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典藏

作者:[俄]瓦·福米乔夫 著 李铁军 译    发布时间:201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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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人文献档案是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镇馆典藏之一,当仁不让被编为档案馆的一号全宗。在介绍这一珍贵文献典藏的结构和具体内容之前,首先需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来龙去脉做一个简要回顾。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对其留下的档案进行了系统整理,按专题和时间顺序对马克思的手稿、书信、提纲、笔记和其他遗物进行了分类整理,给马克思的很多笔记本注上了标题,列了内容目录。恩格斯在给友人写信时曾多次提到,马克思留下的诸多材料有助于《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出版、编修共产主义者同盟史和国际工人协会史以及写作马克思的传记。

恩格斯去世后,根据遗嘱,其所有档案被分成了三部分: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得到了马克思的所有手稿和信件;恩格斯的手稿和信件(包括与马克思的通信)交给了以倍倍尔和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恩格斯的家信和一些亲友的来信则都交回给了写信人。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世时,很多材料就已经在他们的朋友和同志手里。很多著作的手稿留在了他们投过稿的出版社、报社和杂志社。

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和二女儿劳拉去世后,她们保存的文献遗产由马克思长女燕妮的儿孙们继承。他们还保存了马克思的一些私人藏书和其他个人物品。

马克思和恩格斯数量庞大的私人藏书移交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被送到了柏林,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在1900年之前一直留在伦敦,由尤利乌斯·莫特勒负责照管,后来也被运到了柏林。德国法西斯上台执政后,这些档案都被迁至丹麦,放在哥本哈根的丹麦工人银行的保险柜里。还有一部分档案存放在巴黎,包括别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件以及其他一些珍贵资料。193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所有档案被一家荷兰银行以7.2万荷兰盾的价格永久收购。现在,这些档案都保存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中。

1920128,俄共(布)中央全会做出决定,在社会主义科学院里成立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博物馆。19211月,该博物馆更名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达维德·鲍里索维奇·梁赞诺夫被任命为研究院院长。研究院的任务就是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献遗产都汇集到莫斯科,在此基础上筹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24711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被认定为“苏联境内唯一一家负责保存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活动以及出版其作品有直接关系的所有原始文件的国立机构”①。

研究院成立之初,仅仅拥有马克思写给阿·卢格的8封书信原件。在整个国家面临饥荒、满目疮痍的艰难时期,梁赞诺夫完成了看起来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不仅得到了政府授予的广泛权限,还得到大笔资金用于收购文献资料和图书。正像波克罗夫斯基(М.Н.Покровский)所说的那样:“欧洲市场向梁赞诺夫敞开了大门,他是欧洲市场上出现的首批买家之一,几乎比所有人都要早。我们在国外连一台机器都没买之前,很多价值连城的手稿和珍贵版本就已经坐上英国驱逐舰漂洋过海来到了我国。”②梁赞诺夫在文献资料和图书收集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毅力和敏锐性。他本人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私交甚笃,他侨居德国期间曾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工作过,十分熟悉这些档案,他所具备的这些条件对于帮助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充实马克思主义史料来说可谓得天独厚。1924年,梁赞诺夫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签订了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提供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中的手稿和书信影印件的协议。梁赞诺夫从德国运回了7000张马克思未发表过的经济学手稿影印件。19241928年间,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所有文献资料第一次得到系统编目和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获得了大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和荣克-贝克尔、赫斯、莫特勒、左尔格等其他人的很多文献资料。③除了影印件之外,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还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以及巴黎公社和欧洲各国工人运动领导者的很多手稿原件。为了加强这一工作,梁赞诺夫在欧洲各国为研究院建立了一个通讯员网络。④通讯员们的职责就是为研究院的档案馆充实有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史的原始文献。这些通讯员和很多机构、书店、文物商和收藏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如果无法购得原件,就想办法购买影印件。担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驻法国通讯员的先后有鲍里斯·苏瓦林、列昂·伯恩施坦和亚历克斯·吉恩,德国的通讯员是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英国的通迅员是哈里·斯蒂文斯。

在研究院领导和驻西欧各国学术通讯员的共同努力下,到1930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档案馆已成为欧洲最大的档案馆之一,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收藏方面首屈一指。这时档案馆已拥有1.5万份原件和17.5万份影印件。文献资料分为德语国家、拉丁语国家、斯拉夫语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国际史五个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献共有4316个卷宗,其中包括437份原件和5.5万张影印件。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俄文第1版和第2版以及MEGA1就是在这些材料基础上整理出版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影印工作的重大意义逐渐彰显出来,因为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里的部分马克思手稿原件被盗走,或者在档案馆多次搬迁过程中被遗失。

梁赞诺夫被捕以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31113决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与列宁研究院合并为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研究院的工作任务也被调整,出版工作成为重点,为档案馆充实文献资料退居次要地位并逐渐收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仍继续购买获得了部分文献和一些较小的收藏,但再不像以前那样有针对性地开展充实档案的工作。尽管如此,从1931年到1941年开战前这一时期,档案馆共收到1300多份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典藏也由此达到了5640份。

1934年至1935年间,联共(布)中央曾三次研究购买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问题,可惜谈判没有取得成功。⑥

战后,为档案馆充实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工作再度得到加强。这与启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2)的出版工作有关。战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典藏因龙格家族保存的手稿和书信原件而得到极大充实。法国共产党提供了约300封书信原件,另外从各种拍卖会和一些私人手中也购得了一些文献。

现在,仍有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原件下落不明,仅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一项就有1400多封。

经过长期的积极工作,现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典藏(包括原件或者影印件)。档案馆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全宗共计15212份存档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为原件。该全宗下分五个目录。目录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文献手稿,反映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以及重要理论著作的创作过程,共计7343份存档件(8974份文件)。目录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已无手稿存世的一些书信和著作的早期出版物,共计228个卷宗。目录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材料,共计353个卷宗。目录四是马克思恩格斯收藏但没有批注过的图书、杂志、报纸和剪报。目录五是别人写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共计6812封。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那些有马克思恩格斯亲笔批注的书信都归入了目录一。

无论从结构还是内容来说,目录一都是最为珍贵的。目录一所列的文献按性质和内容可以分为如下专题:

1.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书和小册子)的手稿和文件校样;

2.马克思恩格斯的讲话、文章、声明、出版说明以及相关文件的校样;

3.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各种准备材料,包括读书摘要、提纲、笔记、草稿等;

4.马克思恩格斯为革命实践活动起草、修改或者签名的各种文件、决定、会议决议、呼吁书、传单等;

5.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在别人来信上所做的批注;

6.有马克思恩格斯赠言题词的书籍,以及有马克思恩格斯题词、批注和标记的书籍、报纸和剪报等;

7.有马克思恩格斯赠言和其他题词的照片;

8.有马克思恩格斯签名的文件,由马克思恩格斯委托起草或由他人誊写的文件(原稿缺失)。

马克思恩格斯全宗里保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33年至1895年间的专著、小册子、文章和声明的300多份手稿。属于马克思主义形成期的最为重要的马克思手稿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和《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文献遗产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的经济学手稿,这些手稿有助于我们逐步追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形成过程。全宗里的文献表明,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上半期重新开始进行经济学研究,他是从40年代开始做这一工作的。他在这一时期所做的研究规模庞大,成果惊人。他收集了大量的事实材料,仅仅从1850年秋到18538月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摘要笔记就记了24本,这些笔记本的总量共计有100个印张。这些笔记说明,马克思用于提出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的材料来源非常广泛。笔记里涉及各种学术流派的著作,多数是马克思对读过的书所记录的提纲以及各种引文,马克思对读过的材料做出的评论。这些评论形式多样,有的仅仅是一些感叹号或简短的批注,有的则是长达数页的附注,其实是一些小型的研究。

马克思手稿中与《资本论》创作有关的一部分是他的经济学手稿的写作材料。他18571858年间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始稿共包括7个笔记,基本上涵盖了《资本论》第1卷的所有问题。1859年初写的新手稿包括3个笔记,M号笔记的内容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是马克思主义成熟期从理论上讲内容最为丰富的文件之一,马克思在这份文件中最为完整地阐述了他对作为独立学科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方法的理解。⑦

这一系列文献有助于研究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各个阶段,追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的起源。同时这些手稿还说明,马克思是如何精心细致、精益求精地对待自己的作品的。

马克思的笔记是他的手稿遗产中弥足珍贵的文献。全宗保存了马克思从1844年到1881年间的23个笔记(其中22个为原件)。这些笔记反映了马克思活动的不同方面,包括一些思想的简要表述、简要草案和一些写作计划,也包括一些完整的文件、日记、书信草稿、其他人来信的抄本、书目札记等等。

马克思笔记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44年开始记的那本。这个笔记中除了一些书目札记和地址之外,还有《哲学的贫困》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两本书的草稿,后者曾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马克思恩格斯手稿中很大一部分是为写作做的准备材料——摘录和提纲。全宗里保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351894年间共计250多个关于各种专业知识的摘录本。其中大多数摘录本(190个存档件)是马克思做的,用德文、英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俄文、意大利文等语言所做的摘录和提纲包罗万象。这些丰富的材料涉及多个民族和时代的政治史、社会和经济史、各种社会学说史、工人运动、国际关系和外交、军事艺术和其他领域的知识等等。

对这些反映出马克思恩格斯广泛的、真正百科全书式兴趣的笔记本内容进行分析,使我们可以深入他们的科学实验室,追踪他们的著作的起源和进一步发展,确定马克思恩格斯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兴趣范围。

总而言之,马克思的笔记和提纲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和发展过程的重要源泉。这些材料有助于追踪研究这一过程的细节和特点。这些文件显示出马克思所依据的庞大史料基础,反映出马克思广泛的学术兴趣,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掌握和进一步发展前人的优秀成果基础上产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2000多册藏书也证明了他们庞大的智力工作。⑧全宗目录一保存了600多本有马克思恩格斯亲笔批注和赠言题词的图书。

全宗的一大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441883年间的1600多封信)以及他们与别人的通信(18371895年间约2600封信)。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遗产作为研究他们生平和活动的重要材料,对于撰写他们的历史传记具有重大意义。这些书信充分反映了两位伟大思想家波澜壮阔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反映了他们在各种学术领域和革命实践中的创造性合作。他们在信中讨论的问题涉及哲学、自然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历史学、语文学、军事、技术、文学和艺术等。他们的通信揭示出他们的学说的三大组成部分的发展情况,以及他们对很多专门知识领域所做出的创造性贡献。很多信中还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的创作计划。所以,除了很多后来在出版著作中以更完善的形式得以表述的重要观点的草稿之外,书信中还有很多十分珍贵的、但在手稿中没得到发展的思想。

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在书信中占有重要地位。从书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多么重视各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农民和各受压迫国家人民的解放运动、制定无产阶级的策略路线等问题。书信还反映出他们为建立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所做的多年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的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具有巨大的政治和学术意义,这一遗产被广泛利用和出版。在这一文献遗产基础上,苏联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50卷(54本书)。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英国、日本、意大利、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类似版本都是以此为基础的。现在,由一个国际出版集体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各卷次正在陆续问世。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馆长索罗金先生即是该编委会成员。MEGA版全部出齐后,读者就能目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全貌,这将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提供更好的前提条件。

注释: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в 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й,1924,№13C.121180-183.

《Правда》,11 марта 1930.

См.Бюллетень N 1 Института К.Маркса и Ф.Энгельса.Октябрь 1928 г.С.5-6;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К.Маркса и Ф.Энгельса.М.1969.С.135-140.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通讯员工作反映在71号全宗50号目录的文件里。另参见:Jonathan Beecher and Valerij N.Fomichev,“French Socialism in Lenins and Stalins Moskow: David Riazanov and the French Archive of the Marx-Engels Institute”,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Volume 78Number 1March 2006.

См.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К.Маркса и Ф.Энгельса.М.1969.С.145.

P.Meyer,“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archivs und das Schicksal des Marx-Engels-Nachlasses”,Archive fuer SozialgeschichteVI./VII.Band.Hannover 1966.S.106.

См.Маркс К.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1857-1861 гг.Часть 1.Предисловие.М.1980.

MEGA2IV32.

(作者Valeri Fomichev系俄罗斯国家政治社会史档案馆马克思恩格斯手稿部门负责人;译者系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译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