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累与文化冲突

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后，留下了大量的文稿，其中一个文本特别吸引了他终生的朋友和文字—政治遗嘱执行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注意。这就是对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的注释性评论，在这个评论中，马克思特别注意了一种社会形式，这种社会形式似乎毫无现代资本主义的强制性和对抗性：所谓的氏族社会。根据摩尔根的说法，在世界的所有地方，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是氏族或者部族。部族联合起来形成部落；而实际上，部落并非别的东西构成的。摩尔根说，这样的社会以氏族原则为轴心，其中最显著的是，不同氏族男女的强制性异族联姻，同一氏族的每个孩子的遗传或者源自母亲（母系），或者源自父亲（父系）。与阶级社会相反，氏族社会不会受到系统性的权力或者财产不平均的损害。氏族社会是民主且公共的，没有阶层区分，家长统治的程度很温和或者可以忽略，而且（氏族内部）是和平的。

马克思曾对氏族社会产生过兴趣——这时，恩格斯同样产生了兴趣。事实上，恩格斯发现，氏族社会的问题非常吸引人，以至于他暂时放下了马克思最主要的未完成手稿——即《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编辑工作，以便写作一个马克思关于摩尔根的观点的评注。结果就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这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很快就被称赞为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一本主要作品。这一研究吸引的评论潮从未中断过。施达克（Starcke）、拉弗莱（Laveleye）、拉法格（Lafargue）和古诺（Cunow）只是早期批驳或者捍卫恩格斯的人物中的几个。事实上，早在1910年，玛丽安娜·韦伯（Marianne Weber）发表了大量关于妇女为人妻母的法学—历史学研究后，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批评她“常常沉迷于批判恩格斯的著名论题”，他抗议道，“我们可以说，这种沉迷太过分了”。

尽管涂尔干这样说，时至今日，恩格斯的书仍然保持着其吸引和批驳的力量。在最近几十年中，一种活跃的女性主义的兴起给了这种趋势新的推动力。结果是，就在恩格斯发表其划时代研究一个多世纪后，许多学者继续探索他在这一领域的遗产的意义和局限性。无数当代学者研究了恩格斯提出的关于氏族、阶级、父权制和财产的问题，莉萨·沃格尔（Lise Vogel）、米歇尔·巴雷特（Michele Barrett）、爱琳娜·李科克（Eleanor Leacock）、佩特·亨德森（Peta Henderson）、卡伦·萨克斯（Karen Sacks）和莫里斯·古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只是其中的少数几个。

1972年，马克思关于摩尔根的原始手稿以《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标题第一次出现，一起出现的还有关于梅恩（Maine）、菲尔（Phear）和拉伯克（Lubbock）等人的文本的笔记。这标志着关于马克思在非西方和前现代社会方面观点的争论的新时代的开始。马克思的文本混合着德文和英文，还有少量的希腊文、拉丁文、法文、盖尔文、北印度文和其他文字，对于那些能够阅读马克思的晦涩文本的读者来说，现在可以直接研究马克思的人类学观点了，不必依赖作为中介的恩格斯了。对于许多学者来说，这开辟了全新的景象。例如，当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写道，这一“历史记录”提供了“把马克思的著作视为一个整体的新的有利的起点”，她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然而，关于这些笔记的真正意义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为何马克思恰恰在这一时刻转向人类学？他的动机是什么？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对氏族社会的兴趣是一个新的计划还是长期存在兴趣的表现？

有些作者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标志着他思想中的决定性断裂。例如，历史学家唐纳德·凯利（Donald Kelly）说，“非常年老的马克思”似乎正在从《资本论》转向“一个可能甚至更为宏大的工程。……他最后的笔记暗示……渴望打开更大的领域的大门，特别是关于部落、血缘关系、性别的领域；结果就是，不仅从资产阶级财产转向更为长期的家庭问题，而且从阶级斗争转向最终的婚姻和家庭的辩证法”。事实上，在凯利看来，人类学笔记使得我们可能“推论出对相对狭隘和眼界狭窄的中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超越”。换句话说，老年马克思的注意力被认为是从“狭隘的”财产和阶级冲突问题转向更大的人类处境问题。“受到这一兴趣的吸引，他不能——可能他从未试图——完成他的《资本论》”。

凯利赞扬的东西，别人却在惋惜。因此就有了达维德·梁赞诺夫（David Ryazanov）的对等的但却是相反的对他称为“老年马克思”的批评。梁赞诺夫是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创立者，他于1923年在对社会主义学院的一次报告中第一次宣布了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存在。但对于梁赞诺夫来说，这不是高兴的时候。他高调质疑，本来马克思能够完成《资本论》的，他为何要“浪费这么多时间”在一个枝节问题上？“在他生命的第63个年头——这是不可原谅的迂腐行为”，梁赞诺夫指责道。^[1]

梁赞诺夫和凯利认为，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是在低潮期写的，当时马克思已经不再关注《资本论》。显然，半成品的《资本论》各卷被冷落在马克思的工作台上，等待这位魔法师的徒弟（恩格斯）的充满活力的编辑之手来复活它。这也是艾伦·奥克利（Allen Oakley）提出的观点，奥克利发现，整个“马克思人生的最后八年，他的读书摘要写满了50个笔记本，并且编辑了大量的俄国统计资料。……从他的工作可以看到，他对《资本论》出版的热心消失了”。后来，他推论说，马克思对《资本论》研究的相关性“下降了。……最终他似乎完全无视这一计划了”。

在我看来，这些主张都是根本错误的。在下文我将试图解释原因，事实上，我认为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提供了对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以及氏族和阶级社会辩证法的持久洞察的前景。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经过十几年的工作，将很快以全英文版本发表，然后在MEGA版的一卷中发表，MEGA版的这一卷还包括马克思关于索姆（Sohm）、柯瓦列夫斯基（Kovalevsky）、朗格（Lange）、伊林（Ihring）、布赫尔（Bucher）和其他人的笔记，我仍然坚信，我们从这些笔记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然而，为了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笔记，我们应把它们放在历史背景中。我下文将谈到，从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到1871年巴黎公社，蓄势以待的工人运动仍非常年轻。马克思试图在两个方面影响这一运动：政治上，以公社彻底民主的名义强加一个中央集权制；经济上，捍卫并传播他在《资本论》第1卷中提出的对资本主义的分析。

我认为，对于理解马克思的人类学，这两种动机都关系重大。但或许更为关系重大的是要看到，马克思仍在积极写作《资本论》，事实上，第2卷的一个关键章节正是在他转向人类学的时候写的。这一时期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最终动力——全球资本积累——也并非无关紧要，这和他的人类学研究的主题有密切关系。

考虑到篇幅限制，我在这里只能相对很少地谈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复杂细致内容。那以后再说。^[2]但在某种意义上，语境总是潜伏在内容中的。因此，为了阐述方便，我这里主要关注的是语境问题。

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相对于资本、国家和民族国家

人们很容易忘记，在19世纪70年代初，马克思是个新出名的人，当然，在许多人看来是声名狼藉。虽然自国际工人协会1864年诞生以来，马克思就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但只是在第一国际公开站到巴黎公社的前排后，马克思才受到国际公众的关注。人们广泛地讽刺他是“红色恐怖博士”，马克思是为公社辩护的国际宣言的主要作者，他说自己为成为“伦敦受到最多中伤和恐吓的人”而感到荣幸。自从《资本论》于1867年产生，马克思就成为工人运动的主要理论家。硝烟散去之后，人们看到，马克思和他的盟友为初生的社会主义政党打造了独特的彻底而全面的观点，在巴黎公社的血腥失败和接下来的第一国际解散之后，这些社会主义政党开始出现在法国、德国和别的国家。这些观点的支柱是在第一国际的章程中最先发表的原则，“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 ^[3]。从这点来说，工人阶级要把自己从难缠的资本主义、政府和国家的邪恶下解放出来。

作为反对资本主义而运用的“理论武器”，马克思提供了《资本论》。作为中央集权制的矫正手段，马克思给出的是公社的例子。为了代替国家，把“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马克思借助于第一国际的模式。最后，这一独特的观点发挥了巨大影响；即使在马克思自己活着的时候，他就常常被当作“无产阶级最可信赖的领袖和思想家”。但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俾斯麦时代，马克思被迫与许多对手进行艰难的战斗，这些对手包括许多拒绝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自称的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在早期德国工人运动中甚至比马克思还要引人注目，他认为，由于“铁的工资规律”，无产阶级无力使自己摆脱贫困。因此，对于拉萨尔和他的许多拥趸来说，工人永久性悲惨化的唯一出路是政府支持和引导。考虑到这一前提，也考虑到拉萨尔对民主制的鄙弃，拉萨尔在背地里试图与俾斯麦联合就并不奇怪了。^[4]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这种“普鲁士政府社会主义”，不仅是在第一国际中反对，而且在1875年拉萨尔派与马克思的信徒在德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者SPD）中联合起来之后仍然反对。^[5]同时，另一种国家社会主义流派也形成了，支持着是阿道夫·瓦格纳这样的右翼学者，他试图通过承诺有限的改良来谋求工人支持德国皇帝的国家。这种独裁主义的“社会主义”证明在德国公众舆论的许多领域流行，也包括工人中的一些部分。阿尔伯特·谢夫莱的断言揭露了这种社会主义的核心前提：“集体主义原则……实际上是国家原则。……无论什么，只要能把群众训练为一个整体，只要能集中化，只要能以最大的规模把个人力量公开联合起来，都与社会主义有着密切的联合。”奥古斯特·倍倍尔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在1877年“无保留地”为谢夫莱的书背书，而且鼓励所有的国会代表来阅读。卡尔·赫希伯格是一家社会民主党杂志的富有的编辑，送出了10万册书。爱德华·伯恩施坦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人，他后来回忆说，在这一时期，很少有社会民主党人能够批判性地阅读谢夫莱的书。

1878年初，发言最多也最为著名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柏林大学的阿道夫·瓦格纳教授，与德国皇帝的宫廷牧师阿道夫·施多克联合起来组建一个新政党，即基督教社会主义工人党，试图诱惑工人进入“权威和虔敬”、“国王和祖国”的阵营，离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阶级斗争路线。^[6]1878年10月，俾斯麦政府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瓦格纳的政党是留在舞台上的唯一获法律承认的“工人”政党。瓦格纳的政党是侵略性的中央集权主义、沙文主义和（不祥地、日益加剧地）反犹太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混合体。瓦格纳的政党在1881年获得了令人惊讶的选举成功。1882年，斯多克和瓦格纳获得了“皇帝陛下”本人的祝贺性接见。

换句话说，在政治上，马克思的工人阶级自我解放原则在这一时期很少得到捍卫。他的资本主义理论受到的怀疑也不少。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虽然并不公开脱离马克思主义，却与马克思的理论尖锐冲突。对于马克思来说，工资水平是具有弹性的，很大程度上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当阶级力量的天平有利于雇主时，工资降低；当工人占据上风时，工资上升；国家可以加入任何一方的行列，但是往往——马克思说——有利于雇主。相反，在拉萨尔看来，国家是一种解围之神，国家能够也应当制服不同情况下的资本主义“铁的”规律，把工人置于慈悲的国家引导下。与此类似，谢夫莱说，社会主义的基本常识是让国家作为“联合起来的集体的”资本家，编组“联合体按照特定目的来管理生产过程等”。谢夫莱设想价值、货币和资本将在社会主义时代继续存在，他从根本上拒斥马克思的理论，否认马克思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根本区别的合理性。^[7]阿道夫·瓦格纳是个经济学家，他在1879年发表了一个影响很大的研究著作，在该著作中，他主张相同的观点。瓦格纳喜欢“国家资本”胜于金融资本和他的同事斯多克称之为“股票交易所中的唯利是图精神”，这种唯利是图精神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贪婪精神，瓦格纳和斯多克都把这种精神等同于犹太人，在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错误和误导方面，瓦格纳与谢夫莱意见相同。^[8]他说，真正社会主义的德国国家将会采取预防性措施“来削弱其内部的敌人”，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敌人”包括“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9]

因此，在70年代，即使是在“社会主义者”之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常常感到孤独，因此，为了澄清、捍卫和传播他们的世界观，他们在几个层面上工作。他们直接与中央集权主义战斗，他们抵御对《资本论》的批判，而且马克思继续写作《资本论》。

这些任务每一个都是重要的，我认为，每一个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都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没有离开他先前关注的问题，事实上，他像以往一样沉浸在工人阶级政治和《资本论》中。巴黎公社失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兴起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大量书信、文章和党内函件来抵制（拉萨尔和俾斯麦的）中央集权主义，并保存对公社的记忆。^[10]他们在许多著作中试图维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免受竞争理论的攻击，其中包括拉萨尔的“铁的规律”预言和杜林的“受控制经济体中的国家自足” ^[11]。马克思虽然因严重的健康问题而体弱，仍在深深地致力于《资本论》。

事实上，根据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在这一阶段写作了第2卷的大量内容。虽然最早的手稿是1871年前写的。“第一部分”（为资本的“流通”贡献了120页）主要是在1877—1878年写的，这就是说，在马克思开始其人类学笔记之前不久。而且马克思不久之后进入了一个特别高产的阶段。从1879年7月到1880年11月之间，马克思撰写了一个重要的未发表的为《资本论》辩护的著作来回应瓦格纳的批评（1879）。1879年10月，马克思开始了一个长达一年的对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的关于资本和殖民主义侵入导致的全球财产关系变化的重要新书（1879）的研究。^[12]两个月之后，他开始了他的摩尔根笔记，接着是关于菲尔、布赫尔和其他人的笔记。^[13]整个1882年，他的人类学研究持续快速进行。然而，所有这些都与马克思继续进行的第2卷的最终结尾章节——“第三部分”——的工作同时进行，卢森堡、保尔和许多人都把这一部分作为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总之，马克思在1878年之后写了这一部分的120页，这就是说几乎是整卷的四分之一。马克思也从未放弃过《资本论》。^[14]就在他去世前不到两个月，在他给恩格斯的最后一封信的结尾，马克思谨慎乐观地写道：“我想我很快能带着耐心和一丝不苟的自我控制回到轨道上来。”

唉，这是无用的希望，但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显然仍深深地集中精神于资本积累的分析。我这样说不是要否认或者贬低人类学笔记的创新。相反，恩格斯发现马克思的笔记富有启发性是正确的。对氏族社会的分析是马克思的一次探索旅行。他所说的许多话都是新的和出人意料的。但就马克思而言，这不是一个断裂或者神秘化的偏离，他转向资本积累的全球的特别一面，恰恰与他的人类学研究进入非西方文化同时。^[15]

这一点的意义得到了阐述，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的核心目的是用资本主义关系的“简单再生产”分析资本主义，他的大多数例子取自不列颠岛。然而，现在马克思开始在世界规模上探讨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恰在这一关节点上，马克思需要深入探讨资本主义试图征服的多文化特异性。简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深入人心的话来重复资本主义将克服其道路上的所有障碍，或者如《大纲》那样设想货币具有不可抵制的“溶解力”，对于马克思的目的来说不再是足够好的。现在他需要用准确的文化细节来具体地知道，资本应当如何面对其全球扩张。因此马克思恰在这一时间点选择研究非西方社会就不应当奇怪，欧美资本正在加速进入一个充满文化差异性的世界。未理解这种差别以及它对《资本论》造成的差别，马克思需要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知道得尽可能多。

我主张，这就是《人类学笔记》呈现的东西。这些笔记，以及同一时期的类似的关于柯瓦列夫斯基等人的著作的笔记，提供了一系列的社会形式，从根本的形式（氏族社会）到各种枝杈和分流（首先要包括各种形式的阶级社会）。这种形式的许多例子，包括相当原始的氏族文化，在1880年仍能在许多地方找到。在资本时代，各种社会世界相碰撞。这样，新的全球化社会体系——马克思称之为“Warenwelt”或者“商品世界”——在其向外的历程中不可避免地与许多种非资本主义世界相碰撞。描述这些世界是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固有使命。

商品的整个秘密消失了

在纯粹形式的基础上，并非没有理由假设，人类学笔记不大可能构成对马克思思想的新理解的丰富或者可靠的来源。它们毕竟只是笔记。“理论家们不发表他们写的所有东西”，布伦丹·欧力尔利（Brendan O'leary）说，“并且有很好的理由。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材料不成熟、重复、不原始或者甚至……不好或错误”。基于这些初步的理由，因此欧力尔利称，设想人类学笔记被赋予特殊意义“完全难以置信”。

然而，马克思笔记的情况不同，这里只能概述一下，但即便是概述也能显示出马克思思想的倾向。我将在讨论的过程中给出这个概述，首先依次探索马克思对《资本论》的捍卫，他对中央集权主义的驳斥，以及他在《资本论》上的后续工作。^[16]

捍卫《资本论》

1879年7月，在马克思转向人类学之前不久，他给阿道夫·瓦格纳在当年早些时候发表的对《资本论》的批评写了一个详细的回复。瓦格纳主张，马克思“武断地”把商品成本归为劳动消耗，而且资本家也对价值做出贡献。换句话说，如马克思所做的那样需要一个“证明”，瓦格纳说，“生产过程可能完全不要私人资本家组成和使用资本的中介活动”。他说马克思并没有给出这个证明。马克思在他的回复中变得具有讽刺性：“瓦格纳先生不应让我负担未来的证明，相反，他需要证明社会生产过程……在许多社会中不存在，那些社会事实上在私人资本家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印度古代社会，南斯拉夫家庭社会等）。”从这种方式看，描述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计划就显示出新的意义，即作为澄清资本主义历史偶然性的方法。

这当然不是对马克思的新理解。20年前，为了《大纲》，马克思曾经研究过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文献。在《资本论》中，他建议了类似的研究原则：“因此，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17]但只有现在，在他后来的人类学研究中，马克思才完全运用了这一原则，那么这就是他的证明，即生产确实能够在没有资产阶级先生们的情况下进行。

反对中央集权主义

但生产没有国家同样能够进行吗？对于瓦格纳、谢夫莱和许多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18]马克思推论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文人的精英主义已经变得极为严重，以至于需要做一个回应。9月19日，他和恩格斯一起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发了一封通告信，批评“苏黎世三人团”的独裁家长作风（赫希伯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他们掌握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刊物。苏黎世三人团在他们的“宣言”中，鼓动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巴黎公社和“暴力的、流血的革命道路”划清界限。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警告，如果在苏黎世或者柏林爆发一场公社式的起义，这个三人团将“和英勇的军队一起向片面的、粗野的和没有教养的群众进军”^[19]。这太过分了：“我们不能”，他们得出结论说，“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的人一道走”^[20]。与此类似，马克思在他对瓦格纳的批判中，否认自己对“谢夫莱先生足够礼貌地给他‘加上’的社会国家”的概念，瓦格纳错误地把这一概念看作马克思政治学的关键。

马克思在他的人类学研究中，除了评述完全无阶级和无国家的氏族社会外，还对我们有理由称之为权威崇拜主义的东西，提供了持续和多方面的反驳。马克思常常停下来批判某些学者和殖民主义者，这些人幻想着他们看到在社会关系中的族长或者封建地主的权力在本质上是非族长的和非封建的。他研究君权神授的证明，并研究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崇拜”（他把这与格莱斯顿和维多利亚以及阿善堤人和塔西提人的君主联系起来）。而且他对霍布斯和奥斯丁的国家政权理论核心的权威崇拜做了大量的批判性评注。奥斯丁和霍布斯，就像瓦格纳和谢夫莱一样，赋予了国家以劳动群众不能控制的权力。马克思不赞同他们的观点，并解释了原因。

扩充《资本论》

似乎有这样的可能，马克思转向人类学不仅是要质疑权威或者捍卫《资本论》，而更是为了进一步扩充《资本论》。这实际上是马克思曾经追求的唯一的包罗万象的学术计划；这样显然是他生平的工作。1881年，卡尔·考茨基告诉马克思，一代年轻社会主义者期待着《资本论》的剩余卷册，马克思简单地回答道：“我也一样。”当问到他是否计划出版他的完成著作时，马克思回答道：“这些著作要先写完。”

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注意力已经偏离到新的领域的人的放弃了的回应。马克思向来主张，资本主义是一个本质上动态的体系，这一体系以非资本主义世界为代价而成长。这种与外在世界的“新陈代谢”的最终趋势是推倒阻止资本主义的障碍。最后，马克思说，货币往往是“一般等价”商品，同样商品往往体现一般的“社会劳动”——不仅是在理论上，而且是在经验上。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解释道：“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抽象财富、价值、货币、从而抽象劳动的发展程度怎样，要看具体劳动发展为包括世界市场的各种不同劳动方式的总体的程度怎样。”^[21]当然，在马克思看来，抽象劳动就是价值的实质。因此，根据这种逻辑，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内在地同样是一种全球化理论。

那么，资本在其外向的螺旋中会遇到什么呢？就是马克思说的其共同起点在氏族社会的全球的各种社会结构。关于氏族社会，马克思的笔记提供了丰富的见识和信息，这些见识和信息不仅来自摩尔根，而且来自尼布尔（Niebuhr）和其他研究罗马和希腊古代史的人。另外，马克思分析了从氏族社会到阶级社会的一系列路径。这种分类法不仅在历史上是有益的——从恩格斯的关注起源的立场来看，而且更为直接，因为在1880年的世界舞台上，几乎所有以这种方式确认的社会形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当时还存在。换句话说，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类型分析学来自于他的人类学阅读，描述的不仅是过去，而且是马克思那时候资本主义实际上面对的世界的许多地方。当马克思同时进行全球文化的人类学和全球积累的政治经济学工作时，难以设想马克思完全忘了这一点。而且，在这两方面的工作中，马克思学到的东西在细节和意义上的丰富性都是令人惊讶的。

注释：
[1] 梁赞诺夫明确因马克思关于《古代社会》的笔记而责备他：“这儿有另一个例子，1878年他收到一本摩尔根的书。在他非常小的手写体的98页纸上（你要知道，他的1页等于印刷的2.2页），他对摩尔根做了详细的摘要。老年马克思就是以这种态度工作的。”

[2] 在即将出版的全英文版的笔记（2004）的前言中，我将深入探讨马克思关于权威的论述和能够称之为“权威崇拜”的含义；根据某种价值逻辑产生于氏族社会（原先实际上是没有阶级的）内部的新娘价格和代理价格的最初的阶级关系；“母权制”和父权制的产生；从氏族到阶级社会的几条不同路径；资本在其扩大的全球再生产阶段必然而且现在仍产生影响的最终遇到的几种不同的社会形态。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26页。

[4] 关于马克思反对拉萨尔中央集权制的丰富资料，参见H.Draper，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NY,1990，pp.50-58。

[5] 恩格斯在1872年给加泽提诺·罗莎的一封信中称拉萨尔主义是“普鲁士政府社会主义”。他写道：“在德国，众所周知，拉萨尔派的《新社会民主报》是由俾斯麦资助的报纸，是普鲁士政府社会主义的喉舌。”（见IWA1974）。

[6] 这些词句来自瓦格纳政党的纲要，该党也公然抨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名字。

[7] 谢夫莱主张，产品的使用价值是商品价值的必要因素，因为（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大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消费者对这一产品的需求，反过来，这依赖于消费者如何设想产品的用途。当然，马克思认为谢夫莱把价值误认为是价格。马克思说，价值大小由平均社会必要劳动决定，价格围绕着价值浮动，因为价格既反映需求影响也反映劳动时间。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混淆是教授经济学家的通病，他们充满爱心地写作“关于使用价值的东西。”这是标准的“对德国‘思想家的迷信’，那些德国思想家主张‘物质’和六个其他的不重要的东西是价值的要素”（1859；马克思特别引用了施泰因的话）。

[8] 瓦格纳像谢夫莱一样，也认为价值依赖于使用价值。科尼（Knie）在一本1873年的书中说过同样的话，马克思在引用这本书时，挖苦它是“脱离实际的社会主义者的‘伟大洞察力’的‘样本’”。（1977）。马克思在他对瓦格纳教科书的笔记中答复了这种反对意见（1879—1880）。一代人后，马克思的一个最著名的批评者认为科尼的这本书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薄弱点”的典范批判。参见B?hm-Bawerk，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London，[1896] 1975。

[9] 实际上，瓦格纳认为，国家只有在拒斥民主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才是社会主义的。（这里引用的词句来自克拉克（Clark）1940年对瓦格纳的阐释）。

[10] 关于马克思与拉萨尔、谢夫莱和其他人的中央集权主义对立的严格民主立场的细节，见德雷珀（1990）。也要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尽努力来捍卫公社作为社会主义的典范；例如，马克思不仅热情鼓励里撒加雷（Lissagaray）写作他的公社史，而且尽力校正里撒加雷的文本。

[11] 这是对杜林所作的阐释；参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在恩格斯的这本书中，马克思写作了经济史一章。杜林是批判自由贸易经济学的保护主义经济学家亨利·凯里（Henry Carey）的信徒。追随凯里的人还有瓦格纳、威尔斯、科尼、施默勒和罗舍。工业家协会也为同一立场辩护。

[12] 卢森堡（Luxemburg）显然不知道马克思的笔记，她在《资本积累》的最后章节中探讨帝国主义时，把柯瓦列夫斯基的书作为核心参考资料。

[13] 柯瓦列夫斯基让马克思注意到了摩尔根，关于马克思的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参见Krader，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Assen，1975。

[14] 批评者很少注意到，第2卷被耽搁，不仅是由于马克思希望继续进行他的研究，而且是因为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政策。1879年4月马克思告诉丹尼尔逊（Danielson），“只要那里现行的制度仍然像现在这样严格，我的第2卷就不可能出版”（1879）。数月之后马克思开始了其人类学研究，这可能不是巧合。

[15] 在1885年第一次出现的第2卷中，马克思非常清楚地标明了文本的时间（1885），他引用的一篇《国家》文章显示“去年10月，1879”。

[16] 关于马克思对摩尔根以及其他人的评论的实质和意义更加全面的阐述，见我为即将出版的人类学笔记所作的英文版前言。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3页。

[18] 谢夫莱向自由市场阵营做了让步，在未来的“联合起来的、封闭的、国家的经济体”中，“社会主义的首领”和“经济管理机关”需要市场机制来代替国家决策，因为他认为，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的计算将会是社会主义簿记的太大而不能完成的任务（1874）。但这是一种不情愿的让步，这最多是用少量的资产阶级传统来给谢夫莱的原本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主义调味而已。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8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84页。在同日写给左尔格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谈到，除了他们的“可悲的调和”之外，苏黎世三人团还发表了“评论蹩脚作家谢夫莱的献媚逢迎的文章。还从来没有出版过比这更使党丢脸的东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4卷第38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6卷第3册第278页。

（本文原载美刊《反思马克思主义》2002年第4期，经授权发表。作者David N.Smith系美国堪萨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译者系中央编译局马列部副译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