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与《资本论》1861—1863年手稿
马克思毕生与黑格尔哲学的联系以两个时期为特征。第一时期是从1841年到写作《哲学的贫困》的1847年，我把它称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吸收”时期。第二时期从写作《大纲》（Grundrisse）的1857—1858年开始，一直到1883年马克思去世，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吸收”时期。
本文聚焦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吸收”以及《逻辑学》对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核心地位。为了证明马克思从《逻辑学》中借用了许多逻辑范畴作为其社会理论的解释策略，我将考察他在资本主义研究中所使用的一个特定的逻辑工具。然而，我并不会以马克思本人在1867年完成的《资本论》第1卷为出发点，也不会以恩格斯编辑并在1885年和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为出发点。我几乎完全只以马克思在1861—1863年间所作的工作笔记为依据。[1]
这些工作笔记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或者说MEGA之中。它们是MEGA第二部分或者说致力于《资本论》发展过程的那一部分的组成部分，它们也是第二部分第3卷的组成部分。我所考察的工作笔记是第二部分第3.1、3.5和3.6卷。第3.2、3.3和3.4卷收录的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但是在本文中我不会涉及这些研究。第二部分的所有6卷都已被译成英文，尽管我是直接参照德文版进行研究的。这6卷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34卷中找到。
换句话说，马克思首先写了收录在第3.1卷中的草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资本一般》，它主要探讨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过程。然后，马克思中断了他对系统的资本主义统一体的分析，在第3.2、3.3和3.4卷中致力于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初步概括。在写完关于剩余价值的工作笔记后，他又返回资本主义的有机整体；第3.5卷基本上是关于流通过程的草稿纲要，它首先研究了重商主义之下的流通过程。第3.6卷从关于相对价值的研究入手，包含着论述机器在生产过程中的运用和影响的精彩段落，之后以关于再生产过程的长篇概括结束，正是这段概括使马克思简单勾勒了他的分配理论和三位一体的公式。[2]
MEGA使关于马克思思想的阐释发生了彻底的革命。通过刊印从前不为人知的、从未出版的马克思著作，MEGA不仅揭开了一块遗失的马克思著作的大陆，而且迫使人们彻底重估从前对马克思哲学所做的阐释，或者说，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的新时代。本文认为，MEGA解决了黑格尔之于马克思的影响之谜。
在对MEGA第II/3.1、II/3.5和II/3.6卷的研究中，我专注于本质或者内在趋势这一逻辑范畴。[3]本质是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范畴。我之所以选择这一范畴，是因为它对马克思的作为自我生成之集合体的生产体系的构想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它，马克思就不能解释他的社会生产总体的思想。
我知道，具有竞争性的黑格尔逻辑同时存在于马克思那里。我所关注的逻辑同有机体发展的主题相关。我把整体进化的主题看作马克思的事业中备受优待的逻辑。赫尔姆特·布伦特尔在他的一部非常优秀的著作[4]中极为详尽地分析了马克思以矛盾—反思作为《资本论》的阐释工具之一。但是，尽管矛盾—反思的逻辑对讨论马克思有关商品与流通的理论非常重要，在研究马克思的社会生成理论中却只具有次等的重要性。
现在，我有必要指出马克思从中引用本质这一逻辑范畴的黑格尔的确切文本。较之更为重要的是，要表明黑格尔对本质的使用与马克思对本质的使用是完全等同的——黑格尔对这一术语的界定与马克思的界定完美契合。
我将集中关注的两个资料是《哲学全书》第一部分和《逻辑学》。“小逻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1860—1863年写作1861—1863年笔记的时候，马克思从《哲学全书》中做了关于“存在”论的四页概要。[5]“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吸收”时期开始于马克思需要再次熟悉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时候，正如他在1858年1月15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的。当马克思准备写作“资本一般”的最初稿本时，他意识到，如果不结合黑格尔逻辑的特定形态，就不能解释他的社会总体观。[6]
在《哲学全书》中，本质表现为存在（Being）与绝对理念(Absolute Idea)的中介。存在是不定的性质，绝对理念是思维的自我规定，本质是存在与绝对理念之间的桥梁。本质提供了现象由以产生的趋势，只有在现象逐步向前发展之后，绝对理念才能实现自己全部的自由，或者实现“自在”。
本质的作用是维持现象，或者说，它必须产生绝对理念能够否定的确定物（determinate object）。如果没有为绝对理念所消耗和取消的确定物，绝对理念就不能实现自己全部的自由。本质是土壤，相互联系的物的风景——一幅物与物之间相互中介，从而得到辨识的图景——从中产生。
《逻辑学》分为两卷：客观逻辑与主观逻辑。客观逻辑分为两篇：存在论与本质论。主观逻辑只包含概念论。本质是中介性的根据。用更加具有本体论意味的话来说，《逻辑学》的辩证发展在其从理念的绝对直接性到绝对自我规定的运动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这一辩证的前进过程中，本质是第二阶段，或者说本质提供了持续性、连续性，这使得存在过渡成为绝对理念。正是这种趋势使得绝对理念的有机发展脱离了直接性。
本质是一种永恒性、内在性，它是现象的根据。存在是无差别的直接性或不定性的领域。然而，逻辑由于本质而进入到中介或者联系的层次。特殊性相互联系，相互反映，从这种中介中产生了有差别的客体性。〖JP2〗现象是有差别的客体性的产物，它是可区别的、相互联系的特殊性的结果。本质是持续的趋势，正是基于它，这一运动才得以发生。
在《逻辑学》中，黑格尔是这样描述本质的：
本质处于存在和概念之间，构成两者的中项和本质的运动，即从存在到概念的过渡。本质是自在自为的存在，但这是在自在存在的规定之中；因为本质的一般规定必须是从存在而来，或者说，必须是对存在的第一个否定。本质的运动就在于，要在存在那里建立否定或规定，从而赋予自己以确定的存在，并把它自在地所是的东西，变成无限的自为存在……
本质首先在自身中映现自己，或者说是反思；其次，它显现；第三，它启示自身。它在它的运动中给自己建立以下规定：
I．作为在自身以内的规定中的单纯的、自在的本质，
II．作为实有而出现，或者说按照其存在(existence)和现象而出现，
III．作为与其现象合一的本质，即作为现实。[7]
在这些段落中，黑格尔把本质描述为一场否定自己各个不同环节的运动。本质的第一个规定是作为持存（subsistence），但是这个环节被否定了。通过这一否定，本质改变了自身，变为存在（existence）。否定的过程继续进行，存在本身被否定，本质此时把自己表现为现象。这是形式的层次。现象是这样一种层次，在其中，确定物处于相互联系之中，这种联系就是形式。相互联系的、有差别的物为形状或者整体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没有本质，整体永远不能形成，因为只有本质才能提供永恒性、持久性，正是依赖于它，确定物才能够展开相互反思的过程。
在《逻辑学》的《现象的消解》一节中，黑格尔做了如下的评论：
因此，现象世界与本质世界在本身中都是自身同一的反思和在他物中反思的总体，或者说是自在自为的存在和现象的总体。它们两者都是自我持存的独立整体；一个只应该是反思的存在，另一个则是直接的存在；但每一个都在它的他物中连续自身，并且因此在本身中都是这两个环节的同一。所以当前呈现的东西，就是这个总体，它自己把自己排斥到两个总体中去，一个是反思的总体，另一个则是直接的总体……因此，每一个被规定为直接的或反思的总体的有区别的独立性，现在就这样建立起来，即只是作为对另一总体的本质关系和在两者的这种统一中有其独立性。[8]
在这段中，黑格尔表明了两个世界即现象世界与本质世界的共存性。他谈到本质世界是“反思的存在”，而现象世界是“直接的存在”。“反思的存在”（本质）与“直接的存在”（现象）有一个共同的特性：二者都“自我持存”。虽然二者是一个整体的两个不同部分，但是一方都需要另一方，“它们只有作为整体才是自我持存的”。或者说，本质和现象要想共存，就必须形成一个统一体。因此，现实总是由内在和外在构成的整体，本质是作为内在的自我持存。本质不仅是可分世界的一部分，而且也是现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自在”，现实世界就不能存在。
马克思把黑格尔的本质意义融合到了他自己的著作中，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1861—1863年时期的三个笔记本中。马克思的目的是展现“资本主义一般”，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首先展现资本主义的本质。对马克思来说，本质意味着内在趋势或者持存，它提供社会学的整体的规定。在第II/3.1卷的“绝对剩余价值”部分，马克思写道：“资本同货币贮藏共同具有无限的自行致富的趋势。因为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资本必然具有无限的增加剩余劳动的要求……这种趋势到处都毫无掩饰地显露出来。”[9]在1861—1863年笔记的另一部分，即讨论积累的第II/3.6卷，马克思再次返回到内在趋势的逻辑：“资本只有通过占有必要劳动，即通过同工人进行交换，才能造成剩余劳动。由此就产生了资本要造成尽可能多的劳动的趋势，也产生了它要把必要劳动缩小到最低限度的趋势。”[10]之后，当马克思在相同部分讨论相对剩余价值时，他做了这样的评论：“这种购买把被使用的劳动能力在一定时间内并入资本。换句话说，使一定量的活劳动成为资本本身的存在形式之一，可以说，成为资本本身的隐德来希。”[11]
在1861—1863年工作笔记的其他节中，马克思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一种“推动力量”[12]或“目的”[13]，并且直接借用黑格尔的观点，形容资本具有一种“潜在”[14]。当马克思谈到“动力”、“目的”以及“潜在”时，他就超越了黑格尔而达到了亚里士多德的从潜在向现实运动的思想。亚里士多德把生命看作是以内在原则为依据的连续的发展路线。当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有机体观渗入黑格尔并在他那里贯通开来时，马克思接受了它，从而把该逻辑应用到了社会总体中。
在第II/3.5卷中，马克思对竞争做了如下的评论：
资本的竞争不外是资本的各内在规律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各内在规律的实现，这时，每一个资本对于另一个资本都表现为这些规律的司法执行官；资本事实上是通过它们由于彼此发生关系，由于它们的内在性质而彼此施加的外部强制来表现自己的内在性质的。但在竞争中，资本的各内在规律，资本主义生产的各内在规律，表现为资本相互间发生机械作用的结果……[15]
马克思的方法论以一种社会形式理论为基础。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通过意识活动来描绘文化形式的演进过程那样，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史理解为在社会形态和总体中的展开过程。为了让这些社会形式在既定的时期内存在，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必须依赖于一种内在趋势。这一“内在规律”提供了连贯性、凝聚力，从而维持了这些形式的存在以及功能。马克思的方法论以这样一个假定为依据，即，要想把握社会形式的意义，首先必须洞察这一内在本质。
马克思对应用于社会体系的本质论的认同，为他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钥匙。在1861—1863年工作笔记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得出新的定义，这一定义与内在趋势的概念更为符合。在1861—1863年草稿之前，马克思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接近亚当·斯密关于资本主义是积累起来的劳动的定义，只不过马克思把它修改成积累起来的剩余劳动。正是在1861—1863年草稿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重新定义为一种增殖过程。
劳动的积累涉及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生产的手段体现了过去所进行的劳动。劳动的积累是量的，它不涉及生产单位的任何内在属性。另一方面，增殖过程则涉及到体系的内在趋势，涉及到有机整体力求增加剩余价值的必然动力。增殖过程蕴涵着目的，但这不是有意识的目的，而是在既有条件范围内从一切特殊性中抽取剩余价值的体系的目的，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公式M—C—P—C’—M’。
在重新定义资本主义的这个过程中，关键的一步是要取代流通的首要地位。在首次出版于MEGA的、作为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写作准备的原文稿中，马克思给出了一段关于流通的起源与必然性的论述。[16]马克思再次展现出了亚当·斯密的影响，他把分工看作是流通的前提，或者说，专业化的生产者购买他们自己不能生产的商品的需要，是交换的起点。商品之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重性是交换过程的产物，这一流通过程形成了生产的前提。为了实现对资本主义的重新定义，马克思需要让流通服从于生产，他必须证明，经济过程的一切形式都是由生产支配的。
1861—1863年草稿正是表现出流通的作用服从于生产的作用的地方。马克思把1861—1863年笔记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资本一般：I. 资本的生产过程》[17]。换句话说，致力于综合“资本一般”的第三章要在生产过程中寻找其重心。如果马克思想要完成他展现“资本一般”的重大尝试，如果他想要把资本展现为“自动机”[18]，他就必须让流通服从于生产。马克思必须解决货币如何转变为资本的谜团。在1861—1863年手稿的第一部分即第II/3.1卷中，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当金子被注入剩余劳动时，金子就变成了资本，这种孕育过程只能在生产过程中发生。[19]
流通的首要地位在1861—1863年手稿中被推翻了。由于增殖只能在生产过程中发生，因此，流通的作用变成了实现而不是孕育的作用。在生产过程中融入商品的剩余价值只能在流通过程中物化或实现。流通被吞噬了，它成为了推动资本主义去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
马克思对已有的四个基本经济范畴消费、分配、交换和生产的接受，表明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他的影响。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是最早主张这四个经济范畴的首要地位的人，马克思直至生命的终结都始终坚持这种划分。1861—1863年草稿的任务之一是考察生产过程如何吞并了分配、交换和消费三个范畴。由于增殖过程是在生产环节产生的，因此马克思必须表明，资本主义的有机整体如何吞噬了另外三个重要的经济功能。
到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的“自在”推动着体系去征服生产与流通。但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规定不仅需要生产支配流通；它需要一个过程来维持——不断地更新——体系。马克思把这种不断的再生称为再生产过程。为了展现“资本主义一般”，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的普遍性”，马克思不仅必须要表明生产如何给商品注入了剩余价值，而且必须额外地表明整个有机体是如何让自身恒久延续的，或者说，表明它自身的再生产过程。这是马克思在第II/3.5卷与第II/3.6卷中讨论的问题。
再生产过程有三个阶段：增殖、积累与最后的再生产。我已经探讨了增殖，在下面的段落里我将关注积累。
资本主义体系的目标、目的和终极是无限地获得剩余价值。这种永恒的获取意味着增殖的内在趋势就是要扩展为积累。
在马克思的体系中，资本家并不是一个私人，而是一种功能，是体系的本质的体现。马克思是社会性的客观主义者；他相信社会关系是社会整体的一切个别表达的前提。客观的社会关系是本质；它们是普遍的，每一个别现象都只是社会一般的特殊物。资本家并不表现个人意志，他仅仅是资本主义体系追求无限获取的内在趋势的表达。
积累的过程受到两个马达驱动向前，即生产力的提高和必要劳动时间的降低，这导致了剩余价值的增加。在第II/3.5卷题为《杂录》（Miscellanea）的一节中，马克思论述道：“生产力的增长使资本积累增加，其最直接的方式是，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和增加剩余价值，因为剩余价值从收入形式转化为资本形式，这种转化一般来说就是积累。”[20]
对积累过程的研究仅仅确认了本质的一个特殊表现。积累是以永不停歇的获取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体系本质的表现。
理解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最好方式就是把它看成相反转变的环节。这就有必要考虑在马克思那里的转变的两个环节。
第一个转变环节是货币转化为资本，这发生在剩余劳动时间融入商品时。但是剩余劳动时间的非物质本性寻求物化。剩余劳动时间物化为利润、资本货币，这发生在流通中。马克思没有把剩余劳动时间的货币化称为生成，而是称为实现的过程。流通是使剩余劳动时间物化为利润的手段。
第二个转变环节发生在工业资本家必须决定他想如何使用利润的时候。为了讨论方便，我们不妨假定，他把50%的利润投入到了第一部分即可变资本中，把另外50%的利润投入到了第二部分即不变资本中。资本家所做的就是把他的利润再次转变为工资和生产力。再次转变的过程是使资本货币去除物化的手段：利润并不采取资本货币的形式，而是转变成了工资和生产力。但是当利润再次转变为工资和生产力的时候，历史的进步就发生了。生产力改进了，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了。
这个相反的转变过程就是马克思谈到的再生产。当利润回流为生产力或工资时，资本主义的条件就被重新创造。货币回流为机器以及劳动力的购买，有助于资本主义最初由以产生的社会条件的更新与进步。当货币重返自己的各个阶段，并被运用于工业技术的改善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就被再生产了。
关于再生产的最详尽讨论出现在第II/3.6卷题为《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的一节中[21]，它以过渡到“再生产”部分结束。[22]事实上，这些内容应该被看作是他后来在1863—1866年写的笔记“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的准备材料，它们发表在1977年版的《资本论》中。[23]当马克思分析再生产时，他并没有把他的讨论局限于资本主义物质的技术的基础。他在更广大背景下来理解生产，它包括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关系。再生产意味着机器的改进，但也意味着社会关系、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重建。
在“再生产”部分，马克思以浓重的黑格尔语言风格写下了下面的话：
在再生产本身中，生产的前提表现为生产的过去的结果，而生产的结果表现为生产的前提。在一切再生产中，任何前提都表现为结果（设定），而任何结果都表现为前提，产品既表现为生产过程的条件，又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结果。整个生产过程必定是再生产过程，虽然在每一特定的生产领域中和对单个资本来说：（1）生产过程的前提会表现为万事开头时成为起点的那种最初的条件；（2）产品会不经过生产过程的更新而转化为货币。生产就其过程中的状态——就其真正形态——来看，总是表现为再生产。积累无非是扩大规模的再生产。如果剩余价值全部被消费掉，再生产规模就会不变。[24]
在马克思称为“积累”的部分中，也就是第II/3.6卷第2039—2090页，资本家典型的行为特征得到了揭示。马克思从未把资本家本人看作是独立的个人，而是仅仅把他视为体系的一种功能。因此，实现体系的内在趋势的资本家总是试图增加相对剩余价值，这就促使他们把自己的利润再次投入到不变资本中。在探讨积累过程——它无非是扩大规模的再生产——时，马克思概括了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他也叙述了机器的逐渐进步、工厂体系、工厂工作的简单化与程式化、对劳动的专制控制、过剩人口的生产以及对马尔萨斯生物决定论的经济学回击。马克思在积累这一标题下还讨论了其他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包括资本主义体系的自然科学的选择、朝向工业集中化的运动、世界市场的寻求以及帝国主义的兴起。
积累和再生产思想在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描绘为一种受内在趋势推动的形成过程的尝试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由他的三位一体公式所证明。这些关于三位一体公式的初步思考在第II/3.6卷第2273—2278页探讨“再生产”的部分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考察。马克思在MEGA中关于三位一体公式的思考是他对这一理论的首次阐述，是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3卷第48章《三位一体的公式》[25]的最早版本。[26]
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声称，一切剩余价值都源自人类劳动。马克思必须捍卫他把人类劳动视为社会创造的唯一动力的创造性观点。与此种单一因果阐释相联系，马克思也提出，所有的社会收入都可以归结为劳动。
在三位一体的公式中，马克思对社会总收入如何进行分配作了论述，它被分配给了社会的三大阶级：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与工人。但分配是和创造完全不同的过程，因为社会总收入总是由劳动生产的，然后这一总体的不同部分被分配给了不同阶级。
资本家是分配的各个不同辐条的轴心。资本家是追逐社会总收入的磁石，然后把这笔收入的一部分付给地主作为使用土地的租金，同时也付给无产者来使用他们的劳动。三位一体的公式是马克思关于社会总收入如何有一个单一源点、但却依赖于三个社会阶级的理论。
在第II/3.6卷第2274—2276页，马克思简单绘制了三个图表，在其中，他标示了社会总收入的来源。他给这些图表起的名称是“再生产过程图表（绘制时没有考虑货币流通，并假定再生产规模不变）”[27]。这些图表就是一个纲要，是对在社会总价值的生产过程中所采取的各个步骤的说明。
三位一体的公式是再生产过程的最后阶段。虽然它并不说明社会总价值是如何被生产的，但是它却表明社会总价值是如何被分配的。
在对再生产的概括中，马克思完成了他对“资本主义一般”的思考：再生产过程——三体一体的公式是它的一部分——是构建他关于“资本主义一般”的理论的最后一个概念性要素。当马克思揭开了再生产的秘密时，他就成功地提出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成观，或者说，资本主义作为自足的有机体被内在趋势驱动向前。三位一体的公式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完成。它使他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生产把握为形态发生式的。这就充分揭示了整个运动的完满实现。
马克思的解释方法同黑格尔的解释方法是相当的，但马克思想解释的是资本主义综合整体的形成，他想勾勒出资本主义的完满实现。为了做到这一点，马克思需要一种本质理论，因为只有本质是恒久而执着的，能够说明在朝向全面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手工业、重商主义所具有的超越性。在此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的本质必须否定手工业、重商主义和高利贷资本，但也要把它们保留为全面实现的资本主义集合体的一部分。
在确立了黑格尔与马克思在本质这一逻辑范畴上的完全一致后，我们现在有必要说明他们与一般的辩证思想的关系。至少存在两种辩证思想：系统的辩证思想和历史的辩证思想。尽管黑格尔的著作表明，他既赞成系统辩证法也赞成历史辩证法，但我主张马克思只坚持系统辩证法。
所谓的“系统辩证法”，我是指辩证法的一种形式，它是说明整体中各个部分的内在联系以及整体与部分相互依赖的方法。另外，系统辩证法认为，内在的发展推动社会体系成为一个整体，它为支配性的社会关系所控制，这种内在的发展促使社会体系把部分纳入到整体之中。所谓历史辩证法，我是指一种揭示世俗的历史各阶段演进上升的方法。历史辩证法是一种决定论形式，它以这样的信念为依据，即人类历史展现为一种进步的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历史时期都必然在先前时期的基础上前进，并在历史进程中攀升到更高的改善水平。
我主张，马克思并没有历史辩证法。他的著作不能被解释为历史哲学。它并不是朝向唯一的终点运动。然而，马克思确实有系统辩证法，他用这种方法来分析单个的社会形态总体。马克思并没有写下超历史的思考，但他确实研究了单个社会有机体的内部结构，并在整体与部分的相互作用中发现了这些社会有机体的核心。本质这一逻辑范畴对马克思的系统辩证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提供了把握这种阐释的方法论。如果没有本质，就不会有社会总体，因为本质是控制性的社会关系。
我也肯定，阿尔都塞的论点，即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最早显现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错误的。马克思并没有借用黑格尔所有的辩证范畴，他也没有接受他引入到自己著作中的黑格尔范畴的确切意义。但是，马克思确实借用了一些范畴。他改变了他所重新安排的范畴的意义，如果没有融合这些改变了的范畴，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方法就不能够得到发展。非但不存在“认识论的断裂”，相反，黑格尔的影响以一种修正的形式持续了一生。
对1861—1863年笔记的深入研究表明，系统的辩证法尤其是本质范畴，是马克思的解释逻辑不可或缺的工具。近期的学术研究已经确定，黑格尔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吸收”[28]时期是一个主导性存在，而现在，MEGA所揭示的新的文献资料表明，黑格尔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吸收”时期继续发挥着主要的影响力。
注释：
[1] 在当前的上下文中，把我的论述限定在1861—1863年笔记服务于这样一个有用的目的，即避免使讨论与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这一问题相纠缠。在我的著作《辩证法内部对话》的“走向《资本论》的重建”一章中，我提出，恩格斯较大地改变了这两卷的结构和意义。目前在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进行的卡尔-艾利希·福尔格拉夫（Carl-Erich Vollgraf）对第3卷的研究以及雷金娜·罗特（Regina Roth）对马克思19世纪70年代手稿的研究都证实，恩格斯确实对这些卷册的意义进行了改动。但这些问题是一项独立研究的论题，在这一文章中，我将只探讨1861—1863年草稿，这是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而在组织其思想时所写的准备材料。它们是马克思后来赋予《资本论》的那种设计的指针与指导。
整个MEGA项目的管理委员会——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出版了一份重要杂志《MEGA研究》（MEGA-Studien）。那些对MEGA所引发的最新研究怀有兴趣的人不妨参考这份杂志，它是由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出版的。另外一份密切关注MEGA发展进程的杂志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Beitr?ge zur Marx-Engels Forschung），它由汉堡的论证出版社出版。
[2]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方法：对马克思的方法的再考察与新考察》一书中，弗雷德·莫斯利对有关马克思的解释方法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他的文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分配理论的发展》中，莫斯利正确地让人们注意到了1861—1863年笔记的重要性，他主张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这些文本。虽然在阅读他的著作前我就已经知道了这些资料，但他仍然应当因为强调这些文本对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发展所具有的核心地位以及在破解《资本论》的意义方面所提供的帮助而受到赞扬。参见Fred Moseley,“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Surplus-Value”，in New Investigations of Marx's Method，ed. F. Moseley and M. Campbell，Atlantic Highlands，N. J.: Humanities Press，1997，pp. 121-149。
[3] 不过，在本文的后面部分我将简要提及马克思的原文本，它现在收录于MEGA第II/2卷。
[4] Helmut Brentel，Widerspruch und Entwicklung bei Hegel und Marx，Frankfurt: J. W. Goethe Universit?t，1986.
[5] J. O'Malley and F. Schrader，“Marx's Precis of Hegel's Doctrine of Being in the Minor Logic”，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22 (2)，1977，pp. 423-431.
[6] 在1982年写的《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基础》（Norman Levine,“The Hegelian Foundation of Marx's Method”，in Dialogue Within the Dialectic，London: Unwin Hyman，1984，pp. 127-178）一文中，我指出马克思受惠于黑格尔，同时提出并概括了马克思对这位辩证法大师的两个吸收期。那篇文章以及本文发现，《逻辑学》的“本质篇”为马克思提供了可用的逻辑范畴的最丰富宝藏。
[7][8] [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153页，个别地方有改动。
[9][14][17][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02、34、7、18—1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7卷第551页。
[11][13][21][22][24][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8卷第45、22、65—97、123—172、131、166—168页。
[12][15][18][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8卷第302、290、255、346页。
[16] Karl Marx，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Div. II，Vol. 2，Berlin: Dietz Verlag，1980,pp.56-70.
[23] Karl Marx，“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in Capital，trans. B. Fowkes，New York: Vintage Books，1977，pp. 948—1084.
[25] 在《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Norman Levine，The Tragic Deception: Marx contra Engels,Santa Barbara: Clio Press，1975）中，我指出了把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区分开来的重要差异。虽然这一论证不能在这里讨论，但是我们却值得回想一下，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3卷在一些重要方面都与马克思的思想存在不同。
[26] Karl Marx，Capital，trans. D. Fernbach，New York: Vintage Books，1981，pp. 953-971.
[28] 我知道弗雷德·施拉德的著作《复辟与革命》（Fred Schrader，Restauration und Revolution，Hildesheim: Gerstenberg，1980）很重要，它表明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在大英博物馆开始研究货币时就已经使用了黑格尔的逻辑范畴。然而，正是在《大纲》中，马克思才开始概述他的成熟的“批判方法”。
（本文原载美刊《反思马克思主义》2002年第4期，经授权发表。作者Norman Levine系美国菲尼克斯国际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国际知名马克思学家；译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