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的版本特色
——兼谈六十年来中央编译局的历史传统
2010—2012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群体经受特殊考验的三年。在这三年中，我们始终恪守务本求实的原则。当浮靡躁竞之风袭来时，我们沉下心来，不为所惑，甘于寂寞，勤勉工作，完成了编译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的重要任务。这是继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之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推出的又一重要成果。在马克思逝世130周年之际，我们将新版经典著作译本奉献给中国读者，以此来纪念我们心中景仰的伟大思想家。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别阐述两部新版选集的编纂意图、编译思路和版本特色，最后谈一谈我对中央编译局历史传统的认识。今年是编译局成立六十周年。新版选集的问世，标志着先驱者近百年前开创的崇高事业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推进，昭示着后来者有足够的决心、勇气和能力坚守阵地、弘扬传统、继往开来。
一、略叙缘起
——我们为什么要编纂新版选集？
在当今世界，只有中国共产党人以矢志不渝的科学信念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设立专门机构，进行周密部署，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编译和研究事业。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的马列著作译本逐步形成了种类齐全、风格多样、不断完善并在亿万群众中广为流传的版本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选集是历久弥新、影响深远的版本形式。同全集、专题读本以及单行本相比，选集规模适中、内容凝练、条贯清晰，力求用精选的著作完整地反映经典作家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因此，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就在延安精心组织编译出版经典作家选集，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传播和运用，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责成编译局在编译经典作家著作全集的同时编译选集。遵照中央指示，我们陆续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1972年出版）、第2版（1995年出版）以及《列宁选集》第1版（1960年出版）、第2版（1972年出版）和第3版（1995年出版）。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进程中，这些选集版本对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是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材，同时也是理论工作者在研究、教学和宣传工作中的必备文献，其重印次数之多和发行总量之大，在世界各国同类著作中位居第一。
2009年，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正式出版。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和标志性成果，是译文更加准确、资料更加翔实的基础文本。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充分利用近一个世纪以来经典著作编译工作的丰硕成果，精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个时期写的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同时，编审委员会根据当今最权威、最可靠的外文版本，对全部译文和资料重新做了审核和修订，使这10卷著作真正成为我们正在编译并陆续出版的7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精华本。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采用全新的编辑思路和框架结构，把系统反映列宁主义科学内涵与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两个要求有机地统一起来。编审委员会从《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60卷中精选115篇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分专题编为5卷，即《论马克思主义》、《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资本主义》、《论社会主义》和《论无产阶级政党》，并为每一篇著作撰写了导读性题注，言简意赅地介绍有关著作的核心内容和理论要旨。在列宁著作编译史上，这是一个力求进一步体现时代性、科学性和实践性的新版本。
目前通用的两部选集，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和《列宁选集》第3版是在1995年出版的，其中的译文和资料同两部文集相比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如前所述，文集和选集的读者对象不尽相同；选集就其版本性质和编排方式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普及具有特殊意义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充分利用文集的编译和研究成果，及时编辑新版选集，以确保经典著作译文的统一性和资料的科学性，满足社会各界广大读者对新的文本的殷切期待。中央批准了我们的报告，要求我们抓紧时间认真做好新版选集的编译工作。
二、细说思路
———新版选集要解决什么问题？
两部新版选集的编译方案是在全面总结以往经验、具体分析原有版本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制定的。充分利用以往版本的成果、认真分析其中存在的不足，这是我们厘清编辑思路的关键所在。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从总体上看是一个好的版本，但存在一些重要问题亟须解决：
一是整体结构需要调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分为4卷，选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3年至1895年所写的重要著作、手稿和书信。其中第2卷以辑录政治经济学论著为主，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节选）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论文。然而在这些著述之外，第2卷又编入了不属于经济学范围的5篇文献，即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论蒲鲁东》以及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序言、《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这种编排方式不利于体现第2卷内容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影响了编年体例与专题纂辑相结合的整体结构。
此外，我们根据历年研究成果，对选集第2版各卷文献的写作和发表时间进行了核查和考证，发现有些著作的编排顺序与客观史实不尽相符。例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写于1873—1882年）本应编入第3卷（辑录1871—1883年著作），第2版选集却将这部手稿编入第4卷（辑录1883—1895年著作），这就偏离了选集确定的编年原则。
二是各卷编目需要改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力求以精选的文献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理论成果。总的看来，这个目标在各卷编目中得到了体现，但个别卷次的收文仍需斟酌。以第1卷为例，本卷应当在开篇部分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代表性著作反映他们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彻底转变；但第2版第1卷只收录了马克思1844年2月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没有收录恩格斯在同一杂志上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的这篇论著曾被马克思誉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由于选集第2版未收这篇著作，恩格斯在世界观和立场方面的根本转变就没有得到充分反映。在第2版其他各卷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三是全部译文需要与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最新译文统一。所谓“最新译文”，并不是指《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译文与迄今为止的各种译本迥然不同，而是指我们在编译《文集》时，依据经典原著对以前的译本进行了全面审核，着力修订散见于各卷著作中的那些词不达意、晦涩难懂或易生歧义的译文和译名；通过修订，使译文更加贴切地反映经典作家的原意，同时使理论概念和学术语汇的译名更加准确和统一。因为上述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各卷之中，所以，采用最新译文、推出新的版本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只有完成这个任务，才能确保经典文本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使中文译本充分反映我们今天对经典著作研究和认识的水平。
四是各卷所附资料和各篇著作的题注需要增补和修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的各类资料，包括注释、人名索引、文献索引和名目索引，从总体上看是完整的，但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不够确切、不够严谨或条理不清、语焉不详的问题。不少注释直接译自俄文版、英文版和德文版，语言表述带有翻译痕迹，不够自然流畅；有些注文在史实和观点上因袭成说，需要重新稽考。针对这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编审委员会对以往译本所附的资料进行了认真审核，做了大量的匡正、补遗和修订工作，努力为读者提供准确翔实的参考材料。与此同时，我们还为《文集》所收的108篇著作编写了题注，简明扼要地阐述各篇著作的写作背景、主要观点、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帮助读者把握这些著作的要义。在对各篇著作出版流传情况的介绍中，我们增加了对重要著作中文译本出版情况的说明，以便读者了解和研究这些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所有这些编辑成果，都亟需在选集中加以充分利用。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势在必行。
《列宁选集》的情况有所不同。1995年出版的《列宁选集》第3版结构严谨，编目合理，采用了《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的最新译文。实践证明这个版本具有多方面的优点，但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选集各卷的卷首说明需要补充和修订。按照编辑体例和读者需要，卷首说明必须简洁而又完整地阐明本卷著作产生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综述列宁在这一时期从事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主要脉络、重要贡献和深远意义，然后对本卷所收文献逐篇加以介绍。《列宁选集》第3版正是这样做的，但从内容的完整性、叙述的逻辑性和立论的科学性来看，各卷情况不够平衡，需要吸收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的编辑成果，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完善。
其次是涉及重要理论问题的译名必须根据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复核和勘正。列宁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列宁著作中的大量理论概念与马恩著述中的相关表述在内涵上是一脉相承的，但在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列宁对某些理论概念的运用和诠释又往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从这个角度看，《列宁选集》第3版的译名系列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定哪些译名需要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统一，哪些译法必须体现列宁思想的特征。
第三是选集各卷中的马恩著作引文必须全面审核。在《列宁选集》第3版中，出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引文总共有446条（正文中的引文406条，注释中的引文40条）。其中在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经过审订的引文总共有367条，这些引文必须与《文集》的最新译文统一；另有未收入《文集》的引文总共有79条，需要按照《文集》的编译标准重新校订。
最后是各卷资料必须修订和充实。《列宁选集》第3版的卷末注释总计有1488条。这些注释对于读者理解原文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例如，有的注释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介绍和评价不够准确；有的注文中的重要提法与马恩著作的相关注释不尽一致；还有一些注释说明同一个问题，但在各卷中的评价和表述互不相同。此外，在人名索引和名目索引的个别条目中，也存在评价不够确当、定位不够妥帖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加以勘正。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决定保留《列宁选集》第3版的结构和编目，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修订工作。
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和《列宁选集》第3版优点和缺点仔细分析的过程，也正是我们逐步形成新版选集编译理念的过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认真研究了新时期中国广大读者的理论需求，吸收了学术界提出的宝贵建议，考察了迄今为止各国出版的同类版本，按照联系实际、贴近群众、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原则，制定了新版选集的编译方案。
三、试析特色
——新版选集新在哪里？
三年来，编委会全体同志以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态度，潜心从事篇目遴选、文献编纂、译文审核和资料修订工作，并在编译实践中不断检验既定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从总体结构到文本细节，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研讨、调整和改进，尽一切可能使两部选集在时代特色、学术质量、编辑体例和使用效能方面达到新的水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编为4卷，总字数约为310万字。同选集第2版相比，新版选集体现了更加严谨而又新颖的编辑风格。
在整体结构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进一步完善了编年体例与专题纂辑相结合的总体框架。所谓编年体例，主要运用于新版选集第1卷、第3卷和第4卷。具体地说，第1卷选辑马克思和恩格斯1843—1859年的33篇著作；第3卷选辑马克思和恩格斯1864—1883年的25篇著作；第4卷选辑恩格斯1884—1895年的16篇著作，同时精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2—1895年写的102封书信。在这3卷书中，我们严格按照写作和发表的时间顺序，编入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科学社会主义论著以及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著述。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在审慎查考各种外文版本和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收入选集第2版的若干文献的排序做了调整。例如上文提到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先前收入选集第2版第4卷，现按写作时间编入新版选集第3卷，并增补了这部手稿中的若干段落。
所谓专题纂辑，主要体现于新版选集第2卷。我们将这一卷确定为政治经济学专卷，集中编录马克思的《资本论》（节选）、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摘选）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4篇著名经济学论文。同以前的版本相比，新版选集中的这部政治经济学专卷结构谨严、条理分明、内容精审、重点突出，有助于读者比较集中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献。
编年体例与专题纂辑相结合的编排方式，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将这一原则运用于新版选集的结构安排，不仅有利于读者清晰地了解经典著作诞生和传播的历程，而且有利于他们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个组成部分的思想精粹和相互联系。
在文献选辑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对第2版的篇目做了调整和增删，力求在有限的篇幅内更加准确地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理论体系，更加完整地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精髓，更加全面地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法律、历史、教育、伦理道德、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军事、民族、宗教等领域的精辟论述，并在整部选集中凸显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征、科学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文献的增删是一项严肃的工作。编委会在这方面进行了认真研究，为各卷编目的每一处调整都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这里仍以新版选集第1卷为例。本卷增收了恩格斯的两篇著作，一篇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另一篇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节选）。前一篇标志着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彻底完成，马克思曾对这篇著作做过详细摘录，指出这篇著作“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后一篇是恩格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论述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地位、斗争历程和历史使命的重要著作，被列宁称作“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之一”。新版选集第1卷增收了上述两篇文献，这就弥补了选集第2版的缺陷和遗憾，使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所做理论贡献得到了更加完整的反映。与此同时，编委会考虑到新版选集应收最具代表性的文献，同时也考虑到本卷的篇幅和容量，决定删去恩格斯的早期著作《英国状况。十八世纪》。
在译文审订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所收的全部著作均采用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最新译文。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对译文再次进行了校核和审读。在极个别地方，我们也发现文字的表述尚不十分完善。虽然这些地方的译文已经表达了作者的原意，仅仅是个别语序、遣词和标点略有瑕疵，对于反映原著思想内容来说并无影响；虽然人们常说译事艰难，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无瑕可摘，但编委会仍本着精益求精的原则，组织专家进行深入讨论，以求提出令人满意的改订方案。唐人卢延让《苦吟》诗云：“莫话诗中事，诗中难更无。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此诗道尽了诗人为推敲字句而惨淡经营的情状。其实，对于经典著作编译工作者来说，锤炼译文的艰辛有过之无不及。
这里试举一例。在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第3节中，有这样一句话：
Bis Tagesbruch kreite der Berg. Er gebar eine Proklamation an das Volk,die am Morgen des 13. Juni in zwei sozialistischen Journalen eine mehr oder minder verschmte Stelle einnahm.〖ZW（B〗〖KG*2〗〖ZK(〗MEW.Bd.7, S.6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的译文是：
直到天明，山岳党一直在忍受分娩的痛苦。它生下了一个《告人民书》，于6月13日早晨在两家社会主义报纸的不显眼的地方刊登出来。
这里提到的“山岳党”，在1848—1851年间是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山岳党”一词，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大都用法文写做“Montagne”（意思是“山岳”）,而此处则使用了德文“Berg”一词（意思也是“山岳”），并且特意加上了引号。从上下文来看，“Berg”就是指“山岳党”，应无疑义；对于这句译文的正确性，历来没有人表示怀疑。然而在编辑新版选集时，我们“于不疑处质疑”，希望弄清马克思的这种特殊书写方式是随意为之，还是别有深意。经过查考文献，我们发现马克思在这里不露声色地使用了一个典故。原来，他套用了罗马诗人贺拉斯《诗论》中的名句（“山岳开始忍受分娩的痛苦，它生下了一只小小的老鼠。”），借以讽刺山岳党人在言论上虚张声势，而在行动上却怯懦畏缩；他们那篇羞羞答答的《告人民书》，就是这种色厉内荏、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本性的产物。在弄清原委之后，我们对原译文做了改动。新版选集中的译文是：
直到天明，“山岳”一直在忍受分娩的痛苦。它生下了一个《告人民书》，于6月13日早晨在两家社会主义报纸的不显眼的地方刊登出来。
同时，我们在这里加了一条注释：
马克思在这里套用了罗马诗人贺拉斯《诗论》中的名句：“山岳开始忍受分娩的痛苦，它生下了一只小小的老鼠。”马克思文中的“山岳”，指山岳党。
此处仅仅删去一个汉字，加上一个引号，增补一条注释，却让编译者付出了许多考证的精力和时间。然而，为了使新版选集更加真实完整地反映马克思原文的涵义和风格，我们认为这样做非常值得。
在资料整合方面，我们力求使各卷的卷首说明、卷末注释、各种索引以及大事年表真正成为内容丰富、考证精当、彼此呼应、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成为对理解正文、研究经典具有参考价值和学术意义的辅助材料。为此，我们在重新研读马恩著作的基础上，为各卷撰写了完整的卷首说明；我们审核了4卷著作所附的1992条注释，在考订史实、订正讹误、统一译名、规范语言表述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们采用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题注，同时还专门编写了马克思恩格斯书信分类检索，以利于读者查考书信中有关科学世界观的创立与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重要著作的创作与流传、世界各国经济社会状况与发展道路、经典作家的风范与情操等重要方面的内容。我们在第4卷卷末增补了《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大事年表》，帮助读者了解两位导师从事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的历程。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编委会的同志们倾注了大量心血，编纂了涵盖整部选集内容的名目索引，并努力增强它的思想性、系统性、条理性和适用性。这个索引汇集了4卷选集中所有重要的理论概念，将每一个词条分为若干细目，具体介绍了这些概念在正文中出现的情况。例如“哲学”这一条目，下设“概述”、“哲学的对象、内容和形式”、“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的历史和流派”、“哲学和现实、实践”、“哲学和自然科学”、“哲学和宗教”、“哲学和无产阶级”、“哲学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分条，并详细标明选集中关于这些问题的具体论述所在的卷次和页码。此外，名目索引还包含各类重要史实、政党组织、社会思潮、学术流派、科技术语和地理名词。这些条目也都条分缕析，一一标示出处，为读者在学习和研究时提供检索之便。
新版《列宁选集》作为第3版的修订版，仍编为4卷，总字数约为339万字。同以往版本相比，这个新版本也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一是各卷说明更加充实。我们力求以准确简练的语言阐明列宁著作的时代背景、理论要旨、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帮助读者理解列宁思想的精髓及其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贡献，从而更加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实践。
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对《列宁选集》第3版各卷说明进行了全面修订。这里以第4卷为例。本卷选载列宁在1919年6月至1923年3月，即国内战争后期和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期的68篇著作。这是列宁革命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在短短四年时间里，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做了科学的总结。然而，本卷原有的卷首说明只是简略地介绍了1919年至1920年苏维埃俄国的形势，没有完整地交代本卷著作产生时期的重要时代特征，也没有扼要地概括列宁在这一时期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卓越贡献。针对这个不足之处，我们对原有的卷首说明做了修订。在新的卷首说明中，我们概述了苏维埃俄国在战争结束后进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形势，阐述了列宁在历史转折关头所做的理论思考和战略决策，介绍了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所做的一系列深刻论述，指出这些论述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新的卷首说明还阐述了列宁在这一时期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做出的理论贡献。
此外，在新版《列宁选集》各卷的卷首说明中，我们还对如何完整准确地介绍列宁著作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原有的评介文字逐一进行了审核和修订。例如，对于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重要著作，选集第1卷原有的卷首说明做了如下评价：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研究和解决俄国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光辉典范，为后来布尔什维克制定纲领和策略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从一定角度来说，这个评价是中肯的；缺点是没有完整地揭示列宁这部著作的重要理论价值。我们参照《列宁专题文集》题注中的相关论述，吸收学术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著作的思想内涵和理论贡献做了如下概括：
这部著作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阐明了关于社会分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及其实现剩余价值的条件、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的过程和条件等一系列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指出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进行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列宁还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作了阐述，指出资本主义既有进步的历史作用，即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的社会化，同时又造成了最深刻的全面的社会矛盾，因而必然具有历史暂时性。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工人阶级进一步实现其真正的和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此外，我们还对原版卷首说明中个别不够确切的文字表述做了修改和补正。
二是各卷译文更加准确。新版选集采用《列宁全集》第2版的译文。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对理论界长期关注和讨论的一些重要理论概念及其译名逐一进行了考证和研究，努力使这些译名准确反映原著的精神和意蕴。列宁著作中的许多重要理论概念，同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术语具有密切的联系，例如“意识形态”（идеология；die Ideologie）、“自然历史过程”（естеств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der naturgeschichtliche Proze）、“社会经济形态”或“经济的社会形态”（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формации обществ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формация, формац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формация；die konomische Gesellschaftsformation）、 “公有制”、“公共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общинная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das Gemeineigentum, das gesellschaftliche Eigentum）等等。列宁在阐述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时，总是严格地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准确地使用一系列重要的概念和术语；但在有些场合，他的表述或书写方式又带有他那个时代的特点和俄罗斯民族的语言文化特色，反映了他的理论思考具有联系实际和与时俱进的品格。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对重要概念和术语的中文译名进行了专门研讨，最终确定哪些译名在哪些场合必须与马恩著作统一，哪些译法在特定情况下必须尊重列宁自己的表达方式，以便体现这位伟大思想家独特的理论创造历程。
在编辑新版选集时，我们对全部译文进行了认真审读，对个别文字和标点做了适当的调整和勘正。特别是对读者十分重视并提出意见的译文，我们进行了深入讨论，力求用更加确切顺畅的中文表达列宁原意。例如，在《给代表大会的信〓〖HT5”〗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中，列宁写道：
Сталин слишком груб, и этот недостаток, вполне терпимый в среде и в общениях между нами, коммунистами, становится нетерпимым в должности генсека. Поэтому я предлагаю товарищам обдумать способ перемещения Сталина с этого места и назначить на это место друг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который во всех друг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тов. Сталина только одним перевесом, именно, более терпим, более лоялен, более вежлив и более внимателен к товарищам, меньше капризности и т. д. Это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о может показаться ничтожной мелочью. Но я думаю, что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редохранения от раскола 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написанного мною выше о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и Сталина и Троцкого, это не мелочь, или это такая мелочь, которая может получить решающее значение.
《列宁选集》第3版的原译文是：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件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给代表大会的信》是列宁在病重期间口授的信件。信中提出的问题关系到党的前途和命运。上述《补充》涉及党中央最高层领导的思想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历来为史家和广大读者所关注。一些同志提出，译文中的“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一语，意思不够清晰，容易产生歧义。我们认真考虑了学界的意见，经过认真讨论，对这句话做了审慎的修订：
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这里的相关译文实际上恢复了《列宁全集》第1版的译法。这种表述是否理想，仍可商讨；但至少意思较为清楚，不致引起误解。译文的完善过程和人们的认识进程一样，不可能一劳永逸。我们期待读者的检验和指正。
三是各卷引文更加统一。我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最新译文，对选集正文和注释中出现的367条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引文进行了统一，同时对未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79条引文，也按照《文集》的编译标准逐条进行了校订。在这项工作中，我们既注意引文与马恩原著的统一性，又考虑到列宁引证时的具体语境和逻辑思路。特别是列宁自己翻译的引文，我们没有机械地照搬马恩著作的中译文，而是进行缜密的分析对照，在用词和表述上保留列宁的译法。
通过译名审核和引文校勘工作，两部选集进一步展现出相互之间在理论上的内在联系。
四是各卷资料更加详备。我们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对《列宁选集》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注释和人名索引中的各种重要提法进行了审订，以保证文字表述的准确性，同时兼顾与马恩著作中相关资料的一致性。我们还全面修订了名目索引，增补了列宁生平大事年表。在整个资料工作中，我们始终恪守言必有据、信而有征的原则，努力做到对历史负责、对原著负责、对读者负责。
四、瞻念前程
——我们如何认识自己的传统与责任？
新版选集是在中央编译局成立六十周年之际问世的。一位饱经沧桑的翻译家对我说，这两部厚重的著作凝结着厚重的历史。
这句话令我感慨万端。“厚重的历史”这五个字，让我想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家近百年来走过的路，同时也想起我们今后将要走的路。
这两部选集不仅是编委会成员辛勤工作的成果，而且是一代又一代经典著作编译工作者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是理论界的同志们长期支持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见证。恩格斯曾经指出，编译马克思著作是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是“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ZW（B〗〖KG*2〗〖ZK(〗《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1卷第276页。。六十年来，中央编译局的同志们始终铭记恩格斯的教诲，把传播科学真理视为神圣使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从来不畏艰难、不图私利、不慕虚名、不受干扰，不因获得褒扬和赞誉而陶醉自满，也不因受到嘲讽和贬损而气馁消沉。他们一辈子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坚守、默默担当、默默耕耘、默默奉献，从青春年少直到两鬓斑白，理想坚定如初，目标始终如一。他们用终身的实践，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一中华古训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高尚情怀，是贯穿于中央编译局全部历史的一条红线。
元代学者王冕诗云：“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墨梅》）我看这两句咏梅诗就是编译局人的风骨和气节的写照。新版选集的工作就是在前辈高风亮节和嘉言懿行的激励下完成的。这项工作的全部进程，也正是编委会全体同志学习优良传统、经受新的考验、培养新生力量、创造新的业绩的过程。
展望未来，我们任重道远。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航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始终是指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方向的灯塔。我们党成立九十多年、新中国建立六十多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持续推进，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和学习为前提、为必要条件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推进的新形势下，党中央反复强调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充分肯定我们这支队伍的献身精神和劳动成果，并对编译工作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寄予殷切期望。
历史选择了我们这些人承担如此重要的责任，我们为此感到欣幸和自豪，决不辜负人民的信赖与重托。马克思说过：“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重担就不会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我们的前辈曾从马克思的上述名言中汲取源源不竭的动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的这些千古不磨、铿锵有力的语句，也将永远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新版选集出版后，我们将迎接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7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和60卷本《列宁全集》第2版修订版的工作必须抓紧时间有序推进。《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的编辑工作需要在启动后认真落实。任务艰巨，头绪纷繁，责任重于泰山。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使命意识，珍惜中央编译局几代同志在数十年艰苦奋斗中赢得的崇高荣誉、树立的集体形象，让坚定的信念、严谨的学风、敬业的恒心和纯洁的操守始终成为我们这支队伍的灵魂。我们要以弘扬传统的决心和超越前贤的自信续写新的历史篇章，满腔热忱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全国政协常委，中央编译局原局长，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