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文本解读法
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文本研究在西方已经盛行了，而我国的研究则起步较晚，在90年代后，而且研究的方式也存在着与西方的差别。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国文本研究的进行和深入。我国文本的研究主要致力于“真正的回到马克思”和“回到真正的马克思”，从而提出了“回归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等口号，从而以此为切入点，开始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
一、文本阐释兴起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阐释在我国的兴起，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的。
从历史看来，我国有着长久的文本阐释的传统。文本的解读这个概念和方法对中国学者来说其实并不陌生，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古代的很多学者一直前赴后继致力于四书五经的解读，而且其中也出现一些著名的大家，如两程、朱熹，出现一些比较著名的解经方式，如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所以中国学者对文本解读的路径和方法还是比较熟悉的。《易·系辞上》中已经指出：“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孔子已经很明白地指出虽然著作并不能完全表达作者的言论，言论不能完全表达著者的思想，但是通过分析和考察还是可以把握作者的思想的，为后人解注前人的著作指明了方向。孔子还说道：“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更为后人如何解读前人的思想指明了路径，即是要从前人多方面的著作和言说中去全面把握和理解，进而发挥、阐释和发展。这就为以后我国文本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以后中国哲学研究也是基本按照这个思路发展的。
如果想真正把握作者的思想，就要对原著作进行分析和探索。但是这个传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似乎并没有奏效。从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来看，我国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探究并不是伴随它的传播就开始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中国原生的，是学者从西方引入的思想。而且引入的最初的版本也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是经过翻译的非原形态的文本和片段思想——主要是引入了苏联和日本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但是“由于当时日本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的学者的德语水平不高，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主要不是依据德语原著，而是从美国的通俗读物或者英文转译和介绍过来的。”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是。这不仅对我国以后的教科书的体系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思想的全面性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早期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主要是在国外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并接受了那个国家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带到国内的。这就从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学者片面从外国引入文本、接受思想，而不是从从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原初形态出发去研究的简单化模式，制约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发展中一直在坚信的坚持着这个原则，尤其是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以后，我们马克思主义学者一直在探索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与现实的结合的道路，但是学者忽略了在把理论贯彻到实践中时，首先要对这种理论进行深入、深刻的澄清。马克思是指出了哲学家要改变世界，要在实践中运用理论、发展理论，但是他也没有否认哲学家解释世界的作用。我们在改造世界时，也是需要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的，而且尤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是要在理清它的思想和脉络的的情况下去中国化的，而不是按照我们想当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运用、去发展。在革命的时期可能由于条件艰苦、战争环境并不允许学者详细进行文本的研究和探讨，但是在我国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后，这个问题就应当提到日程上来，否则缺乏对理论本身的深入的探讨必然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瓶颈。而且十分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单纯把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的实践机械结合，而是两者有机的、相互促进的结合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发展，而且需要它在思想中、理论中的研究和革新。
现实中关于马克思文本的兴起，有很多方面的原因。聂锦芳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了两方面的原因：“文本研究之所以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兴起，在我看来，有两方面的缘由：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重新理解和阐释的内在要求，二是顺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转换的趋势。”首先是始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反思，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上世纪80年代后，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尤其是原理的教科书的体系、结构和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教科书的体系一直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所以需要改革。在对教科书的体系原因进行探讨的过程中，认识到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严重的缺乏对文本的研究，尤其是原始的文本，从而唤起了中国学者对原始文本的注重，要求回归文本，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进程。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转换，由偏重实践的方式转向偏重基础理论的研究。因为只有理清基础理论才能更好地在实践中运用。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国外马克思研究者进行交流中，驳斥国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的需要。近几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受到了国内研究的压力，同时也受到了国外学者的挑战。国外学者在研究中提出了“马恩的对立说”、“马恩分裂说”等，而且他们采用的论据很多是新出版的马克思著作的版本，我国学者就处于很被动的应对局面，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我们就要积极主动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版本，而且也只有我们学者真正地对马克思的原稿进行深入的研究后才能从根本上去跟国外的学者进行交流和交锋，澄清和纠正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误解，批判和驳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有意的歪曲和污蔑，从而为我们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与对话建立一个良好的、平等的平台。
二、文本解读过程
我国有着传统的文本解读的方式和方法，现在西方阐释学的传入，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把二者结合起来运用于文本研究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的路径，国内的学者有一定程度的探讨，但研究的比较成体系的是聂锦芳教授的“一般图景”：“从文本研究的角度看，哲学研究活动是哲学家在产生了思想观点之后、借助语言中介、形成哲学文本表述出来，解读者通过对文本的阅读、达到自己对哲学家观点的把握、理解的过程。”他从哲学家产生思想和解读者阐释思想两个角度来论述的。本文主要结合的他的思想，仅从解读者阐释的角度论述了解读的一般过程。
对马克思主义文本进行解读，首先就面临着文本的定性和定量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文本是包含哪些人物的文本和这些人物著作的范围。目前在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中，主要是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尤其是马克思的文本。
对于文本的范围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看法了。张一兵教授在他的著作《文本学解读语境的历史在场——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种立场》中指出了三种：“以我之见，马克思理论写作中大体存在着三类不同的各具意义和价值的文本：一是读书摘录笔记与记事笔记；二是未完成手稿和书信；三是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得到普遍重视和着力研究的往往是第三类论著，第二类文献得到一定的关注，而第一类文本实际上还没有获得应有的解读和研究的地位。而我以为，在一定的意义上恰恰是在第一、第二类文本的深入解读中，才有可能发现马克思思想发展和变革的真实心路和源起性语境。”张一兵教授是大概地列出了马克思文本的几个大的组成部分，并指出了我国文本研究的主要的不足之处，对于马克思未发表的手稿的研究的缺乏，而这正如我们只是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冰山一角，大量的思想和文本还有待于我们去深入地挖掘。而北京大学的聂锦芳教授作了更加细致的工作，他从恩格斯和列宁记载、不同语种的马克思全集的书目、关于马克思著述的综合书目以及MGEA2版的统计等方面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统计的结果是：“迄今为止，已知马克思一生所撰写的著述1974（篇），其中，马克思独著1660部（篇），马克思与人合著314部（篇），马克思所写书信3099封。”这只是个大概的统计的数目，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文本的丰富性，而这些著作是有偏重的。聂锦芳教授对其中的主要的53部著作进行了按题材和专题的分类：“少年习作（5部），笔记世界（10部），时事评论（17部），思想创构（8部），通向《资本论》的历程（13部）。”对待文本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筛选的问题，这53部著作就是一个大概的筛选，但是否这部著作就是马克思思想的主要代表，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而且聂锦芳教授主要是按照马克思的创造时间、题材进行的划分，这种划分方式的合理性也需要受到质疑。而这还仅仅是马克思的文本，所以，对文本的梳理就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而对文本的筛选更需要大批哲学工作者不懈努力。当然每一次的探索都必然把马克思文本的研究更向前推进一步。
马克思文本研究的第二步就是文本的翻译。因为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元语言并不是汉语，所以就存在着对文本的翻译的过程。我国最初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翻译并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等原文本的翻译，而是对其苏、日版翻译文本的翻译。这就存在着一个再转换的问题，所以我国现在通行的文本中就存在着很多的与马克思、恩格斯元思想不相符的问题。比如我国现在通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主要是译自俄文版，一些单行本也是如此。这样我国的学者研究的视界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翻译作为阅读和阐释，是一个跨语际、跨文化的交流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被译介到中国的过程中，中国固有的语汇和思想会‘归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会‘规训’既有的思想和习惯。翻译的场域充满争议和协商。在极端的情况下，翻译就是一种改写，即由于意识形态和诗学两方面的影响，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以使其符合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以便于其为大多数读者所接受。”翻译是个复杂的过程，不仅是语言的转换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对文本的诠释的问题，阐释中就要注意语境和修辞，而阐释中也就存在了修正和改写的风险。因此，对文本的翻译就必须结合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考察语境，慎选关键性的词汇。而我国文本的翻译工作主要是由出版机构如中央编译局承担，与高校的老师的学术研究也存在着一种脱节的现象。
对文本的中文版本的诠释，这是文本研究的第三步，也是我们现在大多数哲学工作者所作的工作。我们翻译文本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是要达到对文本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其实，并不是这一步才存在着对文本的诠释的问题，在前两步中都存在着这个问题。尤其是第二步翻译中。在翻译中，对元语言的理解和对汉语表达的选择都存在着思想阐释的倾向。因为语言的选择就是思想阐释的一部分，是回归原始的元语言的表达，还是与现实汉语言的结合。而且文本的阐释中是要经历两个结合的：一个是中国传统结合，中国化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与中国的现实结合，现实化的问题。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它的传承与演化，都有其内在的“文本”原因和外在“解读”的动力。这并不是两个脱节的方面，从一定程度上说它们是同一个方面。正在这种解读中传承，传承中批判，批判中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学研究的不断扩展和深入。
三、文本解读中存在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学研究兴起的时间并不长，而且研究者队伍专业化的程度也并不是很高，所以也存在许多的问题。聂锦芳教授指出四个方面问题：“一是国内学界对文本研究仍然存在诸多误解；二是文本研究的“国际化”水平还比较低；三是《资本论》研究仍是比较薄弱的环节；四是文本研究与比较研究、与元理论建构存在脱节的现象。”聂锦芳教授以其多年进行文本研究的经验深刻指出了文本研究中所出现的主要问题。但是，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也需要正确面对。
首先是我们现在文本研究中所涉及的文本相对较少。不可否认，现在我国的文本研究还处于初始的阶段，研究的经验和方法都有待于丰富和发展，而且我们还要扩展我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现阶段我国学者主要接触的文本集中于马克思的文本，而且是马克思的经典文本，而对于“非经典文本”关注的人较少。即使是对经典文本的关注也并没有形成研究的独立性，而是对国外研究的亦步亦趋，很多国际性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活动中，中国人参与很少，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导形态的大国来说很不相符的。而且我们对文本版本的研究很多是国外进行讨论过的，这就从另一方面限制了我们对文本阐释的深度。现在我国接触到的文本的版本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才在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后受到那么多的关注，后来又受到其他版本的批判。我们由于接触到的版本相对较少、材料相对匮乏，所以现在很多还是处于翻译一个版本，接受一个版本，新出一个版本，批判一个版本的阶段，并不能对马克思文本进行原形态全面的把握，从而确立自己的立论基础和根基，以“不变”应“万变”。
其次是既精通语言，又了解哲学的专业研究人才相对较少。这一方面与我国的文本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很多哲学工作者还并没有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体制相关。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生培养却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哲学是比较冷门的专业，不能吸引大批人才加入这个队伍，另一方面加入这个队伍的大部分学生都是为了取得文凭和就业的需要，而不是真正的潜心作学术研究。
再次，是方法的单一性，主要的是借用了西方的阐释学的方法。在西方阐释学传入后我国对其的研究就进入到一个热烈讨论的阶段，却忽略了我国传统的阐释和解读的方法。固然，我们需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的成熟的研究方法，但是需要经过我们的改造和适应，如果单纯移植外国的方法，就会造成生搬硬套的现象，套出的结果也就是“四不像”。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我们必须回归到学术的层面上，在打牢这个基础上才能在新世纪中去发展、拓深马克思主义哲学，去与国外学者进行平等的对话。否则，一切只是空中楼阁，虚幻的高楼。
参考文献：
［1］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和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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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魏小萍．追寻马克思——时代境遇下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逻辑的分析和探讨．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