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法国的编译出版史简述
马克思一向与法国结有不解之缘。无论是法国对于马克思，或是马克思对于法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马克思密切关注和思考当时的法国局势，用法语写作，与法国人论战；另一方面，马克思长期深刻地影响法国思想界，为法国的政治运动提供概念工具和思想武器。考虑到这种相互作用，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发展将是十分有趣和富有启发意义的，而对于这一研究必不可少的环节是回顾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法国传播的历程，了解马克思思想不同时期在法国被接受的状况。本文试图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法国的编译出版历史作一个简略的梳理，指出其中的系统化、学术化和科学化趋势，同时大致勾绘出政党出版活动与民间出版活动这两条线索时而交织、时而相背、蜿蜒前进的画卷。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法国编译出版的进展很不均衡，根据版本数量和质量、各家出版社的参与程度、政党发挥的作用等因素，不同时期呈现出各自特有的面貌，据此这段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到一战结束
第一部正式在法国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大概要上溯到马克思用法语写作的《哲学的贫困》，1847年由巴黎的弗兰克（Franck）出版社出版。不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法国的编译出版史应当始于19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约瑟夫·罗伊（Joseph Roy）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由马克思亲自审阅，于1872—1875年间由莫里斯·拉沙特（Maurice Lachatre）出版。[1]
时值巴黎公社引起的动荡局势，物资匮乏，人心涣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传播进展缓慢，第二次出版要等到1891年里尔的工人印刷社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93年卡雷（Carré）出版社出版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5年贾尔和布里埃（Giard et Brière）出版社出版了爱德华·福廷（édouard Fortin）翻译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二年出版了由恩格斯作序的《哲学的贫困》，1899年出版《工资、价格和利润》，1900年出版《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99—1900年施莱歇兄弟（Schleicher frères）出版社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于1900年和1901—1902年由贾尔和布里埃出版社出版。1901年《巴黎公社》由查理·隆盖（Charles Longuet）翻译并作序和注释，在巴黎出版。《共产党宣言》在1895—1912年分别由几家不同出版社出版，大部分以恩格斯审阅过的劳拉·拉法格（Laura Lafargue）译本为依据。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部分章节于1880年开始陆续出版，完整版则在1911年由贾尔和布里埃出版社出版。[2]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法国传播的最初阶段，虽然受到时局和物质条件的制约，人们对马克思理论也不够重视，但是仍有不少重要著作被译成法语，此外还出版了一些宣传小册子，报刊上也登载不少译文。这个时期毕竟与思想发生的时刻最为接近，某些译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世时审阅过的，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参与翻译出版的力量起初是热衷于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例如莫里斯·拉沙特（Maurice Lachatre）、莱昂·德尔沃（Léon Derveaux）、亨利·奥里奥尔（Henri Oriol）这样的出版者，其意图主要是宣传社会主义，后来有一些专业出版社加入进来，例如贾尔和布里埃出版社，使得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开始进入严肃的社会科学领域。[3]
第二阶段：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20年代法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编纂局（Bureau d’édition）和国际社会出版社（les Editions sociales internationales）进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工作。前者在1938—1939年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而后者在1933年出版了《法兰西内战》、1935年出版《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文集《哲学研究》、1936年出版文集《论宗教》和《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和艺术》。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二战法国的抵抗运动时期，法共还重新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和《工资、价格和利润》等著作。
1927年开始，在梁赞诺夫的努力下，最初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现在通常称为MEGA1）编辑工作在苏联展开，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开始翻译出版，而法国在同期出现了类似的举措——在法共的工作之外，科斯特（Costes）出版社开始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进行较为系统的编译工作，主要译者是雅克·莫里托（Jacques Molitor），在1924年到1954年间系统出版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这部著作集分为两部分：“马克思全集”和“恩格斯全集”，其中“马克思全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9卷，《资本论》3卷（14册），《经济学说史》3卷（8册），《哲学著作集》8卷，《共产党宣言》，《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政治著作集》8卷，《福格特先生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3卷；“恩格斯全集”包括：《反杜林论》3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2卷，《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农民战争》，《1870—1871年战争短评》，《恩格斯书信集（1884—1895）》2卷。这是法国首次系统编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共计46卷53册[4]，其中首次翻译成法文的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到1867年为止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
可以看出，这套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体例与俄文版或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同，不是按统一编号安排全部著作，而是既有单行本，又有文集，看似一套著作之间彼此无关联、仅外在形式一致的丛书。这种体例沿用至今，在后来社会出版社的两次大规模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出版工程中都没有改变。这一法兰西风格虽然在出版和发行上有灵活自由的优势，但是缺乏全局性，给卷册的统计也造成了困难，也许正因为如此，法国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始终很难被称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这个时期的翻译出版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和影响，与对俄国领导人（例如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列宁）著作的译介密不可分。其负面影响是，马克思在一种列宁主义、甚至是斯大林主义的思想背景下得到理解，这种思想承继关系的颠倒造成了对马克思的严重误解，在法国人心目中塑造了一个同情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马克思形象。另一方面，莫里托的翻译差强人意，编纂的分类理念也由于其任意性而受到后人指责，更遑论考证、注释和索引等工作的欠缺。因此，虽然在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传播得到政党力量的有力支持，而且开始了系统的编译工作，但是时代局限性和编纂上的种种缺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马克思在法国长期遭受误解的主要根源。
第三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末
二战结束时，法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总体出版状况呈一盘散沙的局面，一些著作在不同出版社重复出版或再版，而另一些著作却难得一见。[5]此时，法共领导下的社会出版社（les Editions sociales）继承了原先编纂局和国际社会出版社编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任务，旗下人才济济，包括埃米尔·博蒂盖利（Emile Bottigelli）、吉尔贝·巴迪亚（Gilbert Badia）、让·莫尔捷（Jean Mortier）、让-皮埃尔·列菲弗尔（Jean-Pierre Lefebvre）等著名译者。社会出版社于1950—1960年出版了《资本论》3卷本[6]，1952年出版《自然辩证法》，1954年出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57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962年出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63—1971出版了《〈新莱茵报〉文集》。吕西安·塞夫（Lucien Sève）于1970—1982年期间担任社会出版社社长，在他的发动下，社会出版社开始全面系统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从1971年开始在巴迪亚和莫尔捷主持下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7]，1974—1978年出版了巴迪亚主持翻译的《剩余价值理论》，编为《资本论》第4卷，1975年出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979年出版《1861—1863年手稿》，1980年出版由列菲弗尔翻译的《1857—1858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等。80年代，社会出版社继续经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出版，尤其是出版了一系列便于携带且价格低廉的普及版“口袋本”丛书。[8]直至1993年社会出版社破产为止，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共计45卷52册[9]，其中马克思著作有15卷22册：《资本论》4卷（11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1844年手稿》，《1857—1858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2卷，《1861—1863年手稿》，《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恩格斯的著作有7卷：《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德国的农民战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有23卷，《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12卷，《哥达纲领批判和爱尔福特纲领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给库格曼的信》，《关于〈资本论〉的信》，《关于自然科学和数学的信》，《哲学研究》，《论宗教》，《马克思、恩格斯与第三共和国》，《〈新莱茵报〉文集》3卷。
20世纪60、70年代是马克思思想在法国传播的黄金时代，许多出版社都进入这一领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呈井喷状态。其中社会出版社的工作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最为显著，取得了公认的成就。据统计，1958年到1969年这10年间出版的100多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社会出版社的出版物大约占据三分之二。一方面，社会出版社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收文相对完整，除了未收入1874年10月以后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之外，其完整程度基本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EW）相当。[10]另一方面，社会出版社的翻译力求客观且精益求精，例如，《资本论》第1卷尽管有马克思亲自审阅过的罗伊法译本，他们还是根据恩格斯1890年修订过的德文第4版推出了新译本，由列菲弗尔领导的研究小组负责翻译，1983年出版，这一译本得到普遍认可，1993年还被著名的法国大学出版社（PUF）重新出版。此外，社会出版社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在实用性和工具性上也有所加强，与科斯特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相比，不但有人名索引，还新增了出版物和主题索引。
除此之外，在这个领域颇有影响的是马克思学家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家罗歇·当热维尔（Roger Dangeville）的贡献。
吕贝尔被誉为“最著名的马克思著作法文版编纂者”[11]，他主持编译了4卷本的《马克思文集》，分别于1963年、1968年、1982年和1994年在加利马尔（Gallimard）出版社“昴星团藏书”系列出版。这套文集不是按照时间或著作顺序编排，而是按照内容分为经济学、哲学和政治三大类，经济学类分两卷，哲学和政治类各一卷，原计划出版的政治第2卷和书信卷由于吕贝尔1996年的去世而终未实现。这套文集流传甚广，在某些方面填补了社会出版社工作的空白，而且首次将阿姆斯特丹和莫斯科收藏的一些未发表档案资料公之于众。但是这套文集却一直饱受争议。首先是编纂理念的问题：其分类有悖常理，例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收入经济学卷；同时删节比较严重，所收入的《资本论》3卷，卷卷均遭删节，《德意志意识形态》也被有意删节。第二，编纂问题的背景事实上正是吕贝尔强烈的个人色彩，这套文集体现了他在马克思学方面的研究，或者不如说成为他传达个人见解的工具，这在他所撰写的长篇导论中更是显露无遗。他坚持马克思思想的纯粹性，力图清除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努力在某种意义上带给人们一种新颖的视角，但是过犹不及，他甚至将恩格斯思想从马克思思想中分离出来[12]，完全脱离了恩格斯的马克思学是否能够还原出真正的马克思，这是相当令人怀疑的。他所塑造的一个几近无政府主义、具有伦理学倾向的社会学家马克思的形象也难免偏颇，无法令人信服。[13]
在社会出版社和加利马尔出版社之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家当热维尔在人类（Anthropos）出版社、马斯佩罗（Maspéro）出版社和10/18出版社等其他地方也出版了他的众多译著。他以独特的视角进行选择，他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大多是以前从未在法国出版过的：《1857—1858年手稿》于1967—1968年在法国的首次出版就是他的译本；他翻译了《〈资本论〉未发表的一章》；将马克思恩格斯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政论文章按照国别编成文集，例如《俄国》、《中国》、《美国内战》等等；还按照一些从未被涉及过的主题选编文集，例如《军事著作》、《德国的社会民主》等。[14]他十分高产，从1967年至1978年这10年间共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译著15部，还不计算他所翻译的其他作者的著作，然而也由于翻译得过于仓促而遭受批评。此外，他有很明确的政治倾向，属于国际共产主义左翼，信奉列宁主义，是个博尔迪加主义者，他在所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导论和注释中从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这很容易将读者带入歧途，使他的译本如同吕贝尔的译本一样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
总体上说，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译工作取得了不菲的成就：社会出版社给大众提供了体例一致、可靠性高、实用性强、且不断在更新和补全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译者通常是历史学家和日耳曼学家等专家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译介结合了各自的专业研究，可以说，一个专业化和科学化的编译阶段开始了。另一方面，吕贝尔和当热维尔的译介从超越意识形态的视角对社会出版社的工作进行了补充和拓展，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影响，也促进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事业的繁荣。不过这两方面并非总是相互促进，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的。类似雅克·格朗容克（Jacques Grandjonc）所指出的“MEGA困境”[15]，可以说，政党支持下的主流出版活动与民间其他出版活动二者互有得失，前者失于意识形态的独断，而后者输在见地偏颇和翻译质量的良莠不齐。
第四阶段：本世纪开始至今
由于科斯特出版社和社会出版社的消失，上个世纪法国那两次系统编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成果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市面上已经很难看到，更不用说购买阅读了。这些著作集就覆盖面而言，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中占不到三分之二，留下不少空白，有许多文章和重要手稿没有收录，1874年后的书信也没有整理。更重要的是，这些著作集的编译工作与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或第2版 (简称MEGA1和MEGA2)的工作几乎没有关联。除了流通问题，法国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在完整性和权威性上，也是颇为欠缺的。尤其考虑到2007年法国官方指定的大学预科课程教纲中所列相关参考书目采用的是吕贝尔的富有争议的译本，这种欠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将是深远的。[16]
因此在现阶段，对于法国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事业而言，相对重要的，一是再版以前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恢复其流通性，二是根据MEGA2的工作补全、修订甚至是重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前者正在由重建后的社会出版社实现，而后者有可能由GEME工程实现。
社会出版社在1997年得到重建，新的社会出版社继承了旧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所有权，将原先书籍重新上架出售，对售罄部分则有计划再版。目前已经再版的有2011年发行的1980年版列菲弗尔译《1857—1858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计划中再版的有2012年即将发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新的社会出版社同时进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重译和补卷出版工作，于2008年出版由索尼娅·达扬-赫茨布伦（Sonia Dayan-Herzbrun）新译的《哥达纲领批判》，2010年出版塞夫等人新译的《第六章：资本论第1卷的1863—1867年手稿》，预计于2013年出版《纽约每日论坛报文章，第1卷（1852—1853）》和《恩格斯青年时期著作选（1837—1844）》。[17]这是在GEME工程的框架下进行的，与之紧密关联。
GEME工程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法文版编译工程（Grande Edition des oeuvres de Marx et Engels en franais）[18]，由法国共产党发起的加布里埃尔·佩里基金会赞助，最初的倡导者正是70年代启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出版工程的原社会出版社社长塞夫，目前主要由伊莎贝尔·加罗（Isabelle Garo）和让-努马·迪康热（Jean-Numa Ducange）等人负责组织翻译，译者团队由来自日耳曼学、共运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一些专家学者构成。
GEME工程的目的是为来自各种不同学科的众多学者及受过良好教育的广大公众提供全面可靠、既具有可读性又方便研究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他们依托德国MEGA小组的工作进行法文版的补卷工作，由于资金和人力所限，不能亦步亦趋地跟从MEGA小组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历史考证版全部译出，只能力所能及地设计自己的蓝图，避免卷帙浩繁。GEME工程与MEGA2的主要差别在于：（1）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不同版本，只是以附录的形式展示各种版本之间的显著差异，《资本论》第1卷收录德文第4版和罗伊版法译本。（2）马克思恩格斯之外的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除了特别重要的一些以附录的形式给出，其余均不收录。（3）不收录MEGA2第四部分收录的马克思恩格斯笔记，只是选择重要的文本以附录形式给出，例如马克思关于瓦格纳的笔记、关于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的笔记等。GEME工程的工作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著作、论文和手稿，基本按照时间顺序编辑，兼顾文本之间的密切关联；第二部分是作为专门著作的《资本论》，从1857—1858年手稿到第3卷的最后一版；第三部分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三个部分由不同的编译小组负责，同时进行整体协调。
除了具有补充全集的性质和借助历史考证版的权威性之外，与之前法国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出版工作相比，GEME工程有三个特点：一是翻译的统一性。现有的许多法译本在很大程度上不统一，时常引起争议，GEME工程试图系统和深入地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翻译中的问题，通过定期举办的研讨班，建立一套整体一致原则，将已达成共识的翻译方案在全部著作中进行统一，尤其留意在作者那里不同年代的语言演变。二是建立索引。之前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缺乏整体性的目录索引，GEME工程要逐章逐卷乃至为全集建立包括人名、概念和出版物在内的目录索引，以便读者进行定位和查阅。三是电子化。GEME工程的译本电子版和纸质版并行。电子版保证了一种开放性，可以随着研究的加深而接受必要的修订；可以轻易实现索引与各章各卷乃至全集的关联，同时提供关键词与其详细解释的链接；更重要的是，电子版相对于纸质版的独立性减轻了对出版社的依赖，突破单一出版社投资的局限，从而向更多出版社敞开合作的可能性。[19]
这些特点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法国编译出版的趋势：翻译活动突破个体行为和单一学科的局限，通过多学科专家学者的共同研讨提高翻译的学术水平，增强翻译的统一性；译本的工具性和科学性大大加强，便于各种学科的研究者使用，向广大公众开放。然而，这项事业也延续了先前的困难，仍然是人力物力上的捉襟见肘，以至于GEME工程实际上并没有一个长期而具体的工作进程表，将来的发展方向也难以预测。
回顾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法国编译出版的历史，从最初积极分子的零星出版活动开始，到法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先后介入，这一领域的出版活动逐渐得到政治力量的支持和推动，尤其是共产党通过社会出版社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以至于马克思思格斯著作的出版在60、70年代、尤其是1968年五月风暴前后达到了鼎盛局面。随着共产党力量和影响的衰退，这项事业从70年代末开始到80、90年代逐渐走下坡路，1993年社会出版社的破产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出版的影响十分重大，而这种破产本身未尝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直至如今，新社会出版社虽然联合了高校的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依靠亲共的基金会运作，开始重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大计，但是明显力不从心。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法国100多年来的编译出版史，不仅记载着马克思思想得到接受、思考、挑战和超越的历程，更是反映了政治局势的起伏和政党力量的兴衰，出版者的政治观点和路线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和阐释也有很大影响，正如塞夫所说：“马克思著作的出版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工人运动的历史。”[20]
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还有许多方向可以继续深入，从而对于我国的相关研究有所启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不同国家的编译出版史比较研究，尤其是与我国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事业相比较；法国共产党诞生及发展轨迹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出版活动的影响研究；政党支持下的主流出版活动和民间的非主流出版活动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传播史中作用的比较研究；一些关键词在不同语种下的翻译争议和演变及其在马克思恩格斯基本思想理解上引起的差异研究[21]，等等。而这些需要历史学、政治学、文献学、翻译学等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译出版需要多学科专家的合作一样，这从来也不是个人的事业。
注释
[1]本文仅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传播史进行一项国别研究，只涉及法国的编译出版事业，暂不考虑其他国家出版的法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因此，早于罗伊译《资本论》第1卷、1871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法兰西内战》不计在内。同理，下文第三阶段也不涉及莫斯科的前进出版社（Les Editions du Progrès）所出版的法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
[2]以上列举的出版情况参见Jean-Numa Ducange，“Les traductions et publications de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en fran ais avant 1914”， Cahiers d histoire.Revue d histoire critique ，114/2011，Complément.
[3]Jacqueline Cahen，“Les premiers éditeurs de Marx et Engels en France (1880-1901)”，Cahiers d histoire.Revue d histoire critique，114/2011，pp.20-37.
[4]这套著作集年深日久，难以查证，此处的数据是根据中央编译局藏书统计得到，不知是否有疏漏。据迪康热统计是“50多册”，Jean-Numa Ducange，“Editer Marx et Engels en France：mission impossible?”，La 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Livres et des Idées，06/05/2010。而据塞夫的统计，该出版社从1924年至1939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70册”，参见Lucien Sève，“Sur la publication de l oeuvre de Marx et d Engels en France”，Georges Labica，1883-1983，l’oeuvre de Marx：un siècle après，PUF，1985，p.160。
[5]例如，1945—1949年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有四个版本，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却只有科斯特出版社的独家版本。
[6]后来社会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巴迪亚主持重译的《资本论》第2、3卷和由列菲弗尔主持重译的《资本论》第1卷。
[7]预计出版20卷，但到1993年为止只出版了12卷，1874年10月以后的书信未能出版。
[8]以上社会出版社的出版情况参见Lucien Sève，“Sur la publication de l oeuvre de Marx et d Engels en France”，pp.159-163.
[9]这一数据是根据社会出版社最新提供的书目统计的。
[10]Kolja Lindner：Die Editionsgeschichte der Werke von Marx und Engels in Frankreich und ihr Neubeginn mit der Grande Edition Marx et Engels (GEME)，In：Marx-Engels-Jahrbuch 2008，S.106.
[11]转引自Kolja Lindner：Die Editionsgeschichte der Werke von Marx und Engels in Frankreich und ihr Neubeginn mit der Grande Edition Marx et Engels (GEME)，S.107。不过作者认为这一评价“有些轻率”，原因见下文论述。
[12]为此，他甚至拒绝恩格斯对《资本论》第2、3卷作出的整理，而采用自己的分类，加利马尔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的《资本论》就采用了他的分类。
[13]关于这套文集存在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Eustache Kouvélakis，“Marx encore ! Questions d édition de l uvre marxienne”，Futur Antérieur 30-31-32：4/1995。
[14]参见Jean-Numa Ducange，“Editer Marx et Engels en France：mission impossible?”，La 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Livres et des Idées，06/05/2010.
[15]Schttler Peter，“Une troisième MEGA? Entretien avec Jacques Grandjonc”，Genèses，11，1993.p.143.
[16]这诚然与近年来法国右翼政府的思想工作相关，但是缺乏公正客观的译本也是不容置疑的原因。
[17]该出版计划由社会出版社的拉加什提供。
[18]关于GEME工程的详细内容，引自Isabelle Garo，Jean-Numa Ducange，“Une grande édition des uvres de Marx et Engels en fran ais”，Cahiers d histoire.Revue d histoire critique，105-106/2008，pp.261-264; Isabelle Garo，“Le defi d une grande edition des oeuvres de Marx et d engels en fran ais：Entretien réalisé par Lucien Degoy”，L humanité，16 avril 2008。
[19]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传播的电子化是近年来这项事业的新进展，其中一项重大的工程是“马克思恩格斯数字图书馆”（BiNumME），正在由法国“人文科学之家”主席塞尔日·沃利科（Serge Wolikow）在勃艮第大学主持筹建，计划为二战以前各种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除所有法文版著作外，还包括德、英、意、西等语种的出版物）、国际共运文献档案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研究资料建立电子数据库，以便在网上提供查阅和下载，预计2012—2013年开放使用。
[20]Gilbert Badia et Lucien Sève，“Dossier Editer Marx-entretien avec Gilbert Badia et Lucien Sève”，Le magazine littéraire，1973.
[21]例如Mehrwert（剩余价值）是译作“plus-value”还是“survaleur”，等等。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