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风险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北京时间2011年3月11日由大地震引发的日本核危机给某些忽视风险问题的人当头一棒。核危机由核风险转化而来，正是由于日本政府忽视了发展核电工业背后的核风险，才导致了危机的发生。由于风险问题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共提及“风险”一词12次，并指出：“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防范各类潜在风险，避免经济大的起落^”［1］。目前，马克思主义风险思想研究主要有三个视角：

一是风险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审视。庄友刚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批判和审视当代风险社会，一方面要立足于实践存在论，形成对风险社会深层理论的把握，另一方面应指向对全球资本关系的批判^［2］。二是中国具体风险问题的应对。辛向阳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面临着一些风险，如自然灾害和疫情风险、社会群体事件风险、邪教事件风险、国家统一风险。要化解这些风险，必须科学认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3］。三是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如陶玉泉认为，树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必须探索和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深刻认识风险存在的客观性，借鉴各国学者“风险社会”研究的有益成果，继续深化当代中国风险研究^［4］。

由研究现状可知，目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风险思想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缺乏风险范畴的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因此，本文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根据，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风险防范问题，对马克思主义风险思想的经典论述作若干探讨，以期推进该领域的研究。

一、“风险”成为时代课题

（一）风险问题的实践突显

“风险”受到人们重视，主要归功于乌尔里希·贝克及其《风险社会》一书，他认为：“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5］。在西方学者看来，风险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或是未来可能遭遇的危险。由于市场经济模式的全球扩张，“风险”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当今时代的每一个人或是每一个群体，都难以逃脱“风险”的追逐。在贝克之后，斯科特·拉什提出了一种“更有效的社会批判的解读风险的方法”，那就是“风险文化”。他认为，传统的社会文化以功利性利益为标准，对个体成员作出了一种决定性、制度化、标准化和规则制约性的等级排序。而与之相对，“风险文化”并没有假定一种决定性的秩序，而是假定了一种反思性和非决定性的无序状态，它存在于“非制度”和“反制度”的社会相互作用当中^［6］。

“风险”扩张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因而它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式当中。就当代中国而言，高速发展的经济现象背后，潜伏着的正是难以预知的经济风险。近年来，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走高，以2010年11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0月份统计数据为例，CPI创出25个月以来的新高：同比上涨4.4%，涨幅比9月份扩大0.8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7%，涨幅比9月份扩大了0.1个百分点。在新涨价因素中，最主要的是食品类价格和居住类价格，食品类价格上涨10.1%，为CPI贡献了74%，居住类价格上涨4.9%，为CPI贡献了16.6%^［7］。与CPI类似，人民币升值、环境污染、特大安全事故等风险因素也潜藏在社会发展的步伐当中。正因为这样，《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风险问题才有着高度的重视。

（二）风险问题亟需理论解答

风险是潜在的危机，危机是实现了的风险。因此，必须对当前的各种风险问题采取防范措施，遏制其深化和蔓延。关于风险的防范问题，尽管西方学界已有研究，但放在中国社会的现实语境中，西方的研究至少存在两点不足：一方面，从哲学基础来说，西方理论不是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因而某些观点有失偏颇。例如，美国学者戴维·施韦卡特在《反对资本主义》中就描述了西方学界分析风险问题的一个观点：“如果‘贡献’和‘牺牲’都不能作为资本家收入的正当理由，那么，风险呢？一般认为，风险或许是所有理由中最普遍认可的。资本家把他的钱拿去冒险，他当然应该得到奖励”^［8］。对于这种观点，马克思早已借工人之口进行了批驳：“得了!如果我不用你的棉花和纱锭纺纱，棉花就会烂掉，纱锭就会生锈”^［9］335。的确，所谓“风险费”仍然是由工人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理应归工人所有，如果资本家要强行占有这一价值，那么工人也可以向资本家索要保存不变资本的价值。另一方面，从社会实践来说，中国的国情与西方毕竟存在众多差异，在防范风险时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论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根据研究马克思主义风险思想，并同中国具体情况有机结合，才能有效指导当代中国的风险防范问题。

具体而言，应着重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风险的当代根源是什么？要解决一个实践问题，首先应寻找导致这一问题的真正诱因。这种诱因往往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因而我们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找到诱发风险的本质根源。

第二，应当如何防范风险？在找准风险问题的本质诱因之后，应当立即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从根源上防范风险，从而避免各种危机的发生。

二、马克思主义风险概念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以“资本”为视角，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风险问题。在这里，风险是指资本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危险。由此，根据发生风险的不同环节，可将其划分为生产风险和流通风险两类。

其一，生产风险。商品的生产过程有可能经历设备损坏、人员伤亡、罢工等导致进程中断的危险。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稿《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对此进行了阐释，他以括号的形式将生产资料可能遭遇的危险注释为生产风险：“必须建立准备金以防现有生产资料遭到危险、意外等情况（生产风险），生产资料不能自己补偿自己，而必须由追加的生产来补偿”^［10］503。在他看来，防范生产风险的准备金由剩余生产及其产品提供，并且这笔费用的数量相当庞大。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采用了巨大的自然力，并将其建立在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基础上，从而导致现有资本覆灭的危险性大大增加。由此可见，生产风险不单单是经济领域的问题，在情况恶化的时候，它还会导致社会风险。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像核泄漏风险这样的核电生产风险，它影响的就不仅仅是经济领域，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安全。由日本核泄漏风险转化而来的核泄漏危机就已经转化成为了对世界造成一定影响的社会危机。

其二，流通风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资本章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把流通风险定义为资本不能通过各个流通阶段或停滞在其中某一阶段的危险，他说：“经济学家们认为在决定利润方面起作用的风险，——这种风险显然在决定剩余收益方面不起任何作用，因为剩余价值的创造，不会由于资本在实现这种剩余价值时遇到风险而有所增加和成为可能，——就是资本不能通过各个流通阶段或停滞在其中某一阶段的那种危险”^［11］。在这里，如果流通过程中断或停滞，资本就有贬值的风险，因为在这些风险中原有的价值本身可能会丧失。为了补偿资本在流通过程中遇到的贬值风险，资本本身要给自己支付平均的保险费。对资本来说，这些保险费是剩余生产所获得的一部分剩余收益。但是，在贬值得不到补偿的时候，风险就要转化为危机了，防范流通风险对于资本家的重要性也在于此。

三、马克思主义风险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资本在形态转化中会遭受风险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风险”主要是经济风险，体现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相关论述当中。马克思认为，资本风险源于物质生产，它是物质生产所固有的属性。他一方面强调在任何社会形式的生产中都存在风险，另一方面又以资本主义生产作为典型展开分析。

产业资本的运动可划分为购买、生产和售卖三个阶段，即首先用货币在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然后用买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行商品生产，最后回到市场把商品出售出去。在此过程中，随着资本运动由一个阶段转化为另外一个阶段，它的形态也同时发生着转变，其间会遇到不同的风险，只有顺利度过这些风险，资本才能实现价值增值。资本一旦停止了这样的运动，它的生命也就终结了。马克思以其中的两个“转化”环节为重点论述了风险的生成：

其一，资本在由货币转化为生产条件时会遭受风险。马克思说：“资本在由货币转化为生产条件并从处于静止状态中的资本的形式转入生产过程时，会遭受生产过程的风险，遭受自己的失败，——这是任何生产过程都会遭受的风险，而不管这个过程具有何种社会形式”^［10］305。换句话说，无论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都存在生产过程的风险；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种风险尤为突出。日本核危机就是由于在生产核电的过程中没有及时排除核风险，从而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核泄漏。

其二，商品转化为货币，也会遭遇风险。马克思说：“它现在要遭受商品第二次转化为货币的风险，遭受包含在商品使用价值中的价值转化为这同一价值的货币形式的风险，这是任何商品生产都会遭受的风险，而不管它是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种任何商品生产所固有的风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任何生产所固有的风险”^［10］305。简言之，无论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只要这个社会存在商品生产，它就存在着流通过程的风险。

（二）金融投机的意图是以最小风险换取最大利润

在马克思的时代，金融投机尽管还处于萌芽阶段，但它的某些属性已初见端倪，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以最小风险换取最大利润的投机意图。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生息资本”时曾描述过早期信用银行的状况，他说：“该银行以寄托的商品为担保，把商品价值的四分之三以汇票形式贷给产业家和商人”，为了让这种汇票便于流通，每个营业部门都有一些人结成公司，每一个持有这种汇票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地从公司换取商品，如同用现金支付一样，“这个银行的营业并不兴隆。机构太复杂，商品跌价时风险太大”^［12］683。

在1857－185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马克思写了一系列文章分析此次经济危机，其中包括分析当时著名的法国股份银行“Crédit Mobilier”的若干篇论文，该银行的投机行为极大地加剧了金融风险。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对金融投机有了一定认识，在他看来，金融投机的意图就是“用最小的风险换取最大的利润”。马克思说：“我们从伊萨克·贝列拉那里听说，Crédit Mobilier的秘密之一就是这样一个原则：增加自己的业务和减少自己的风险，办法是参与各种各样的企业和尽快地退出这些企业”。但是，就其本质而言，这种做法也就是“广泛地收买股票，用它们进行大量的投机活动，在赚取贴水以后，尽快地把这些股票抛售出去”。这样，“一切工业活动只应当是证券投机活动的借口”^［13］36。在这里，Crédit Mobilier为了自身的利润，不顾加剧金融风险的后果，将“工业活动”作为借口，进行了大量的投机活动。此后，马克思在分析Crédit Mobilier的债券时说：“铁路本票至少有比它大一倍的资本担保，而Crédit Mobilier的债券只有票面额同它相等的资本担保，但是每逢证券交易所的行市下降时，这种资本也必定缩小。由此看来，这些债券的持有者要分担股东的全部风险，却不能分享他们的利润”^［13］39。在此处，Crédit Mobilier以牺牲“债券持有者”利润的方式谋取私利，充分暴露了金融投机的消极影响。

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了另一种金融投机方式——公债，他在阐释“原始积累”时说：“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象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14］823。国家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与等量现金完全一样。于是，社会中就出现了有闲的食利者阶级，他们通过充当政府与国民之间的中介人而大发横财。

同时，贷放资本也是重要的金融投机手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时认为，土地所有者没有对土地改良做一点事情，他还把租地农民通过劳动投入土地的小额资本剥夺回去，“这和高利贷者在类似情况下的做法完全一样。不过，高利贷者在这样做的时候，至少要用他自己的资本来冒一点风险”^{［12］705－706}。之后，他在分析“各种收入及其源泉”时认为，生息资本可以得到一些道义上宽慰自己的理由，比如，“贷放资本要冒风险和作出牺牲”^［12］938。

（三）风险落到资本家头上，只因为他篡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风险的承担主体问题，他认为，资本家是风险的承担主体，但是，风险并不是天然地由资本家来承担，风险落到资本家头上，只因为他篡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草稿《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认为：“旧价值的保存，即不变部分的价值的保存，这种保存取决于……生产过程不被破坏，不被中断，在由劳动过程及其物质条件的性质所决定的时间（期间）内实际地不断提供产品”，这部分取决于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出现的劳动连续性，但“部分地也取决于外部的、不能控制的偶然情况。就这一点而言，加入生产过程的价值会随着每一生产过程而遇到风险，但是（1）这些价值在生产过程之外也会遭受风险，（2）这种风险不仅资本的生产过程有，而且每一种生产过程都有”，资本家只要进行商品生产，就会遇到这样的风险。诚然，风险不是资本家的专利，“用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直接生产者，也会受到同样的风险”，“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特有的东西”。但是，“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种风险落到资本家头上，那只是因为他篡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10］44－45}。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造成了资本家必须承担风险。我们由此可以推论，资本风险的承担者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资料所有制对于风险防范具有重大影响。

有人疑惑：既然资本家在经济活动中要冒风险，那么作为其对立物的工人是否也要承担一部分风险呢？在马克思那里，回答是否定的，他说，风险“在这里实质上表现为资本的风险，因而表现为资本家的风险，因为工人自己的产品（及生产条件）作为资本和他相对立，从而工人所遭遇的偶然性必定表现为与他相异化的财产的偶然性，而且只表现为与他相异化的并不以他为转移的运动”^［10］305。换句话说，工人所冒的风险并不以工人为转移，工人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是作为资本出现的，因而他们所冒的风险仍然是资本的风险。

那么，资本为什么一定要冒风险呢？这是由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时说：“很清楚，假如G—W—G这个流通过程只是兜个圈子，是同样大的货币价值相交换，比如说，100镑和100镑交换，那末这个流通过程就是荒唐的、毫无内容的了。货币贮藏者的办法倒是无比地简单，无比地牢靠，他把100镑贮藏起来，不让它去冒流通中的风险”^{［14］168－169}。在这里，马克思探寻到了G—W—G和W—G—W这两种循环公式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区别。资本家不是单纯的“货币贮藏者”，而是将追逐利润作为自己的目的。他用100镑买来的棉花可能卖得110镑，也可能卖得100镑，甚至只是50镑。在这种“独特和新奇的运动”中存在着相当的不确定性，既有利润的诱惑，也有亏损的风险。

（四）资本通过联合来使自己免遭风险

既然风险来自“资本形态转化”和“金融投机”两个方面，并且资本家是风险的承担主体，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风险是如何防范的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草稿中分析“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时说：“资本通过联合来使自己免遭风险”^［10］45。对单个资本家而言，经济风险对资本运动可能造成毁灭性打击，对此，他们的对策是将资本联合起来，通过风险的分担使其平均化。这种资本联合的具体形式有两种：“加价”和“保险”。

一方面，“加价”使得资本在冒较大风险时得到较大的补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时认为：“每个特殊资本都只作为总资本的一部分，每个资本家事实上都作为总企业的一个股东，按照各自资本股份的大小比例来分享总利润”。于是，“那些要冒较大风险的投资，例如航运业的投资”，“会用加价的办法来得到补偿”^［12］233。由于特殊资本是总资本的一部分，利润成为平均利润，因而如果一种特殊资本所冒的风险较大，它也能够以加价的方式得到利润的补偿。

另一方面，“保险”是资本联合的成熟形式，它使得经济风险平均地分配到每一个特殊资本上。马克思说：“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和与之相连的保险事业发展起来，风险对一切生产部门来说实际上都一样了；风险较大的部门要支付较高的保险费，但会从它们的商品的价格中得到补偿”^{［12］233－234}。马克思在考察拉姆赛的经济思想时就曾指出，企业主利润的第三部分是“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实际上包含着风险费，这种风险只是可能的，只是利润和资本的可能的损失，具体表现为保险费，它成为特定部门的一定资本在总剩余价值中所取得的份额。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保险费”的实质：“柯贝特（以及拉姆赛本人）说过，补偿风险的保险费，只是把资本家的损失平均分摊，或者说，更普遍地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分摊”。但在这种平均分摊的损失当中，“必须扣除保险公司的利润，即扣除投在保险事业中并担负这种平均分摊职能的资本的利润。这些保险公司以和商业资本家或货币资本家同样的方式取得一部分剩余价值，而不直接参加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如何在不同种类的资本家中间分配剩余价值，以及由此对单个资本进行扣除的问题。它既同剩余价值的性质无关，也同剩余价值量无关。“工人当然不可能提供比他的剩余劳动更多的东西。他不可能再另外付给资本家一笔钱，为资本家占有这种剩余劳动的果实保险”。因此，即便不谈资本主义生产，生产者在这方面也会有一定的支出，这就是说，“他们必须支出自己的一部分劳动或者说一部分劳动产品，以防自己的产品、财富或财富的要素遇到意外等等”。专门的保险业替代了每个资本家的自行保险，它用总资本的一定部分来专门担负这项业务，这样“更可靠、更便宜”。这种专门的保险业的一大特点是“保险费以一部分剩余价值支付；剩余价值在资本家之间的分配和剩余价值的保险，跟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数量无关”^{［9］393－394}。总之，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资本可以通过保险业来实现联合，从而建立各个资本家共担风险的长效机制。

四、马克思主义风险思想的时代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风险思想为探寻风险根源提供了基本思路

从《资本论》及其手稿来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蕴涵了丰富的风险思想，这为我们探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风险根源提供了价值不菲的思想宝藏。第一，从资本形态的转化过程入手探寻风险根源。马克思认为，资本形态在其转化过程中会遭受风险，这种风险并不局限于马克思所着重探讨的两个转化过程，而是贯穿于产业资本运动的购买、生产、售卖的整个循环当中。在当代，尽管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已经大大高于马克思的时代，但是《资本论》中的两个“转化”仍然存在，并且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条件。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探寻风险的根源，必须以两个“转化”为切入点，透过资本的复杂运行模式洞察其初始状况，从而还原引发风险的各种必要条件，为防范风险提供依据。

第二，从金融投机的本质属性入手探寻风险根源。在马克思的时代，金融投机刚刚起步，其属性尚未完全显露。在有限的金融投机活动中，马克思观察到金融投机的重要意图是以最小风险换取最大利润。这提示我们，在金融独立性已经充分显现的当代社会，应当透过纷繁复杂的金融现象，分析金融投资的本质属性，从而定位市场经济的风险根源，防范国际金融危机的侵入。

（二）马克思主义风险思想为防范风险提供了基本方法

马克思在思考风险防范问题时，主要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视角，在这种经济模式中，资本通过联合来使自己免遭风险。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风险防范措施时，我们至少应注意两点：

首先，必须辩证地看待资本通过联合来防范风险的措施。尽管马克思详尽描绘了资本联合抵御风险的图景，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对这一防范措施完全认同。一方面，马克思曾提及风险平均化的例外情况：“在生产和出售之间的间歇期间，或商品的货币形式和商品重新转化为生产要素之间的间歇期间对商品产生影响的这种风险，不可能进入流通费用，即进入在产品价格上得到补偿的流通费用”。因此，“由一切生产领域所固有的这种价值变化而造成的平均风险，不可能给予任何特殊生产领域以补偿的权利”^［15］453。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与出售、货币资本与其转化为生产资本之间的间歇期所导致的风险，由于无法进入流通领域，因而无法在商品价格上得到补偿，所以风险平均化对此是无效的。另一方面，分担风险并不等于风险不存在。马克思说：“说亏损由于靠大家分担，就不再存在，这是愚蠢的，这正象说，由于可变资本对不变资本的比例减少，或由于固定资本的周转延长，或由于某几种流动资本的回流变得缓慢，或由于某些对不同生产领域的利润平均化起调节作用的情况——不测事故，不同领域中的大小亏损风险，都可算入这些起调节作用的情况——利润减少了，可是这种减少却不会使资本总利润由于上述情况而减少”^{［15］444－445}。他认为，由于总风险存在，所以单个风险即使由于平摊而变小了，但是仍然存在；并且，如果总风险在一定条件下大大增加的话，单个风险也会随之大大增加，这时，也就是资本主义整体性危机的前夜了。

其次，在防范风险时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处。毫无疑问，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最具活力的经济，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完全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催化剂。与此不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了制度与体制的有机统一，制度为体制的有效运行提供基础性保障，而体制则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激发出来，从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就是要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优势和长处，构建中国特色的风险防范体系，从而超越资本主义以资本联合为主体的风险防范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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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作者单位：莫凡，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谭爱国，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