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发展的历史逻辑
——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解读
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这篇论文既是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一书的序言，同时也是一篇从历史辩证法的视域鸟瞰辩证法发展形态理论逻辑的哲学叙事论文。其中蕴涵了恩格斯关于辩证法内涵的阐释、对辩证法发展形态理论逻辑及其作用的哲学透视，蕴涵了丰富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尽管这篇论文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但是对我们认识辩证法及其发展形态的历史逻辑，应用辩证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研究辩证法何以必要？
恩格斯一开始就说明写作《反杜林论》一书，实际上也是他研究辩证法决不是由于“内心冲动”，而是现实的需要———批判杜林先生的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此，就要研究杜林的相关理论及其体系本身。那么，为什么恩格斯要关注这一问题，批判这个“极不足道的体系”？一方面，它使恩格斯在不同领域中有可能正面地发挥其对争论问题的见解，因为这些问题在当时具有普遍科学的或实践的意义；另一方面，“创造体系”的现象在当时的德国不是杜林个别的偏好，而是一个普遍现象。恩格斯指出，“近来在德国，哲学体系，特别是自然哲学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至于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无数新体系，就更不必说了。”[1]380而人们凭借着“科学自由”似乎什么都能写，即使是他们没有学过的东西，并且以此冒充唯一严格的科学的方法。而杜林正是“这种放肆的假科学最典型的代表之一”[1]381，由于这种假科学在当时的德国很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这种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如诗歌、哲学、经济学、历史科学中有这种高超的胡说；教研室和讲台上有这种高超的胡说；到处都有这种高超的胡说，妄想出人头地的人想通过这种高超的胡说成为深刻的思想，“除了自然科学，其余的一切差不多都害了这种病症”[1]381。对此，恩格斯不无讽刺性地说道，“当耐格里在他向自然科学家慕尼黑代表大会所作的演说中讲到人的认识无论如何不能具有全知的性质时，他显然还不知道杜林先生的贡献。”[1]381因为“这种高超的胡说是德国智力工业最标本和最大量的产品，它们价廉质劣，完全和德国其他的制造品一样，可惜它们没有和这些制造品一起在费拉得尔菲亚的博览会上陈列出来”[1]381。在杜林之后，甚至连当时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也热衷于大量高超的胡说；只有实际的社会民主运动才很少被这种高超的胡说所迷惑。
恩格斯认为，上述高超胡说的假科学应该批判，并加以否定，然而当时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借鉴与相互补充在所难免。他强调，尽管对于自然科学各个部门而言，科学家们常常认为，一个“门外汉”企图发表意见总是不太虚心的事情，但是，“正如今天的自然科学家，不论自己愿意与否，都不可抗拒地被迫考察理论的一般结论一样，每个研究理论问题的人，也同样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1]382事实上，如果理论家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是“半通”，那么今天的自然科学家在理论领域中，在直到现在被称为哲学的领域中，事实上也同样是“半通”。恩格斯也谦虚地称自己为“半通”，即“门外汉”。在其理论研究中须引用了某些自然过程和自然规律来作为其一般理论观点的例证，并且期待科学家的谅解。
当时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之所以须相互借鉴与相互补充，是因为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已无可避免；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无可避免。这样，“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1]382。但理论思维[1]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或者说是一种先天的禀赋，是一种有待于开发的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后天发展和锻炼，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思维能力。恩格斯指出，发展和锻炼这种理论思维的能力，“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1]382。因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而这对于思维的实际应用于经验领域也是非常重要的”[1]382。
理论思维对于实际应用于经验领域的重要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思维规律的理论决不象庸人的头脑关于‘逻辑’一词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形式逻辑本身从亚里士多德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激烈争论的场所。而辩证法直到现在还只被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个思想家比较精密地研究过。”[1]382-383就辩证法即理论思维而言，是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1]383。第二，恩格斯认为，熟知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熟知各个不同的时代所出现的关于外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见解，这对理论自然科学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这为理论自然科学本身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准则”[1]383。然而，在自然科学家那里常常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对哲学史不熟悉。恩格斯风趣指出，“在哲学中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的、早已在哲学上被废弃了的命题，常常在研究理论的自然科学家那里作为全新的智慧出现，而且在一个时候甚至成为时髦的东西。”[1]383他还以古希腊的原子论哲学、笛卡儿提出相关原理等加以说明。比如，热之唯动说曾经以新的例证支持能量守恒原理，并把这一原理重新置于最前列，这是它的巨大成果，但是，如果笛卡儿早就提出了这一原理，那么它还能作为某种绝对新的东西出现吗？又如，自从物理学和化学又几乎专门从事于分子和原子的研究以来，古希腊的原子论哲学是否须排在最前列？原子论哲学的创始者不是留基伯而是德谟克利特，而只是到了近代道尔顿最先承认在质上不同的元素原子的存在，并最先认为这些元素原子具有不同的、为不同的元素所特有的重量。
二、复归辩证法何以可能？
当时在德国的公众中流行着两种思想：一是叔本华的、后来甚至是哈特曼的适合于庸人的浅薄思想；二是福格特和毕希纳等的庸俗的巡回传教士的唯物主义。大学里有各式各样的折衷主义互相竞争，它们只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它们都只是由已经过时的哲学的残渣杂凑而成，而且全都同样是形而上学的。就从古典哲学的残余中保留下来的新康德主义而言，其最高成就是那永远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在恩格斯看来这是康德哲学中最不值得保存的那一部分。其最终的结果是理论思维的纷扰和混乱盛行。就连自然科学家自己都感觉到，这种纷扰和混乱如何厉害地统治着他们。恩格斯针对当时德国的哲学与自然科学以及大工业发展的现状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384然而，正当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的时候，人们却把辩证法和黑格尔派一起抛到大海里去了，因而又无可奈何地沉溺于旧的形而上学。
恩格斯深谙，当时流行的所谓哲学无论如何不能给人们以出路。因而除了“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辩证的思维，在这里没有其他任何出路，没有达到思想清晰的任何可能”[1]384-385。接着他指出了这种复归辩证思维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它可以仅仅由于自然科学的发现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而自然地实现，这些发现使得人们再也不会让自己束缚在旧形而上学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1]上。但这是一个比较长期、比较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的阻碍需要克服。这个过程大部分已经在进行，特别是在生物学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指出，近代生物学的最新发展，迫使最顽固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整个有机界的发展史和个别机体的发展史之间存在着令人惊异的类似，承认那条可以把人们从植物学和动物学似乎愈来愈深地陷进去的迷宫中引导出来的阿莉阿德尼线[2]”[2]370。二是“如果理论自然科学家愿意从历史地存在的形态中仔细研究辩证哲学，那末这一过程就可以大大地缩短。”[1]383在此，恩格斯阐释了对近代自然科学特别能收到效果的两种辩证思维或曰辩证哲学形态：一是希腊哲学。恩格斯称其为辩证的思维的“天然的纯朴的形式”[1]383，因为它没有被那些迷人的障碍所困扰，即没有17和18世纪的形而上学———英国的培根和洛克、德国的沃尔弗———造成的堵塞了自己从了解部分到了解整体，到洞察普遍联系的道路。在希腊人那里，由于他们还没有对自然界进行解剖、分析，因而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恩格斯对希腊哲学的辩证思维形态进行了辩证的评价，他认为，尽管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但是这种联系是希腊人直接的直观结果。这也是希腊哲学的缺陷，由于这些缺陷，它在以后就必须屈服于另一种观点。“但是在这里，也存在着它胜过它以后的一切形而上学敌手的优点。如果说，在细节上形而上学比希腊人要正确些，那末，总的说来希腊人就比形而上学要正确些。”[1]385
为什么在哲学中，以及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返回到希腊哲学？恩格斯分析其中蕴涵的两种原因：一是古希腊哲学家的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保证了他们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及的地位。二是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他认为，“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而这种见解愈来愈为自己开拓道路。”[1]386然而，在当时有些自然科学家一方面把希腊哲学的残渣，例如原子论，当作永恒真理，另一方面却以培根式的傲慢去看希腊人，理由是他们没有经验自然科学。好在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打破了这种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2]370因而持有这种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自然科学家愈来愈少了，这样，有望达到对希腊哲学的真正的认识。
二是和德国自然科学家特别接近的辩证法形态，即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尽管康德提出了星云假说太阳系产生的理论和地球自转由于潮汐而受到阻碍的理论，进而在自然科学家中获得了应有的荣誉，但是，在恩格斯看来，“要从康德那里学习辩证法，这是一个白费力气的和不值得做的工作，而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却有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虽然它是从完全错误的出发点发展起来的。”[1]386恩格斯强调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其出发点即本原的东西是精神、思想、观念，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这一点已经被费尔巴哈摈弃了。现在我们大家都同意：“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1]387因此，这里提及黑格尔既不是要“保卫”其错误的出发点，同样，也谈不上要保存柏林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所鼓吹的黑格尔体系的独断内容。随着唯心主义出发点的没落，在这个出发点上构成的体系，从而特别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也就没落了。但是必须记住：“自然科学的反对黑格尔的论战，就它对黑格尔的正确理解而言，它反对的目标只有两点，即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不顾事实任意地构造体系。把这一切除开之后，还剩下黑格尔的辩证法。”[1]387
除了上述两种形态之外，马克思创立了辩证法的第三个形态，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1]。马克思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3]23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和“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3]23相反，“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重新提到显著的地位，并且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的事实，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1]387。尽管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一切真实的联系都被颠倒和神秘化了，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我们说，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由此，恩格斯运用了类比方法阐释了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类似情形。他指出，在自然科学中，我们也常常遇到一些常常在一个长时期中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在这些理论中真实的关系被颠倒了，映象被当作了原形，因而必须把这些理论同样地倒过来。”[1]388比如，就热而言，它在近两个世纪内都被看做特殊的神秘的物质，而不是被看做普通物质的运动形式时，热学的情况就是这样，热之唯动说才完成了这个倒过来的工作。然而被热素说所统治的物理学却发现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热学定律，在这里，不过是把它的前驱所发现的定律倒过来，翻译成自己的语言而已（卡诺函数ｃ的倒数1ｃ＝绝对温度。而如果不这样倒过来，那末它是毫无用处的[1]388）。又如，在化学中，拉瓦锡正是借助于燃素说经过百年的实验工作所提供的相关材料，才能在普利斯特列制出的氧中发现了幻想的燃素的真实对立物，因而推翻了全部的燃素说。但是燃素说者的实验结果并不因此而完全被排除。相反地，这些实验结果仍然存在，只是它们的公式被倒过来了，从燃素说的语言翻译成了现今通用的化学的语言，因此它们还保持着自己的有效性。因此，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同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关系，正如热素说同热之唯动说的关系，燃素说同拉瓦锡理论的关系一样[1]388。
三、关于恩格斯辩证法思想的几点辨识
首先，我们通过恩格斯对研究辩证法的必要性的阐释中体悟到，理论（包括方法论）研究具有三重逻辑，即本然逻辑、实然逻辑与应然逻辑。其一，理论研究不是一种主观“内心冲动”，而是基于现实需要———理论研究的本然逻辑。这是理论研究也是理论具有生命力的客观辩证法。其二，理论研究须遵循其研究对象的内在属性与规律———理论研究的实然逻辑，这是理论研究自身的辩证法，否则将蜕变为一种“高超的胡说”。其三，由于“今天的自然科学家，不论自己愿意与否，都不可抗拒地被迫考察理论的一般结论一样，每个研究理论问题的人，也同样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1]382，因而我们必须发展和锻炼理论思维即辩证思维的能力———理论研究的应然逻辑，这是理论研究的历史辩证法，否则将会沉溺于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如何才能发展和锻炼我们理论思维即辩证思维的能力呢？恩格斯认为，“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1]382因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不仅如此，“哲学中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的、早已在哲学上被废弃了的命题，常常在研究理论的自然科学家那里作为全新的智慧出现”[1]383。因而我们只有通过学习以往的哲学，才能从中汲取不同的时代理论思维的不同内容和不同形式，进而不断提高我们理论思维，即辩证思维的能力。
其次，通过解读恩格斯关于复归辩证法何以可能的思想可以体悟到以下几点：一是尽管近代在细节上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比希腊人朴素的自然观要正确些，但是希腊人把自然界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比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要正确些。这就说明，从辩证法的视域看问题，不能仅仅关注细节，更应该从总体上去把握，并且要注重两者的统一。这样，才能避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片面性，又能超越古希腊素朴直观的辩证思维方式。二是如何理解恩格斯所说的“要从康德那里学习辩证法，这是一个白费力气的和不值得做的工作”[1]386？以笔者之管见，恩格斯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康德二律背反的二元悖论式批判思维模式。在康德看来，正题与反题相互对峙无法合一。比如，正题：世界在时间上有一个开始，就空间而言，也受界线的包围；反题：世界没有开始，没有空间的界线，世界无论是就时间而言或者就空间而言，都是无限的。这就是一对无法调和的悖论。康德的批判哲学十分重视揭示事物矛盾，而不是阐释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而辩证法不仅要揭示矛盾，而且揭示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24。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说“从康德那里学习辩证法，这是一个白费力气的和不值得做的工作”。三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须有正确的理解，一方面要看到，在黑格尔那里“感性、宗教、国家权力等等是精神的本质，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则是能思维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4]162，因而“一切真实的联系都被颠倒和神秘化了”[1]388，他把观念即绝对精神作为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绝对精神的外部表现；另一方面，黑格尔不仅“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5]76，而且“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3]23。四是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把黑格尔倒立着的辩证法颠倒过来，揭示了“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3]23，与此同时，马克思和青年、老年黑格尔派及其黑格尔的其他模仿者们相反，“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重新提到显著的地位，并且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的事实，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1]387，进而引发了辩证法形态的根本变革，创立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成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探索科学规律，发展科学，创造美丽家园和美好生活的方法论，也是我们建设美丽中国的方法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