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比喻、拟人、排比、拟物、对比、反复、双关、反语、借代、夸张、顶针、通感等多种修辞方法都能找到，丰富的修辞手法使经典著作语言形象生动、韵味悠长。比如为了从政治上分析新闻出版自由的必要性和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专制本质，马克思写道：“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色彩。精神最主要的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这里用了比喻、拟人、对比等修辞手法，形象地阐述了反映客观世界的精神产品必须形式多样化的深刻道理，极为雄辩有力。针对书报检查对言论出版自由的任意压制扼杀，马克思用比喻的手法写道：“书报检查制度的出发点是：把疾病看作是正常状态，把正常状态即自由看作是疾病。检查制度老是要出版物出版界相信自己有病，即使新闻出版界提出自己身体健康的确凿证明，也必须接受治疗。但是书报检查制度甚至还不是一个按照病情使用不同内服药物的高明医生。它只是一个乡下的外科郎中，治疗一切病症都用那唯一的万能工具——剪子。它甚至还不是一个想使我康复的外科郎中，它是施行手术的唯美主义者；我身上的东西只要它不喜欢的，它就认为都是多余的，它认为不顺眼的地方，就都除去。它是一个江湖医生，为了不看见疹子，就使疹子憋在体内，至于疹子是否将伤害体内纤弱的器官，他是毫不在意的。”这样的描写就把当局对出版自由的压制、蛮横和无能的丑态表现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又如在《共产党宣言》中，丰富的修辞手法使通篇语言洋溢着美的韵味，以至于西方学者S·E·海曼曾赞叹《共产党宣言》几乎是革命修辞学的一部选集。为了批判封建社会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写道：“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这些句子使用比喻、拟人等手法，深刻准确，形象生动，使宣言的科学性、战斗性和文学性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类似这样的句子在著作中还有很多。

四、启示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新时期提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课题。2009年11月，习近平在《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简单质朴的语言讲清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白，使之更好地为广大党员和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对大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育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象是人民大众，教育目的是让人们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教育途径是用简单质朴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讲清楚、说明白。语言问题至关重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著作的语言特色能给我们许多启示。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的内容可以与清新优美的文风完美结合。当前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的内容很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反而认为理论阐述越是艰深晦涩，越是有学问，主张“文章之美在于让人一头雾水”。这种认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是相违背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学院化、书斋化的表现。列宁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邓小平也说出了同样的道理：“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素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工人阶级解放自身的理论武器，理论的叙述方法取决于教育对象，这就决定了叙述语言要考虑大众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做到通俗易懂。即使在学术研究中，有些理论问题很难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但这并不等于说这是优势所在，康德的著作是举世公认的晦涩，但是康德本人也认为，这并非他著作的优点，而是缺陷。因此，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理论工作者应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力求把抽象深刻的理论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才是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理论工作者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同时理论工作者不能故弄玄虚，装腔作势，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对于这种文风，宋代文学家苏轼早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曾经批评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其浅陋”，在他看来，扬雄讲的道理很浅显，“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列宁也提出了这样的告诫：“对人民讲话不要故作高深，要通俗易懂。”

其次，结合文学作品、运用文学典故和修辞手法是实现语言通俗化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清楚、讲明白。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中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具有典型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优美的文学语言总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如果在理论写作和宣传中能结合文学作品，运用文学典故和修辞手法，则有助于实现语言通俗化。毛泽东是这方面的典范，无论是作报告还是写文章，他的语言都十分通俗易懂，引人入胜，这与报告和文章运用了大量的文学典故和使用文学修辞手法密切相关。如“实事求是”、“三大法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用语就有丰富的文学意蕴，毛泽东著作中引用古典小说人物、情节和使用比喻、排比、对比、反语、夸张等修辞手法来阐述理论的例子比比皆是，极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说理通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使用比喻、类比等文学修辞手法，比如他用照相机作比喻，说明唯物的认识论，用岳飞之死阐述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用西游记的故事来阐述质量互变规律与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因此，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无论是理论普及读物写作和理论宣传，结合文学作品，运用文学典故和修辞手法，可以有效地实现理论通俗化。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