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恩格斯政治辩证法的要义

作为哲学术语的“社会主义”是在19世纪30年代初被广泛使用的^[1]，但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却可追溯至遥远的古代社会，这些关于未来社会的纯粹理念构想在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著述中达至顶峰。马克思重视这些思想家的理论遗产，同时指出他们的思想缺乏现实的承载者，并在实践层面指出实现并超越这些理想的可能路径。晚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确认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形态，阐释了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而他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对社会主义实现路径的论述则引来多种争论。坚持革命，还是选择议会道路，是这场争论的关键。其实，在坚持政治原则的前提下灵活运用政治实践策略，是实现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应有的政治辩证法。读懂晚年恩格斯的政治辩证法，应首先理解他对现代社会主义的“科学”规定，了解他批判欧根·杜林的哲学理路。

一、《反杜林论》与社会主义的“科学”规定

早年失明的欧根·杜林在柏林大学担任私人讲师期间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新哲学体系”，以“革新科学”姿态出场的他因称赞马拉、巴贝夫和巴黎公社而获得不少工人追随者，被视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由于杜林的观点富含对马克思的批判且有将社会主义庸俗化的危险，李卜克内西致信马克思，谈及回应杜林的必要，而马克思认为批判杜林的意义“过于次要”。他和恩格斯都没打算分散宝贵的时间来面对这个“蹩脚的大学讲师”。直至杜林指责一个“粗野、迟钝的犹太人理论家”的《资本论》“一无是处”，恩格斯才下决心暂时中断《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批判杜林“价廉质劣”的“伪科学”，从思想上治疗因迷信这种伪科学而染上“幼稚病”的人们。由于杜林的学说内容繁杂，而恩格斯也想借此机会批评相关的社会思潮，所以批判篇幅就不免成为加长版，尽管《反杜林论》的结构是对应批判内容本身的，但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超越了批判的内容，构成缜密的内在逻辑。

这篇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方面批判杜林理论体系的长文影响甚广，不仅多次再版，而且引论第三章和第三编的第一、二章被拉法格编成小册子出版了，此后依据该文本的意大利文版、波兰文版、德文版、俄文版、丹麦文版等先后出版，这部几乎拥有人类各种语言的文本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实际上是《反杜林论》的一部分。马克思赞同恩格斯的写作，并实际上参与撰写了一小部分内容，他在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撰写的序言中指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2]687。可以说，《反杜林论》不仅是一篇哲学经典文献，而且是论述社会主义的思想力作，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规定具有强劲的实践力量。

恩格斯在该文本开篇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而在该段的草稿中还有这句话———“它的最初代表摩莱里和马布利也是属于启蒙学者之列的”，因而“在当时已经有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理论”。恩格斯赞赏法国启蒙学者，因为在他们反权威的头脑中，“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2]355。但恩格斯深知，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理念建立的资产阶级社会在当时存在着很多严重的甚至是棘手的问题，他坚信“科学”的现代社会主义必然超越资产阶级社会，而这种超越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

从哲学层面看，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国际性格，而辩证法是实现这种国际性格的关键。“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2]691。这种辩证法并非折衷主义，而是以生成的方式面对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正如他在1890年8月致奥·伯尼克的信中指出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3]693他后来还曾在《德国农民战争》第2版序言的“补充”中说：“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4]636这种研究是在实践中展开的，在批判杜林的过程中，恩格斯形成了“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2]347。

杜林的影响通过出版《自然的辩证法》（1865）、《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2）和《哲学教程》（1875）这三部著作体现出来，这些著作的优点在于适应工人的认知水平。伯恩斯坦从这个角度肯定杜林的价值：“杜林在他论述社会主义的著作中对于马克思与拉萨尔的辛辣的批评，并没有削弱我们对他的信仰。一位果断的科学家挺身而出做社会主义的见证人，而从力求用比马克思的著作易懂得多的语言与形式来叙述社会主义，———和这件事实比起来，我们认为，他同《资本论》的作者之间的理论分歧是不重要的。”^[5]恩格斯显然不这样认为，因为这种分歧涉及德国社会民主党以杜林体系取代马克思理论形象的可能，进而关系到共产主义运动的走向。他对杜林的学说做出全景式批判，其意义绝非仅限于恢复了马克思的名誉，更在于确认了马克思学派。正如考茨基所言：“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出版以后，我们才开始比较深入地探究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开始系统地按马克思主义来思考和工作了。从那时起才开始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派。”^[6]因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首先是一个实践命题，通过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史以及19世纪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恩格斯确认了杜林理论的旧形而上学特征，他认为杜林的一般世界模式论、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和关于人的学说缺乏现实性。以这种缺乏现实性的哲学作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无用之举。他对杜林哲学的批判以扬弃哲学的方式展开，并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论》的主要观点以简约的方式构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由于这些论述“实际构成了后来科学社会主义体系建构的标准”，“《反杜林论》以及与其所论哲学相关的‘自然辩证法’计划、由其第三篇独立出来的《发展》构成全部‘恩格斯问题’的中心，产生了极大的争论”^[7]269。换言之，对“恩格斯问题”的争论蕴含着很多现实要素。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哲学阐释和政治经济学论述当然重要，但这两个步骤实则论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铺垫，这大概也就是拉法格将其简写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原因之一。而关于社会主义应该怎样的问题，恩格斯与马克思的看法相同，那是一个只能描述远景的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的产生基于对资本主义的实践批判，认识二者的关系需要具有辩证的眼界。正如美国学者奥尔曼在《辩证法的舞蹈》中讲述的“两座城市的故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谓现代社会的“双城记”。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冀望基于对资本主义的强烈不满，实则体现了批判和超越当下的哲学精神。晚年恩格斯使这种精神具有更多的实际因素。正如他在《论住宅问题》中所指出的：“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正确认识。”^[8]由于缺乏对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杜林的“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仍然是旧的形而上学的杂碎汤，而这种实际的思维使辩证法进入实践领域，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灵活运用策略，是共产主义运动应有的政治智慧。可是，这种论述引起不少争论，我们可以在略览国际学界对恩格斯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的解读中把握这些争论的焦点。

　　二、“恩格斯的政治遗嘱”及其百年论争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是恩格斯撰写的最后一篇政论。他写作这篇文章的起因是：《前进报》出版社经理理查·费舍来信说，《前进报》出版社拟将马克思1850年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几篇论1848~1849年法国事件的文章结集出版。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马克思写作这组文章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恩格斯在1895年2月14日至3月6日撰写了一篇导言，并为这组文章起名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由于这篇导言言辞激烈，德国社会民主党请费舍致信恩格斯，要他删除这些论述。这个意见让恩格斯反感：“我还必须考虑到，阅读我的著作的还有外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瑞士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等，我绝不能在他们面前这样糟踏自己的名誉。”^[9]401同时，他指出，“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绝对忠于宪法”，“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当然，出于多种考虑，除了几处之外，恩格斯基本上接受了他们“提出的修改意见”，“就这样我决不会再多走一步”^[10]。

可是，当这篇政论尚未发表时，1895年3月30日的《前进报》发表了该报主编威廉·李卜克内西撰写的社论《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他未经恩格斯同意就摘录了这篇文章的几段话。恩格斯对这种断章取义的做法感到愤慨，他在4月2日写给考茨基的信中说：“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都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9]432后来，这篇政论在当年4月出版的《新时代》第13年卷第2册第27、28期连载，这个文本比《前进报》的摘引当然丰富得多，但仍然不是全文。被删掉的主要是关于未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武装斗争的若干尖锐政治观点，考茨基将这些内容说成是该书的“结尾”，这个“结尾”直到1930年才在梁赞诺夫主持的该书单行本中面世。

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先后将这篇文章称为“恩格斯的政治遗嘱”，其实这篇“遗嘱”中的主要思想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回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二版序言》、《德国1890年的选举》、《德国的社会主义》等文本中得到了类似阐释。该“遗嘱”的主要思想即应审时度势，利用普选权和合法手段展开斗争。由于武器技术的发展，街垒战和简单突袭的革命时代已经远去，尽管还存在发生武装起义的可能性，但为了取得革命最后的胜利，须作好必要的准备。包括争取多数农业工人即军队的多数支持社会主义，积极争取选票数的增长，重视议会斗争的舞台。概言之，积极利用合法手段并不等于放弃革命的权利^[11]。由于这些观点与暴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等经典论述颇有不同，很快就引起各种争议^[12]，而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恰是恩格斯要避免的两个极端。

通常认为，伯恩斯坦是修正主义的鼻祖，而晚年恩格斯的有关论述被他视为“修正”具有合理性的缘由。这些论述散见于多个文本，而《导言》最有代表性。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恩格斯坦率地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3]510。而这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展议会斗争，使工人获得直接的物质利益。“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用来对付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这就是议会制和普选制———“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可以说，恩格斯这句话有充分的根据，一方面，在武器日益发达的时代，工人在巷战中几乎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另一方面，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奥地利、丹麦甚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者都已成功进入议会，“普选权”已“由历来是欺骗的手段变为解放的手段”^[3]516-517。何去何从？不难选择。

这种与时俱进的观念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当时代条件变化之后，适时变换政治策略，恰是实现根本政治目的的捷径。这时离马克思逝世已10多年了，“我们现在就已经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性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3]523。这时在有宪政和民主传统的国家，工人参与议会选举，“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3]411。基于此，恩格斯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走向崩溃。”^[3]524当无产阶级避免在现代战争中作无谓的牺牲，可能通过合法的和平的方式获得胜利的时候，恩格斯乐见其成。

类似的看法在晚年恩格斯的其他文本中也很常见，比如他在1893年10月18日和21日致信倍倍尔：“比利时—奥地利的选举胜利证明，我们是效力很大的酵母，足以使已经开始的发酵过程彻底完成。”^[9]154又如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二版“序言”中指出：“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当他们提出要求而且了解到他们的要求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1892年的选举已经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其余的事情，大陆上的工人运动是会去关心的；那些在议会和市镇参议会中已经有那么多代表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将以自己的进一步的成绩来鼓舞英国人的竞赛精神。……那时英国的工人政党就会组织得足以一下子永远结束为使资产阶级永存而轮班执政的两个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3]432-434尽管晚年恩格斯这些观点显得过于乐观，却也不乏远见。

这些观点引发的争论是激烈而持久的，为了讨论代议制和普选权等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中没有的内容，第二国际于1893年8月在苏黎世召开第三次大会。恩格斯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他唯一一次参加第二国际的会议，并为会议发表了闭幕词，肯定了社会主义探索中遇到的新现象。这种态度并非表明恩格斯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潭，而表明他对社会主义实现途径的重审。不研究时代条件的变化，不认识行动的条件和性质，教条式地理解社会主义有害无益。有一个历史细节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读懂晚年恩格斯：他在遗嘱中将一千英镑赠给倍倍尔和辛格尔，希望他们“或他们的继承人应作为在他们或他们的继承人确切肯定适合的时间和地点选举他们或他认为合适的人选进入德意志帝国国会时的经费”^[9]483。

当然，如果因为这些论述和行为，误以为恩格斯的思想立场发生重大偏移，那就实在是缺乏辩证思维了。从他1892年对意大利学者卓·博维奥的驳斥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政治原则：“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13]327争取“普选权”，积极参与议会选举，是一个策略而不是原则。更何况，“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9]403。似乎不必指出更多的例证，我们再对照恩格斯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单行本撰写的导言，就可以看到他所坚持的基本政治原则。

晚年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简要梳理了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巴黎公社的历史，并指出“马克思派”对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前途的看法。他高度肯定了巴黎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指出尽管工人对共和国的意义缺乏足够的理解，但他们进行的阶级斗争推动了历史的脚步。他还在这篇导言中批判美国两党轮流剥削工人的利益，同时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例子不仅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同样可以看到”^[2]12。类似的观点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也可以看到，恩格斯所谓“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导作用，……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或步骤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3]509。并非论述议会合理性的铺垫，而是对政治原则的强调。理解晚年恩格斯关于议会制的观点，不能忽略上述阐释。

伯恩斯坦显然忽略或者不愿意强调上述阐释，他认为恩格斯“只说了社会主义是从什么起源的，它表现为什么，但并没有说明他实际上是什么，……把社会主义作为体系来加以说明的解释现在在恩格斯或马克思的任何著作中事实上是找不着的。……不是方案，不是图样，而是以今天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一种运动，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14]453。由于《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的手稿保存在他的手里，考茨基要他公布“结尾”部分，但伯恩斯坦借口手稿不在他手上而拒绝了，并指出不必再强调“革命权”，那是“一种给假花浇水的做法”^[14]373。关于这个问题，卢森堡明确指出，“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鸡窝当作负有完成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变革使命的机关”是荒谬的，恩格斯这篇文章“论述的不是最后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当前日常斗争的问题”^[15]。透过这些争鸣把握恩格斯原意，需要解读晚年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原则和策略的论述，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理解晚年恩格斯的政治辩证法。

　　三、社会主义的实现道路与晚年恩格斯的政治辩证法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学派的思想精要，以实践的历史视野构建了一种政治的辩证法，从而开启了理解政治问题的新视域。从这个角度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在场的明证。晚年恩格斯多次强调并灵活运用辩证法审视变迁中的现实社会，他关注的重大命题是：如何“实现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这涉及社会革命道路的选择问题。为了更好地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革命道路的选择需要政治辩证法。在这个意义上，是否读懂晚年恩格斯政治辩证法的要义，是理解国际学界围绕晚年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展开多次争论的关键。

在恩格斯看来，以往的革命有一个共同特征：少数人的革命在多数人参与下成功了，而多数人获胜后并不知道选择哪条道路，因而造成了革命后社会发展的不持续性。革命是人类获得个性自由与全面发展的手段，但并非人类生活的目的，后革命时代的社会建设与人类发展乃是更重要的主题。正如他在1893年5月11日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13]628-629如何将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呢？社会革命是一种直接的可能性，通过议会斗争同样可以实现多数人的利益。偏执其一都是缺乏辩证思维的结果。

晚年恩格斯这个理路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他曾批评英国社会主义失去了无产阶级本质，俨然融入资产阶级的生活世界了。但当“最近几十年”资本主义暂时摆脱了危机，垄断和资本输出成为常态，1866年和1870年的革命扫除了最严重的政治障碍，以往潜在着的世界市场“才充分发展了起来”^[16]378-379，体现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越来越普遍化，恩格斯意识到，在欧洲民主制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恰是一种开创性的选择；而同样不能忘记的是，“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唯一的权利”^[13]608。无产阶级具有革命的历史权利，同时也应审时度势，在民主制国家积累议会斗争的丰富经验，以多种方式将生产资料转交给社会，实现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需要注意的是，晚年恩格斯强调的议会道路并不具有普适性，比如在社会发展滞后的俄国，推翻沙皇的社会革命是必要的选择。这在他1891年10月、1892年3月、1892年9月以及1893年2月致俄国民粹派思想家丹尼尔逊的信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基础薄弱的东方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只要有条件，俄国以独特的方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可能的。但马克思更多地看到农村公社的积极因素、内在的生命力及其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恩格斯则更多地看到农村公社的消极方面、内在的缺陷及其跨越资本主义的困难，他更强调先进的物质技术和发达的社会关系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而社会革命乃是俄国解放之必需。一言以蔽之，在英美等民主制已经形成的国家，应通过议会道路争取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与此同时，“欧洲一切有思想、有远见和观察敏锐的人们现在都注视着彼得堡”，“俄国是本世纪的法国。新的社会改革的革命首倡仅理所当然地和合情合理地属于俄国”^[16]540。

从议会斗争的角度看，恩格斯的思想遗产在欧洲得到实现。在他逝世57年后，英国共产党在第22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党纲明确指出：“英国人民能够把资本主义民主变为人民民主，把英国争取民主的历史斗争的一种产物———议会转变为一个代表绝大多数英国人民意志的民主机构。英国人民的前途就是在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的议会的基础上建立人民政府。”^[17]后来，摩尔多瓦、塞浦路斯和尼泊尔等国共产主义政党在议会斗争中获胜执政。而从革命的角度看，在恩格斯逝世59年后，英共在翻译《毛泽东选集》时致信中共中央，希望将《战争和战略问题》中的这段话———“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和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删去。中共中央复信表明不同意这种做法。又过了两年，毛泽东在同越共总书记长征和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谈话时说：“恩格斯生前曾经说过，在特定的条件下，英国和美国也可以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到20世纪，到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和英国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情况就不同了。”^[18]概言之，无论是选择议会斗争还是社会革命，都是因时因地制宜的考虑，而革命对东方国家的影响，在20世纪人类文明史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种种事实证明，晚年恩格斯是一个灵活运用政治辩证法的宽和的智者，在他身上很难看到教条主义的痕迹。晚年恩格斯家中经常高朋满座，他可以用多种语言和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对话。应当认识到，政治生活是公民自由参与的公共事务，人们需要在政治商谈和论辩中达成共识。正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充分理解到晚年恩格斯阐释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时性蕴含的思想深意。超越教条主义的革命思维，从实际出发，探寻社会主义的实现道路，充分利用欧洲民主制国家的议会斗争，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在发展滞后的国家进行社会革命，这些思路几乎就是20世纪世界左翼政治走向的预言。这种辩证考量凸显了现代社会主义的“科学”规定，反映了晚年恩格斯政治辩证法的特质，凸显了以辩证的视野和科学的方法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今，我们仍然没有离开晚年恩格斯的思想地平线。当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即如何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晚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从两重维度彰显政治辩证法的要义，具有深远的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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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姚颖，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