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手稿”笔记本Ⅱ内容探佚

作者:聂锦芳    发布时间:2014-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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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巴黎手稿”[1]问世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它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这是一部残缺的文本,特别是在由三个笔记本组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笔记本Ⅱ的大部分内容遗失了。因此,合理地把握和复原遗失部分的内容,把中断了的思想线索和逻辑论证接续起来,就成为客观地理解和阐释“巴黎手稿”的必然要求。我们知道,目前仅存的笔记本Ⅱ只有4页,即从第40页到第43页,这说明这册笔记至少存在43页的内容。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写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所阐述的思想正是这册笔记所遗失的前39页的内容。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无法用确凿而明确的文献材料加以证实的猜测;而要复原笔记本Ⅱ的全部思想,还需要从现在留存下来的手稿入手,根据笔记本Ⅰ议题的延续、笔记本Ⅲ“补入”和接续的情况以及笔记本Ⅱ仅存的4页所述内容来进行综合分析和推断。

一、笔记本Ⅰ议题的延续

我们首先从笔记本Ⅰ开始。笔记本Ⅰ相对独立,它的主要内容是从批判国民经济学家提出的议题出发,通过分析收入的三种来源——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进而得出异化劳动这一核心思想。接下来他需要探讨异化劳动的成因问题,特别是它与私有财产的关系。笔记本Ⅱ正是对笔记本Ⅰ内容的延续和深化。

在笔记本Ⅰ的最后部分,马克思指出,他需要先解决两个任务,然后再来考察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他打算解决的这“两个任务”是:

“(1)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

“(2)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1]63

回过头来看,马克思希望在笔记本Ⅰ中超出国民经济学家的水平,用他们的论述来回答“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1]14这一问题。可是,当他继续在国民经济学的议题中考察劳动对人类发展的意义时,却得出了异化劳动的思想。这样,不仅没有解决之前的问题,他还产生了新的疑问,即以上所说的,“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1]63于是,他意识到,“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1]63。因此,要解决异化劳动和人类发展的关系,就要解决私有财产起源的问题。用马克思的话说,“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1]63。也就是说,将异化劳动和人类发展的关系的问题转化为对私有财产起源的考察,这本身就是一种对问题的回答。由于笔记本Ⅰ并未对私有财产起源的问题给出具体的梳理和分析,这就需要在之后的写作中进一步展开。

紧接着,我们在笔记本Ⅰ还看到这样的行文:“补入(1)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以及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财产的关系”[1]63。这是马克思试图去解决任务(1)的直接体现。“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含着这两种关系: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1]64。马克思将“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财产的关系”拆分成了上述这两种关系,即从工人和非工人这两个角度来进行的考察。实际上,马克思在笔记本Ⅰ中已经考察了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但还没有全面、细致地考察非工人(同劳动和工人生疏的人)对工人、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不过,他在笔记本Ⅰ的结尾处给出了三点分析的要点。即:

“首先必须指出,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

“其次,工人在生产中的现实的、实践的态度,以及他对产品的态度(作为一种内心状态),在同他相对立的非工人那里表现为理论的态度。

“第三,凡是工人做的对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他对自身却不做。”[1]64

在给出这些要点之后,他又说:“我们来进一步考察这三种关系。”[1]64到此处,笔记本Ⅰ便戛然而止了。因此,我们推断,关于非工人对工人、非工人对劳动和非工人对劳动对象这三种关系的讨论也应该是笔记本Ⅱ需要进一步展开的内容。如果按照文章结构而言,笔记本Ⅱ一开始应该讨论的正是这三种关系,即非工人的异化状态。

回过头来,我们重新看第一个任务。马克思确实在补入(1)中试图解决这个任务,也给出了解决的要点和思路。但是,它仍未完全解决这一任务,特别是对如何来规定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这一问题几乎没有提及。这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只有在考察清楚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财产的关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规定出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

总而言之,以上两个任务实际上想要解决的就是与异化劳动最密切相关的私有财产的起源和本质的问题。这可能正是笔记本Ⅱ要讨论的关键内容。

按照马克思的意思,在解决了这两个任务之后,就要考察“范畴”。这里指的是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两个范畴为核心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其他一切范畴,即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的表现形式——“买卖、竞争、货币”等。因而,这些范畴的分析理应也是笔记本Ⅱ探讨的内容。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通过对笔记本Ⅰ的分析,我们可以在整体上推导出笔记本Ⅱ的内容:首先,紧接着笔记本Ⅰ的内容,分析非工人的异化状态,即讨论非工人对工人、非工人对劳动和非工人对劳动对象的关系问题;其次,笔记本Ⅱ的核心内容是综合工人与非工人的异化状态,从私有财产对“真正的人”的关系来讨论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解决私有财产的起源、发展的问题;最后,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两个范畴为核心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买卖、竞争、货币”等的内涵与意义。

二、笔记本Ⅲ“补入”和接续的情况

笔记本Ⅲ对笔记本Ⅱ内容的复原也提供了大量线索。这是一部更加散乱的文稿,议题远不像笔记本Ⅰ那样集中和连贯,马克思在很多处直接提出要“补入”笔记本Ⅱ,确实可以说,它是笔记本Ⅱ不折不扣的补充、说明与理论升华。

笔记本Ⅲ一开始连续有三个“补入”。其中,第一个“补入”是要补入笔记本Ⅱ的第36页。第二、三个“补入”是补入第39页。据此,我们可以通过笔记本Ⅲ补入的内容来推断笔记本Ⅱ中第36页和第39页的具体论述。但是,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意识:三个“补入”与原文内容相关但不会完全重复,它们极可能是在原文的基础上对相关内容的进一步发挥和拓展。

我们看第一个“补入”。一开始,马克思便直接指认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即“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1]73。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人的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这不同于对人来说将私有财产仅仅看作是对象性本质的货币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因而,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将亚当·斯密盛赞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正如路德将“宗教笃诚变成人的内在本质”[1]73一样,斯密将私有财产由外在的对象性变为内在的人的规定。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它的出发点是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主活动,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赞许国民经济学的地方。但事实上,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的结果却是彻底否定人的。特别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学在排斥人这方面表现得更彻底、更真实。

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是从重商主义到亚当·斯密的过渡。重农主义的贡献就在于把财富的主体本质移入到劳动中,承认“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1]76。但是,重农主义承认的唯一劳动是农业劳动,农业劳动仍旧是与特殊的自然要素相结合的特殊劳动。而国民经济学家则更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们给出了更为合理的观点:“农业同任何其他一切生产部门毫无区别,因此,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而是一般劳动。”[1]76事实上,“劳动起初只作为农业劳动出现,后来才作为一般劳动得到承认”[1]76-77。地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种形式,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1]77。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作为完成了的劳动,工业资本才能实现对人的统治,才能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

这一“补入”表明,马克思在此处试图科学理解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即如何理解劳动。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正是笔记本Ⅱ第36页原文所要探讨的议题;而补入的内容则从理论认知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加深了对作为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理解。

我们再看第二个“补入”。它只有一段话,声明是要补入第39页的。在这一段中,马克思又一次回到了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把“对立”和“矛盾”这两个概念作了区分。黑格尔认为,本质首先是单纯的自身关系,是纯粹的同一性,然后通过真正的规定即差别(经过绝对的区别、差异、对立),最后达到矛盾。此时的矛盾已经不是最初同一状态的无规定性的本质,而是肯定与否定建立起来的,是一种经过差别后的统一。所谓的对立,就是每一个方面都为另一个方面所规定,其自身具有独立性。而矛盾则是每一个方面在各自的独立性当中还包含另外一个方面。

马克思在此特别使用了黑格尔“对立”和“矛盾”这两个概念来分析。在马克思看来,“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1]78。从这里看出,马克思认为的矛盾是一种内在关系、是一种能动关系。他认为只有无产和有产的对立被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才是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否则只是外在的、僵死的对立。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的劳动与作为客体化劳动的资本,两者构成了作为业已形成的矛盾状态的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中包含的能动关系最终将促使矛盾得以解决。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笔记本Ⅱ的第39页中一定包含有关于劳动与资本关系对立的内容。

最后,我们看第三个“补入”。它同第二个“补入”一样,都是作为第39页的补充内容。但比较而言,后者的论证更精彩、内容更丰富。它的第一句话就是:“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1]78结合第二个“补入”得出的第39页所包含的劳资对立的内容,我们可以确认第39页探讨的内容将涉及由劳资对立而引起的人的自我异化的过程。而第三个“补入”接下来要探讨的恰好就是这种自我异化的扬弃,即共产主义(“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1]78)。除了详细论述共产主义的内容外,马克思在第三个“补入”中还增加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方法论批判,以及对需要、分工、货币的经济哲学的分析。这大大丰富和扩展了笔记本Ⅱ的内容。

此外,在笔记本Ⅲ的“增补”部分,马克思还注意到国民经济学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设定劳动和资本的统一”所涉及的七个问题:“(1)资本是积累劳动;(2)生产范围内的资本的使命——部分地是会带来利润的资本再生产,部分地是作为原料(劳动材料)的资本,部分地是作为本身工作着的工具(机器是被直接设定为与劳动等同的资本)——就在于生产劳动;(3)工人是资本;(4)工资属于资本的费用;(5)对工人来说,劳动是他的生命资本的再生产;(6)对资本家来说,劳动是他的资本的活动的因素。最后,(7)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和资本的原初的统一假定为资本家和工人的统一;这是一种天堂般的原始状态。”[1]127但是,国民经济学家到底是怎样“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设定劳动和资本的统一”的、这七个问题的具体内涵及其逻辑关系究竟如何呢?笔记本Ⅲ只是提及而已,因此我们推测,这些“方式”和“问题”或许也是马克思在笔记本Ⅱ中具体分析与批判的内容。

三、笔记本Ⅱ仅存的4页所述内容

在考察了笔记本Ⅰ和笔记本Ⅲ对复原笔记本Ⅱ的价值后,我们再关注一下笔记本Ⅱ现存的内容,来看它们之间衔接和连续的可能性。

笔记本Ⅱ仅存的四页内容,是从第40页到第43页。这四页从文本的顺序来讲,是位于笔记本Ⅲ补入的第36页和第39页之后。因而,我们可以顺承上文的讨论,继续考察马克思在接下来四页的内容。

从现存的四页手稿来看,马克思并没有给出相应的标题,即使给出过但也遗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标题是编者后加的,其目的是读者可以快速地通过这一标题对该部分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效果可能是双重的,一方面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容易对我们的思维造成限制。比如,在中文单行本中,编者加的标题为《私有财产的关系》;而英文版中,编者给出的标题却是“Antithesis of Capital and Labour. Landed Property and Capital”[2],即《劳资对立。地产与资本》。

以下分析笔记本Ⅱ的内容。幸运的是,在其最后部分,马克思提供了对整个笔记本内容的概述和总结,他给出一个具有总结性意义的观点:“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1]72这也就是中文单行本以私有财产的关系为题的原因。

接着,他指出私有财产的关系必定经历的运动:

“第一,二者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

“起初,资本和劳动还是统一的;后来,它们虽然分离和异化,却作为积极的条件而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

“第二,二者的对立。它们互相排斥;工人知道资本家是自己的非存在,反过来也是这样;每一方都力图剥夺另一方的存在。

“第三,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资本=积累的劳动=劳动。作为这样的东西,资本分解为自身和自己的利息,而利息又分解为利息和利润。资本家的彻底牺牲。他沦为工人阶级,正像工人——但只是例外地——成为资本家一样。劳动是资本的要素,是资本的费用,因而,工资是资本的牺牲。

“劳动分解为自身和工资。工人本身是资本、商品。

“敌对性的相互对立。”[1]72

可以看出,劳资关系之间的运动过程正是马克思创作笔记本Ⅱ的基本线索。通过上文的分析,在笔记本Ⅲ的“增补”部分中,马克思给出了自己在笔记本Ⅲ之前分析和批判的对象——国民经济学家所设定的劳动和资本的统一。因此,我们推测,马克思在笔记本Ⅱ中曾分析了劳动和资本的统一的过程。这也是劳资运动关系的第一点,“二者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在对第二个“补入”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到笔记本Ⅱ的第39页,马克思已经讨论了关于劳动和资本的对立问题,这正是马克思在探讨劳资运动关系的第二点——“两者的对立”。而现在所剩的四页内容,一开始便是在探讨劳资运动关系的第三点,即“二者各自同自身的对立”。

我们再看笔记本Ⅱ留存下来的其他部分的论述。工人的劳动是一种活的、贫困的资本,这种资本一旦不劳动就会失去自己的利息即工资,也会丧失自己的生存条件和资本。作为资本,工人需要按照供需关系来调整他的价值,工人成为了一种商品。“工人生产资本,资本生产工人”[1]65,“资本的存在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资本的存在以一种对他来说无所谓的方式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生产不仅把人当作商品、当作商品人、当作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生产出来;它依照这个规定把人当作既在精神上又在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1]66。马克思用大段文字主要想表达的就是劳动同自身的对立,即劳资运动第三点中的“劳动分解为自身和工资。工人本身是资本、商品”。

在分析劳动同自身的对立之前,我们不能忽略第40页最开头的那段话:“[……][XL]构成他的资本的利息。因此,资本是完全失去自身的人这种情况在工人身上主观地存在着,正像劳动是失去自身的人这种情况在资本身上客观地存在着一样。”[1]65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在这之前讨论的内容正是资本同自身的对立,具体而言,即讨论了劳资运动第三点中的“资本=积累的劳动=劳动。作为这样的东西,资本分解为自身和自己的利息,而利息又分解为利息和利润。资本家的彻底牺牲,他沦为工人阶级,正像工人——但只是例外地——成为资本家一样。劳动是资本的要素,是资本的费用,因而,工资是资本的牺牲”[1]72

这样,我们更加确证了马克思笔记本Ⅱ的思路正是按照文本末尾给出的劳资运动过程的三大要点展开的。

我们还注意到,在笔记本Ⅱ中,马克思用反讽的语气说:“李嘉图、穆勒等人比斯密和萨伊进了一大步,他们把人的存在——人这种商品的或高或低的生产率——说成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有害的。”[1]66这里所谓的“进步”无非是在敌视人、否定人这两个方面更进了一步。顺着这个思路,马克思指出了现代英国国民经济学的两大贡献。第一大贡献是,“把劳动提高为国民经济学的惟一原则,同时十分清楚地揭示了工资和资本利息之间的反比例关系,指出资本家通常只有通过降低工资才能增加收益,反之则降低收益。不是对消费者诈取,而是资本家和工人彼此诈取,才是正常的关系”[1]66-67。第二大贡献则是“它指明了地租是最坏耕地的利息和最好耕地的利息之间的差额”[1]67,指出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与社会一切利益不相一致的看法,并使封建的土地所有者变成了平庸的资本家,“从而使对立简化和尖锐化,并加速这种对立的解除”[1]67。这样,地租就失去了意义,而变成了“只表示货币意义的资本和利息”[1]68

现代英国国民经济学的第二点贡献实际上表征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主义社会的胜利,即资本、利润、工业、动产、资本家、发达的私有财产对土地、地租、农业、不动产、土地所有者、不发达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前后两者的差别正是基于劳动和资本对立的历史差别。马克思阐述了这样一个前者战胜后者的现实的发展进程。他认为,这是一个地产资本化的过程,地产这种带有地域的、政治的偏见的私有财产、资本终将在它的世界发展过程中成为它的抽象的、纯粹的、完成了的资本。可见,马克思在此肯定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进步性,“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1]71。在这一部分,马克思实际上分析的正是在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私有财产的起源和发展的问题。

四、综合分析和推断所得出的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和推测,我们可以得出,笔记本Ⅱ理应紧接笔记本Ⅰ之后,首先分析非工人的异化状态,“进一步考察”非工人对工人、非工人对劳动和非工人对劳动对象“三种关系”[1]64;其次,综合工人以及非工人的异化状态,从私有财产对“真正的人”的财产关系来规定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接着,进一步探讨作为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劳动与作为客体化劳动的资本两者关系的运动过程,即劳动与资本的统一、对立,以及同自身的对立;最后,从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分析地产资本化的过程,以便解决私有财产的起源和发展的问题。这可能就是“巴黎手稿”笔记本Ⅱ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曾在笔记本Ⅰ中表示,欲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两个范畴为核心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买卖、竞争、货币”等。实际上笔记本Ⅱ主要探讨的还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两个范畴,它还不可能展开对国民经济学一切范畴的讨论。因为,仅靠笔记本Ⅱ四十几页的篇幅是不可能容纳下对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讨论的,而且从“巴黎笔记”的相关材料来看,当时的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家及其著述还是很生疏的,要想写出关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文字远不到火候。因此,马克思在他以后的人生中还需要反复研究和批判国民经济学,而这一批判过程与他思想的建构直接关联。

注释:

[1]“巴黎手稿”指的是马克思旅居“巴黎时期”(从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创作的、与单纯摘录和抄写同时代人以及前人著作的“巴黎笔记”相区别的、大量正面阐述和论证其思想的著述,它包括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笔记本”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亦称“穆勒批注”)。根据写作方式、思想表述的差异,重新划分这些著述、厘清关系并进行内容释读,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把握当时刚刚由对“副本”的批判转向对“正本”的批判的马克思的原始思想状况、进展和走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MARX, KARL.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M]. Translated by Martin Milligan from the German text contained in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Abt. Bd. 3, 1932;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1: 84.

(聂锦芳,北京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