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赞诺夫对马克思传的四大贡献
——《马克思恩格斯合传》评析
提到马克思传记，学界关注的大多数是梅林的《马克思传》、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以及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殊不知梁赞诺夫在马克思传记研究中的重要贡献。梁赞诺夫不仅是编辑出版工作的开创者，同时是马克思传记学的奠基人。
一、首倡将马克思传记列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
马克思生平思想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中国出版的十几部马克思传记，按照恩格斯和梁赞诺夫的设想，至今仍未有一部符合一切科学要求的马克思传记。
恩格斯是马克思传记的第一个作者，也是最权威的，他依据文献资料和个人回忆，不断致力于写作马克思传记，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1868年，恩格斯为《凉亭》报撰写了马克思的第一部传记，但该报没有发表。恩格斯修改过的另一部传记，1869年几乎同时在《未来》和《民主周报》这两个刊物上发表。差不多过了十年，1878年，他在不伦瑞克的文艺作品选集《人民历书》上发表了《卡尔·马克思》这篇较为详尽的论文。1892年，他在耶拿出版的《社会政治科学手册》中刊载了马克思传略并附了马克思著作目录索引。但是，由于恩格斯晚年集中于《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编辑、出版工作，未能完成一部完整而准确的马克思传记工作。
十月革命爆发前，梁赞诺夫就致力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搜集、编辑、出版以及研究工作。他最早意识到出版一部符合一切科学要求的马克思传记的重要价值，并且在“维也纳计划”中提出将马克思传记列入马克思著作全集。梁赞诺夫指出：“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传记是现代历史编纂学的最重要、最富魅力的任务……直到最近，这样一项工作还缺乏两个主要条件：首先，一部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其次，一部他们的全部通信集。”[1]“维也纳计划”第一次明确地、具体地论述了马克思全集的编辑方案，提出了是否独立出版马克思传记等等。
梁赞诺夫不仅开创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出版工作，而且首倡将马克思传记列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既保证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科学性、完整性，又具有一定的通俗性，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
二、与梅林关于马克思传记的历史争论
梁赞诺夫不仅倡导独立出版马克思的传记，并且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编辑原则与规划。他的《马克思恩格斯合传》内容生动、资料丰富，重视历史背景的介绍，为研究者提供了一幅全面而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生平思想图景。对比梅林的《马克思传》，存在以下三方面的不同之处。
第一，梁赞诺夫特别注重马克思出身犹太人这点，认为很多传记忽视了这点，尤其批判了梅林关于马克思父亲改宗只是为了在教养较高的基督徒社会取得社交权的说法。
在所有关于马克思的传记里，梁赞诺夫最早意识到马克思的犹太人出身对他学说和命运的影响。他在《马克思恩格斯合传》第一章介绍马克思的家庭背景时，提出书写马克思的传记不能全部否认马克思出身于犹太人这点。“马克思是犹太人这点，后来怎样影响过他的命运的话，此后慢慢讲。但像有些传记家全然否认马克思受过这种犹太人的影响的说法，则也不能认为正确”[2]29。
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具有极大影响。亨利希·马克思很早就与家庭断绝了联系，很少受到严格的犹太古老正统思想的影响。他有着极好的文化修养，具有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启蒙精神，“深深沉浸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关于政治、宗教、生活、艺术的自由思想里”[3]，并积极参加特里尔自由反对派的学术团体“文学俱乐部”的活动。梅林认为，“即使普鲁士政府可能曾经强迫亨利希·马克思改变宗教以保持他的职位，他对普鲁士君主政体的‘守护神’的信念也不曾因此而动摇过。……毋宁说他更容易在普鲁士国家教会的庇护下找到一个容身之所”[4]8-9。相比于梅林关于马克思父亲改宗的说法，梁赞诺夫对此进行了更加全面、细致、精确的分析，“据梅林在其所著《马克思传》内所论证，老马克思之改宗，是因想在教养较高的基督徒社会内取得社交权。但这话只有一部分是确实。从1815年莱茵州一带归还德国后，犹太人的他，想避免一切新的迫害的要求，当于此事很有作用。我们当记取马克思自身，虽精神上丝毫也没皈依过犹太教，然其初期也对于犹太人问题感过很大兴味。他和特勒甫斯的犹太人团体也有些接触。……这些事情，都是实证马克思丝毫也没有避开他的同族，且对于犹太人问题有过一种兴味，对于犹太人的解放斗争尤曾参加过的”[2]30。马克思出身犹太家庭，加上当时犹太人问题在知识分子中受到普遍关注，他不免也十分关心犹太人问题。他不仅同情犹太人在德国社会中受到的压迫和歧视，与一些犹太朋友保持着长期的友谊，如海因里希·海涅、摩西·赫斯等人，而且从人类解放的高度对犹太人和犹太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第二，梁赞诺夫批评梅林对马克思重要著作的处理原则欠妥，没有忠实于马克思的原文，而且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评价过低。
梅林在《马克思传》中，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不那么重要的补充，“这部著作甚至是比《神圣家族》中最枯燥的部分更加冗赘烦琐的‘超论争’。此外，虽然这里也有时出现沙漠中的绿洲，但比起《神圣家族》来要少得多。而当辩证法的锋芒在个别地方显现的时候，它也很快就被琐碎的挑剔和咬文嚼字的争论所代替了”[4]148，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它只是为了搞清楚问题。梁赞诺夫不仅是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最早发掘者与编辑者，并且最早意识到了该文的重要意义，批驳“被梅林看作是‘不那么重要的补充’的东西，正表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使从真正的人道主义过渡到‘科学社会主义’这个‘以往鲜为人知’的契机变得‘明亮’了”[5]。
梅林不仅对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处理原则欠妥，没有忠实于马克思的原文，低估了马克思重要著作的历史意义，而且错误地将拉萨尔与马克思、恩格斯并列。但是，正如梁赞诺夫所指出的，梅林的《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文学遗产》在马克思研究的历史上是真正划时代的，他作的出色的注释第一次根据各种原始材料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提供了最重要的材料，在很长一段时期是了解1841～1850年这个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的原始资料的著作。由于梅林又是第一个完整地记述马克思一生的传记作者，评论难免存在不足，但瑕不掩瑜。
第三，梁赞诺夫批评梅林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反对拉萨尔和拉萨尔派的斗争和意义，认为梅林为巴古宁辩护，支持施韦泽及其政策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以及对《福格特先生》的重要意义估计不足。
梅林不仅把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并列，甚至埋怨马克思对拉萨尔有偏见，并进一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脱离德国实际，不如拉萨尔的政策。梅林写道：“拉萨尔的名字虽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将永远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名字并列，但马克思仍然始终未能完全克服自己对拉萨尔的偏见。”[4]411“拉萨尔和马克思二人的主张实质上仍然可能并不存在任何矛盾”[4]401。“如果说拉萨尔作为经济学家远远不如马克思，那么，作为革命家，他却同马克思并列而无愧”[4]408。梅林处处为拉萨尔辩护，用拉萨尔的态度处理马克思的传记，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与拉萨尔的根本区别，犯了原则性错误，这是必须避免的。梁赞诺夫深刻地剖析了拉萨尔的本质，抨击了拉萨尔的错误，以及道出了拉萨尔执行其政策在当时遭遇到的窘境。“他为被立刻实际的成功的欲望所迷，及决心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做一个‘实际的政治家'而不做信仰的理论家起见，捧出了许多议论与证据来；然这种议论与证据，结果使他对支配阶级不能不负义务，对他所想说服毋去援助奥地利的人们又不能不胁肩谄笑”[2]149。
马克思认为，《福格特先生》这本重要著作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的未来地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6]。1870年法国临时政府刊行的报纸在杜伊勒里发现福格特实际上获得了拿破仑的资助，使得马克思获得完全公正的评价。梁赞诺夫指出：“在梅林，以为马克思可以省无限的劳苦与努力，及与其一生的大事业毫无补益的贵重时间，只要他不参加福格特的这争论。但这种办法，自然和马克思的行动根本不相容。梅林完全把侨民里面所起的根本意见冲突，漠视了。同时又没有看清楚这次时间表面上虽像是私人间的问题，背后则含有资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政党间深刻的战略的不一致，及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如拉萨尔的情形就可看出——已起了危险的动摇。又没有注意到马克思的反福格特的著作中，包含有对拉萨尔一派一切理论的批评在。”
梅林的《马克思传》之所以存在问题，我们认为，就是由于“梅林并非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他采取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立场，因而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他不能理解和评价马克思在认识自然和社会上所作的那种根本变革”[7]。梁赞诺夫本着科学而完整的反映马克思哲学创新一生的原则，成为MEGA1编辑出版工程的领袖人物，以及苏联马克思学的奠基人，为马克思著作的出版与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MEGA1的编辑出版为马克思传奠定坚实可靠的文献基础
MEGA1时期是梁赞诺夫一生最为重要的时期，他不仅带领马恩研究院全体人员编辑出版历史上第一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为马克思传奠定坚实可靠的文献基础。梁赞诺夫当时收集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大量原始手稿，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也搜集到了大量的《资本论》手稿和一定数量的摘录笔记，从而能够更加全面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整体历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传》（1924年）一书是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梁赞诺夫在社会主义学院各班级授课的讲稿，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中人们很少知道或者完全不知道的某些方面，最难能可贵的是全面分析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与思想，为我们初步勾勒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学说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首次接触到人的自由选择与社会关系客观制约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哲学问题，“但是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合适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8]，这标志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正如梁赞诺夫所指出的：“他从很独特的方面剖解之，想证明职业的自由选择得未曾有，人们是生于预先决定其选择的环境中的，环境造就了他们的世界观的见解。在这儿，我们已经能够看出‘唯物史观’的萌芽了。”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他进报馆时，本完全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不过是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对于农民的社会状态乃至经济状态感兴趣。但他渐渐变成对于和农民有关的基本的经济问题，拼命研究的人了。他从哲学与法律学一转而钻入经济问题的精详特殊的研究中了”[2]42。“在这年鉴上，马克思才将其将来的哲学的基础各原则，加以公式化、定型化。其中，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主义者如何进化成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过程，明白地可以看出”[2]43。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以及导言长期被打入“不成熟著作”的冷宫，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与重视。实际上，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第一次系统批判，是他哲学世界观转变基本完成的重要标志，对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首次作出唯物主义解释，因而是马克思哲学创新的重要铺垫。正如梁赞诺夫所说：“马克思之组织化定型化其新思想，是在《德法年鉴》时代。”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创新借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首次问世，表明新唯物主义原生形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体化的一块整钢。“《共产党宣言》里的新学说其实在未草《宣言》以前，即在和蒲鲁东相争论的时候，马克思就已最完全地明晰地说明过。《哲学的贫困》也将自己充分发达了的共产主义加了说明。这书在其思想之灿烂及锐利上乃至叙述之正确上，都堪称为《共产党宣言》的最好入门书。……由此就可以证明他在1847年时期，根本思想已经发达了”[2]103。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9]恩格斯也曾说过：“我们的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
四、注重世界历史背景的《马克思恩格斯合传》
《马克思恩格斯合传》不仅仅适合于马克思理论的初学者，通俗易懂，脉络清晰，而且对于理论研究者了解马克思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具有重要意义。梁赞诺夫注重描述马克思思想发展每个阶段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思想产生、发展的全貌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在世界历史中，不仅生产、消费具有世界性，精神、文化也具有世界性，人的发展也被世界历史所左右，“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1]。人们是在既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因此必须历史地、全面地、具体地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思想发展。梁赞诺夫在第一章就鲜明地指出：“人们都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一切天才之有新的创造，都是以过去成就了的东西为基础的。他决不是从真空中发芽的。我们想真正地决定他的伟大，也必要将其以前的时代的各种业绩，社会的智识发达程度，以及该天才生于其中及从其中吸取的心理的生理的营养成分的社会形态等，加以确切的认识才行。所以想理解马克思——而且这个就是马克思自身的方法之应用——，我们先应将他的时代背景及其对他所给的影响等，加以研究。”[2]2《马克思恩格斯合传》正是应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书写马克思的一生，全书共9章，每章都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背景、所经历的革命运动，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助于我们把马克思放到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进行评价。
然而，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合传》是梁赞诺夫在社会主义学院的讲课稿，在思想深度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偏向介绍当时的政治状况与社会运动，着重马克思作为革命家和组织家的一面，忽视了马克思中年和晚年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对马克思最后十年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评价不足，梁赞诺夫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笔记研究具有“不可饶恕的学究气”[12]。此外，他也忽视了恩格斯在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方面的贡献。
这些局限磨灭不了梁赞诺夫对于马克思传记研究与出版的重要贡献，“马克思研究之所以成为一种特殊的科学，首先是因为有了梁赞诺夫的科学工作、编辑工作和组织工作”[13]。他所致力的MEGA1编辑出版工作，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文献基础，他所倡导的将完整而科学的马克思传记列入马克思全集的思想，值得我们思考并借鉴，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开辟出广阔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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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7.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
[12]马列主义研究资料[J].1987(l):159-160.
[13]梁赞诺夫和《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J].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5（20）.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