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经典著作的学习经验与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对马列经典著作的学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领导人历来都相当重视马列经典著作的学习。系统总结和归纳党的领导人关于学习马列经典著作的相关阐述，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对党的自身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学习维度：坚持制度化学习与自主化学习的有机统一
党在学习和研究马列经典著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学习制度，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把制度化学习与自主化学习有机统一起来。
（一）成立专门的学习、培训和研究机构，推动马列经典著作学习的制度化和自主化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来，为提高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我们党在全党主要是高级干部中开展了学习运动，党中央设立了干部教育部,专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工作。1939年5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礼堂召开干部学习动员大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建立学习制度的重要性。他说：“全国各级党部，边区各级政府，各个人民团体，各类学校，都须设立这样的机关，建立这样的制度，来领导并进行学习。在军队里也是这样，要设立教育部，建立起学习制度。这样的学习制度，中央要在全国推广，只要共产党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动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的高潮。”[1]他要求干部用“挤”和“钻”精神对待学问。他号召全党研究学问，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1938年5月5日，党成立了马列学院，这是一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主要任务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1941年7月，党中央将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作为专门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以及应用马列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公开学术机构。1941年9月8日，党中央又将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作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构，直属中央宣传部。各种学习、培训和研究机构的创立和发展，把党领导干部的马列经典著作学习逐渐纳入制度化轨道。领导干部在各种专门机构中，在制度的规约下，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下，不断提升学习的自主性，对马列经典著作的学习更加主动和更加积极。
（二）制定相关政策，推动马列经典著作学习的制度化和自主化
延安时期，为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党中央下发了一系列专门文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为更好地推动马列经典著作的学习，还专门规定了“学习节”。1940年3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把每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作为“学习节”，以推动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将干部学习马列经典著作纳入干部教育制度。如1949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的决议中就规划了1949年的干部教育计划,即在干部训练学校和在职干部中进行马恩列斯的理论及中国革命各项具体政策的学习计划。
（三）领导人带头学习，推动马列经典著作学习的制度化和自主化
领导人的示范作用为领导干部学习马列经典著作树立了榜样典范。毛泽东同志特别重视领导干部对马列经典著作的学习，他身体力行带头学马列用马列。1939年，毛泽东同志对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100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2]他还经常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向党的领导干部讲解马列著作的某些观点。结合中国的国情，毛泽东同志还不断创造出新的理论来引导干部学习马列经典著作。同时，毛泽东同志还反复要求其他领导干部也要加强马列著作的学习。比如，1933年，毛泽东同志将《两个策略》一书寄给彭德怀，他在书中用铅笔写到（大意）：此书在大革命期间读，就不会犯错误。不久，毛泽东同志又给彭德怀寄去《左派幼稚病》一书。他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3]
（四）规定领导干部必读书目，推动马列经典著作学习的制度化和自主化
为更好地规范和督促领导干部对马列经典著作的学习，在不同时期，党中央特别规定了干部的必读书目。规定必读书目避免了领导干部学习马列经典著作的盲目性。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要求高级干部都要学习《“左派”幼稚病》和其他几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经济学著作。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又特别提出干部要读五本马列著作，即《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党史》。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干部要学习12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即《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在现存的档案中，还有当时胡乔木写的这12本书的目录，毛泽东同志在这个目录前面加了“干部必读”四个字。[4]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1953年，党中央要求全党干部学习《联共党史》，并特别规定学习第九至十二章。1963年，毛泽东同志提出高级干部要读30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11本，列宁的著作11本，斯大林的著作5本，普列汉诺夫的著作3本。
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是提高马克思主义修养和素质的最佳途径之一。坚持制度化学习与自主化学习有机统一，可以使领导干部在切实的制度保障下，提高自身的自我学习能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切实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坚定政治信仰和政治立场。领导干部在制度化学习与自主化学习的学习实践中，坚持自主学习为主，把自我教育放在首位，在学习经典著作中加强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理论素养。
二、学习路径：坚持文本学习与实践学习的有机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学习马列经典著作的过程中，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学习路径，即坚持文本学习与实践学习有机统一。
（一）吃透文本
坚持文本学习和实践学习的有机统一，首先必须吃透文本。要深刻理解马列主义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就必须要研读文本，精心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读书百遍，其义自见。马列经典本身理论性较强，必须反复读，才有可能参透其中的深意。党的领导人历来重视马列经典原著的学习和研读。为便于干部学习，党在不同时期特别规定了马列著作的研读书目。毛泽东同志还进一步强调必须要反复读，不厌其烦地读，真正读出味道来，真正掌握经典著作本身的精神实质。比如，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要求干部读五本马列著作时，还特别强调了读书的方法。他指出要反复读，吃透文本。他说：“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它一遍或者看它一两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个方法可以在各个地方介绍一下，我们不多搞了，只搞五本试试。”[5]
经典常读常新。只有反复研读文本，才有可能不断挖掘出马列著作中的新意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资本论》及相关著作的学习中，认识到社会主义也必须充分发展和利用商品经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资本论》及相关著作的反复研读，深入挖掘出新内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从而进一步发展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邓小平同志说：“马克思写《资本论》是干什么的？马克思讲，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要有物质基础。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要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论。
（二）反对两种倾向
坚持文本学习与实践学习的有机统一，就必须反对两种倾向。梳理我们党研读马列经典著作的历史，可以清晰地发现，我们党在学习中一直在与两种倾向作斗争。一种倾向是教条主义。党在学习马列经典著作中，始终警惕教条式地研读文本。早在1930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不能教条地学习马列经典著作。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6]一种倾向是经验主义。党的领导干部虽然承担着繁重的党内事务和国家事务，但党始终坚持党员干部必须加强马列主义修养，无论何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不能懈怠。经验固然重要，但如果党员干部仅凭经验而不注意自身理论修养的提高，不注重理学习，其危害是相当大的。1962年，邓小平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忙于事务,不注意学习,容易陷入到庸俗的事务主义中去。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么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我们还是要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学习理论的空气……学习实际的空气,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党风,我们党的一个好的传统作风。”[7]
（三）带着实际问题学文本
坚持文本学习与实践学习的有机统一，就必须带着实际问题研读和学习文本。毛泽东同志指出：“研究方法，必须是为了我们的工作需要而去研究，即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需要而去请教马、恩、列、斯，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读死书，而是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8]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11月9日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特别提到读书的方法，强调必须带着问题有针对性地读。他要求大家“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棱两可，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他还强调：“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9]在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再次特别强调，要学马列必须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他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
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10]
三、学习理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党坚持不懈地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读过程，也是党坚持不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过程。我们党在长期的学习和研读过程中，立足于中国实际和时代变化的新特征和新要求，不断深入研读马列经典文本，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有机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一）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
学习马列经典著作，必须立足于时代变化的新特征和新要求，进一步研究马列经典著作中的思想内涵，特别是不断研究马列经典著作中以往未被发现的马列主义的观点和见解，与时俱进地推动理论创新。
1960年初，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特别强调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性。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7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足以应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11]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秉承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的理论传统，针对所处的时代和身负的历史使命，不断深化对马列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不断推动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活力。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12]党的领导人在学习马列经典著作过程中深深把握了这句话的真意。理论只有与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大众相结合，为人民大众所掌握，才能变为改造现实的物质力量，才能推动理论自身的创新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表现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3]。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表达形式，只有扎根于中国文化的丰厚土壤中，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毛泽东同志本人更是这一学习理念的实践者。翻开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可发现大量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语言。
（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党的领导人在学习马列经典著作中，本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学习理念，“形成了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传统。”[14]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改造，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问题，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为开创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著作是党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声。针对“大跃进”引致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反复研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认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必然性。他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应该充分发展和利用商品生产。中国是商品生产不发达的一个国家。我们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怕资本主义。这就突破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会产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必须仅限于个人消费品的观点。
随着时代的发展，党更需要进一步努力探究和挖掘经典著作中未被发现的观点，结合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推陈出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不断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进入新时期以来，我们党在继承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思想的理论成果基础上，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地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党的十八大上，“三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提出彰显了党的自信、国家的自信、社会的自信和人民的自信。“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布局，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成熟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和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一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则在新的时代赋予马列主义生态思想以新的内涵。“中国梦”的提出，则是党在学习马列经典著作过程中，在坚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学习理念下，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详细阐释“中国梦”。他指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中国梦用大众化的、最通俗易懂、最形象化的语言，向人民大众解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读了共同富裕，解读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就必须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同时，有理由相信，在深化改革开放过程中，面对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党还会在继续研读马列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时代特征的新理论来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9～180页
[2]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2～243页
[3][4][11]逄先知：《毛泽东读马列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0年第3期
[5]《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7～418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112页
[7]《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6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85页
[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2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14]顾海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6期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