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新研究“巴黎手稿”的一个路线图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手稿写作的时间长达40余年，而其旅居“巴黎时期”（从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的著述是在这一漫长的思想之旅中竖立的第一块界碑。根据写作方式的不同、思想表述的差异，可以将这些著述分为两类：一类是马克思对同时代人以及前人政治经济学著作的摘录和抄写，其中没有他个人观点的详尽阐发，只有寥寥数语评论或批注，我们称之为“巴黎笔记”；另一类是大量的正面阐述和思想论证，或者即便由他人的议题引发，但马克思个人的议论却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我们称之为“巴黎手稿”。根据上述划分，“巴黎手稿”应该包括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笔记本”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简称《穆勒评注》）。这与多年来学界流行的或者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同于“巴黎手稿”，或者把《穆勒评注》归入“巴黎笔记”的做法是有差别的。我认为，厘清上述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把握当时刚刚由对“副本”的批判转向对“正本”的批判的马克思的原始思想状况、进展和走向。
当然，上述说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过去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然而，同样应该指出的是，1932年由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首次发表所引发的把马克思思想单纯做“人本主义化”的解释进而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1983年马克思诞辰100周年之际在中国出现的“异化和人道主义”论争等重大理论事件，现在看来是具有双重的效应的：一方面它们确实吸引了更多的论者关注这一文本，从而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过于功利的“现实”考量，再加上原始文献资料的欠缺，使当时对马克思复杂思想的理解在全面性、客观性等方面又不同程度地打了折扣，很多地方有待完善和提高，从“文本学”角度考虑甚至仍有一些工作尚未展开。因此，重新把“巴黎手稿”作为一个文本个案进行深度研究，仍是非常必要的；这里只对这项工作做一个简单的勾勒。
一、文献疏证
要全面而客观地解读“巴黎手稿”，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弄清楚马克思当时理论活动的实际情形和这一文本写作的原始状况，这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巴黎时期”马克思的著述和活动情况
“到巴黎去，到这座古老的哲学大学去吧……到新世界的新首府去吧！”这是1843年9月马克思在给朋友的信中所发出的呼吁，其实也是他自己的期盼和计划。果然，一个月之后他就到了巴黎。与原属同一阵营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试图在观念领域寻求社会变革的思辨方式不同，马克思已经转向了对“市民社会”的现实观照。但由于近代以来资本世界的复杂性，他这时实际上并不知道从何着手来理解社会、寻找出路；与恩格斯那样进入工厂、实际了解“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途径也不同，他是从研读政治经济学著述开始的。从1843年10月起，马克思先后仔细阅读了布阿吉尔贝尔的《德国详情，它的财富减少的原因和补救办法之无效。论财富、金钱和租税的性质。论自然、文化、商业和谷物之利益》、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成就、个别问题和意义》、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让·巴蒂斯特·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舒耳茨的《生产的运动》、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弗雷德里克·斯卡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等15位作者的19部经济学著作，写下了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批笔记。
当然，这期间马克思阅读和思考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更为宽泛。当时除德文以外他已经掌握了法文，于是他阅读了孔西得朗、列鲁、蒲鲁东、卡贝、德萨米、邦纳罗蒂、傅立叶、劳蒂埃尔、维尔加尔德尔和其他作者的法文著作。此外，他还通过德译本或法译本来利用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例如，对于欧文的作品，他就是通过法译本和论述欧文观点的法国作家的著作来了解的。对这些社会主义文献的研读，再加上有零星机会接触现实的工人运动，促使马克思产生了一个“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勿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的计划。这是他在巴黎时期第二方面的工作。
在观察现实和研读他人著述的基础上，马克思逐步产生了表述自己独立观点的想法。这特别体现在原来大段摘录他人著述的笔记本上，评论性的意见渐趋增多，到后来甚至发展为其个人思想的长篇阐释、系统论证和发挥。这样，马克思就形成了写作2卷本《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马克思曾经打算撰写的这部书的草稿，当然这一计划后来没有完成。
上述梳理告诉我们，研究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必须考虑到当时的各种情况及马克思著述的总体情形，如果只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众多材料中单独撷取出来，进而对其内容进行抽象地解读和发挥，是不可能完整地把握马克思当时的理论视域和思想变迁的，由此所进行概括和评论也必然是有片面性的。
2.“巴黎笔记”与“巴黎手稿”的关系
“巴黎笔记”与“巴黎手稿”是穿插写作的。当时马克思思考的议题很多来自他阅读的书籍和文献，只有把这些书籍和文献中所涉及到的思想作通盘的考察，才能厘清马克思当时思想的实际状况，从而避免“解释缺失”或“过度诠释”。通常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称谓其中的“三个笔记本”，其实这是在1932年编入MEGA1第1部分第3卷时编者为了命名方便而加上的。所谓“经济学”、“哲学”的提法实际上割裂了马克思当时理论活动的整体状况。在马克思的研究活动中事实上是没有我们后来习惯了的、作为现代学科分类的诸如“经济学”或“哲学”等的分野的。第一个笔记本中所论述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是经济学议题吗？其实马克思把它们看作是当时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个阶层不同的收入形式，由此映现出他们悬殊的社会境遇，并以此来透视当时森严的等级结构、相互关系及其未来命运，这分明是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固守于马克思巴黎时期研究的所谓“经济学”领域，而把它们与他当时正在为甄别和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渊源关系而写作的《神圣家族》和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开，这根本不能完整地勾勒出当时马克思思想的全貌。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巴黎手稿”与“巴黎笔记”又是可以相对区别的。这种区别就在于，虽然同时代或以前的思想家提供了关于现代社会的种种言说，罗列了众多的现象，提出了多样的分析思路和构架，但广泛的阅读、认真的对照和深入的思考，逐渐使马克思在诸多问题产生了自己独立的判断和选择，坚定了他超越先贤的意向和构架。在传承、批判和重构中，他正在实现着思想的嬗变。这就是同样属于巴黎时期的著述，“巴黎手稿”较之“巴黎笔记”阐发自己正面观点的篇幅逐步增大的原由。
3.“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的次序
在马克思巴黎时期的著述中，《穆勒评注》是最为特殊的：其中有对穆勒原书的摘录，这或许符合本文开始设定的有关“巴黎笔记”的标准，但问题在于，其中马克思个人的议论又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整部《穆勒评注》翻译成中文约3.1万余字，而马克思本人的论述近1.3万字，这在“巴黎笔记”的其他部分是绝对没有的，这是我把它归入“巴黎手稿”的主要依据。
而如果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所阐发和论证的观点贯通起来考虑，马克思“异化”思想的连续性、渐进性和层次性就显得更为突出了。这昭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无论如何不能撇开《穆勒评注》而只关注那“三个笔记本”中的内容，从而看不到“社会关系异化论”对“劳动异化论”的拓展和深化。
更进一步的文献甄别和思想推断，有助于厘清《穆勒评注》与“三个笔记本”之间写作顺序，这就形成了“陶伯特说”与“罗扬说”两派观点。前者通过实证材料表明，《穆勒评注》写作于“三个笔记本”全部完成之后，但留存下来的手稿页码的不连续和笔迹无法明显地区分出时间的前后，使极端强调文献材料的完全“靠实”的陶伯特在这里只能做到“弱实证”。而基于思想进程的把握和逻辑推理，使罗扬等人设想，“三个笔记本”不可能是连续写作的，而《穆勒评注》应该是在第一个笔记本撰写之后进行的，时间在第二个笔记本写作之前；当然他的这一推断因缺乏实证材料的支撑而不被“权威”的MEGA编辑所采纳。
或许仅凭留存下来的手稿，我们最终也不可能弄清楚二者的真实关系；但无论怎样，我们对上述讨论仍持高度肯定的态度，因为这不是在搞“烦琐哲学”，不是在“掉书袋”，而是不同思路的沟通和交锋，这有助于我们对马克思思想复杂性、深刻性的体悟和对多元的阐释和评论思路的理解、尊重。
4.“三个笔记本”的“逻辑编排版”和“原始顺序版”
迄今为止，纵观国内外学术界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无一例外，所依据的版本都是根据德文或俄文的“逻辑编排版”翻译而成的（英文本亦是如此）。但实际上，1982年出版的MEGA2第1部分第2卷刊出了两个版本，除“逻辑编排版”外，还有一个“原始顺序版”。后者是根据“三个笔记本”的原始手稿排版的，可以说是马克思当时写作的真实面貌的直接呈现，但可惜的是，国外只有极个别的研究者在其论著中对此稍加提及，而详尽的研究基本上没有进行过；在国内也没有对“原始顺序版”进行过全面系统的介绍，更不用说翻译和编排了，这无疑对我们客观地理解文本的思想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二、内容释读
文献疏证诚然是必要的，但对于文本研究来说，这还只是基础性、前提性的工作，下一步更最重要的任务是对文本内容的释读。
“巴黎手稿”内容释读的困难在于，由于它尚处于草稿状态，无论是在思想观点的明确性、论述思路的层次性和论证逻辑的一致性等诸多方面都与那些成形和定稿的文本有很大差别，这逼迫我们不得不在别人提出的议题与属于马克思的卓见之间、在思想的深刻与表达的欠缺之间、在重要观点的语焉不详与同义反复之间、在阐释思路的中断与逻辑上尚属自洽之间做出甄别、离析、接续和抽象。可以说，在马克思众多的文本中，“巴黎手稿”的思想是最难复述和概括的，这也可能是它引起人们反复讨论的原因之一。我认为，内容释读不仅要阐明其思想和观点，更要把握马克思论证这些思想和观点的前后思路和一贯逻辑。仅就“三个笔记本”来说，以下几个层次的理解是很重要的。
1.异化问题的引入
对于当时复杂的社会结构，马克思是从人们的“收入形式”入手进行讨论的。这种思路来自古典政治经济学，但又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借此展开的论证和得出的结论却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突破和超越。
在资本主宰的社会，人数最多的群体是工人，但工人不是人，而是商品。他们首要的属性就是其商品属性，他们作为商品的存在“被归结为其他任何商品的存在条件”。工人存在的理由只能是被资本家购买去从事其他商品的生产。生存着的工人的收入形式是工资，“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资额就是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再加上使工人能够养家糊口并使工人种族不致死绝的费用”。“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而“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工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不是以人的属性而是以物的属性出现的，他们生存的唯一状态就是为了资本的需要而付出自己的劳动，通过劳动从资本家那里得到工资，沦为资本的奴隶，永远挣扎在贫困线上。
工人的上述状况是由追求“资本的利润”的资本家造成的。马克思把“资本”看作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认为资本家利用资本来行使这种权力的过程，同时也是资本家本身生存状况的展现过程。我们通常把资本与资金等同看待，但二者实际上是有差别的，只有当资本家手中的资金能够给他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能称之为资本。资本家的“生命就是资本”，“而产品则是一切”，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在他们的眼里是微不足道的，从而他们自己作为人，也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说工人是通过出卖自己及其劳动来获得工资，资本家通过对工人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来获得利润，那么“土地所有者是这样一个阶级，他们的收入既不花劳力也不用劳心，可以说是自然而然地落到他们手中的，而且用不着任何洞察力和计划”。从根本上讲，“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来源于掠夺”。土地所有者在拥有了土地之后，就想方设法更多地获取地租。这是现代化初期的情形，随着城市向乡村的扩张和吞并，大的土地所有者渐趋向资本家转换。
2.异化的表现
上述分析使马克思产生了“劳动异化”的思想，并且具体分析了它的四种表现形式。
首先是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的异化。即工人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以至于他生产的产品越多，他自身的东西就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就越低贱；他的产品越完美，他自己越畸形；他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其次是劳动活动同劳动者的异化。产品是劳动、生产的总结，劳动产品的异化导致“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这种劳动是“被迫的强制劳动”，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再次是人的类本质同人的异化。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的异化、劳动活动同劳动者异化导致了人的自我异化，即人的类本质同人的异化。类本质是对不同个体之间共同性的抽象，而人的类特性应当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而异化劳动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从而“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最后是人同人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3.异化的根源
不仅如此，马克思在上述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上，还更进一步探讨了异化的根源问题。他指出，在具体的现实的社会中，劳动异化的根源起初在于私有制，后来它们又发展为互为因果、交互作用和强化的关系。通过异化劳动，人生产出与他对立的、异己的生产产品，生产出他同生产行为本身的敌对关系，同时也生产出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的相悖关系以及人同他人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上述四种异化形式又是同一的。如果工人不是他的劳动产品的主人，就一定有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人是这一对象的主人；如果人自身的活动是一种不自由的活动，那么，这种活动就必须看作是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如果人的生命活动被迫成为他维持生存的手段，而不是他自主意识选择的产物，那么，必然有另外的人的意识迫使他作出了这种选择。
因此，在异化的劳动过程中，工人不仅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与他对立的存在，同时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产品的支配；他使自己的活动同自身相异化，同时也使与他相异的人占有非自身的活动。换言之，透过异化劳动过程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资本家对这个劳动的关系。而私有财产不仅是这种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而且在私有制发展的最高阶段它又成为这种关系得以实现的手段、途径和根本原因。
正是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致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得以被阐释清楚了。
4.异化的扬弃
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关系，共同促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尖锐对立。要解决社会矛盾，让工人脱离异化的困境，使社会跳出普遍奴役的藩篱，就必须扬弃私有财产。这样，马克思在阐明了异化和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之后，又为私有制社会寻找到一条现实的变革之路。他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马克思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共产主义。指出过去的共产主义“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就不可能达到真正扬弃异化的现代共产主义的水准。那么，如何才能找到真正扬弃异化的合理而又现实的途径呢？马克思认为，我们应该从建立在私有制上的社会的客观矛盾的发展中得出共产主义必然性的结论。即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提供“历史之谜的解答”。因为，“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期许：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共产主义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是每个人的需要的极大丰富和最大限度的满足，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复归。
5.异化观的变革
应该说，上述四个部分的逻辑是紧密衔接和非常顺达的，但文本出现的一个特殊的部分，即在第三个笔记本中插入的、被编者标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一节，使问题复杂化了。现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译成中文约10万余字，而这部分就有2万字。对于这一部分，我们不能等闲视之。但从逻辑上说，至少在表面上这部分与其他部分确实是不关联的，插在中间是有点突兀；鉴于此，曾经有论者主张将其独立出来视为马克思另外独立的著述，且将其命名为《关于黑格尔哲学的提纲》，以与此后不久写在由马克思标明“1844—1847”年笔记中、被恩格斯单独撷取出来命名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相衔接和呼应。然而，我认为，“独立”云云不过是研究者的主观设想，对于撰写者没有明确表示而且有先后页码连接的文本，最好还是不要分割开，那样会对本来完整的思想形成割裂。如果只一部分不是独立的，需要解释清楚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谈异化劳动为什么一定要牵扯到黑格尔哲学及其体系呢？
表面上看来，马克思是受到费尔巴哈“宗教异化观”的强烈影响而提出“劳动异化论”的；而究其实，在其思考和阐释中插入对黑格尔哲学的分析，却真正体现出其根本用心。就是说，他的观点与费尔巴哈之间的不同，绝不仅仅只是将“宗教”易为“劳动”。相反，同样使用了“异化”一词，他和费尔巴哈之间已经有了很大差别。其中，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构成及其各要素之间的过渡和转换给了马克思很大的启发。因此，他才说：“在这一部分，为了便于理解和论证，对黑格尔的整个辩证法，特别是《现象学》和《逻辑学》中有关辩证法的叙述，以及最后对现代批判运动同黑格尔的关系略作说明，也许是适当的。”
马克思认为，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现代德国的批判着意研究旧世界的内容，而且批判的发展完全拘泥于所批判的材料，以致对批判的方法采取完全非批判的态度，同时，对于如何对待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则完全缺乏认识。一方面，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另一方面，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作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作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即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他还把否定的否定、具体概念看作在思维中超越自身的和作为思维而想直接成为直观、自然界、现实的思维。马克思则“既要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所采取的抽象形式，也要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同现代的批判即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所描述的同一过程的区别；或者更正确些说，要说明这一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形式”。这样，对异化问题的深入讨论就必须“看一看黑格尔的体系”，而这一观照又“必须从黑格尔的《现象学》即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此外，马克思还考察了“在异化这个规定之内”“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如此说来，这一部分不仅不是“节外生枝”或者“画蛇添足”，而是阐发马克思独特的异化思想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三、专题探究
在内容释读和思路梳理后，还需从总体上对文本所关涉的重要问题进行提炼、概括和讨论，这就是专题研究。在“巴黎手稿”中以下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1.外化、对象性与异化
对手稿内容的辨析表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实际上是深悟黑格尔思想精髓的。黑格尔把任何对象化、对象化的任何形式都当作是一种异化，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看成是“绝对理念”的异化形式，从而使异化具有了普遍性和绝对性。而马克思则在资本肆虐的时代，赋予异化以更深刻的现实内容和社会历史意义，从而将其从抽象的哲学范畴、范畴之间在思辨领域内的运动拉回到现实世界和人们生活的真实状态中、拉回到社会的发展、变迁和人的命运嬗变中，这就彻底厘清了异化与对象化的关系。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是从工人同其劳动产品相异化的事实出发建构起来的。在他看来，所谓异化，指的是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对象同劳动者相对立：“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而所谓对象化，则是指的劳动的实现、劳动物化在对象之中：“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这说明，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象化才会成为异化，而并非一切对象化都是异化。还必须看到，马克思对劳动产品的分析，既揭示出物的异化，也论述了工人的自我异化，并指出客观异化是主观异化的基础，即“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这也是他的异化观与黑格尔的重要差别。
2.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象性活动”的分析，阐明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关联、由人的本质力量所创造并为社会的人所占有的对象世界即“人化自然”的思想，以此来与“自在自然”相对照。
马克思认为，实践活动首先造成了自然界的分化，使自然界一分为二，一部分成为“人造物”，即“人化自然物”，一部分仍然是自然存在物，即“自在自然”。人造物、人化自然物、人化自然界属于人类世界的组成部分，这是由实践活动直接创造的。同时也表明，实践活动还是“人化自然”和“自在自然”相统一的基础，即通过实践活动，“自在自然”不断地转化为“人化自然”。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其中包含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把自然界作为劳动对象，劳动的根本内容是对象化，即劳动者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凝聚和体现在作为劳动产品的自然对象身上，使自然界打上人的活动的印记，使人的有效的能力变为自然对象的属性。在这种关系中，劳动的对象化必然以自然界为前提。因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但是，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们所创造的对象，从而使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只有扬弃异化才能有真正的人化的自然界，人才成为实现了自己类本质的人。.
我们看到，马克思克服了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说成是精神的创造的唯心主义，又克服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接性，用社会的、实践的、发展的观点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历史、现实和理想的角度看人化自然的生成过程，表述了一种姑且可以称之为“实践—人道主义”的思想。
3.人的存在：类、社会与个体
很多论者鉴于文本中的明确表述——诸如“人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等等——认为“巴黎手稿”中的思想受到了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强烈影响，异化劳动学说打上了抽象人本主义深刻的烙印。然而，如果进一步检视作出这种判断的依据，就会发现，论者基本上都是从文本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地抽象出一些命题而立论的。如果从总体上把握，就会发现，异化劳动学说不仅蕴涵着而且实现了对抽象“人本学”的超越。“巴黎手稿”中所讨论的人，不是超历史、超社会的人，而是现代社会中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异化劳动学说”中的“异化”不是抽象的哲学范畴，指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四种具体的表现形式及其逻辑关系；劳动的异化不是超历史的普遍现象，其根源在于现实的私有制社会；扬弃异化劳动的出路和途径不是理论的演绎和推导，而在于作为“私有财产积极的扬弃”的共产主义，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
这样，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方式，就至少可以分为三种形式：类存在、群体存在和个体存在。作为类的存在物，人具有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类特性”，即人的类存在或一般存在，这就是劳动、实践。作为群体的存在物，人与人之间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人具有不同的规定性，这就是人的群体特性，即社会关系。作为个体的存在物，人与人之间是千差万别的，有着各自内在的、特殊的规定性，这就是人的个体特质，它是由人的社会物质条件所决定的人的个性。人是类、群体和个体存在的有机结合。简言之，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自由自觉的劳动的、具有各自独特个性的社会存在物。
4.“现实的人”：本质与现实
很多论者还认为，从“人的本质”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是马克思巴黎时期思想“不成熟”的表现，后来他放弃了这种思路，即完全从现实生活中理解人的存在；换言之，“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认为，人并没有什么本质。但我认为，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相信、坚持还是放弃“人的本质”论，而在于对“什么是人的本质”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巴黎时期还是之后，马克思都没有否认“人的本质”的存在，但他与抽象“人本学”和“人道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认为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意味着：其一，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主要依据只能是人的社会生活，同时人类自身的区别——如古代人与现代人、资本家与工人的区别——也只能是人的社会生活，而不是人的自然的生理的特质。其实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看法，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指出：“‘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它的胡子、它的血液、它的抽象的肉体，而是它的社会特质。”其二，人的本质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是社会关系的某一方面。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人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适应于生产实践的需要，人们不仅结成了生产关系，而且形成了政治关系、思想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要揭示人的本质，必须抓住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所发生的必然联系，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把人放到各种社会关系中做综合的考察，才能真正把握人的本质。其三，人的本质具有具体性、历史性的特征。“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规定，不仅表示它的客观性，而且表示着它的变动性、历史性，就是说它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社会是具体的、历史的，因此必须对人的社会关系做具体的历史考察。既然社会关系是变动的，那么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的本质也就不是抽象的固定不变的。总之，人的本质不能到现实生活之外去寻找，人的本质就存在于现实的、可感知的、发展变化着的社会关系之中；离开了人的实践活动，离开了社会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就抓不住人的本质，也就不能理解现实的人。
上述思想可以说是马克思哲学最重要的方面，也是马克思一生思考的主题，在以后漫长的思想创造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具体内涵的理解和阐释可能有反思、变化甚至修正；但这些主题被“巴黎手稿”提出、阐发或揭示出来了，这是其不朽的贡献，昭示着它所达到的思想史高度。
四、历史定位
马克思的著述绝大多数都带有论战色彩，为了显现自己思想的独特性，他常常就相同议题与不同的论者进行辩驳。就“巴黎手稿”而言，至少以下维度是确立其思想历史地位必要的参照。
1.“巴黎时期”马克思与其思想先驱、同道的关系
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涉及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关系。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这里只想扼要地指出：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思想探索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毕竟他为马克思的哲学思考展示了唯物主义的方向，而且“巴黎手稿”中也确实带有费尔巴哈思想的痕迹；但我们更应清醒地看到，这时二者之间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差别，异化劳动学说不仅蕴涵着、而且实现了对抽象“人本学”的超越。至于黑格尔哲学，尽管在求学期间，马克思就声称不喜欢其“离奇古怪的调子”，但还是把它看作思想的“大海”，渴望钻进去。黑格尔哲学不仅对马克思思想的起源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而且随着他进入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更为复杂的社会状况的研究，黑格尔那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和思维展开的路径还是使他相当受益的，尽管是在批判、改造乃至颠倒的意义上进行的。这种思想纠葛可以说伴随了他一生思想的建构。
马克思思想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也是需要考虑的。“巴黎手稿”的议题从斯密和李嘉图的体系中而来，表明这时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这个复杂的社会有机体系统中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分析思路的“普照之光”和“特殊的以太”，还需要进一步厘清这一复杂系统中的要素及其各不相同的作用。然而即便如此，那些习见的社会现象和共同的议题仍然引发出马克思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和论证，显现了其非凡的见识。马克思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透视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和思路，借助深邃的哲学思维和共产主义的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初步实现了对其的超越。当然，这一时期的著述还不可能涉及古典经济学的完整体系和发展脉络，因而也就不可能对其各派思想进行条分缕析的梳理和剖析，这些是随着劳动二重性学说、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建构而逐步深化和最终完成的，特别体现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
此外，费尔巴哈之外的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也到了关键性分界点。仔细区分起来，与亲身聆听过黑格尔教诲的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相比，马克思应当说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晚生代”。这些先贤对他们早期的思想都产生过各不相同的具体的影响，然而，马克思的思想没有沿着他们的“主体性”、“思辨性”的思考方向走至极端，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体悟，使马克思看到，物质利益是如何左右人民的实际生活的，而抽象地阐发的“自由”不过是一种虚幻。这使得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致思路向产生了怀疑，他由口头警示、书信泄愤发展到最后文字论战，“巴黎手稿”之前有通过《论犹太人问题》，此后又通过《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因缘得以终结，而在这过程中，这部手稿正好处于中间环节。
2.“巴黎手稿”与《资本论》的关系
随着一系列文献材料的刊布，我们现在知道，《资本论》并不是一部业已完成了的著作，实际上仍然处于一种日益发展的进程中，处于一种没有完成的、开放的，并且是具有疑惑和困境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准备、写作、修改和整理这一著述的曲折过程包括：1843—1856年主要“撰写笔记”，主要成果是“巴黎笔记”和“巴黎手稿”（1843年10月—1845年1月）、“布鲁塞尔笔记”（1845—1847）、“曼彻斯特笔记”（1845）和“伦敦笔记”（1850—1853）；1857—1867年“起草初稿”，主要成就是篇幅浩繁的三部手稿，著名的“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和“1863—1865年手稿”；1867—1883年整理、修改《资本论》和进一步深化研究，1867年第1卷付印稿，之后对该卷的其他语言的版本进行修订，对第2、3卷的手稿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和整理。遗憾的是，马克思生前未能看到《资本论》全部出版，于1883年3月离开了人世。
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巴黎手稿”可以说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最早的基础性工作。这样一部旨在再现和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的经济结构的巨著，必然要求系统地研究、批判地继承前人和同时代思想家的优秀成果，并在分析中逐步形成自己对关涉到的那些重大问题的独立见解；而包括这一文本在内的一大批笔记和著述就成为马克思日后正式创作《资本论》必不可少的理论准备。
3.“巴黎手稿”与20世纪的资本批判
“巴黎手稿”中所阐发的马克思的异化观对其思想的后继者影响甚巨。这一手稿中的“三个笔记本”于1932年发表以来引发了声势浩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受到20世纪学者们普遍的关注，不论是赞同者还是质疑者都很重视这一文本。卢卡奇率先突出强调了异化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并作了自己独特的发挥。他先是把异化等同于物化，进而又把异化等同于对象化；后来又矫正了先前的看法，认为“对象化是一种中性现象”。而他的异化观也渐次影响了存在主义者把异化现象“本体论化”的倾向。马尔库塞的看法最为典型，他认为，“异化劳动的可能性在人的本质中有根子”，因为“在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中，对象化总是带来一种物化的趋向，劳动总是带来一种异化的趋向”，“人的表现首先趋向于异化，他的对象化趋向于物化，他只有通过‘否定之否定’，即通过对他的异化的废除和从他的外化的返回，才能达到一个普遍的和自由的实在”。很显然，他所描绘的是一种超越阶级界限的异化现象，而“忽略”了异化对于不同阶级来说意味完全不同，因而他们对于异化也就会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弗洛姆则致力于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心理学化”，从自我异化中抽掉了异化劳动对工人在肉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摧残这个物质前提，使自我异化变成抽象的人的自我感觉和主观体验。
上述看法或许已经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思想意指，但也不妨视为从另外的视角和方向显现出“巴黎手稿”的深远影响。
经典是需要悉心研读的。“巴黎手稿”——谜一样的文本，意蕴潜沉，言说不尽。
（作者简介：聂锦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