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亲笔信收集情况与中央编译局典藏工作思考
一、两封马克思书信的收集情况
从2010年年底到2011年年初，中央编译局陆续搜集了两封马克思的亲笔信，它们分别是马克思夫妇1876年10月16日致友人托马斯·奥尔索普的信和马克思1878年6月25日致《自由新闻》及《外交评论》发行人兼编辑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的信。
前一封信的信纸是一张规格为224毫米×178毫米的白色纸张。书信迄今保存良好，纸张和文字均无缺损，但在100多年后的今天，纸张颜色已变成黄色。书写材料原本是黑色墨水，如今已变成棕色。信纸一面由马克思书写，写满了经对折后的右半面，即书信第一页。信纸另一面由燕妮书写，写满了一整面，即第二页和第三页。书写文字是英文。第一页左上方有奥尔索普的收信标记：“10月17日”，马克思书写的那一面信纸的左半面即第四页空白，仅仅留有一个标记：“马克思博士”。这一标记极有可能是由燕妮写下的，但不排除由其他人书写的可能性。
后一封信的信纸是一张规格为112毫米×88毫米的白色纸张。尽管书信保存良好，纸张和文字无缺损，但纸张如今已略微变黄，并有一块墨迹污染，而且纸张左侧有针孔。书写材料原本是黑色墨水，如今已变成棕色。纸张正面由马克思写满，共13行文字，书写文字是英文。
中央编译局搜集这两封马克思的亲笔信，得到了双重真伪保证：一是经过拍卖行或旧书店的文物鉴定专家的真伪保证，二是经过MEGA专家的真伪保证。这就是说，我们搜集马克思的原始笔迹，比一般的文物收藏多得到一重真伪性保证。这是因为，事关马克思手稿鉴定，我们中国人在国际上并不享有权威性，需要借助MEGA专家的力量。而且，MEGA专家根据亲笔信做出书信描述和手稿识别等工作，将来可以将书信描述和手稿识别刊登于相应的MEGA卷次，包括说明手稿保存在北京的中央编译局。这样，我们收藏的马克思亲笔信，便可在MEGA中得到证明。
在这两封书信的收集过程中，得到了我国驻外使馆的帮助。我方外交人员出席相关活动，不但可以见证此项工作的规范性，而且可以为我们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外交保证。
二、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作的重点
典藏工作的成果不是孤立的手稿原件，它不但要配合以必要的考证和说明，而且要配合以在内容上密切相关的其他文献。例如，与中央编译局搜集到的马克思致科勒特的亲笔信密切相关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于1878年6月12日、发表于13日《每日新闻》上的《布赫尔先生》，以及马克思写于1878年6月27日、发表于6月29日的《法兰克福报和商报》上的《答布赫尔的〈声明〉》。①因此，中央编译局搜集到这封亲笔信后，会搜集上述两篇文章的电子复印件。又如，此前国际上陆续有马克思手迹售出，包括马克思致科勒特的一些书信。中央编译局搜集到的马克思致科勒特的亲笔信只是其中一封。此前售出的有：
1．马克思1866年9月26日致科勒特的信，对当时的德国大选及议会体制做出了10项分析。
2．马克思1868年11月2日至19日之间致科勒特的三封信，揭露了沙皇俄国为穷兵黩武而举债英格兰银行给欧洲金融造成的恶果。
3．马克思1881年2月10日致科勒特的信，显示出马克思密切关注德国与俄国有可能签订引渡协议一事。
上述马克思致科勒特的亲笔信，此前都未正式发表，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鉴于上述书信原件此前已经售出，无法取得原件，中央编译局会对其进行电子复制，就像对搜集到的马克思致科勒特书信原件进行电子复制一样，并无偿地为国内学者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便利。
上述涉及马克思亲笔信以及亲笔信电子复制件的实例管中窥豹地说明，原始手迹与电子复制件彼此配合，才能尽可能丰富地充实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为此，中央编译局典藏工作的重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迹的电子复制件，并通过这些工作为国内学者识别马克思手稿的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进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以欧洲近代史、工业革命史、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社会主义思想史等等为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这一广阔的背景同样是文献典藏的内容。尤其是，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十月革命的成功，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发展同样属于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的内涵。因此，中央编译局会大量搜集以国际工人运动史、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史为主题的外文原版书籍，并以同样的力度开展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文献典藏。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著作有一类特殊情况，即马克思恩格斯题字后馈赠他人的赠书。这类题字赠书不但具有研究价值，而且具有纪念意义，因而成为中央编译局的典藏重点。总之，中央编译局会将搜集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迹、手迹电子复印件、题字赠书、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各个版本、配套历史资料、相关内容链接等组成一个综合性整体，充实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
三、典藏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中央编译局开展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作，面临一种张力。构成这一张力的一极，是典藏工作的紧迫性，而另一极是典藏工作所需要的冷静态度。就前一极而言，举例来说，科隆历史档案馆是德国重要的档案馆之一，是中央编译局搜集马克思文献的重点对象。但几年前，科隆市修建地铁，地铁隧道通过档案馆地下，导致档案馆大楼沉陷。档案馆中保存的1000多年来积累起来的资料，三分之二遭到灭顶之灾，其中就有《新莱茵报》和一些马克思的书信。如果中央编译局在此之前从科隆历史档案馆搜集资料，那么档案馆的厄运或许恰恰有助于提升中央编译局的典藏工作在国际上的地位。如今，令中央编译局永远失去了在该档案馆搜集文献的机会。所以说，中央编译局的典藏工作在客观上面临着紧迫性。
就后一极来说，典藏工作也面临着财政压力。目前流传在社会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已经很少，得之十分不易。作为文物来说，在买方较多的情况下，自然会形成卖方市场，卖家会掌握主动权。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编译局在尽力扩充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量的同时，应当保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意识。在历史上，也有包括马克思后人在内的实物拥有人故意抬高马克思手稿或遗物价格这一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前苏联和前民主德国的马列研究院曾采取拒绝态度。对此，我们也应该认真思考。因为，我们开展典藏工作，就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需要以冷静的态度致力于在国际市场上将马克思手稿和相关实物维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水平上。
典藏工作就维系在上述紧迫性与冷静态度之间的张力中，责任感与理智态度共同决定着典藏工作的成就。
注释：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5卷第185—186、187—189页。
（作者：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典藏处处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