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马克思《历史学笔记》新探

1881年底至1882年底，晚年马克思对文明时代建立以来直至资本主义起源的前资本主义发展史，进行了极为认真和详细的考察与分析，完成了160多万字的《历史学笔记》。关于这组笔记的主题，学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是“无主线论”，认为这组笔记只是晚年马克思进行历史学研究的读书笔记和摘录，是没有主线可循的。^[1]二是“社会形态演变论”，也就是认为，这组笔记记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其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具体历史过程。^[2]他们都没有将这组笔记与《资本论》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实际上认为《历史学笔记》与《资本论》是不相关的。

事实上，《历史学笔记》并非是一部纯粹的史学摘录，晚年马克思摘录的大量的历史资料背后，对社会形态演进的考察背后，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的探究。^[3]仅从时间上来看，《历史学笔记》的写作终点恰恰是《资本论》逻辑的历史起点和前提。《资本论》的时间起点大概是1600年，《历史学笔记》的终点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二者有较强的联系性；《资本论》的历史起点是英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历史学笔记》的历史终点是英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圈地”运动的开始与发展，二者是紧密相连、相互衔接的。从具体内容上来看，这组笔记的主题是通过对公元前1世纪初至17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各国的政治历史事件的摘录和分析，追溯资本主义与国际贸易、世界市场的起源，探究古代西方世界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与瓦解和近代世界历史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生成，乃至在更高层次上考察历史如何走向世界历史。这里研究的终点，即近代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形成，正是《资本论》逻辑的历史起点、历史前提。晚年马克思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完成《资本论》体系的最初构想，即“六册结构计划”。^[4]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和全球史观是《资本论》体系构想的逻辑归宿，《历史学笔记》正是为完成《资本论》体系构想的后半部分而做的准备工作，它为“国际贸易篇”、“世界市场篇”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依据和理论观点。《历史学笔记》是《资本论》的继续、深化和拓展。

一、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基础论

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决定了《资本论》只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部分，它必然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包含着对世界市场、国际贸易等具体历史形式的考察。“六册结构计划”中前三册“资本”、“地产”和“雇佣劳动”仅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关系的抽象形式，后三册“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则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关系不断向具体上升，国家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在世界市场上开展活动。当时，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以及科学严谨的研究态度，马克思只有先集中精力研究和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册第1篇的《资本一般》，也就是后来形成的《资本论》四卷结构。当然，最后形成的《资本论》扩大和充实了原来计划的“资本一般”的框架，涉及到了“地租”、“国家”、“世界市场”等方面的论述，但并未将它们作为专题放到专册中去详细阐发论述。因此，“六册结构计划”仍然是马克思直到晚年一直坚持的理论构想，其中的“国际贸易篇”和“世界市场篇”也仍然是马克思希望独立完成的工作。《历史学笔记》正是马克思为此所做的准备材料。

（一）国际贸易论

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中，通过考察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战争交往、经济交往等，记述了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古代国际贸易的形成、发展和衰落。在笔记中，马克思主要通过考察各个民族、地区或国家的对外政策、对外关系来分析古代国际贸易的形成、发展和衰落以及近代国际贸易的形成。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许多民族与地区已纷纷突破国家的疆界，出现了对外贸易。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等地都有一定规模的对外贸易。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古代的国际交往主要限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国际贸易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封闭性，还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从14世纪开始，东西方的经济交往和联系不断加强，真正的国际贸易开始起步，借贷资本已经出现，商业资本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5]，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本身的最初的自由存在方式”^[6]，它在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这也预示着古代国际贸易的衰落。

第二，地理大发现促进了近代国际贸易的形成。近代国际贸易是通过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才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这个过程包括世界上大的地区之间早期经济联系的建立，地理大发现，以及新的交通运输工具如汽船和货车的运用。在这个时期，经过了海上探险和殖民掠夺阶段，以及不等价的掠夺和奢侈品的长途贸易等等，最终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古代地方性的国际贸易圈，逐渐为以大西洋为中心的世界性的近代国际贸易体系所取代。这就为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特别注意到，地理大发现促成了国际贸易的革命性突破——欧洲商业革命和近代国际贸易的真正形成。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方世界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地理发现：好望角、西印度群岛、印度、南美、纽芬兰、北美、环球航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由于地理大发现，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与交往迅速扩展，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也迅速发展。^[7]地理大发现还使得国际贸易的中心转移：由地中海沿岸向大西洋沿岸城市转移。地理大发现后，意大利北部热那亚和威尼斯等商业城市丧失了它们在过境贸易中的统治地位，而葡萄牙的里斯本、尼德兰的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法国的蒙彼里埃、西班牙的塞维尔和英国的伦敦由于地处大西洋沿岸而开始在世界贸易中起主要作用。^[8]马克思在笔记中总结道：“随着威尼斯的衰败，尼德兰成长壮大了。”^[9]

第三，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互为基础、相互作用。马克思指出，国际贸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基础，反过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要求，又促进、推动了近代国际贸易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在笔记中摘抄了休谟的《英国史》来说明对外贸易和工业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作用。“总之，生产（industry）的增长是目前状况的结果[不是原因？]，是有利于社会的结果。”^[10]

（二）世界市场论

马克思认识到，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最大的总体，世界市场也是世界历史存在的前提。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经济范畴进行考察之后，必须从市民社会发展到国家层次上的概括，然后再跨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最后在世界市场这个最广大的场所，以最巨大的发展规模，作为生产者国家的关系而出现。这就是马克思“六册结构计划”后三册所要完成的任务。《历史学笔记》记述了大量有关世界市场的历史材料，阐发了众多相关的理论观点，是晚年马克思为了完成“世界市场篇”所作的努力。

第一，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市场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结果，它是以近代地理大发现为历史契机、以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的扩张为基本动力而逐渐形成的。（1）古代地中海市场的形成。马克思指出，到第4次十字军东征结束时，威尼斯已在东地中海地区拥有一系列海上基地和商号，成为地中海市场的中心和统治者。作为古代贸易交往、国际关系进行的中心场所，在地中海市场上，西欧人、希腊人、东方的基督徒、阿拉伯人和各地教派的穆斯林商人等等建立了初步的联系和交往。（2）近代大西洋市场的形成。通过对大量历史材料的摘录和分析，马克思指出，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和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世界市场和交往范围，从而使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的发展有了巨大的高涨，再加上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11]。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和世界历史形成的物质基础。

第二，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动因。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其他的原因包括：地理大发现，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等国进行殖民扩张活动，欧洲政治、宗教和文化对亚洲、非洲以及美洲的渗透，运输工具的发展等等。尤其是地理大发现，马克思称之为“在15世纪末开始的世界市场的革命”^[12]。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详细摘录了哥伦布、达伽马对美洲大陆的发现，西印度群岛的发现，绕过非洲南端到达印度的航路的发现，以及“环球航行”的完成。^[13]他指出，新航路的开辟直接促进了封建制度的衰落、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使各个区域性的市场范围不断扩大，并使各个区域性的市场彼此联系起来形成了世界市场。

第三，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生的。二者互为基础和前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前提，正是世界市场的形成和不断扩大，打破了封建生产方式的束缚，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反过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世界市场的深化和扩展，近代世界市场的形成与扩张及其巨大作用的发挥又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为前提和基础的。此外，世界市场还扩大和强化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影响，“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14]。通过对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关系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世界市场的本质，即，资本的不断对外扩张攫取剩余价值的本性。

第四，世界市场的历史作用。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及其在规模和内容上的迅速发展，对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国际经济关系的加强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首先，它促进了世界各国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与交往。其次，它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记述的是世界市场的萌芽时期，但萌芽状态的世界市场已对各国经济发展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欧洲，特别是英国工场手工业和城市的兴旺发达；它推进了资本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最后，它促成了各国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商品交换的全球化，不但打破了各国经济的孤立性和闭关自守的割裂状态，也日益打破了小生产的狭隘界限，有力地推进了各国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加强了世界各国社会经济的相互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5]。

二、国际关系体系中介论

在坚实而丰富的事实基础上，马克思从世界历史高度，以神圣罗马帝国的兴衰为主线，在分析社会形态的演变发展和国际贸易、世界市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考察了国际关系体系在古代、近代两个历史时期的形成和发展，并分析了战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对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一）古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古代西方世界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是《历史学笔记》的历史起点。笔记一开始，记述的历史事件是“罗马城建立后过了665年即公元前91年”，这一年，元老院将罗马公民权扩大，罗马帝国扩张到整个西欧。随着各城市之间的商业移民逐渐增多，各地区之间的贸易联系也在不断增强，这标志着以罗马帝国与地中海为中介，古代西方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

马克思以十字军东征和成吉思汗西征为典型事件，阐明了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4世纪，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古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发展和衰落。在笔记中，马克思记述了从罗马帝国初期到意大利封建制度的形成的历史、欧洲各民族的历史、5世纪到12世纪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蒙古人和花剌子模人的历史以及14世纪中叶以前的北欧和东欧诸国的历史。马克思尤为重视11世纪到13世纪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即法、德、意、英封建主的十字军东征和东方的成吉思汗西征这些典型的历史事件。可以说，东征和西征是了解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古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的主要线索。正是封建主的军事扩张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促进了古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二）近代世界历史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

马克思以“三十年战争”为典型事件，考察了16世纪至17世纪以大西洋为中心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发生于中世纪与近代之交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这场战争对于欧洲历史的进程，乃至对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以及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确立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三十年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宗教战争，而且是欧洲中世纪各种矛盾的集体爆发。它既是欧洲新旧宗教势力之间的对抗，也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天主教会与顽固的封建势力之间的较量。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中明确指出：这场战争只不过采取了宗教战争的形式，背后隐藏的是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矛盾与对抗。透过宗教战争的外衣，马克思在笔记中探求了国际贸易、国际关系以及近代世界历史的形成。

“三十年战争”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节点和事件。它标志着以神圣罗马帝国为核心的古代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体系走向瓦解，以德、法、英、俄等主权国家为主体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以及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作为《历史学笔记》记述的终点，这也正是《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历史前提。“三十年战争”还促进了欧洲各国统一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民族国家的地位日益提高，成为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主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又把欧洲大陆各民族的领域作了明确规定，正是在民族国家逐步形成这一历史前提下，才开始了近代国家之间的交往与联系。

（三）国际关系体系的性质、内容和结构等的演变过程

第一，国际关系从地区性向全球性的转变。从世界史观的高度出发，马克思分析指出，古代国际关系交往主体的交往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整个世界被分割成许多互不相连甚至互不相知的板块，从而导致了各地区国际体系之间发展的严重不平衡。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扩大，国际交往范围从地区扩展到全球范围，各地区、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深化，各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差异性与以前相比大大缩小。彼此隔绝的各地区开始形成为一个相互制约的整体世界，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开始了。

第二，国际体系结构的多样性与变化性。在古代世界中，国际体系结构呈现多样化特征，它包括分散着多个权威的无政府体系，采取等级制结构的帝国体系，以及存在于中世纪欧洲的双重权威体系，即以地域为界的世俗王权和以信仰为界的天主教会。尤其是宗教成为中世纪各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准则，宗教传播成为当时国际关系的重要形式。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民族国家意识的崛起和建立国际秩序的构想为标志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范围的近代国际关系开始形成。

第三，国际关系的物质基础由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马克思认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实行农耕为本的自然经济，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之间的互相闭塞是必然存在的现象。古代世界仍处于诸多封建区域并立的分散发展格局。只有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发展，才为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的真正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资本主义一经产生，就必定不断扩大市场交换的范围，世界的范围空前扩大，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历史发展到这个时期，才开始成为世界的历史。正是在与古代自然的、闭塞的农本经济完全不同的以全世界为市场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基础之上，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逐步形成。

三、世界历史总体论

在以国际关系体系为线索的系统历史考察中，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中提出许多世界历史观点及研究方法。它们是唯物史观的升华和贡献，是世界史观的深化和具体化。

（一）交往，尤其是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交往形式，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和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

交往方式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包括经济（贸易）、政治（阶级关系）、文化、战争、宗教等多种形式。但是，战争在古代国际关系、世界历史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重点关注了战争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战争促进了商品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十字军东征推动了西欧商业的巨大发展、东西方贸易的初步发展以及古代国际贸易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三十年战争”则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使世界近代国际贸易体系得以形成。此外，马克思还特别关注了15世纪英国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的蔷薇战争，由于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促进作用，马克思称之为“社会革命”。他指出，蔷薇战争所引起的“社会革命”，也就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第二，战争促使农奴制的瓦解，贵族阶层的分化和削弱，教会权力的削弱和世俗权力的发展，以及市民阶层的壮大，从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准备了阶级基础。马克思注意到，在10世纪就已经有了民权的基础，11世纪初意大利有些城市出现了商业城市共和国，它们“逐渐打碎了封建枷锁”，开始有了自由，并“对国内各城市颇有影响”。^[16]从13世纪末开始，“城市市民（商人）的实力由于财富的增长而日益强大”^[17]。14世纪末，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战争浪潮都同城市等级争取自由的斗争有关。由于战争，市民阶层的力量逐渐壮大，封建贵族阶级的力量则不断削弱和瓦解。并且，战争极大地削弱了教会对世俗社会的统治，促进了世俗权力的发展，推动了欧洲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形成。

第三，战争促进了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为世界历史提供了存在的社会形式。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封建大国之间的王朝战争接连不断。扩张领土、争夺霸权、教派斗争、民族矛盾等是这类战争的主要目的。但是从16世纪开始，出现了商业战争这种近代早期的新现象。它是由于新兴的英、法、荷兰等国向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业霸权挑战而发生的，其目的在于争夺欧洲以外尚未被占领的殖民地或海域。马克思指出：自从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18]。尼德兰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战争的开始，它结束了欧洲封建时代以来单纯的王朝战争和民族战争。商业战争与王朝战争彼此交错，并且，商业战争日益占主导，成为近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

第四，战争促使世俗文化的兴起，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准备了文化基础。十字军东征以后，随着市民社会的形成，市民要求摆脱教会的束缚，发展自己的世俗文化。随着王权的加强，国王也要求发展世俗教育，培养能为自己统治服务的人才，世俗文化兴起的社会基础由此逐渐形成。与此同时，十字军东征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为世俗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充分外部条件。十字军东征使古代希腊文化回归西欧，推动了伊斯兰文明的西传，并把中国等东方文明带入西欧。世俗文化与世俗教育相得益彰。11世纪，首先在意大利建立了波伦亚法律学校；12世纪，法国的巴黎大学和英国的牛津大学也相继成立；1348年，查理四世在捷克建立布拉格大学，主张文明开化；到15世纪，西欧共建立了60多所世俗大学。这些大学的纷纷建立，又进一步促进了世俗文化的发展，并最终引发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密切交往与发展，以及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成。

（二）资本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第一，资本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直接动力，它开辟世界市场、开创世界历史的冲动源于其无限制攫取最大利润的本性。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通过大量具体的历史材料，从资本的历史发展中考察世界历史的形成。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出现了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它的进一步发展是现代意义上的商人资本。13世纪，教皇使节把意大利的银行家引入英格兰，他们“私放高利贷，把票据法和汇兑制度带进英格兰”。13世纪末14世纪初，一些城市也兴起银钱交易，说明这一时期东西方的经济交往和联系在不断加强，国际贸易已经起步，借贷资本已经出现，商业资本得到进一步发展。工场手工业的出现促进了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商人阶级日益增长的财富推动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确立。可见，资本向外扩张的本性直接促进了贸易向国际贸易、地方性的市场向世界市场的转变，以及世界历史的形成。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原始积累。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以英国作为历史考察原始积累的典型。15世纪末16世纪初，在英国，佛兰德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引起羊毛价格的上涨，羊毛价格的上涨又推动了农业的改颜换貌。这种变化就是小块耕地的合并，大规模养羊业的产生。促使这种变化的是商人阶级日益增长的财富。他们通过“地租的提高”来圈地，还通过“强迫迁移和追缉”等方式使得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这一原始积累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和基础。

第三，资本主义制度的二重性：进步性和局限性。在笔记中，马克思一方面对市民阶层，对有产阶级在历史上所起的革命的、进步的作用作了详细摘录和分析。另一方面，马克思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对抗和斗争更为激烈，国家政权并没有改变它压迫和剥削的阶级性质。在第4册笔记中，通过分析从1337年开始的法英之间的百年战争，马克思指出：“战争引起的苦难导致劳动同资本之间第一次公开的大冲突。”伴随着手工业的发展，下层手工业者的罢工和联合行动已经习以为常了。现代大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时，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工具，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

（三）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十分重视科学和教育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将为科学事业不惜开支，主持编制天文图表，建立天文观测站的阿方索十世称为“智者”。他还强调，黎塞留的功绩就是“建立了法兰西科学院”。具体来看，马克思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发了科学和教育的历史作用。

第一，科学的发展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开拓、国际贸易的发展。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注意到科技的不发达直接影响了贸易的发展，他还重点关注了指南针和航海术的重要历史作用。正是指南针的发明和航海术的进步，才使得新航路不断开辟，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广阔的世界市场，国际贸易得以迅速发展，与世隔绝的美洲被纳入了近代文明的大家庭中，从而使世界历史逐步融合为一部统一的人类历史。

第二，科学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的巨大发展和民族、国家地位的提升。正是因为科学和教育的兴盛，许多城市成为贸易货栈、贸易中心而变得繁荣起来。这进一步奠定和巩固了国家政权的统治。马克思记述道，在罗杰二世统治时期，“双西西里日趋繁荣；双西西里的地位因萨莱诺的医学学校、自然科学学校、阿马尔非的法律学校而日渐重要”。另外，蒙彼利埃城之所以成为法兰西南部的贸易中心，是因为“各门科学特别是医学、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学校教育也十分发达”。马克思还记述了13世纪初菲力浦·奥古斯特为了增强本国的国际影响力、聚敛财富，大力扶持科学和教育，他通过各种优惠，变巴黎大学为各国学者的中心。但这并不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而是为了影响欧洲，为了使巴黎敛财。

第三，科学的发展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和进步。马克思记述道，在十字军东征时期，“除了萨莱诺，法兰西南方的医学也很发达，犹太人在那里建立了许多科学机构。随着教育的高度发展，出现了各种异端”。这里，马克思在“异端”下面加了着重号，实际上是指不同于宗教专制思想的其他各种思想的出现和发展。正是科学和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思想的自由、解放和发展，从而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准备好了思想基础。

第四，科学和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交往，最终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形成。14世纪初是意大利争夺德意志王位的疯狂战争和掠夺时期，这也是一个工艺和智力的繁荣时期，艺术、科学、暴政、民主、残酷、奸诈并存。意大利人“垄断整个东方的银钱业务和商品贸易”，交通工具的发展使得他们把丝绸推销到整个欧洲，加强了同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和联系，从而推动了市场向世界市场的扩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的萌芽与形成，最终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形成。

（四）现实的人作为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主体，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经历改变和发展

一方面，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对外贸易的发展，各国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科学、艺术等交往不断加强，视野不断扩大，人类日益从自然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主体，也出现了自由、民主、重商等一些新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在世界历史初步形成过程中，人所获得的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金钱关系，再没有别的联系了。“这个世界逐渐地腐化堕落了”，“教皇、国王、主教、贵族，一个比一个更贪得无厌、自私自利、淫逸放荡、不讲信义、心狠手毒。道德如此沦丧，以致蔷薇战争也蒙上了一层阴影”。此外，马克思还摘录了英国平均主义者约翰·鲍尔的大声疾呼：“善良的人们，只要一切财产没有变成公有，只要还存在贵族和农奴，在英国就永远不会有好日子过。”也就是说，人们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必须摆脱对物的依赖，消灭财产私有制，消灭压迫和剥削。

注释：
[1] 参见中央编译局马恩著作编译部编译：《历史学笔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译者前言”；另见鲁克俭：《马克思晚年为什么要写作〈历史学笔记〉？》，载《理论前沿》2006年第2期。［摘要］

（作者简介：王晓红，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黄竹，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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