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创作史系列讲座之一
——从《克罗茨纳赫笔记》到《伦敦笔记》
研究《资本论》创作史为什么要讲《克罗茨纳赫笔记》？一般讲《资本论》创作史都是从《巴黎笔记》讲起的。马克思自己说，他研究政治经济学，是因为在《莱茵报》的时候遇到了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后来《莱茵报》被封了，马克思就从报纸退回书斋研究问题去了。要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怎么制定的，《克罗茨纳赫笔记》还是很有关系的。
马克思当时是黑格尔俱乐部的成员，对黑格尔的理论很熟悉。黑格尔认为所有客观事物都是绝对理念的外化，绝对理念是现实的基础，他的逻辑学当时在德国哲学界是开创性的。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把黑格尔学说颠覆了，费尔巴哈认为存在是主体，思维是第二位的，甚至神都是人创造的。马克思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对黑格尔主观唯心论进行了清算。1842年初，马克思研究黑格尔法哲学，写了很有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那就是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方法要到经济学当中去寻找。《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前半部分没写完，马克思中间写了《克罗茨纳赫笔记》，之后接着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后半部分。《克罗茨纳赫笔记》内容是什么？就是关于唯物主义国家观、市民社会、国家政治制度，等等。从表面上看，《克罗茨纳赫笔记》不仅是经济学笔记，还是政治学的。比如，里面有施密特的德国史、杜加尔特的英国史、盖尔的瑞典史，还有德国史、美国史，等等，这些内容都是国家政治体系。《克罗茨纳赫笔记》主要研究了以下这些问题：公有制如何转变为私有制，封建所有制怎么转变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封建所有制对政治制度的影响，资本主义所有制对政治制度的影响，等等。这5本笔记只用了两个月，可见马克思当时非常勤奋。
通过这段研究，马克思认识到，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归根到底跟经济利益有关。所有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变革都跟所有制有关，他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政治制度是受市民社会决定的。什么叫市民社会？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经济关系的总和。这个结论跟黑格尔完全不一样，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这样，《克罗茨纳赫笔记》对马克思制定他的唯物史观打下了一个基础。后来马克思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后半部分，就反映了他在《克罗茨纳赫笔记》当中的成果。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得出社会变革的原因要到市民社会当中去寻找：到政治经济学当中去寻找的结论，跟《克罗茨纳赫笔记》时期的学习有决定性的关系。
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得出结论，世界变革的原因要到经济学中去寻找。他第一次研究经济学的成果就是《巴黎笔记》。《巴黎笔记》包括9个笔记本，时间是在1844年和1845年。当时马克思在法国跟卢格一方面出版《德法年鉴》，一方面研究经济学。《巴黎笔记》的内容MEGA2已经发表了，大家可以去研究。《巴黎笔记》里面有一部分关于詹姆斯·穆勒的笔记，马克思下了功夫，把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从头到尾的重要内容都抄了，一边抄一边做评论。
为什么特别重视穆勒呢？穆勒是李嘉图的门徒，当时经济学界都读穆勒的书。它相当于一个教材，它把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斯密的《国富论》整理得非常规范。马克思《巴黎笔记》的成果就是写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时马克思打算写一本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且还跟出版商订了合同。这本书后来没写成，但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保留了下来。研究者都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这本书的一部分。马克思后来又写了《布鲁塞尔笔记》（1845—1847年），在布鲁塞尔期间又跟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旅行，写了《曼彻斯特笔记》（1845年7—8月）。《巴黎笔记》紧接着的就是《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这三种笔记代表了马克思在1844年革命以前这一阶段的理论成果，《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都发表了，《布鲁塞尔笔记》是1845年写的6个笔记本，在MEGA2第4部分第3卷。《曼彻斯特笔记》马克思有9本，MEGA2第4部分第4卷发表了5本，第5卷还有4本没发表。1847年以前的笔记，MEGA2第4部分第6卷还有一本，是关于居利希·古斯塔夫著作的笔记，古斯塔夫的书是非常重要的一本德国的经济、贸易、手工业、农业史，5卷本。学德国经济学的人都必须看这本书，马克思在1846年9月—1847年12月期间，写了古斯塔夫这本书的详细摘要，这些已经在MEGA2发表了。
我翻译过一篇东西，是德国人写的关于《曼彻斯特笔记》的概况，其中说《曼彻斯特笔记》表现的是马克思从异化理论转向劳动价值论的非常重要的中间环节，马克思最初不承认劳动价值论。《巴黎笔记》中的《穆勒笔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2卷里有，大家可以去研究。《曼彻斯特笔记》和《布鲁塞尔笔记》，现在MEGA2版外文只差一卷未出版，但人们研究得很少，因为它是新发表的。这个时期，从马克思1843年开始研究经济学到1847年以前这段时间，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思想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逐步制定了唯物史观，一方面是从不承认劳动价值论转向了劳动价值论。一是方法论，二是思想内容。这个期间的成果，如果没有读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巴黎笔记》，我们有一个间接的研究办法，马克思在这个时期写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这4本重要著作中反映的思想就是他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从这四部著作当中你可以发现他思想发展的轨迹。
我下面讲讲思想发展的轨迹：唯物史观是怎么形成的。马克思研究经济学从《巴黎笔记》开始，如果从唯物史观来讲的话，是从《克罗茨纳赫笔记》开始。他研究经济学开头从研究方法论解决问题，从唯心论变成唯物论，从实际当中提出问题来反驳经济学中的教条，因此他突破了经济学中的很多问题。所以唯物史观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唯物史观打下基础，给他的经济学研究以一个方法论的原则，后来的很多成果很难取得。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以后得出一个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什么叫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18世纪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常用的一个概念。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里面是这样阐述的：“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恩格斯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当中也说：“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这说明什么呢？这实际上解决了唯物史观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认识到了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国家和法等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各个方面。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马克思就阐述得更清楚了：“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到这个时候，马克思认识到，不是国家决定下面的经济基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没有论及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但已经初步具有了这一思想，他提出了生产在社会结构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以后揭示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对物质生产决定性作用有了进一步明确的阐述，他在批判鲍威尔主观唯心论的时候第一次提出了生产方式的科学概念，指出历史发展的根源和基础在物质生产中。《神圣家族》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生产是第一性的，历史是上层建筑，是第二性的。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马克思说：“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这个交往方式就是生产关系，马克思明确提出交往方式不再适应生产力的时候就产生了变革的要求。另外，马克思明确提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他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已经很全面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斗争。当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与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的交往方式产生矛盾，这种交往方式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时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方式，被适用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用于更加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方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到这个时候，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已经非常全面了。
在整个这一时期（1847年以前），从《巴黎笔记》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时期，用马克思自己的一段经典表述来说，他的唯物史观的成果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里面的那段话。在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那段话是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他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这就是马克思这个时期的唯物史观。而正是这一思想，即国家政治的变革要到经济基础中去寻找，给马克思打下了研究经济学的牢固基础。
马克思得出这些基本方法、原则以后，就把它们应用于经济学研究，最初的成果体现在《哲学的贫困》中。蒲鲁东自称是黑格尔的学生，研究贫穷是怎么来的，他认为思维是绝对精神外化造成的种种社会现象，他用的完全是黑格尔那一套方法，认为跟11世纪相适应的是权威原理，跟18世纪相适应的是个人主义，等等。另外，他说所有的经济范畴都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好的方面发展到一定程度，坏的方面就露出来了，就有一个新的代替它。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是第一性的，经济范畴是生产关系的某一个片断，经济范畴就是生产关系。经济范畴代表一定的生产关系，因此经济范畴是现实社会的反映，而现实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是一个有机整体。生产关系是历史产物，是客观存在的。这后来就发展成马克思后来在《大纲》里面写的：经济范畴应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哪儿抽象？怎么抽象？这要从现实关系当中去找。你把简单的范畴放在前头，简单的范畴讲清楚了，然后再讲复杂一点的，再讲更复杂的，这样的话这个体系就是合理的，这个体系必须以现实为基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批判了蒲鲁东那个随便臆造的体系。马克思这个时候制定的方法论为将来《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打下了基础。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用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学、考虑经济学问题的开始，一开始他就发现现有的经济学，特别是蒲鲁东的经济学是不对的。相反的，在马克思看来，亚当·斯密、李嘉图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为什么？亚当·斯密讲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但他又认为，到了交换发达了以后，价值就不是劳动创造的了，是什么创造的呢？地租、利息、利润、工资，加在一起就是价值，那当然是不对的。但从某一方面说，他反映了现实。当现实当中交换问题变复杂了，他就用另外一个办法解释，他放弃了原来的劳动价值论。这倒说明亚当·斯密很有现实感。李嘉图也是这样，李嘉图的很多东西也是批判亚当·斯密。我个人认为，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原则坚持不彻底，但是他能反映现实，他一看现实跟他那个理论不符合了，就改变理论。李嘉图倒过来，李嘉图批判亚当·斯密不彻底，他坚持原则，从头到尾都坚持劳动价值论，他让所有的现象都跟劳动价值论来对质，符合的就对，不符合的就例外。无论如何，这两个古典经济学家虽然不彻底，但比蒲鲁东这些所谓的哲学家用黑格尔经济学原则来写经济学著作强得多。
这是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第一次在方法论上的转变。另外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从否认劳动价值论过渡到承认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开头研究经济学时不承认劳动价值论，这最初受恩格斯的影响，恩格斯比马克思更早写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李嘉图主张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这是不实际的。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和效用的关系，换句话说，成本加上竞争而形成的那个价格，就是商品的价值，这是恩格斯当时的主张。市场上这么多纷繁的商品互相交换，商品价值就是成本加上现在的市场竞争结果形成了价格，这是表面现象，没有深入到实质中去。李嘉图有个说法，价值是劳动创造的，怎样找到这个本质呢？他说市场当中价格上下波动，你把所有价格加在一起平均一下，得出来的那个数就接近于价值。恩格斯说那个平均数是偶然的，实际上现在看起来，恩格斯当时只是抓住了现象。马克思最初也不承认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在《巴黎笔记》当中，或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也是这样认识的，即成本加竞争的结果就是价值。
但是，为什么研究《巴黎笔记》的人特别重视《穆勒笔记》呢？因为在《穆勒笔记》里，马克思已经开始转向劳动价值论了。对于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从不承认向承认的转变的萌芽就在《穆勒笔记》里面。马克思提出，抽象规律是通过价格波动来实现的，这跟李嘉图已经差不多了。这表明他已经不完全否定劳动创造价值了，而是指出它是怎么实现的。他还说价值是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抽象关系，虽然没讲清楚，但已经是从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上来考虑价值了。最初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从市场现象来说的，而马克思渐渐深入到本质中去，穆勒是李嘉图派，力图维护劳动价值论，但陷入了庸俗。马克思在这时逐步认识到价值是一个私有财产对另一个私有财产的抽象关系，也就是说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就是商品跟商品之间的互相交换，两个商品当中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这已经从现象渐渐深入到本质。
到了《神圣家族》，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转变又进了一步。马克思指出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某种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即物品的价值问题，本质上取决于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是生产这个物品花费的劳动时间。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真正的人类发展，就是以这种时间的多寡为转移的，生产某个物品所必需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某个物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是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决定了它卖多少钱。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这句话进行了评论，认为马克思到这个时候已经接近劳动价值论了。为什么马克思有这个进展呢？马克思跟恩格斯一样，否定劳动价值论的时候是只看市场表面现象，他现在研究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慢慢地从市场现象深入到了本质，因为两个商品能够交换必须具备一个共同的东西，这个共同的东西就是劳动。
到了《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提出，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给我们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李嘉图的价值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马克思从否定劳动价值论到承认劳动价值论，原因在于他的唯物史观的制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使用的是异化概念，为什么他用异化概念而不用剩余价值概念呢？就是因为他不承认劳动价值论，后来在逐步的论战和学习中，借助于唯物史观的制定，他从现象深入到本质，认识到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对的。但是这时他还没看出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缺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完全套用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不但套用了劳动价值论，他还套用了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没有价值，货币的价值是由货币数量决定的。
《哲学的贫困》从两个方面证实了马克思1847年以前在经济学研究上的初步成果，一是把唯物史观应用到经济学研究上，确定了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二是从不承认劳动价值论转向承认劳动价值论，在商品货币的研究上给经济学研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因此《哲学的贫困》是《资本论》的萌芽，马克思自己说：“该书包含了经过20年的研究之后，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的萌芽。”在《哲学的贫困》中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了20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又初步弄清了剩余价值是怎么产生的。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劳动价值论是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出发点。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也承认劳动价值，但他无法回答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中的一个问题，这也是马尔萨斯提出的问题，即商品是由劳动创造的，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量，劳动的价值也是由劳动创造的，衣食住行的成本就是工人劳动的价值，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等价交换，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工人用劳动生产资本家的产品，既然是等价交换，那剩余价值从哪里来呢？这一问题回答不上来，整个的李嘉图学派就破产了。蒲鲁东出了个主意，说劳动不是商品。马克思认为这样靠偷换概念并不能真正解决矛盾。马克思提出，商品中的劳动跟工人在生产中使用的劳动是有差别的，后者是活劳动。马克思虽然没有说清楚两种劳动之间的区别，但举了个例子。生产力如果提高了，同一个劳动原来生产一件衣服，现在可以生产两件衣服，但是商品中的劳动没有这一特点。所以，商品中体现的劳动和正在进行中的活劳动是不一样的，活劳动能创造出更多的劳动。
马克思的这一区分已经快接近矛盾的解决了，几个月以后，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提出，工人拿自己的劳动交换生活资料，资本家拿生活资料交换劳动，资本家交换的这个劳动是工人的生产活动，是一种创造力量，这跟商品中的劳动完全不一样，这就为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理论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手稿中把工人出卖的这个劳动叫做劳动能力。因为他如果不提出这是一种创造力量、一种生产活动，就不能进一步得出结论，工人生产活动创造出来的价值比他原来那个价值高，这就是剩余价值的源泉。根据这一点，恩格斯后来把《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的劳动都改成了劳动力，恩格斯在前言中讲了修改的缘由。劳动二重性问题这时还没有完全解决，使得李嘉图学派破产的这个问题真正得到科学解决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在《雇佣劳动与资本》当中，马克思已经承认，工人的生产力能够创造出比工人按等价交换得到的那个劳动更多的劳动，但是马克思这个时候还没有使用劳动能力、劳动力这些名词。
1848年革命后，马克思侨居伦敦，有了很好的机会来研究经济学，这就是所谓的《伦敦笔记》时期，《伦敦笔记》是《资本论》的直接准备。当时的伦敦是全世界的经济中心，贸易非常发达，大英博物馆里关于经济学的资料非常全，这为马克思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研究经济学。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马克思写成了24本笔记，被称为《伦敦笔记》。《伦敦笔记》一共1250页，100多个印张，收录了300多部著作和报刊资料，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伦敦笔记》的写作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50年9、10月间—1851年3月），马克思写了第1至第6笔记本和第7笔记本的前半部分。《伦敦笔记》第一阶段着重研究货币、信用、流通问题。因为当时经济危机快要来了，经济学界吵得一塌糊涂，争论为什么会发生经济危机。英国银行界围绕着1844年银行法争得不可开交，一边是通货学派（货币流通学派），李嘉图的门徒，一边是银行学派。争论的焦点是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李嘉图提出，货币是商品，但它是特殊商品，没有价值，货币的价值是由它的数量决定的。例如市场上需要1万张货币，你印了2万张，那就一张货币当原来的一半的钱花。简单来讲，这部分是对的，这是钞票，银行券的规律，也就是货币的支付手段的规律，货币充当流通手段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规律，货币充当流通手段的时候不用金银货币亲自出现，李嘉图说的货币数量论不是说金银，他讲的是银行券。
英国1844年银行法就是按照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来制定的，说商品的价值高低是货币多少造成的，货币越多商品价值越贵。因此，银行要好好控制不要滥发银行券，市场需要多少就发多少。经济危机的时候，商品卖不出去，需要货币宽松政策，这样的话，商品才能卖出去。1844年银行法恰恰相反，使得原来的经济危机之外又加上了货币危机的因素，所以银行学派坚决反对它。《伦敦笔记》第一阶段就研究这一问题，研究很深入，马克思把银行学、货币理论当中所有著作将近80多部都做了摘录。
研究的结果是货币不只是支付手段，因为银行学派反对货币数量论有很多理由，举了好多事实，后来证明马克思说的是正确的，货币除了支付手段以外，首要的职能是价值尺度，当货币充当价值尺度时，它不能是纸币，必须是金银。其次是储藏手段，当货币作为储藏手段时，也不能是纸币，必须是金银。然后是支付手段、国际货币职能，除了支付手段可以用纸币来代替以外，别的都是要真正货币出现的。首先，马克思弄清楚了货币承担多种职能，后来进一步弄清楚了，不是货币的价值决定物价高低，而是物价高低决定需要多少货币。马克思研究了好多现象，证明真正的物价的变动绝对不是由于单纯货币多少引起的，经济是非常复杂的现象，物价与供求、生产力、劳动生产率都有关系，整个市场上有多少商品才能决定需要多少货币。因此，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是片面的。
马克思研究的结果把货币数量论推翻了，这个成果体现马克思在1851年2月3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这封信至关重要，它代表了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一阶段的重要研究成果，即推翻了货币流通理论。马克思说，从李嘉图开始的理论如下：“假定实行纯金属流通。如果这里货币流通过多，物价就会上涨，因此商品出口就会减少。国外的商品进口就会增加。进口就要超过出口。因此，就出现贸易逆差和不利的汇率。就要输出硬币，货币流通就会减少，商品价格就会下降，进口就会减少，出口就会增加，货币就重新流入，总之，重新恢复原来的平衡。”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在这封信里头，列举了四种可能性，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流通的货币量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商业发展决定的，只有在业务迅速发展需要更多的流通手段来进行这些业务的情况下，货币流通才会增加，不是货币增加造成物价上涨，而是当你业务发展了，需要更多货币的时候，货币才会增加。这也就是说，货币增加是第二位的，否则流通过程中的货币就会以票据等形式作为存款流回银行。货币流通的增加归根到底是投资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相反。马克思宣布：“除了在实践中永远不会出现但理论上完全可以设想的极其特殊的情况，即使在实行纯金属流通的情况下，金属货币的数量和它的增减，也同贵金属的流入或流出，同贸易的顺差或逆差，同汇率的有利或不利，没有任何关系。” 马克思的研究结果证明了货币数量论不成立。恩格斯接到信以后非常欣赏马克思的研究成果，他回信说：“你在经济学上的最新发现，我现在正在认真地反复思考。今天我没有时间详谈这个问题，不过我认为这个发现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数字不能开玩笑，因此我要仔细地加以研究。”十几天后，恩格斯回复马克思说：“依我的看法，这个问题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对于把混乱的流通理论归结为简单明了的基本论据大有帮助。”这是第一个突破，货币数量论被推翻了。
马克思改进了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是跟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连在一起的，完全是一种逻辑推论。它的基本理论是这样的：人到一个新地方先耕种最好的土地，人口越来越多，最后土地生产的粮食不够了，就耕种次一点的土地。这样生产出的粮食价格贵了，成本就高了，最初那个耕种肥沃土地的就得到了超额利润，因为土地是由地主垄断的，所以资本家无法把超额利润装在自己的口袋里，必须交地租。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人们又开垦了第三级土地，成本更高了，物价更高了，粮食价格更高了，第一级好土地的超额利润更多了，这个超额利润就形成了级差地租。他的结论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粮食越来越贵，地租越来越高。李嘉图得出这个结论不是偶然的，在他研究地租理论的这几十年中，事实就是这样。谷物价格不断提高，地租也不断上涨，但马克思不相信这一理论。他研究了好多土地问题专家的著作，特别注意研究了多年的物价史，发现1793—1822年这段时期的物价史不是物价越来越高，地租越来越高。1850年12月14日，《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一个统计资料，使马克思受到极大启发，这个资料表明李嘉图说的那个物价和地租一道上涨的情况只是发生在历史的某一段时期。相反，1815年以后，实际情况反过来了，物价下降，而地租提高，这就促使马克思思考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存在的问题。
19世纪以来30多年的物价史表明，由于技术的进步，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谷物的价格降低，与此同时地租却不断提高，全国地租总额也在不断增加，这种情况与李嘉图论证级差地租的论据是矛盾的，在这里主要问题仍然是使地租规律和整个农业的生产率提高相符合，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上说明历史事实。马克思在1851年1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李嘉图提出的地租理论，实质上不过是：在最坏土地产品为补偿它的费用所必须的出售价格和最好土地产品所得到的价格之间存在差额。这是对的。级差地租并不是以土地肥力递减为前提的，而仅仅是以土地肥力各不相同，或者连续使用于土地上的资本所产生的结果各不相同为前提的。只要是土地肥力不相同，或者投在土地上的资本所产生的结果不同，就会产生级差地租。这样的话，马克思就把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改得比较科学了。恩格斯回信说：“你关于地租的新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李嘉图关于土地肥力随着人口的增加而递减的看法，我始终是不信服的，同样他关于谷物价格不断上涨的论点，我也从来没有找到论据。但是，由于我在理论方面的众所周知的怠惰，我只满足于良好的自我在内心的不满，从来不去深究问题的实质。毫无疑问，你对问题的解决是正确的，这使你有进一步的理由获得地租问题经济学家的称号。”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一阶段取得了以上两个重大的突破，原因都是靠在实践中调查研究，而唯物史观的方法，调查研究的结果，否定了既定的理论，或者说改正了理论。
马克思在写第7笔记本的时候，对第一阶段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把《巴黎笔记》、《伦敦笔记》以前所有关于货币的材料重新整理，系统化。后来1854年又写了《货币危机》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整理。除了以上两个成果以外，马克思又对亚当·斯密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写成《反思》一篇短文。亚当·斯密把整个社会的交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交换，另一部分是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他认为社会上的交换流通就局限于这两个方面，而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是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交换的界限。马克思认为这一思想非常重要。这表明马克思考虑经济危机不是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认为是由流通领域造成的，而是生产领域的问题。由这一思想出发，整个社会生产分两大部类，生产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交换，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而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是前者的界限。整个社会能不能交换，商品能不能卖出去，最后取决于消费水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是界限，这非常重要，社会上大多数人即工人阶级受剥削，工人阶级的消费不可能把它生产的东西全部消费掉，这就必然有东西卖不出去，卖不出去的原因归根到底是工人的贫困。马克思这时候已经开始考虑经济危机要到资产经济社会的本质中去寻找。
《伦敦笔记》第二阶段包括1851年4月到5月上旬写的第7笔记本后半部分到第10笔记本（见MEGA2第8卷）。这时马克思主要研究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破产的原因。马克思把李嘉图学派所有重要的著作都读了，把反对李嘉图学派的那些重要著作也读了，然后找到了导致古典经济学破产的两大矛盾。第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如何跟劳动价值论相一致，古典经济学回答不清楚这个问题。第二，李嘉图不能回答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问题，说不清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是什么？同样的投资、同等数量，不管你投到哪个生产部门，不管你流通快慢，最后获得的利润大体一致。这里面有一个如何解决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问题，李嘉图回答不上来，李嘉图说这个现象是例外，不符合规律。一个例外就把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否定了，马克思提出，现在整个市面上流行的就是平均利润生产价格，不是价值。生产价格是价值的变形，这个问题后来才得到解决，但马克思在这儿就发现了这一问题。马克思没有解决古典经济学破产的两个问题，但他发现了这两个问题，这就为他以后解决这些问题打下了基础。
《伦敦笔记》的第三阶段包括1851年5月中旬到6月中旬写的第11笔记本到第13笔记本，主要是进一步研究了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全面关系。马克思本来打算记到第10笔记本就可以结束转而写自己的著作了。结果越研究越深，到了第11笔记本和第13笔记本的时候，研究工人阶级全面的状况，收集大量的原始积累材料，资本怎么来的？原始积累，工人工会斗争，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10小时工作日法案，工人的居住条件，工人受教育的材料，等等。《资本论》当中很多史料就是这时候记载下来的。
《伦敦笔记》的第四个阶段包括第12笔记本到第23笔记本。第12笔记本、第13笔记本研究的是农业问题，研究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和农业问题，怎么用科学方法耕种提高土地肥力。下一阶段包括第14笔记本到第24笔记本，第14笔记本研究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包括古罗马社会、中世纪封建社会、殖民地和拉丁美洲各国、秘鲁征服史、墨西哥征服史，还有印加人的历史、亚细亚生产方式、印度的情况、非洲的奴隶贸易，等等。这就把马克思的研究扩展到全世界，不只研究资本主义本身，而且还研究资本主义殖民地是怎么来的，原始积累问题，等等。第15笔记本研究的是科学技术问题。第16笔记本是马克思对前几个笔记本关于资本主义跟工人矛盾这些问题的研究的补充，研究补偿金问题、商业和技术问题、工厂当中的犯罪、工伤事故、工人居住条件、统计材料、英格兰银行史，等等，就是更进一步的细节。
第17、18笔记本研究的是欧洲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西欧的封建社会、意大利、法国、中世纪的各种经济制度、城市史、教会、风俗史、文化史、经济史、战争关系等等。
第19笔记本到第20笔记本包括文化通史、妇女史，马克思试图总结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第21笔记本和第23笔记本专门研究的是印度问题，1853年英国议会辩论东印度公司的条例，争论得很激烈，马克思抓住机会，在他这3本笔记本中详细摘录了英国在印度经营殖民地的历史，还包括古印度史、现代印度史、印度的社会、殖民化的历史、印度土地问题、租税制度、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善、改变、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情况、东印度公司的演变，等等。第21、23笔记本的这些内容反映在马克思写的关于论印度的著作中。现在MEGA2第3卷发表到马克思的第14笔记本，后面还有10个笔记本没发表。总之，从《伦敦笔记》可以看出，马克思为写《资本论》，收集和研究了多么丰富的资料，为《资本论》打下了既广且深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