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在中国

1917年，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搬迁北京，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共同主编。1918年为马克思诞生一百周年，世界各地举行了纪念活动。1919年五四运动高涨，激起革命知识分子的热情，使他们更加向往马克思主义。1919上半年，按《新青年》编辑部预先排定的顺序，刚好轮到李大钊主编《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由于《新青年》杂志出版脱期，该号实际上到这年9月才出版。李大钊虽不是《新青年》的主要负责者，但作为轮值主编，他有权选择该期的内容，于是，他刊发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专号——“马克思研究专号”，以追念马克思诞生一百周年。

该专号共刊载了7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判》、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渊泉的《马克思的奋斗生涯》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及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贞操问题》。由于当时的《新青年》只是一个进步力量占主要地位的杂志，形形色色的新思潮都有机会在这里出现。不难看出，在这7篇文章中，既有进步的、宣扬马克思的文章，也有反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这种兼容并包的办刊方针，不仅有助于自由讨论，还加快了新思想的传播。

在“马克思号”上发表的7篇文章中，李大钊、渊泉、陈启修的文章主要是褒扬马克思及其学说的，顾兆熊的文章主要是批评性的，而凌霜的文章是毁誉参半。褒扬马克思学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那些诋毁、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终将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事实证明，用积极地、进步的观点传播马克思主义，不仅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而且也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使得一大批进步青年纷纷转向马克思主义信仰，投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中来。毛泽东同志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注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04页。）

李大钊长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欢迎态度，较好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和长期以来对历史的兴趣，同时也作用于蓝本（注释：经日本学者后藤延子考察，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有关唯物史观和经济论的部分是以河上肇的文章为蓝本写成的。见《李大钊史事综录》，第461页。）的河上肇文章的帮助，使《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明显地表现出同时发表其他文章所不及的思想深度。在该文章中，李大钊较多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学说等内容。剩余价值学说是《资本论》的核心内容，是了解资本主义的钥匙，也是作者在该文中重点论述的内容。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分为上、下两篇，分别载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和第六卷第六号，下篇着重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他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归结为两个要点：“余工余值说”和“资本集中说”。李大钊在文章中较为准确地，并且较为通俗地向那些对资本主义生产有一些了解，而对马克思《资本论》近乎一无所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叙述了马克思的商品价值、资本的增值，平均利润、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等概念，虽然其表述与现今有所差别，但其思想和核心部分，是科学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的。

一、关于商品的价值

文章认为“效用”是商品价值不可缺少的条件，但这不是惟一的，进行交换的商品，还必须“含着共同的元素”，这种共同的元素，乃“人类劳工结晶的全量”，每种商品价值的大小和分量“全依劳工的分量而异”，这种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工，就是“生产这些物品有社会的必要的东西。”虽然李大钊将“商品”和“物品”混为一谈了，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里的“物品”实际上就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由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发达，“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很多人脑海里更是一头雾水，因此出现这样混淆概念的事情并不为奇。

二、关于劳动力价值

文章说“工人的工力”一经买卖，便成为了资本家掌握的资本，工人就失去了自由，任由资本家摆布，与工人自身“断绝关系”。劳动力价值的大小，与其他商品一样，也是由“那于他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工时间数目决定。”

三、关于剩余价值

文章说，“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永不能与那工力的生产的价值相等。”“在模范状态下的人类工力，常足以生产比他所单纯消费的物品的价值多。”只有这样，资本家才有足够的动力去追逐足够多的剩余价值。所以，李大钊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不失时机地指出“工人所生产的价值，全部移入资本家的手中，完全归他处分。而以其一小部分用工银的名目还给工人，其量仅足以支应他在生产此项物品的期间所消用食品，余则尽数归入资本家的囊中。”关于“余值”，指产品售出去后，扣除工力成本后，剩下的部分为“余值”；如生产一瓶酒售价8元，所需人工、原料及其他成本费为6元，其差额2元即资本所得，这2元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余值”。李大钊以通俗的语言和简单的例子，向那个时代的读者介绍了剩余价值产生的过程。

“这样办去，资本家获得工人十小时的工力，而仅以五小时的代价还给工人。其余五小时的工力，在工人毫不值钱。前五小时间工人所生产的，等于他的工值。第五时以后他所做的工，于他什么也不值了。这生产‘余值’的额外时间，于工人本身一文不值的工力，马氏叫作‘余工’(Surplus labour)。”

在对“余值”和“余工”进行充分说明后，李大钊更进一步地指出，“余值”就是现代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所在，他说：“余值既全为资本家的，那工人分外的工作，就是余工，便一点报偿也没有。刚是对工人的能力课额外的血汗税，而为资本家增加利润，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这是资本主义下资本家掠夺劳工生产的方式。”既然“余值”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因此，“资本家的利益，就在增大余值。”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以求利益最大化，其方法有“二要着”：

（1）“尽力延长工作时间，以求增加余工时间的数目。”

（2）“尽力缩短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费的时间。”

李大钊还特别指出，只所以存在这种人剥削人的现象，并不是因为个别资本家的贪婪，而在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说到“马氏的论旨，不在诉说资本家的贪婪，而在揭破资本主义的不公。因为掠夺工人的，并不是资本家，乃是资本主义。”资本家是在“公平交易”中对工人进行剥削的，工人像机器一样工作，其收入不及自己所创造价值的一半，既在法律上得不到任何保护，而工人自己又认识不到自己是怎样受剥削的，“这不是资本家的无情，全是资本主义的罪恶。”早期，李大钊这样的论断，对于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剥削社会，创造新的制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四、关于生产价格

为了让读者对该理论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作者用了相当篇幅的例解、图表阐述了剩余价值到利润，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因各个资本有机构成不同造成的不同利润率到平均利润率的整个转化过程，最终说明了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过程。现在商品不是按价值，而是按生产价格买卖，结果“有的得其价值以上的卖价，有的得其以下的卖价。”

五、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李大钊在文中说，马克思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资本有两种作用，其一为“自存”，用于“自存”的资本，即不变资本，是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这部分资本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只是改变其物质形态，而不发生量的变化一是增殖；其二为“增殖”，即可变资本，是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的价值，而且还生产出超过劳动力价值的剩余价值，其价值发生了量的变化。

六、关于“资本集中说”，即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李大钊在文章中指出，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封建制度的灭亡，近代国家的兴起，资本越来越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同时，工人阶级也在不停的发展与壮大。文章指出：“资本主义是这样发长（展）的，也是这样灭亡的。”资本主义在创造无数财富的同时，“他的脚下伏下了狠（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那无产阶级”。文章认为，无产阶级虽为资本主义的产物，但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

文章还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说，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必然现实是人类发展的规律，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工人创造的财富也从“私有”变为“公有”了，“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避免之数了。从前个人自有生产工具，所以个人生产的货品当作私有，现在生产的形式已经变为社会的，这分配的方法，也该随着改变为公有了。”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不仅对《资本论》作了相当精要准确的系统介绍，还能联系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剖析中国的社会现状，指导工人阶级的斗争。不过，如那个时代大多数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李大钊对《资本论》某些内容体现出来的一知半解是很明显的，他把自己因理解不够全面而在思想引起的矛盾，认为是马克思理论本身的矛盾。如，他认为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与“一般经济学者所主张的竞争价格论”没什么区别。他还认为，由市场供求关系影响的价格变动这一理论与劳动价值理论是对立的，他说：“物品的实际价格既为竞争所支配，那劳工价值论就有根本动摇的危险。劳工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基础一有动摇，学说全体为之震撼。这就不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遗憾。”在那个时代，由于条件的限制，李大钊不可能完全系统地研究《资本论》，甚至阅读完3卷本的《资本论》也是非常困难的，造成这样的片面的理解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研究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所包含的《资本论》思想，不是为了揭示该文的缺陷，只是为了真实地向读者展示早期宣传、研究《资本论》的艰辛和曲折。也许该文还算不上一份真正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告白书，但文章中体现出来的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积极探索的态度，为他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去观察和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