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在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思想史路径中，学术界往往侧重于从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这样的欧洲近代哲学史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中来阐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相对忽视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配第—斯密—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即使对后一传统进行研究，也往往局限于政治经济学领域。无论是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第5卷说明，还是通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经济学巨著，在批判和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实现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但颇为吊诡的是，后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经常把《资本论》看做一部不是十分严谨的经济学著作，认为其并没有超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大卫·李嘉图的理论视域。熊彼特指出，李嘉图是马克思的老师，马克思的价值论就是李嘉图式的价值理论，并且“马克思在货币领域明显微弱的成就，在这方面他没有成功地达到李嘉图的水平”。[1]这两种悖论性的观点促使我们去认真地思考《资本论》的理论性质，去思考《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超越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那么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呢?
一、《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界限
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2]马克思认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把阶级对立看做是社会的自然规律，“阶级关系”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可逾越的界限。
在《国富论》序言中，斯密为自己的理论起点设定了一个理想状态的世界。他认为：“由于整个社会的劳动产出如此巨大，以至每个人都得到丰富的供应。而且任何一个工人，即使是最贫穷低下的，只要勤俭，就会比任何野蛮人享有更多的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3]在斯密看来，分工使财富增长，社会更加富裕；交换互通有无，使普遍富裕成为可能。“在一个施政完善的社会里，分工之后，各行各业的产出大增，因此可以达到全面富裕的状况，将财富普及到最下层人民。每个工人的产出，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之外，还有大量的产品可以自由处理；其他每个工人的处境也都一样，因此能以自己的大量产品，交换大量的产品，或者说，交换其他工人的大量产品。自己大量供应别人所需的物品，而别人也同样大量供应自己所需的物品，于是普遍富裕的状况自然而然地扩散至每个社会阶层。”[4]普遍富裕世界的设定构成了斯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
斯密还提出了第二个假设：经济主体假设。斯密指出，与动物不同，“人类的情况正好相反，极不相似的才能可以彼此帮忙；他们个别生产出来的不同物品，好像都被人类这种相互交换的倾向，集结在一起，让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在那里买到利用他人的才能生产的物品”。[5]这是作为商品交换主体的人的情况。此外，雇主和工人之间也是一种单纯的买卖关系。雇主和工人之间的供求关系同样遵循市场价值规律，劳动工资随着市场而上下波动。然而，“即使是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斯密的故乡格拉斯科，客观现实中也不可能出现像斯密所说的那种自主的商品交换主体，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存在，现实的主体就必然负载有当下的社会关系角色，他就不可能是斯密式的自主和自由的”。[6]
可见，斯密以普遍丰裕的世界为假设前提，并且在此基础上还假设了自主和自由的经济主体的存在。实际上，这种假设的理想状态就是古典自然主义所讲的那种自然状态。当斯密假设一个财富普遍丰裕的世界存在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他放弃了对现实生活本质的理解；当斯密假设一个自主和自由的经济主体存在的时候，他也就用单纯的经济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社会关系。所以，斯密的缺点“并不是总体上的事实、细节的缺乏，而是在处理那些有关阶级斗争的微妙问题时，对有关事实、细节避而不谈”。[7]理想状态的假设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现实。从斯密所设定的理想状态出发，由此而论及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必然只能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即斯密的人是一种假设出的自主的因而抽象的人，他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理性化的形而上学的关系。斯密在《国富论》中虽然论及了工人、资本家、地主这些理论对象，但他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只看成一种“讨价还价”的经济关系，而没有看出其中的内在利益对立关系。
正是在此意义上，斯密被马克思称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国富论》成为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斯密“篡改”了历史。斯密“建构了一本结构巧妙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修订本’。其中，他竭力美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残酷现实。在他的这一工程中，他依赖的大多是被他的学生斯图亚特称为‘臆测历史’的那些东西。斯图亚特为这种做法作了辩护。他声称：‘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用推测的事实来代替’”。[8]即使当时的社会对历史并不太看重，即使早期的苏格兰曾被人称为是“一个满是神话和臆想的地区，应该被历史学家完全抛弃”。但是，斯密对历史采取的随意态度并不是一种不严谨的体现，而是因为社会现实和他的思想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斯密对推测和奇闻逸事的依赖，是可以理解的。在他对政治经济学的修订中，许多事实，尤其是那些有关现存的经济现实的事实，会给斯密带来很多不便。这些事实可能会和他所要表述的思想相矛盾。”[9]
相对于斯密，也许李嘉图更加深刻，马克思将其称之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的伟大的代表”，但也依然没有逾越这一界限。斯密的经济世界是一个普遍丰裕的世界，这一点跟李嘉图正好相反，李嘉图的经济世界是一个稀少性的世界。这使得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更加注重生产，马克思说他是“为生产而生产”。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全部围绕“生产”展开。他在经济理论上只关心商品价值的生产。“在他的眼里，没有作为人的工人，只有生产工人这种商品所需的劳动量。也没有作为人的资本家，只有生产作为资本的商品所需的劳动量。”[10]所以，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论价值”开篇，详细地论述了商品的价值由内含的劳动量所决定的观点。马克思高度评价了李嘉图，“同这个科学功绩紧密联系着的是，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11]虽然李嘉图“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李嘉图突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界限。“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12]与斯密维护整个资产阶级利益不同，李嘉图的理论事实上达到了维护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目的，因为工业资产阶级发展更符合他的“生产”主题。
古典政治经济学不仅掩盖了阶级关系，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推波助澜，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佩罗曼指出，“为了确保人们接受雇佣劳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积极地鼓吹一些措施，以剥夺人们传统意义上的谋生手段。表面看来，剥夺绝大多数自给自足者生产资料过程的野蛮行为，跟古典政治经济学‘自由放任’的名声似乎毫无关系。但实际上，剥夺绝大多数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与‘自由放任政策’的确立过程结合得特别紧密，以至于马克思——或者至少他的解释者们——将这种对大众的剥夺贴上了‘原始积累’的标签”。[13]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有着迥然不同的目的。古典经济学共同的目的都想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下发现经济运行的规律，从而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马克思关心的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类的生存状况，致力于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因此，阶级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构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禁区。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视为禁区或者说被其遮蔽的地方，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大显身手的舞台。马克思的《资本论》所要揭示的正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存状况：物的掩盖下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阶级关系)，这就突破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可逾越的界限”。
二、《资本论》科学术语的革命
《资本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界限的突破，使得《资本论》中的任何一个术语或范畴不仅获得了全新的内涵，并且上升到了存在论的层面。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14]马克思从来没有在日常或者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去看待商品、货币、资本、价值等一系列概念。马克思对这些经济范畴的分析都是为了揭示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关系。《资本论》科学术语的革命，简而言之，就是把单纯的经济范畴上升为哲学范畴或存在论范畴。
《资本论》中最为核心的范畴就是“资本”。在马克思之前提出和关注资本的主要就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亚当·斯密的资本理论。在《国富论》中斯密对资本的理解是：资本是为了生产获利而积蓄起来的物质资产，是用于继续生产的“预蓄财富”。在斯密看来，资本的产生是需要前提的，即物品的积蓄也就是资财必须富余。斯密指出：“当某个人拥有的物品积蓄仅仅足够维持几天或几个礼拜的生活时，他不太会想到利用这项积蓄来衍生任何收入。他会尽可能省吃俭用地消费它，并且在全部吃光用尽之前，努力凭自己的劳动，获取一些可以替补的物品。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收入完全来自劳动。”[15]斯密认为各国从事生产劳动的穷人，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如此。“可是当他拥有的物品积蓄足够维持几个月或几年的生活时，他便自然会尽力利用大部分的积蓄来衍生收入，而只保留一小部分的积蓄，在前项收入开始进账之前足够供应他消费。所以，他的全部积蓄可区分成两部分。其中他期望衍生收入的部分，可以说是他的资本。另外一部分则是直接供应他消费使用的积蓄。”[16]由此可见，斯密将个人的财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目前消费；另一部分则用于继续生产，以期从中取得收入或利润，这部分就是“资本”。“一个人不管运用了自己的哪一部分积蓄当作资本，他都会渴望连本带利地把它收回来。所以，他会将当作资本的那一部分积蓄，完全花在维持生产性人员上面。这一部分积蓄对他发挥了资本的功用之后，便构成了生产性人员的收入。一旦他准备把任何一部分积蓄用来维持某种非生产性人员，这一部分积蓄立刻就不算是他的资本，而变成是供应他直接消费使用的积蓄了。”[17]斯密实际上便把资本归结为用于继续生产并提供收入或利润的作为“预蓄财富”的“物质资料”。而李嘉图则直接接受了斯密对资本的理解，并由个人扩展到了国家的层面，表达得更为理论化和具体化。“资本是国家财富中用于生产的部分，包括实现劳动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工具、原料、机器等等。”[18]
可见，斯密认为资本产生的前提是物品积蓄或资财的富余。而马克思则认为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获得增殖是因为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出现。“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19]在斯密那里，资本本质上体现的还只是一种“物”，好像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无关。而在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论述里，资本增殖的实现是基于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货币占有者——资本家。资本的形成是在工人与资本家的雇佣劳动关系中实现的。因为，作为资本的货币价值的变化，不可能发生在这个货币本身上，货币作为购买手段和价值手段，只是实现它所购买或所支付的商品价格。资本的增殖来源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剩余劳动。
针对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斯密对资本本质的物化理解，马克思在《大纲》中指出，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20]他们“只看到了资本的物质，而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21]“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就是指“社会关系性质”，确切地讲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古典经济学家眼中资本的“社会关系性质”是以歪曲的形式表现为物的“属性”，从而遮蔽和掩盖了资本的社会关系内涵。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22]所以，将资本物质化，确立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自然性、永恒性和绝对性，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遮蔽，这是所有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共同的理论取向。也正因如此，马克思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称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马克思在分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资本的理解之后，明确指出：“单纯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理解资本，把资本看成生产工具，完全抛开使生产工具变为资本的经济形式，这就使经济学家们陷入种种困难之中”。[23]因此，马克思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批判和消解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本质的“物化”理解，揭露和澄清“资本”的真实本质。马克思通过对物化现象的剥离，逐步揭示出了资本的更为真实的本质：资本绝不仅仅是一种“物”，资本还是一种“社会关系”。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指出，关于资本古典经济学家是这样说的：“资本是由用于生产新的原料，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资料的各种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组成的。资本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都是劳动的创造物，劳动的产品，积累起来的劳动。作为进行新生产的手段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资本。”[24]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等同于“积累起来的劳动”物化理解不同，马克思强调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认为生产资料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马克思用形象的类比说明了这一问题：“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25]正是基于对资本的这一理解，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26]
在《大纲》中，马克思继续强调：“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27]并且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关于资本生产关系本性的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得更为明确。在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28]在第3卷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29]可见，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而且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下，积累起来的、物化的劳动才能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才能变成资本。只有在“死劳动”(物)支配“活劳动”(人)的颠倒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里，资本才真正存在。在此意义上，资本本质上就是一种“颠倒”的社会关系。资本作为一种颠倒的社会关系，同时又是一种支配一切的“权力”。资本之所以是资本，就在于它能“增殖自身”，而资本为了增殖自身，就必须与雇佣劳动之间处于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所以资本“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30]即对剩余价值的掠夺权和控制权。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支配一切的权力，它影响和决定着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在此意义上，资本成了万物的尺度，一切都必须在资本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资本获得了形而上学中本体的意义。资本摇身变成了现实中万能的上帝，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可见，“斯密是直接从生产资本的角度入手，主要在物质生产的过程上来把握资本，而马克思则主张首先要从价值=剩余价值论的角度来理解资本”。[31]剩余价值理论所揭示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秘密。与其说剩余价值理论是一条经济学规律，毋宁说它是一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视域。“只有当剩余价值规律成为一种视域，而不是一个自足性的理论范畴，它才构成了阶级斗争理论的一部分。”[32]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任何一个范畴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范畴，而实际上都是一个存在论范畴。因为马克思通过对任何一个经济范畴的分析，所试图揭示的都是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是一个“革命家”，他所有的著作都致力于为人类的自由解放服务，《资本论》也不例外。因此，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看做人类历史发展的过渡阶段、一个暂时性的状态，《资本论》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而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完美状态的实现，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其研究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规律。正是由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有着截然不同的目的，这才决定了《资本论》对每一经济范畴的分析都上升到了“存在论”的层面上。在《资本论》中，“资本”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经济范畴，而是一个体现着社会关系、人的生存状况的存在论范畴。“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33]
三、《资本论》的存在论超越
无论是《资本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界限的逾越，还是《资本论》科学术语的革命，都无可辩驳地表明：《资本论》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但是，这种超越绝非经济学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一种存在论的或者哲学的超越。与其把马克思的哲学定义为“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不如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话语就是他的哲学话语。如果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那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哲学，就是存在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哲学批判或存在论批判。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指向的是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而非一种纯粹的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不仅不是经济学理论，而且是一种反经济学理论。奈格里在对《大纲》的分析中明确地指出：“正如克里斯蒂娜·潘那瓦扎(在她为维戈茨基写的简介中)所指出的，所有分析都将指向对抗，正是这种对抗，以至于我们决不能将价值理论视为封闭的理论，也不能在此基础上将再生产理论和流通理论等量齐观。‘在《大纲》中，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经济的理论，这种批判拒绝回到政治经济学，然而恰恰相反，科学是一种对抗性的运动。’”[34]尽管奈格里在此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种激进的政治解读，从马克思的《大纲》中解读出的是“对抗”。但这种解读把握住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本性，它是一种反经济的理论。奈格里解读到的“对抗性”正是一种作为阶级斗争的社会关系的体现，这远非一部经济学著作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奈格里指出，“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断言比指认马克思主义为‘经济学理论’或把它界定为‘封闭’的断言更荒唐”。[35]由此看来，马克思的《大纲》以及《资本论》并非单纯的经济学著作。而它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也就绝非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超越。“以货币分析为中心使得马克思能够实现基于古典经济学的激进创新。这种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发现价值规律是基于社会平均劳动，发现价值的波动性和对抗性，以及它潜在的对抗性。”[36]可见，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就在于发现了这种对抗性，亦即发现了对抗性的社会关系：阶级冲突。
马克思的《资本论》有着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迥然相异的理论主题。古典政治经济学试图寻求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社会财富增长的机制原理。而《资本论》则要揭示物(经济范畴)掩盖下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剥削关系)，并且试图寻找一条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马克思主义首先应该被“看成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37]“解放何以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旨趣。我们应当从动机和旨趣的视角去阅读《资本论》，这样才能把握住其理论真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其最终的目的都是在探寻“解放何以可能”的现实道路。“把人从非人的存在中‘解放’出来，这就是马克思为新哲学提出的使命。”[38]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已经明确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9]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的存在方式定义为“异化”的存在方式，而在《资本论》中，则进一步具体化为人受“抽象”即资本的统治。因此，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马克思哲学，最迫切的要求是要把人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总而言之，把人从一切“非人”的或“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把共产主义解读为人向人的本性的复归。这是包括《资本论》在内的整个马克思学说的理论旨趣所在。
如果我们在马克思理论动机和旨趣的意义上去看待《资本论》的话，对《资本论》的理解就会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绝不再会将其看做是一部纯粹的经济学著作，而是看做一部关于人类自由解放，探寻“解放何以可能”的存在论著作。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就在于实现了从传统哲学的“世界何以可能”到“解放何以可能”的转变。“解放何以可能”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马克思“把本体论对‘何以可能’的追问定位为对‘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寻求，从而变革了传统本体论对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抽象思辨，实现了本体论的理论内容的变革”。[40]因此，《资本论》中的每一个概念都不只是纯粹的、孤立的经济学范畴，而是一个个在经济学的外表下隐匿地表征着人的存在方式的哲学范畴或存在论范畴。正如科西克所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显然是一种存在哲学，它只把经济范畴看做某一隐蔽本质的信号或符号，看做人的生存状况的信号或符号。”[41]可见，《资本论》中的经济学概念及其所构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实质上是建基于新型存在论之上的哲学批判体系。
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关于“资本”的“资本论”，而且是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存在论”。这正是马克思理论比别的存在论尤其是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优越之处。在马克思看来，从人本身出发而考察人，只能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而形成对人的抽象的理解；而马克思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只有从关于人的各种规定——首先是最重要的经济范畴——出发，才能形成对人的具体的理解，才不至于堕入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当中。只有展现经济范畴所构成的“具体”，才能揭示作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这是马克思破解“存在”的秘密的立足点，也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所破解的“存在”的秘密。只有立足于存在论的高度，才能把《资本论》所具有的最真实的哲学意义揭示出来。因此，洞悉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资本论》，并非仅仅是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而且是通过揭示“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从而实现对全部人类生活形式即历史过程的揭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他的存在论批判，马克思对“现实的描述”就是对人应该“如何存在”的探讨。因此，《资本论》不仅破解了“资本”的秘密，而且破解了“存在”的秘密；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发展规律，而且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揭示了人的存在状况，而且指明了人应当如何存在。《资本论》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熊彼特关于马克思的评价问题了：马克思是否超越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既超越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又没有超越。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并没有超越，超越劳动价值论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而在存在论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却超越了李嘉图。因为马克思使劳动价值论从单纯的经济学观点上升到了哲学—存在论的层面上。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与资本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抗性”关系。劳动是创造价值，从而获得价值的合法性来源，而现在资本也成为获得收益的手段。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讲，消除剥削就意味着让资本回归劳动或者说让资本等同劳动的。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是用来分析商品价值的来源，而是用来分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是经济学的，而是存在论的，它构成了马克思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视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超越了李嘉图的价值论。
因此，马克思《资本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不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超越，也不是一种经济哲学意义上的超越，它是一种哲学的存在论的超越。我们必须把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的思想史传统和配第—斯密—李嘉图的思想史传统结合起来，在这种互相诠释当中，才能真实地把握住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这是因为“马克思超越近代形而上学哲学的关键在于，他从现实社会生活的内部重新给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成机制。”[42]也就是说，他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经济生活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从而革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抽象的、思辨的唯心主义传统，使哲学回归现实生活。如果只研究第一个传统便无法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有可能仍囿于抽象的思辨当中；如果只关注第二个传统便有可能陷入一种无批判的经验实证主义。熊彼特正是因为不了解第一个思想史传统，不了解《资本论》的存在论，所以他也永远无法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性质和真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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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庆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