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局《共产党宣言》汉译本考

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多种汉译本中，中共中央编译局的译本是出现得比较晚的一个译本，也是目前在中国大陆广为流行的通译本(港台地区也有若干种汉译本，但如果仔细比较的话就可以发现，其中大多译本实际上是在编译局译本基础上产生的改译本，并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独立译本^[13])。由于编译局译本产生得比较晚，按理说，如果要对它的版本进行一番考察和研究的话，是不应该出现多少异议的，或者说，我们今天甚至没有必要专门去写这方面的文章。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1958年译本不是编译局译本，而是唯真译校本

《宣言》的1958年译本是指收入由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现称第1版，以下提到的“《全集》”，如不作特别说明，均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的《宣言》的汉译文。在《全集》中，《宣言》作者后来所作的7篇序言是按照写作时间，编入不同卷次的，因此，《全集》第4卷中所收的，只是《宣言》正文的译文。笔者发现，近年来不少文章和论著，大多将该译本当作编译局译本。比如编译局的杨金海先生就有如下论断：“建国后，《共产党宣言》有六个新译本先后问世。其中，有五个是由中央编译局重新译校的：一是1958年译本，是在莫斯科译本基础上修订的，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第4卷。”^［1］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放先生虽然对杨金海先生的某些论断提出了不同看法，但对这一点，也是肯定的。^［2］高放先生在最近发表的一篇关于《宣言》的文章中说得更干脆：“人民出版社于1958、1964、1972、1995、2010年先后出版过中共中央编译局的五种中译本”。^［3］，^[14]2011年6月，《光明日报》有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而作的文章，该文在介绍新中国建立后《宣言》的版本时也说，1958年8月译本和1964年9月译本是“中央编译局校译和校订的版本”。^［4］

笔者认为，不能把1958年译本当作编译局的译本。理由如下：

第一，把1958年译本当作编译局译本的论者，只看到《全集》是编译局组织翻译的这一事实，而忽视了《全集》第4卷《译后记》中的有关说明。《全集》第4卷共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5月至1848年3月期间写成的52篇著作，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署名的《译后记》的主要内容，就是特别交代该卷中两篇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宣言》)的译文的由来(或校订情况)的：

本书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并参照有关的原文翻译的。其中“共产党宣言”一文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译文的基础上校订的，由唯真同志最后定稿，并请朱文叔先生从中文上提过修辞意见。“哲学的贫困”一文在译校过程中曾参考了何思敬同志的译本(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2］667

这个《译后记》提供给读者的基本信息是：《全集》虽然是由编译局组织翻译(包括译校)的，但其中的某些篇章，采用或者参考了历史上已经产生的译本，编译局对此并不愿掠美。这反映了编译局对有关著作译者的劳动的尊重。此外，它还可以提醒读者，虽然《全集》第1版的主要母本是俄文版，但由于《全集》中采用了某些历史上已经产生的译本，而这些译本的母本则有可能并非俄文本，这是我们在研究马恩著作在中国传播史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一点，本文第二部分还将作进一步论述)。其实，类似内容的《译后记》，不只出现在第4卷中，《全集》的其他不少卷次中也有。

现在回到《宣言》1958年译本的译者问题上。第4卷的《译后记》提到，《宣言》的译文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译文的基础上校订的，由唯真(即谢唯真，1906－1972)“最后定稿”，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的《宣言》译文，其译者又是谁呢？还是唯真。

唯真的译本最初于1949年由苏联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封面上注明为“百周年纪念版”。这是到当时为止，《宣言》汉译历史上出现的最好的译本。主要表现在：第一，它是“按1848年德文原版译出”的。^[15]1938年8月解放社出版的成仿吾(1897－1984)和徐冰(1903－1972)的译本(以下简称“成徐译本”)，虽然也是按德文版译出的，但所据版本情况不明。^[16]第二，它第一次收全了《宣言》作者在不同时期为《宣言》所写的7篇序言。新中国建立前，1920年8月出版的陈望道(1891－1977)译本没有收任何一篇序言；1930年初和1938年8月先后出版的华岗(1903－1972)译本和成徐译本，均只收3篇德文版(即1872、1883和1890年版)序言；所收序言最多的博古(即秦邦宪，1907－1946)校译本，也只收有4篇(3篇德文版序言和1882年俄文版序言)。第三，译文更加准确，更符合现代汉语规范，阅读起来更为流畅。因此，该译本传入中国不久，^[17]便从1949年11月起代替了此前“干部必读”中采用的博古校译本。

“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译本以及后来由解放社和人民出版社相继重排出版的该书上，都没有译者署名，长期以来，该译本即以莫斯科1949年版封面上注明的“百周年纪念版”而闻名。因此，不少使用过该译本的读者，对其译者不明就里，或者在表述时语焉不详，^[18]但是，要弄清楚该译本的译者，事实上并不困难。1954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了两卷集的汉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即前引《全集》第4卷《译后记》中提到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以下简称《文选》)的第1卷(第2卷出版于1955年)，收入其中的《宣言》，包括正文及三个德文版的序言(其中1890年的德文版序言只是摘录了部分内容)和1872年俄文版序言。其译文，是在“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译本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校订而成的。^[19]莫斯科出版的这个两卷集的《文选》，如同《宣言》的“百周年纪念版”一样，也没有译者署名。^[20]不过，在人民出版社1958年1月根据莫斯科版重印的《文选》第2卷卷末，有一篇由唯真署名的《重印后记》，终于揭开了这一谜底：本书“除了第一卷所载共产党宣言基本上按照原已由唯真个人负责译校出版过的‘百周年纪念版’译本转载而外，所有第一、第二两卷全部著作，都是由……集体译出的。”^［6］544

《宣言》的“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问世于1949年，如果说，在1949至1958年的十年中，普通读者确实无法知晓该译本的译者的话，那么，1958年的这个《重印后记》，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中“由唯真个人负责译校”这一表述说明，该译本的译者就是唯真，我们可以将该译本称作“唯真译校本”。^[21]再把1958年4月《全集》第4卷的《译后记》和1958年1月《文选》中的《重印后记》的内容联系起来看，我们便可以清楚地得出如下结论：《全集》第4卷中的《宣言》译文(正文)、1954年《文选》中的译文与1949年的“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译本，是一脉相承的。1949年“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译本的译者是唯真，1954年《文选》中的译文和1958年《全集》第4卷中的译文，又都是由唯真校订的。

因此，如果仅以《全集》是由编译局组织翻译或译校的为由，就把收入《全集》第4卷的《宣言》译文的译者也简单地认定为是编译局，将会在逻辑上产生两个结果，一是人为地割断了上述三个版本的译文之间的历史关系，二是等于否认了《全集》第4卷《译后记》中特别交代的《宣言》译文由来的意义。

第二，1959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宣言》的新的单行本，由于这个单行本版权页上有该书“正文部分和书后注释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排印的”的说明，因此，它同样也被一些论者认为是编译局译本最早的单行本。这里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这些论者实际上只是引述了或者说只是注意到了这个说明的一部分而且是后一部分的内容，这里不妨将这个说明的完整内容抄录如下：

本书序言部分是根据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中文版“共产党宣言”一书排印的，正文部分和书后注释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排印的。^［7］

不引或者不注意这个说明的前半部分内容，只会给《宣言》的版本研究制造混乱。如上所述，由于《全集》第4卷只收了《宣言》的正文，《宣言》的7篇序言是按照写作时间不同，分别收入到《全集》的相应卷次的，因此，1959年8月单行本版权页上所作的这个说明是非常清楚而全面的：7篇序言的译文既然是根据“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排印的，而《全集》第4卷中的《宣言》正文，其校订过程中的底本也是“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而且又是由唯真定稿的，那么，如果这个单行本上要有译者署名的话，当然就应该是唯真。需要提醒读者和有关论者的是，人民出版社的这个单行本从1959年8月的首次印刷(称第5版第13次印刷)起，总共(在北京)印了7次(至第19次)，版权页上从未有过“中共中央编译局译”的署名。笔者以为，这并不是编译局的谦虚。

有论者也许会说，唯真从苏联回国后就在编译局工作，而且时任编译局校审主任，^[22]他的译校工作属职务行为，因此应把1958年8月《全集》版《宣言》(仅正文)和1959年8月单行本《宣言》的译者，认定为是编译局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在无意之中否定了唯真此前的《宣言》译校工作，实际上也是人为地割断了1949、1954、1958年三个版本的译文之间的历史关系。再说，延安整风时期出版的不少马列经典著作，就署名“博古校译”，而博古当时正是中央专门为了重新校阅马列经典著作译文而成立的翻译校阅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因此，笔者以为，上述说法尽管不无道理，但仍然是不可取的。

通过考证《宣言》1958年译本的译者问题，可以厘清《宣言》汉译史上一段重要事实：在《宣言》汉译史上，唯真译校本居于博古校译本和编译局译本之间，它在中国社会流行的时间长达15年之久(1949－1964年)，远长于博古校译本的流行时间虽然由于博古校译本产生于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一度影响较大，但它流行的时间实际上只有6年左右(即从1943年8月到1949年11月前后)；现行的通译本即编译局译本，并不是在1958年出现的。

二、编译局译本最初出现于1964年，其母本是德文本，而非俄文本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有何根据，一提到《宣言》的汉译本(包括编译局的译本)，社会上总有不少人自然以为它们是从俄文本翻译过来的。这种看法甚至得到了某些学者的支持，在他们的论著中，就有关于编译局译本的“母本是俄文本”的论断。仅笔者近年所见就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论者说，不仅1949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百周年纪念版译本即唯真译校本是“主要根据俄文版翻译的”，而且1964年出版的编译局译本，其“主要的母本”也是俄文版。他们甚至莫名其妙地说，只是在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的单行本中，编译局才“从原来以俄文版为母本，改为以更靠近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本的德文版为母本。”^{［8］233－235}

第二种论者说，《宣言》发表“40年后的1888年，恩格斯亲自审定第一部英文版《宣言》时，将结束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本来我党组织出版的第一个《宣言》，是华岗同志1930年按1888年改动后的《宣言》英文版翻译的，但可惜的是，没有传用下来。”在我国，“至今出版发行的影响最广泛的《宣言》单行本，仍是延安整风时期博古同志按俄文翻译的”，而我国之所以一直沿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译法，则是因为“很长时期以来，我们的口号都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9］

第三种是台湾地区有学者虽然没有明说《宣言》编译局译本的母本是俄文本，但却武断地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毛泽东编译所(这里显然指的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笔者注)的翻译，常难跳脱早期俄共与中共的党正统之框架，其翻译也是充满教条式的名词字眼”。^［10］24

看来，澄清《宣言》译本的母本问题，并非无足轻重的事情，而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一件大事。因为至少在某些论者的潜意识中，中共历史上曾经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发生过的某些错误，是与《宣言》的某些译本(包括编译局译本在内)的母本是俄文本有关的。有的论者虽然并没有明确提出这种观点，但他们关于编译局译本的母本是俄文本的“研究成果”，却自觉不自觉地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口实。

笔者认为，在《宣言》的版本研究中，必须郑重其事地指出：把编译局译本的母本说成是俄文本，如果不是想当然的话，就是杜撰，就是故意歪曲！

编译局译本最初出现于1964年，最早的本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于当年5月，是主要供老干部阅读的16开大字本，这是《宣言》汉译史上最早出现署名“中共中央编译局译”的译本(见该书扉页和版权页)；该书版权页上另有“1964年5月北京第1版”(由上海承印)的标示，卷末还有1964年2月“中共中央编译局”的《校后记》。根据笔者比较，在《宣言》的汉译史上，编译局的这个《校后记》，对译校情况交代得最为清楚、最为详细(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历史上有的译本是没有任何类似内容的交代的)。该《校后记》是拙作本部分立论的基本依据，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本书这次排印大16开本时，正文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卷译文的基础上，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狄茨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中的德文原文重新校订的；校订过程中参考了1888年由赛·穆尔翻译并经恩格斯校订过的英文版、1885年由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翻译并经恩格斯校阅过的法文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和第二版中的译文。此外，还参考了陈望道，成仿吾、徐冰，博古的译本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唯真校订的译文。德文版同1888年英文版有重要出入的地方，都用“译者注”注明。本书序言，除英文版序言是根据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英文版第一卷中的英文原文译校以外，其他各篇都是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狄茨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译校的。“注释”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有关各卷的“注释”编译的。在这次校订中，承局外的许多同志对译文提出不少宝贵意见，特此志谢。书中译文不妥之处，仍请读者指正。^［11］83

从该《校后记》中，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如上所述，《全集》第4卷所收《宣言》正文的译文，其最初的译本是莫斯科出版的唯真译校本，这个译校本已经明确告诉读者，它是根据1848年的德文原版翻译的；根据该《校后记》，编译局译本(的正文部分)又是“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狄茨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中的德文原文重新校订的”；编译局译本中的7篇序言的译文，除1888年英文版序言是根据英文(原文)译校以外，其他都是根据德文译校的。这就是说，编译局译本的主要“母本”是德文本。因此，把编译局译本的母本说成是俄文本，是无视这一《校后记》的。研究《宣言》汉译史时，有关论者当然完全可以根据扎实的各种文本的比较，对该《校后记》的交代提出质疑，但绝不能无视该《校后记》，自说自话。应该说，在研究《宣言》在中国传播史的过程中，任何一个译本或版本中类似编译局《校后记》的内容，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大凡研究《宣言》版本史(也可推而广之到整个马列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史)的人，当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往往苦于过去的某些译本由于各种原因而缺乏这种内容，以致对于很多细节，都需要通过其他渠道才能有比较清楚的了解；有时，虽然我们费了很大工夫，对某些细节也还只能是有个大概的把握，甚至会毫无结果。但遗憾的是，某些研究《宣言》版本的学者，却无视编译局这一如此详细的《校后记》，或者草率地对待这一《校后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其二，从总体上说，《全集》第1版的母本的确是俄文本，但个别地说，《全集》第1版中的某些篇章，其母本却并不是俄文本，《宣言》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而且它的母本是德文原文本。王东先生在他的《马克思学新奠基》一书中说：《全集》第1版“是以俄文第2版为母本和基础，进行编辑出版的。”^［12］440这当然是事实。王东先生领衔编著的《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一书的问题在于，把《全集》汉文第1版中某些单篇著作的母本与整个《全集》的母本混为一谈了。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编译局的《宣言》译本与俄文第2版《全集》就没有任何关系，在笔者看来，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编译局《宣言》译本产生的过程中，参考了俄文版，其卷末注释还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有关各卷的‘注释’编译的”。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宣言》的编译局译本。在此，笔者不妨多说几句：实际上，在《宣言》的汉译史上，不仅编译局译本的母本不是俄文本，而且其他译本的母本或主要母本也不是俄文本。

由于历史的原因，汉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绝大多数著作是通过俄文版《全集》转译的，有人将这种途径称为“德—俄—中”途径，但是，具体到《宣言》的汉译史，却根本不存在这种途径。如上所述，编译局译本出现之前的唯真译校本，是“按1848年德文原版译出”的；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出现的《宣言》的完整译本主要有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徐译本、博古“校译本”和陈瘦石译本(1943年9月)，这些译本的母本或主要母本，则分别是英文本、日文本和德文本；即使是博古的“校译本”，也并不是什么“按俄文翻译”的它是博古根据俄文版，对成徐译本作了重新校译的本子，而成徐译本的母本恰恰又是德文本(根据笔者理解，这也正是在正式版本中，博古译本一直被称为“校译本”的原因)。因此完全可以说，在这些译本的产生过程中，俄文本实际上只是对个别译本起了参考作用(尽管俄文本对博古译校本的影响的确比较大)。

还要指出的是，所谓在我国“至今出版发行的影响最广泛的《宣言》单行本，仍是延安整风时期博古同志按俄文翻译的”一说，也是毫无根据的。如上所述，新中国建立不久，博古校译本就不再正式出版了，而从1964年起至今，在我国读者中影响最广泛的《宣言》译本，则是中共中央编译局的译本。至于说什么华岗译本的结束语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则纯属无稽之谈。有关论者如果查对过华岗译本的话，应该知道，在华岗译本中，《宣言》的结束语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与编译局译本中的译法，恰恰是最接近的，根本没有什么实质区别。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卷帙浩繁，由于苏联最早编辑出版了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因此，马恩的绝大多数著作传入中国，确实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对于从俄文本翻译的马恩著作汉文本，其得失究竟如何，自然可以、也需要研究但是，硬要把传入中国的时间远远早于《全集》的包括《宣言》在内的一些最基本的马恩著作(正是对这些最基本的马恩著作的理解和接受，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汉译本的母本说成是俄文本，并试图从中寻找我们犯错误的原因这种“研究”，看来一开始就走错路了。

三、现行人民出版社《宣言》单行本的版次有重新认定的必要

从新中国建立前夕至今，人民出版社(包括其前身解放社)曾经出版过多种《宣言》汉译本的单行本；1964年编译局译本出现后，历经多次校订，也出版了不同版次的单行本。这些不同译本、不同版次的单行本，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宣言》汉文单行本的版本群。

但从版本角度看，就《宣言》的单行本来说，笔者发现，人民出版社某些版本的版本记录上，存在模糊之处。当务之急是，要对即将出版的编译局2009年校订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版)单行本的版次重新认定，或至少向读者有个简明的交代。为着本节的讨论方便起见，笔者根据自己多年所藏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文本书目、版本、简介》(以下简称“《简介》”)一书中的有关记载，先将1949年6月至1978年11月间解放社、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宣言》主要单行本的版本记录内容简要罗列如下：

第一种是博古校译本，解放社1949年6月出版(25开本)。如上所述，博古校译本最初由解放社(延安)出版于1943年8月，当时各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都有大量的翻印本。1949年6月的解放社版是按新华书店(延安)1944年版排印的，封面上印有“干部必读”字样。这个解放社版《宣言》，本来最初出版于1949年6月，但根据《简介》一书，后来的出版时间“改”为1949年9月，且作为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其他译本的“第1版”。

第二种是“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即唯真译校本的重排本(25开本)，解放社1949年11月出版。该书版权页上本来标示为“初版”，根据《简介》一书，它后来被“作为第2版”了。这个版本的封面上，仍然印有“干部必读”的字样。

第三种是上述译本的布面精装本(25开本)，人民出版社1951年4月出版。该书版权页上标示为“1949年11月北京初版，1951年4月北京3版”。这里的“1949年11月北京初版”与上述解放社1949年11月版版权页上的标示是一致的，但在1949年11月至1951年4月之间，并未见过有称“第2版”的单行本问世。人民出版社的《简介》一书中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第2版”的记载。

第四种是上述布面精装本的平装本(25开本)，人民出版社1951年10月出版。该书版权页上标示为“1949年9月第1版，1951年10月第4版”。这里的“第1版”，显然指的是解放社1949年6月出版的博古校译本，其中的“9月”应该就是《简介》一书中所说的后来“改”为“1949年9月”的由来。《简介》一书中还记载，该版印次为第4至第12次。

第五种是7篇序言根据“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唯真译校本)排印、正文部分和书后注释根据《全集》第4版排印的单行本(大32开本)，人民出版社1959年8月出版。该书版权页上标示为“1949年9月第1版，1959年8月第5版”。该版本没有译者署名。《简介》一书中记载，该版印次为第13至第19次。

第六种是中央编译局译本，1964年9月初版(大32开本)。该书版权页上标示为“1949年9月第1版，1964年9月第6版”。《简介》一书中记载，该版的初印本(实际上是在北京的初印本)是第20次印本，1974年1月的印本为第25次印本。

第七种是成仿吾译本，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出版(大32开本)。该书版权页上标示为“1978年11月第1版”。根据笔者所知，人民出版社的成仿吾译本单行本，只是在1978年11月印过一次(印数为5万册)。

比较以上7种版本上的版本记录，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这7种版本，从译本角度看，实际上是4种译本，也就是说，它们的译者只有4个(其中编译局为集体署名的译者)。第一种是博古校译本，第二至五种是唯真译校本(先后有两次校订，但译校者未变)，第六种是编译局译本，第七种是成仿吾译本。

第二，按理，相同译者的译本在版本变更时，出现新的版次是正常的，甚至也是必须的；而不同译者的译本，一般是不能按出版先后顺序，将最先出版的称为初版(第1版)，以后出版的便依次称为第2版、第3版的。上列各版本的版本记录中，第二种版本(也就是唯真译校本在中国的初版)的版本记录本来是准确的、科学的，也就是说，它并没有跟着1949年6月解放社版的博古校译本称第2版；第三种版本的版本记录中，前一部分的内容是准确的、科学的，体现了它与第二种版本的历史继承性，但后半部分却突然出现了“第3版”这样的记录，这大概也就是《简介》一书中把第二种版本“作为第2版”(这种办法，似乎借用“追认”一词更准确)的原因吧。

第三，既然人民出版社是按出版先后的顺序，把博古校译本、唯真译校本和编译局译本混在一起，有了第1至第6版这样的版次排定，那么，为什么1978年11月出版的成仿吾译本又不称“第7版”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矛盾尽管笔者认为，如果真要那样处理的话，只能说是乱上加乱。

现在可以讨论现行单行本的版次问题了。

1978年11月出版的成仿吾译本没有称“第7版”；整个80年代，人民出版社也未有《宣言》的任何新旧译本的单行本出版。1990年8月，版权页上标示为“1990年8月第7版”的单行本(小32开)出版了。这个单行本，仍为编译局译本，是编译局1978年校订本的公开问世。但是在1992年3月，当编译局的这个校订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大32开单行本时，版权页的版次突然变更为“第2版”了；到1997年8月，人民出版社根据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宣言》校订本出版的单行本，则自然被称为“第3版”。

这就提出了几个问题：这个1992年3月“第2版”、1997年8月“第3版”的“第1版”，是哪个版本？是1949年6月(后“改”为“9月”)的“第1版”，还是1949年11月的“第1版”(后“作为第2版”)？如何解释1992年3月前存在过的(或被称为的)第2至第7版？上述《宣言》版本版次记录上出现的变化，未见人民出版社和编译局有过任何文字说明。这一问题，虽然普通读者可能不会多么留意，但是对于出版史的研究以及图书馆的编目工作等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以下，笔者试着对此给以说明和辨析，并不揣冒昧，提出改进的管见：

首先，人民出版社之所以在1992年3月出版编译局1978年校订本的时候，不再延续1964年9月的“第6版”称“第7版”或重复1990年8月的“第7版”，而改称“第2版”，其原因可能是考虑到，以前的“第1版”至“第6版”中，只有1964年9月的“第6版”是中共中央编译局的译本，它是把1964年9月的“第6版”作为编译局译本的“第1版”来处理的。这种考虑(如果是的话)，笔者以为是符合出版规范的当然，即使不是这样，无论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也是应该给读者有所交代的。

其次，人民出版社包括新中国建立前夕的解放社，共出版过《宣言》的上述4种汉译本，其中的博古校译本在新中国建立后，再未出版过。笔者认为，后三种译本的单行本在出版时，其版次的排列，完全应该，也有必要各自独立进行。

由此，笔者对人民出版社(含新中国建立前后至1950年12月前的解放社)历年出版的《宣言》的三种汉译本单行本的版次重新试排如下：

当然，笔者这里重新试排的唯真译校本单行本的版次，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有实际意义的是，2009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0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宣言》被收入《文集》第2卷，这是《宣言》的最新校订本，人民出版社可能会在不久据此出版新的单行本。如果按照目前流行的单行本称“1997年8月第3版”的办法类推，新出版的单行本将称“第4版”。那么，自1992年3月以来的“第2版”至“第4版”，其“第1版”究竟如何认定，将始终是一个问题。笔者希望，在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宣言》新的单行本问世前，重新界定编译局译本的版次，并作一个简要的说明(应首先明确1964年9月版为编译局译本的初版)。至于笔者所作的试排，当然仅供参考了。

注释：

[13]笔者所见近年港台地区出版的《宣言》汉译本主要有：1998年4月香港新苗出版社版(无译者署名)、2003年2月台湾启思出版集团版(无译者署名)、2004年6月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版(译者管中琪)、2005年9月香港三联书店版(译者署名“左涛”)等4种。笔者以为，这4种版本中，只有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版的，才可以称得上独立译本。参见王保贤：《译本·版本·版次对〈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再清厘》及该文所附书影的文字说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9日第6版。

[14]高文此句中的“2010”应为“2009”。

[15]“按1848年德文原版译出”是该书《出版局声明》中的原话。1949年11月，解放社重排出版了该书，并以此代替了此前“干部必读”中的博古校译本，这也是该译本在中国的初版。11月出版的这个本子上有个落款为“解放社编辑部1949年11月10日”的《再版例言》，该例言一开始就说：“本书本版是根据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所出最新中文版翻印的，而后者则按1948年德文原版译出。”这里的“1948年”实际上是误排，解放社在1949年12月初版的《宣言》该译本的普及本(小32开本)中，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不过遗憾的是，在后来重印的不少25开本中，这一错误仍然继续存在。这一误排，明显影响了后来《宣言》版本研究的一些专家，比如杨金海先生在《〈共产党宣言〉与中华民族的百年命运》一文中就说：“该译本由当时在该局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根据《宣言》1948年德文原版译出”。实际上，这一错误也不难辨析，《宣言》的原文是德文，德文的版本很多，但原版只能是1848年的。

[16]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中期，成仿吾等人才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了《宣言》的1848年德文原版。见成仿吾：《译后记》，《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第68页。

[17]由于“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未标明出版的具体月份，而只标明是1949年出版的，因此，它究竟是在1949年的年初、年中还是年末运到中国的，目前尚无定论。杨金海先生在《〈共产党宣言〉与中华民族的百年命运》一文中说：“1949年初该版本运到中国，从6月起，人民出版社和一些地方出版社相继重印该版。”高放先生认为，杨文关于1949年初该版本运到中国的说法，“恐怕是不准确的”。其实，杨文后一句话也不准确，其一，人民出版社是1950年12月才成立的，1949年6月不可能有以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宣言》(虽然人民出版社和解放社存在历史关系)；其二，笔者手头有解放社1949年6月初版的作为“干部必读”的《宣言》单行本以及《宣言》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合订本，也见过一些地方出版社(主要是各地新华书店)在1949年6月至1949年10月出版的《宣言》单行本，其译文仍是博古校译本。对于“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究竟是在1949年的什么时候运到中国的问题，笔者在此无意也无力对此给以定论，但完全可以断定，根本没有1949年6月起，各出版社相继重印“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译本的事情。在1949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社会上流行的《宣言》译本，还是博古校译本。

[18]高放先生对《宣言》的版本素有研究，他对该译本译者的认定，至今似乎还是猜测出来的：认为它“很可能是从1931年起担任该出版局(即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笔者注)中文编辑部主任的翻译家谢唯真主持翻译的。”见高放：《〈共产党宣言〉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共产党宣言〉汉译纪念版序言》，《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19]这是该译本的第一次校订。根据高放先生的对照，这次校订，仅正文文字的改动就达67处。其中有一处的改动是，把引言中的“为了这个目的，各国共产党人便集议于伦敦”改为“为了这个目的，属于各种不同民族的共产党人便集议于伦敦”。高放先生认为，这是一处“重要的订正”，“因为1848年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党，即共产主义者同盟，它约有400个党员，有德、英、法、比等多种民族成员。”见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中译本》，《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笔者以为，这一改动意义不大，虽然当时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党，但其成员，既可以说是来自不同民族的共产党人，也可以说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共产党人；也就是说，在此处，“国家”与“民族”并无实质区别。事实上，在1964年的编译局译本中，又改为“各国共产党人”了。

[20]两卷《文选》共收38篇著作和20通书信，译为汉文约为一百万字，每一卷《目次》前的《出版局声明》下都注明“集体翻译，唯真校订”。这种署名虽然不具体，但也算是给译者和读者有个交代了。

[21]虽然严格地说，“译校”不同于“翻译(译)”，但至少在马列著作译本的问题上，“译校者”却是可以等同于“译者”的。比如编译局的历次译本，实际上都是译校本，1964年译本后的说明就叫《校后记》，但译者署名即是“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有关内容还可详见本文第二部分。又，前引杨金海先生的文章中说，该译本是由“当时在该局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译出的，这显然是把该译本作为集体翻译的成果了。但是，“集体翻译，唯真校订”这种译者署名早已出现在莫斯科版《文选》中。如果其中的《宣言》也是集体翻译的话，那么，北京版《文选》《重印后记》中的交代不是就显得多余甚至矛盾了吗？

[22]唯真于1956年回国，并任中共中央编译局校审主任。见《中国翻译家词典》编写组：《中国翻译家词典》，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7月，第609页。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