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若干思考

——基于精英与民众互动研究的视角

作者:王 磊 王 跃    发布时间:2013-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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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和起点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与接受。因此,研究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和经验,首先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问题。[1]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中的两个薄弱环节

作为一项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涉及一系列问题,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内外语境、具体路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带给中国的影响等等。在关于这一课题的诸多问题中,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主体[2]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到底经由哪些人的介绍和传播,并最终为中国人所深知和广泛接受,是我们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理应深入思考的问题。应该说,这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众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初步厘清了这个问题。当然,研究中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就个体研究来说,对上层精英研究得多,对中下层人士研究得较少 当前,大部分学者在描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主体及传播内容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将注意的焦点对准了少数精英及其经典,如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杨匏安、瞿秋白等个体人物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问题。[3]客观地说,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主要经由这些精英开始在中国介绍、传播的,其经典著述也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内容。

然而众所周知,任何思想的广泛传播和任何思潮的形成,都必须经过一个由少数人到多数人参与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中国化、大众化、社会化的深入进行,并成为五四以后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社会思潮,单凭少数几个精英的个体作用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必须通过众多精英与中下层人士的合力作用方能实现。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也应坚持精英史观与民众史观相结合,体现出中下层民众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普遍的科学真理性;加上其所“代表的是有史以来最进步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有史以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本身蕴含的“大众性具有史无前例的深刻内容和广阔空间”[4]。作为一种先进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在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不仅为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上层精英和政治领袖所宣扬,而且吸引了为数众多的普通知识分子和中下层民众。

因此,无论是从“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两个都讲全”[5]的史学方法论要求来说,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科学真理性和人民大众性来说,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都需要我们加大对中下层人士的探讨。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既有研究过分突出少数精英及其经典的不足,有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如有学者指出,在党的“一大”召开前夕,武汉地区曾出版了一本署名田诚的《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的小册子。像这样一篇“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的文章,在“国内有影响的中共创建史和‘传播’史的专著中却没有它的踪迹”。究其原因,“恐怕只有一个,因田诚的身份目前人们还不了解,如果作者是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或者是蔡和森,那么可以想象,该文将引起高度重视,成为中共创建史和‘传播’史大写特写的内容”[6]。应该说,这还是一个有名可查的案例,我们的传播史研究就给出如此“礼遇”,至于那些为数众多、无名可考的人物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评价,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二,就群体研究来说,根据传播者阶级立场的不同进行研究得多,而根据其他属性的不同进行研究得较少 如有学者研究了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等群体[7]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问题,也有学者从整体上考察了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包括清政府驻外人员,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传播。[8]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法。从传播者的阶级立场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体划分为若干群体进行研究,确实十分必要。为最大程度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全貌,笔者认为,除阶级立场外,我们还可以根据身份、职业的不同将传播者划分为若干群体,进而探讨这些不同身份、职业群体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特殊贡献。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

首先,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理论,不仅为那些代表不同阶级利益和政治立场的领袖群体出于政治目的而进行传播,而且已经成为近代中国众多关心中国命运、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共识和选择。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研究的职业群体视角,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仅从传播者阶级立场不同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群体的不足,而且更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社会思潮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深刻性。

其次,重要的是,从历史上来看,这些不同的职业群体,由于身份和使命的特殊性,各自发生着与社会不同的联系,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确实在其所联系和影响的对象群体中产生了重要作用。比如说,近代中国大、中、小学里那些选择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众多教师对于青年学生了解、认识和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从而走上革命道路,就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考察不同职业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独特作用对于展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全貌,无疑有着重要价值。

因此,回溯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艰难历程,感悟前贤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努力,并对其作客观的历史梳理和学理分析,为当下中国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有效传播,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有益借鉴,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二、深化精英个体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

笔者认为,只要是那些确确实实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各界人士,无论其成分、党派归属,也不论其身份、地位如何,都应纳入我们研究的视野,一方面厘清其传播的内容,另一方面客观评价其历史作用。

首先,深化中共中层和基层党员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及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逐渐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军。那么,这些中共党员是如何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究竟选择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哪些内容?产生了何种影响?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此还基本上局限于南陈北李等少数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研究上,而对于那些为数众多的党的中层、基层领导,特别是普通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研究,还十分薄弱。

比如说,1922年初入党[9]的董亦湘,曾担任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董亦湘积极从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1922年他翻译了考茨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载了20多期[10]1924年在上海大学夏令讲学会发表了题为《唯物史观》的演讲,演讲稿分3期刊登在《觉悟》上19261月新文化书社出版了《伦理与唯物史观》单行本,19273月教育研究社进行了再次出版。董亦湘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对当时中国的进步青年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陈云对董亦湘的文章兴趣极浓,不仅经常阅读,而且一有机会,就与董亦湘探讨文章中的一些问题,并流露了要参加他们活动的想法”。与此同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董亦湘发现和培养了许多党的积极分子,先后发展恽雨棠、陈云、张闻天、杨贤江、薛兆圣、徐新之、孙冶方、黄祥宾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当时在无锡师范读书的管文蔚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

再如,1920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蒋光赤,入党前后也积极从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发表了诸如《经济形式与社会关系之变迁》、《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列宁年谱》等文章。此外,蒋光赤还翻译了多篇列宁主义经典文献,如斯大林的《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以及《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等。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时期蒋光赤写作了大量的革命文学作品,是我国较早以文学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如《十月革命纪念》、《劳工歌》、《莫斯科吟》、《临列宁墓》、《十月革命的婴儿》、《我们是些无产者》等。蒋光赤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尤其是那些饱含革命激情的诗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进步青年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建国后曾任国家出版总署图书馆副馆长的孟超就曾将蒋光赤的作品比喻成“革命的暴风雨将要到来的时候,最初飞来的几只海燕,掠过了乌云弥漫的太空,歌唱出斗争的曲子”,“冲破黑暗,发出了号召的号角,鼓舞了来者”,并深情地回忆说,在没认识蒋光赤之前,“我是早已被他的《新梦》等诗歌触发了革命的热情的,而且在当时不止我一个人受到他的激励,不少的青年也因为他昂扬的歌唱而得到鼓舞,迈上了革命的第一步”。

事实上,这一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基层党员在数量上是非常多的,董亦湘、蒋光赤仅仅是其中的两个代表,其他诸如袁振英、安体诚、熊得山、柯柏年、袁玉冰、王尚德,以及“号称西北三大青年理论家”的席石生、刘天章和魏野畴等都曾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量内容。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1920年席石生撰写了一篇《布尔塞维克主义论》,旗帜鲜明地宣传介绍了马列主义和俄国苏维埃政权,凡1万余字,连载在19201128日的《鼓昕日报》上。“尽管由于时代和研究条件的限制,席石生对有些问题还讲得不够全面、透彻,甚至有误解,但在当时能写出这种文章的人,不要说在偏僻荒凉的西北地区,就是在全国也屈指可数。”然而直到目前为止,深入研究这些“在全国也屈指可数”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成果寥寥无几,甚至于这些曾在全国各个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的姓名,对于多数专业研究者来说,还不十分熟悉。因此,加大对中国共产党的中层和基层党员在不同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

其次,加大对党外人士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思潮,在20世纪的中国,不仅为中国共产党人所青睐,也吸引了众多关心民族命运的党外人士。在五四运动前,至少有清政府派赴国外的一些外交人员、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介绍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内容。五四运动之后,仍有为数众多的先进分子在中国继续传播马克思主义。不管其立场、动机如何,也不论他们是否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仅从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客观事实上来说,他们确实加深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互为补充。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困扰,学界关于党外人士与马克思主义传播问题的研究一直无法打开局面,一方面专题研究较少,另一方面,深入探讨的力作不多。因此,加大党外人士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问题的研究,也就显得十分必要而紧迫了。

一是加大对党外人士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传播内容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早期传播为例,众所周知,五四时期李大钊、杨匏安分别在北京和广东较早并较为系统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这一时期除李大钊、杨匏安外,还有许多党外人士也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邝摩汉即为典型代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20年到1925年,邝摩汉专门介绍马克思经济学说,特别是其剩余价值学说的文章就有6篇,它们是:《马克斯剩余价值论》、《绝对的剩余价值研究》、《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绝对的相对剩余价值研究》、《各取所需与各取所值》、《马克斯经济学说》。此外,邝摩汉还翻译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博士的《社会主义之进化》、列宁的《俄国现实经济的地位》以及译自《日本改造》的《阶级斗争与劳动组合之形势变化》,发表了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变迁的文章,如《唯物的中国史观》、《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各种思想之变迁》等。尽管有些解释还十分粗略、不是很成熟,甚至有不少错误,但毕竟是中国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中国问题的较早尝试。

邝摩汉只是党外人士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代表,这一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党外人士在数量上同样也是非常多的。如张小曼就对当前的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党史中都很少涉及的“边缘人物”张西曼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她指出,张西曼早在1918年就开始节译《俄国共产党党纲》,19221月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3000册,从1922年到1927年的6年间连续印了6版,共发行数万册。《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在上世纪20年代的翻译解决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党纲》不能公开出版的困难,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总之,党外人士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样功不可没,除邝摩汉、张西曼外,到底还有多少党外人士参与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所有这些疑问都需要我们作进一步挖掘、梳理。

二是加大对党外人士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其他问题的研究。除在客观上厘清党外人士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哪些内容外,还要从学理上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些党外人士如此乐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却没有最终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甚至于有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标兵”一度成为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健将”,“戴季陶现象”该如何解释,等等。我们都知道,戴季陶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积极分子之一,其负责的《星期评论》从19196月到19206月一年的时间,刊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就有50余篇,他本人也撰写和翻译过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将自己的寓所渔阳里6号提供给中共,成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所在地。为什么这样一个“名声颇大的社会主义宣传家”在短短的5年之后,就成为“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人物?他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等各种主义中进行比较、选择的,又是如何走上反马克思主义之路的?这是我们深化党外人士与马克思主义传播问题研究,始终不能回避而又必须在学理上予以解答的问题。

三、进一步深化民众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

“人有个体和群体之分。个体既在自己所属的群体中与大家一同起作用,又单独起到别人不能起到的作用。群体作用是在相互协调的、相互支撑的、相互补充的过程中合力而成的。在历史研究中,既要研究个体的独特贡献,又要研究群体的作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不例外,不仅要加大对精英个体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内容与作用的研究,更要突出民众群体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合力作用。“正是有了社会各领域中不同群体默默无闻工作着,才形成群体作用,才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人们往往忽视这种群体作用,只有到缺少时,才意识到这种作用是不可缺少的。”

那么,到底有哪些群体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哪些内容,不同群体间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又有何差异,这些差异对于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等等,都需要我们作进一步思考。除根据传播者阶级立场的不同,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划分为清政府驻外人员群体、资产阶级改良派群体、无政府主义者群体、资产阶级革命派群体,以及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共产党)群体等进行研究外,根据传播者身份和职业的不同,以下6大群体也应引起学界的关注。

(一)来华外国人群体 无论是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入,还是探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抑或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早期活动,来华外国人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群体。众所周知,目前可以查到的在中文书刊中最早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名字的几段文字即出自一个名叫李提摩太的英国人翻译的题为《大同学》的文章中。“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再如1921年前后,以维经斯基、马林、尼克尔斯基等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成员更是直接参与了“苏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除较早介绍马克思的李提摩太,建党时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国际成员外,还有哪些外国人,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哪些内容,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何在,这些外国人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解读与传播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哪些影响等等,都需要我们作深入研究。

(二)海外华人华侨群体 随着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加深。到20世纪初,约有六七百万华人华侨分布在世界各地,如陈独秀所言,“无论太阳走到何处,都照着中国人作工”。这些侨居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同样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如旅俄华工群体就曾向国内大量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胜利后,旅俄华工先后建立“旅俄华工联合会”,创办《华工》和《旅俄华工大同报》,积极从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如《华工》周报就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为宗旨,“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中国,开展宣传活动,并与工农政府携手合作”。其编辑张玉川被称为“中国鼓吹广义派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首领”。不但如此,“旅俄华工联合会”还陆续派人回国宣传十月革命。据资料记载:“近日由俄国返国的华工开始在中国居民甚至在军队中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除东北地区外,在河北开滦煤矿等地也发现了华工传播马列主义活动的记录。从既有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及相关成果来看,内容上涉及海外华人华侨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活动情况及其作用的成果尚且不多,探讨有哪些华人华侨群体参与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哪些内容,各群体间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有何差异等问题,也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中国留学生群体1840年以来,每次目睹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现实后都会产生一些有觉悟的先觉者。甲午的惨败,再次发动了“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上了出国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路,马克思主义成为留学生们选择和向国内传播的重要内容。从20世纪初到五四时期,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一直是向国内输入马克思主义的主力军,他们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向国内输入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客观进程来看,中国的留学生们至少从日本、西欧、美国、苏俄等国家和地区向国内输入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通过不同路径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都是经过不同语境场过滤后的马克思主义,即被来源地的马克思主义者解释过了的马克思主义,这必然会打上来源地的语境烙印,从而使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一定的差异,加上留学生的个体因素,不同留学生群体选择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差别也是很大的。因此,探讨留学生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不仅要深入研究留学生们从不同国家向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要从学理上探讨不同语境(西欧、日本、美国、苏俄等)下传播的马克思主义间的差别及其影响。与此同时,身居马克思主义原产地的德国和英国的留学生群体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力量,也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四)教师群体。 一方面数以万计的留学生回国后,教书成为他们选择的最重要职业之一;另一方面,一般来说,相较于其他群体,传道授业解惑的特殊使命,使得教师对于社会上出现和流行的新思想更为敏感,知识的拥有也使得他们有能力对新思想作出判断。而那些对于马克思主义表示认可和赞同的大、中、小学和职业学校的教师们,则成为在课堂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力量。“正是他们这个群体所起的传播新思想的作用,才使他们的学生在后来的历史时期中,或者直接参加革命,或者支持和同情革命,或者以新思想为指导在自己从事的职业中做出贡献。无论何种情况,都能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如陕北榆林中学和绥德第四师范学校的教师群体就对马克思主义在陕北的传播、陕西党团组织的建立和革命骨干的教育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魏野畴、李子洲、呼震东、王森然、朱横秋等教师在榆林中学,大胆改革教学内容,选用《新青年》、《独秀文选》、《向导》等刊物上的文章做教材,开设社会发展史等课程,为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结合教学,这些教师还领导学生成立学生自治会、“青年学社”等学生组织,创办《榆中旬刊》、《塞声》、《榆林之花》等刊物,明确地号召学生要“讲民主,反封建;讲科学,反迷信;宣传新思想,反对旧思想”。李子洲、王复生、王懋廷、杨明轩、常汉三、田伯荫、韩叔勋等教师在绥德四师,同样“一方面教书,一方面给学生们宣传马列主义。王懋廷、李子洲并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在魏野畴和其他革命教师的努力下,榆林中学和绥德四师成为马克思主义在陕北传播的阵地、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实际“党校”,培养了包括刘志丹在内的一批进步的、信仰马列主义的学生骨干。当然,这只是该时期教师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事例,其他如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广州大学等其他学校的教师群体参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生动案例还有许多。因此,加大对教师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个案研究和整体考察是深化民众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五)近代报人群体 报刊杂志的繁荣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伴随着报刊杂志等现代传媒的崛起,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报人群体。而那些有着共同或相似治学旨趣、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往往会团结在一个或多个报刊周围,形成报刊同人群体,通常被称为“××派”,如《新青年》派、《建设》派等。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客观历史来看,这些以报刊为中心的报人群体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青年》派、《建设》派自然不用说了,以《今日》派为例,据笔者统计,就目前所见到的10期《今日》发表的100余篇文章中,胡南湖、林可彝、邝摩汉、熊得山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就有50余篇,其中还包括多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重要著作译文,如该刊第1卷第4号(马克斯特号)发表了熊得山翻译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评》,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哥达纲领批判》在我国发表的最早的中译文。正如该刊所宣称的那样,《今日》是个“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刊物,“差不多”每期都有关于马克思学说的文章,而且每期除了文学方面的东西外,“差不多每篇文章”都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而写成的。《今日》派大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事实,即使是那些对《今日》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和作用持否定性评价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今日》杂志从头到尾,确实刊载了不少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当然,《今日》派只是五四时期众多传播马克思主义报人群体中的一个,如时人所言,“近一年来谈社会主义的杂志很多,虽其中也有短命的,但是都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总之,近代中国报人群体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理应深化对这一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六)军队政工群体 随着1924年国共合作的展开,尤其是黄埔军校的创办,如何在革命军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扩大党的影响成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军事与政治并重、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是革命军区别于旧式军队的显著特征,对“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是黄埔办学的鲜明特色。从黄埔军校的创办到国民军的北伐,在列宁主义建军原则的指引下和孙中山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逐渐在军队中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的政工群体。如周恩来、熊雄、聂荣臻、恽代英、萧楚女、于树德、李求实等在黄埔军校中从事政治工作。北伐开始后,除在南方革命军中广泛选派和培养大批共产党员到国民军中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外,中共中央还“先后派到冯部国民军的共产党员有二百名之多。其中有:刘伯坚、宣侠父、陈延年、方廷桢、刘志丹、王一飞、邓希贤等人”。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伐军各军担负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到192612月已达到1500人左右。共产党人实际上领导了北伐军的全部政治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政工人员的重要工作。比如在黄埔,除在课堂里直接讲授马克思主义知识外,这些政工人员还广泛组织社团、创办刊物,形式多样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如政治教官萧楚女“主持的《黄埔日刊》上的政治讨论专栏,完全成了传播无产阶级思想的园地。蒋介石最头痛的就是萧楚女的文章。他拿着报纸对贺衷寒发火道:‘你们吹十天喇叭,也抵不过萧楚女的一篇文章’”。因此,关于军队政工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内容与作用的研究也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内容。

当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考察群体的作用,“是很难的”。“它不仅要有大量资料为依据,而且要多角度、多层次进行分析,然后加以综合。比如,该群体的整体心理状态、该群体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该群体的社会地位和任务、该群体一般的和突出的贡献、该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等等,都需要仔细考察。”[11]此外,不同个体在群体间的交叉也给研究民众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增加了难度。因此,进一步深化民众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必须深入挖掘大量史料,在此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充分运用分析与综合、历史与逻辑的方法进行整体考察和客观评价。

总之,无论是从思想传播的艰巨性和马克思主义的本身特性来说,还是从体现马克思主义对近代中国影响的深刻性和努力反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全貌来说,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都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一方面加大对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中基层党员和党外人士在内的精英个体与马克思主义传播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包括来华外国人群体、海外华人华侨群体、中国留学生群体、近代报人群体、教师群体和军队政工群体等在内的民众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内容与作用的研究。在精英个体研究与民众群体研究的良性互动中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课题推向深入。

注释:

[1]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具体称谓和时间划分,学界尚有不同观点。如在称谓上,林代昭、潘国华等以“五四”为界,将“五四”前称为“介绍”,“五四”后称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唐宝林等将18981919年这段时期称为“进入”,将19191927年称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张静如、齐卫平则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直接划分为“引进阶段”和“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阶段”(《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引进阶段》,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在时间划分上,田子渝将早期“定在19191922年这段时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综述》,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3期)。本文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这一概念的规定较为宽泛,从1899年马克思名字在中国书刊上的最早出现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这段时期,统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2]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主体”有三种含义:一是指事物的主要部分; 二是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三是指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国家。参见《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780页。本文主要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主体”一词,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包括个体和群体)。

[3]吕明灼:《李大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载《哲学研究》1983年第2期;叶尚志:《陈独秀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特点》,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宋镜明:《李达同志在建党时期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载《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田子渝:《李汉俊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杰出贡献》,载《甘肃理论学刊》2011年第4期;谭军:《杨匏安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探析》,载《宜春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胡为雄:《瞿秋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6期,等等。

[4]陶德麟:《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载《红旗文稿》2010年第2期。

[5]张静如:《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两个都讲全》,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4期。

[6]田子渝:《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若干启示》,载《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7]孙景峰、孙全友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9页;陈明吾:《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作用》,载《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欧阳跃峰:《20世纪初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辛亥革命前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业余宣传”》,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等等。

[8]王刚:《论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

[9]倪兴祥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董亦湘”词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45页。另据张勤龙考证,董亦湘的入党时间为19214月。参见张勤龙:《董亦湘入党考证及出版纪念文集的意义》,载《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438页。

[10][]考茨基:《伦理学与唯物史观》,载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22101235689101315161719202223242627293031日,11235日。

[11]张静如:《个体的独特作用和群体的合力作用》,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4期。

  作者简介:王磊,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王跃,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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