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有益探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互相结合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中国具体实践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过程，也是在中国具体实践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伴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始终，在这个过程中，张申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申府是中国20世纪前半叶赫赫有名的学者和政治活动的先驱。建国以前，张申府的身影几乎活跃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历次社会变革中。^[1] 作为政治活动的先驱，张申府无疑是中国最早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之一，曾与陈独秀、李大钊一起为党的创立奔走，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并先后成为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他是新文化运动积极倡导者、是当时参与筹建黄埔军校的任职最高的中共代表；他组织参加“一二·九”运动、发起成立“北平救国联合会”、发起新启蒙运动、成立中国民主同盟和为和平解放北平而奔走呼号。作为知名学者，张申府是中国的罗素研究专家；他首先独辟蹊径提出了中、西、马“三流合一”的文化综合创新思想；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看法见解独到；他是新青年杂志编委，《每周评论》的创办人之一。张申府不断译介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比如：1932年翻译《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933年翻译《马克思致恩格斯》，1941年翻译《论辩证法》等等，积极研究和传播唯物辩证法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理论养料。不仅如此，张申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论证、宣扬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途径的开拓，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张申府较早提出了“中国化”的有关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整个中华民族在民族沦亡的危急关头，强烈要求树立和增强民族自信，全国弥漫的是一种“中国化”的浓厚氛围。可以说，“中国化”成为抗战时期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思潮。^[2]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敏感性和爱国热情首先展开了一场“学术中国化”的讨论。教育学、社会学和哲学等领域都有“中国化”思潮的兴起。

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张申府很早就注意在中国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32年9月，张申府为《大公报》编好了一个专辑，名为“世界思潮”，给全国读者介绍西方最新和最精彩的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1936年9月，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一群爱国知识分子（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和推动下，掀起了一场关于“文化救国”的大讨论，以启蒙大众，同仇敌忾。在此背景下，张申府作为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提出了“科学中国化”的问题。他强调在国家生死危亡的关头，最关键的就是要重塑民族的自觉与自信，特别应该使科学中国化。^[3]中国人当时依靠“全民抗战”抵挡住了日军的凌厉攻势，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而且，正如张申府所说“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不仅在军事上，也应在文化上”^[4]，张申府在文章中屡次阐发这个观点，他意识到必须把西方的科学真正适用于中国，中国才有希望。在这种背景下，张申府的言论促进了中国特色、弘扬民族传统的“中国化”思潮的产生和发展。

随后，艾思奇和陈伯达等也开始阐述“中国化”问题。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剧侵华，国民政府日益加强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正是在这种外患内忧亡国灭种的催化下，中国知识界先进分子的民族和民主意识被唤醒了。新启蒙运动的理论诉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为基础，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追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在我党早期的革命斗争中，常常犯“左倾”和右倾的思想错误，尤其是三次大的“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其根源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教条主义思想作祟。针对教条主义的问题，在1930年5月毛泽东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并且一直与此做斗争，这正与张申府、陈伯达等提出的“中国化”思想不谋而合。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而完整地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5]

二、张申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论证与宣扬

毛泽东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后，张申府迅速做出积极响应，对“中国化”问题进行了集中论述。张申府于1939年2月10日发表了《论中国化》一文，文章开头就用很大篇幅引用了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字，并且在认为重要的文字下面特意加了着重点，紧接着很明确地表示自己完全赞同毛泽东的说法，并为之欢喜赞叹，认为这是中国思想上的一大进步。同时，张申府强调新启蒙运动要反对奴化，要加强科学的通俗化和学问的大众化。提出新知识新思想首先要中国化、本土化。张申府认为实现我们民族的自觉和自信需要“中国化”。“如果启蒙的药用之于中国但不能使它适合病人的需要、不考虑病人吸收药的能力，治病是不会有效的。”“解说社会的理论，用在中国上便也应该中国化。”“但令把用在中国的东西都斟酌着中国化，使它切合中国的国情。”张申府断言，启蒙运动要普及，国家要统一，必须以西方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目标。在文章末尾，张申府热切“希望现在正在自觉地建立着的新中国一定更是如此的！”^[6]张申府的文章为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证与热情宣扬。

1939年4月，张申府撰文《新启蒙运动的再开展》，提出：“大众教育应真深入于大众。知识学问在通俗化与大众化之前，更应中国化。”^[7]他更加强调了知识中国化的重要性。1940年，张申府发表《论青年思想》，提出中国当前不但讲外来的主义学说，特别是与社会有关系的，要使它产生实效，必须要中国化。为什么呢？因为“有力量的主义学说思想理论必是活的，必是能够在此时此地扎根生长的，必是能够抓住此时此地的群众的。换言之，也就是适于此时此地的实际需要的”^[8]。他阐释了理论必须掌握群众、理论必须适应实际需要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1940年7月，张申府在《科学运动与新启蒙运动》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理论具体化的重要性，认为：“具体化，现在不论在学问上，在生活中，都太要紧了。时来流行的所谓中国化，其实是不够的，更不够根本。根本怎样？根本乃在具体化，否则必也只一句空话而已。”这有助于使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观念进一步巩固和深入人心。在1942年为《新华日报》创刊4周年所写的纪念祝辞《新华，新华，我看着你生长，长大》中，张申府不仅继续广泛宣传“中国化”，而且进而提出“具体化”的重要性。他强调大众化要以中国化为前提，通俗化也要以中国化为前提，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因此具体化比中国化更根本。难能可贵的是，1943年1月1日，张申府撰文《一九四三年应有与能有的文化》，适时指出了在抗战胜利在望之时，在文化工作方面，特别要做的是深入与提高思想学术和开展、扩大国际文化交流。他认为“所谓的学术中国化，也不仅仅是通俗的问题，而且是深入高化，趋前发展的问题”^[9]，继续深化了“中国化”的含义。因为张申府在国民党统治区政学两界颇有名望，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证和赞扬，扩大了毛泽东这一主张的影响力。

1957年4月27日，张申府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重头文章《发扬五四的精神，放！》，继续关注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他再次强调要用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和数理逻辑的新方法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和历史的特殊条件紧密适当相结合的思想，值得称道。^[10]

直到晚年，张申府都坚决主张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反对刻意走苏联的老路。1979年12月17日，张申府在接受美国学者舒衡哲的访谈中，把中国模仿苏维埃思想和经济发展方式比之为“一个不懂游泳而要涉水过河的人：‘除了溺死之外，没有其他方法’”。由此可见，张申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宝贵主张。

三、张申府哲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辟新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三种文化、三大哲学流派激烈碰撞、论战不断、互不相容的时期。面对着中、西、马三大文化哲学流派的纷争，30年代至40年代，张申府另辟蹊径，最先提出了中、西、马“三流合一”的主张，从而建立起新的哲学本体论和新的科学方法论，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路径。作为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张申府、张岱年兄弟力主把逻辑主义分析哲学、中国哲学优秀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合而为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自成一家，独树一帜，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张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哲学思想的贡献，亦普遍受现代学者例如梁漱溟、钱钟书、钱穆、冯友兰、朱自清、周扬等许多人所认定。”

早在1926年，张申府就在《文明与文化》一文中提出，要正确对待西洋近代文明。他认为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糟粕，是应该反对的，但并不表明西洋近代文明就完全正确，达到了文明的顶点，应全面吸收，其中仍然存在要反对的方面。一方面，我们不能囫囵吞枣地颂扬或维护西方文明，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完全反对和拒绝。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应该秉持一种革命的相对的态度。1934年，张申府进而认为辩证唯物和逻辑解析是现代世界的两个主要潮流。二者不仅相同，而且互补。所以，这两个主潮是可以合二为一的；合一乃两益，合一乃合辩证之理。解析的辩证唯物论才是将来理想的世界哲学。1938年5月，张申府进一步论证了唯物辩证法思想，认为唯物辩证法教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教人全面地看问题，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教人善于顺势变革，不要固执己见；教人善于认识矛盾，利用矛盾。因此，唯物辩证法不但是普通哲学的方法，也是实践的方法。它还适合指导与补充别的方法。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恢复而光大唯物辩证法。张申府深刻阐述了唯物辩证法在认识论中的重要性。1942年8月27日，张申府在《新华日报》第15期发表《唯物论的重要》，重点驳斥了对唯物论的误解和歪曲，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唯物论的重要性。张申府指出，唯物论是方法，是实践的，并且大大有助于实践，是大有用处的方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效的思想武器。

1941年到1942年，张申府生活艰难，在穷居的日子里，他思考社会人生哲学，写过300则《家常话》，对文化辩证综合的思想进行了具体而明确的阐述。张申府认为西方传统最好的代表是罗素，中国传统最好的代表是孔子，而开拓世界新方向的代表是列宁。他一直希望和相信，列宁、孔子、罗素能够三者合一。只有这样，新中国哲学和新世界的学统才可以获得。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就是综合了罗素、孔子、列宁的新体系。在中西文化观上，张申府提出，西方现代最先进思想的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代表是孔子，西方科学发展最新成就的代表是罗素。

张申府既不主张全盘西化，也不认同崇古复古的保守主义文化观，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新的阐发，力图形成凝聚民族精神、摆脱文化困境的新的文化观。1948年，在《论纪念孔诞》一文中，张申府又一次着重论述了这个新文化观。张申府认为仁是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所以大力提倡“仁”的孔子代表中国的好的文化。因为科学是西方近代文化最大的贡献，几何与逻辑是西方古代文化最大的贡献，所以集三个贡献于一身的罗素则代表了西洋好的文化。辩证唯物论是未来世界文化的中心哲学和方法，其代表就是列宁。辩证唯物论虽然形成于近代的西方，但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与方法的真传统。张申府坚持主张要合孔子、罗素、列宁三种思想为一体。其弟张岱年先生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张申府在中国哲学界派别林立、四分五裂之时，勇于提出孔子、罗素、列宁三合一的主张是难能可贵的。

可以看出，张申府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认为辩证唯物论是新文化的核心，同时在此基础上吸收西洋文化中先进的科学法和中国文化的仁学。因此，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孔子、罗素、列宁”三者思想的结合，主张博采众长，吸收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辩证综合”地建设中国新文化，走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综合创新之路。张申府关于文化辩证综合的思想的创立和阐发，标志着他的思想摒弃了教条主义思想和排外思想，不仅超越了顽固保守的守旧派，也超越了当时包括“全盘西化”派在内的激进派。张申府文化辩证综合的思想在客观上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践行，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在中国新文化建设方面，张申府亦有独到的见解。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张申府主张文化建设不能脱离本国的国情。他认为所谓的中国本位的含义是以中国为主，不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就算要全盘西化，也要中国自己做主宰。1937年5月，张申府在《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一文中指出，五四时代的两大口号，“打倒孔家店”与“德赛两先生”应改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与“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这其中大有深意，体现了文化建设要和本国国情和历史紧密结合的思想。在《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中，他再次强调文化综合的观点，指出新文化运动形成的文化，应是现有的各种文化的一种有机的或辩证的综合，不应该完全照搬外来文化，而毁弃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更不应排斥西方文化，而死守中国文化。移植一种异文化，一定要适合本地的土壤，否则是不会生长的。因此，新文化不只是大众的，还应带些民族性。现今的中国需要民族的自觉与自信。我们切不能因为民族而忽略国际，也不能因国际而忽略民族。

综上所述，鉴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思想状况，张申府的思想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而且他对许多思想并未进行更深入系统的研究论证以形成严密科学的理论体系。1981年6月，张申府在接受舒衡哲的访谈中，在回顾自己的学术成就时，“批评自己过于博杂，犯上古人所云的杂而不纯的毛病”。尽管如此，张申府的许多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宣扬以及推动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其哲学思想尤其是文化辩证综合思想在新时期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对于我们当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1] 参见李扬：《张申府：中共黄埔第一人》，载《中国社会导刊》2006年第3期。

[2]冯崇义是这样给当时的“中国化”思潮下定义的：从学术角度说，当时的“中国化”思潮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将西方的思想与学术进行改造，使之变为中国特有的形式，或者使之能够适用于中国的特殊环境；一是发扬光大中国传统的思想与学术，以便与西学抗衡。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中国化”思潮指的是当时弥漫于中国社会的那种热切追求“中国特色”的心理倾向和思想共鸣。参见冯崇义：《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化思潮》，载《开放时代》1998年第2期。

[3]张申府指出：“应使科学成为中国的。不但要中国科学化，同时也要科学中国化。使中国对科学有其极特殊的贡献，使科学在中国有其特殊的特色。”参见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上海生活书店1939年版第179、19、89页。

[4]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第113页。

[5]参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载《解放周刊》第57期。

[6]以上引文均见张申府：《论中国化》，载《战时文化》第2卷第2期。

[7]张申府：《新启蒙运动的再开展》，载《战时文化》第2卷第3期(1939年4月10日)。

[8]张申府：《论青年思想》，载《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页。

[9]张申府：《一九四三年应有与能有的文化》，载《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460页。

[10]参见张申府：《发扬五四的精神，放！》，载《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727页。

（作者简介：刘 霞，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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