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看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
自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及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随着我国文明建设实践的拓展，对文明的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步深入地展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都要求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对文明问题论述最集中、最系统的，是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本文以《起源》为中心，联系他们的其他著作，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的基本观点作初步探讨。
一、《起源》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发展中的地位
《起源》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的发展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从19世纪40年代到恩格斯1884年写作《起源》的数十年中，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不断丰富、发展。关于文明的思想、理论是随着人类对文明史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的。而正是在这数十年间，人们开始对文化起源问题作系统研究，一批人类文化学著作相继问世。尤其是摩尔根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一书，标志着人类对文明社会史前史的认识发生了飞跃，也成为推动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发展的重要因素。
19世纪80年代后，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中一个重要观点的修改，集中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社会史前史认识中的飞跃。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从《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开始，恩格斯对它作了修改。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这一思想被表述为“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恩格斯加了一个注释，对这一修改作了说明，其中说：“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3]从《资本论》的出版史中也可以看到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影响。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第1版中曾有“在家庭内部，随后在氏族内部”这样的提法，后来在1883年的第3版中，恩格斯根据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后来对人类原始状况的透彻的研究，使作者得出结论：最初不是家庭发展为氏族，相反地，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由于氏族纽带的开始解体，各种各样家庭形式后来才发展起来。”[4]
马克思非常重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于1880—1881年作了该书的详细摘要，并在批语中对摩尔根的一些论点作了纠正、发挥和补充。恩格斯高度评价《古代社会》是“今日划时代的少数著作之一”，认为它的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5]。《起源》以“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为副标题，表明了它同这本书的直接关联。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因而他说自己写作《起源》“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是“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他在写作《起源》时运用了马克思的《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多处引用了其中的批语。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起源》既反映了恩格斯也反映了马克思在《古代社会》出版后文明思想的新发展。后来列宁也曾依据《起源》来阐述原始社会的历史和国家的产生，他说恩格斯这本书“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6]。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起源》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原始社会的历史，阐明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阐明了文明的起源，使唯物主义历史观建立在系统地研究包括原始社会在内的全部历史的基础之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文明思想。因此，虽然《起源》不是阐述文明思想的专著，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必须同其他著作联系起来，但是它代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文明思想发展的最高成果，是我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的最重要的著作。
二、文明时代论
“文明”概念是文明思想的集中体现，文明思想是展开了的文明概念。我们的讨论就从《起源》中的文明概念开始。
在《起源》中，“文明”一词从一开始就是同“时代”相连而出场的，并且在全书大多数场合都同“时代”直接连接，表述为“文明时代”这样一个关于时代的概念。该书中的“文明期”、“文明民族”、“文明社会”、“文明国家”等概念，也都是建立在文明时代这一概念基础之上的。可见，《起源》中的文明思想首先是一种文明时代论。
文明时代是同蒙昧时代、野蛮时代相对应的时代。摩尔根把人类的历史分为三个主要时代，即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又把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分别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他主要研究了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恩格斯认为，虽然在摩尔根这本著作发表后关于人类原始史的材料已经大大丰富起来，但是他的卓越的基本观点并没有被代替，他给原始历史建立的系统，在基本要点上仍然有效。恩格斯采用了摩尔根的分期法，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起源》第一章根据摩尔根的研究成果阐述了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及其中各阶段的特征，这样就在文明时代的起点上把它同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区分开来了。
同野蛮时代相比，文明时代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第一，文明时代和野蛮时代的区别，首先是表现在物质生产方面。恩格斯把摩尔根对三个历史时代的分期概括为：“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做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不停留于获取或增加天然产物，而是进步到加工天然产物，这是文明时代在物质生产方面的特征。
第二，在生产关系方面，产生了私有制，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实行土地公有、共同生产、产品直接分配的原始共产制的氏族制度，是进入文明时代之前“一切野蛮人所共有的制度”，而在氏族解体中到来的文明时代，“在经济上有下列特征：(1)出现了金属货币，从而出现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2)出现了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间阶级的商人；(3)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4)出现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劳动”。人被当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即奴隶。随着奴隶制的出现，“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
第三，在社会上层建筑中，产生了国家。野蛮时代的氏族社会，是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道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实行平等、自由的民主制的氏族制度就被炸毁，国家由于社会分裂而成为必要了。国家代替了氏族组织。它按地区来划分国民，用特殊的公共权力代替了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是为了维持公共权力向公民征税。官吏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借助于国家而成为政治上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第四，文字的发明和应用是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恩格斯说，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而过渡到文明时代”。他在修改《宣言》中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时，把阶级社会的历史称为“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7]，这也是将文字的应用作为区分文明时代和野蛮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
第五，城市的出现是文明时代代替氏族社会的一个标志。恩格斯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它们的堑壕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高耸入文明时代了”。这里用城市的堑壕和城楼生动、形象地划分了氏族制度和文明社会两个不同时代。恩格斯指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是文明时代的一个“特征”。对立的表现，“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
第六，从对偶制家庭发展为专偶制家庭，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专偶制家庭是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交替的时期，从对偶制即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中产生的。专偶制是个体婚制。“它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这是文明时代和野蛮时代的区别在家庭关系方面的表现。恩格斯在详尽地论述了几种主要婚姻形式后概括说：“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专偶制是随着母权制的覆灭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婚姻制度。“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综上所述，对天然产物进行加工的工业和艺术，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国家的产生，文字的发明和应用，城市建筑，丈夫统治的专偶制家庭，这些就是恩格斯在《起源》中提出和阐明的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也就是文明时代区别于野蛮时代的基本特征。这几个特征不是彼此孤立地出现、偶然地汇聚在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它们是由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决定的社会整体特征在生产关系、社会结构、政治上层建筑、精神文化、城市建筑以及家庭关系等不同方面的表现，是相互关联的。
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文明概念和文明思想，有一个问题是不能不回答的：在摩尔根划时代的著作《古代社会》问世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文明概念是指什么历史时期，同后来《起源》中阐明的“文明时代”是什么关系？他们著作中的文明概念前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其间是否包含着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傅立叶“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8]。依笔者所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在不同场合使用“文明”一词所指称的时代，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一是与傅立叶一样，指资产阶级社会。比如《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9]。这个意义上的文明，又称为“现代文明”[10]，或直接称为“资产阶级文明”[11]。二是指在中世纪之前就已经产生的文明，又称“古代文明”。比如，恩格斯写作于1850年的《德国农民战争》中说：“中世纪完全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学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12]三是指古代产生而延续到资产阶级社会的文明。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13]这同后来《起源》中的文明概念是一致的，而“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则分别是指其中的不同阶段或不同时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起源》，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文明”概念在发展、变化中保持了基本内涵的一致性，是统一的。区别于野蛮时代的“文明时代”，与分别指称不同时期的文明概念之间，是整体和部分的统一。
如前所述，在摩尔根《古代社会》发表之前，由于人类还没有认识自己的原始史，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误以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误以为家庭出现在氏族之前，这不能不影响他们对“文明时代”的认识。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当时完全不了解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发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缺乏对人类原始史的科学认识，但他们的基本思想，是根据生产、分工的发展和由此决定的所有制的变化，以及城市、国家等方面的特征，把历史发展看作从野蛮到文明的过渡。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说，“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4]。到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毛勒关于原始德意志马尔克制度的“划时代的著作”(引者注：毛勒关于马尔克制度的著作从1854年开始出版)，以及受毛勒影响的日益增多的其他著作，“证明在所有欧洲和亚洲的文明民族中都存在过原始的土地公有，而且阐述了这种所有制的存在和解体的各种形式”。[15]正是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反杜林论》中论述了奴隶制的阶级对立和国家是如何随着生产的发展在原始土地公有制的解体中产生的。这些都表明，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通过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农村公社的研究，认识到原始土地公有制的存在及其解体，并把这一过程看作是从野蛮到文明的过渡。《起源》中的文明时代论，是这些思想在《古代社会》问世之后的新发展。它弥补了过去的不足，纠正了失误，而又保持了认为历史是从原始公有制因生产发展产生了国家而过渡到文明这种原本是正确的基本观点，合乎逻辑地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如果我们以1877年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发表和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研究为时间节点来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明思想的发展历程，那么，一方面，看不到此前他们对人类原始历史认识的局限性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的，那样就不能理解《起源》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文明思想的新发展；另一方面，如果以为此前他们对原始历史全无认识，那也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的，那样就会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文明思想发展中的统一性或前后一贯性。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年代，资产阶级社会是文明发展的最高形式。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说，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生产组织，因而对它的理解“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16]。对文明的研究同样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明时代的研究，固然离不开同野蛮时代的对比，但主要是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来进行的。所以，在《古代社会》出版之前，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原始史的认识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由于对资产阶级社会作了深刻剖析，他们关于文明的观点本质上是正确的，因而后来在《起源》中保持下来。
三、文明动力论
推动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这是文明观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基于不同历史观的文明理论，作出了不同回答。《起源》中关于文明动力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生产决定论，即认为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决定的。
恩格斯在《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提出了“两种生产”的理论。他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这一重要思想贯穿在《起源》全书之中。
从总体上看，社会制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制约，但是两种生产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其中，“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而在“组织成为国家的新社会”代替“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之后则是另一种情形，即“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
人的自身生产的历史就是家庭史。恩格斯运用摩尔根的成果，在《起源》第2章《家庭》中深入研究了家庭史，阐述了从杂乱性关系的原始状态中先后发展出来的四种家庭形式，即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在1891年第四版序言中，又评述了从1861年巴霍芬的《母权论》出版到摩尔根的家庭史观点的发展历程。
恩格斯高度评价巴霍芬在《母权论》中证明了古代一切民族起初都是母权制，认为这“在1861年是一个完全的革命”。同时他又批评巴霍芬不应该用宗教观念的变化来解释家庭的发展：“照巴霍芬看来，并不是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的发展，而是这些条件在这些人们头脑中的宗教反映，引起了男女两性相互的社会地位的历史性的变化。”他指出：“这种认为宗教是世界历史的决定性杠杆的观点，归根结底必然导致纯粹的神秘主义。”从原始状态的杂乱性关系到血缘家庭，是家庭组织上的第一个进步。在血缘家庭中，婚姻集团按照辈分来划分，从而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性关系。从血缘家庭到普那路亚家庭，是第二个进步。在普那路亚家庭中，若干数目的姊妹(她们互称普那路亚，即亲密的同伴)是她们共同的丈夫们(他们也互称普那路亚)的共同的妻子，但这些共同的丈夫之中排除了她们的兄弟。这样，姊妹和兄弟之间的性关系也被排除了。对于推动这一进步的原因，恩格斯赞同摩尔根的看法，认为这是因为自然选择的效果显示出来了：“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生育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恩格斯说：“不容置疑，凡近亲繁殖因这一进步而受到限制的部落，其发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婚姻当做惯例和规定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这一家庭关系的进步直接导致了氏族的建立。“氏族不仅是必然地，而且简直是自然而然地从普那路亚家庭发展起来的”，而氏族“构成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大多数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摩尔根的贡献就在于，他“首次绘出家庭史的略图”，进而“出乎意料地给我们阐明了原始时代——国家产生以前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恩格斯说：“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为什么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呢？因为摩尔根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来划分历史时期，用人自身的生产说明了原始家庭史和社会制度，这种历史观和研究方法同马克思是一致的。
如果说氏族制度的建立主要是由人的自身的生产决定的，那么氏族制度的解体、历史向文明时代的推进则主要是由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决定的。
原始社会氏族制度的前提，是生产极不发达，人口极度稀少，人类差不多完全受大自然的支配。但人们并不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家畜的驯养和繁殖，使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发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第二次大分工是手工业和农业分离。第三次大分工创造了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商人阶级。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财富的增加，使交换和私有制产生并发展起来，创造了全新的社会关系。由于人的劳动力已经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使用他人的劳动力便成为可能，战争中的俘虏变成了奴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大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它除了舆论以外，没有任何强制手段。当社会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互相对立的阶级时，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势所必然地被国家代替了。历史由此进入到文明时代。
恩格斯总结说：“根据以上所述，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这里明确指出了，文明时代是由于生产的发展改变了整个社会而到来的。
这是恩格斯关于文明起源的一贯思想。在《反杜林论》中，他用三章的篇幅深入批判了杜林的“暴力论”。杜林认为，“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不过是一种结果或特殊情形，因而总是次等的事实”；“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17]。恩格斯则证明，暴力仅仅是手段，经济利益才是目的，经济关系比政治关系更具有基础性。阶级对立和奴隶制国家，都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出现而产生的。随着未来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将成为多余的而被消灭。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8]以生产决定论为核心思想的文明动力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根本原理在文明理论中的贯彻。相反，巴霍芬的宗教观念决定论，杜林的暴力论，当代夸大以宗教为主的文化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其他种种把文化观念当作历史根本动力、把全部历史归结为文化史的理论，则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在文明理论中的表现。
《起源》主要研究文明社会的史前史及其向文明时代的转变，因而在文明动力的问题上，也主要是论述了文明起源的动力。当我们研究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各阶段文明发展的动力问题时，这一基本观点也是适用的。
需要注意的是，《起源》中着重论述文明的动力“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并非是把生产当作唯一的动力而否定其他因素的作用。后来，针对19世纪90年代出现的把唯物史观曲解为“经济唯物主义”的观点，恩格斯在多篇书信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19]他强调：“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0]当我们讲到生产或经济的决定作用时，“归根到底”这个限定语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归根到底”表明了这种作用的根源性和终极性，同时又意味着它不具有唯一性，起作用的还有其他因素，还表示它的作用不一定具有直接性，它也可以通过中间环节间接地起作用。政治斗争，国家权力，宪法和法律，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艺术、科学等等，它们是在生产、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它们一旦形成，就在文明发展中起着自己的作用。整个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21]坚持唯物而又辩证的观点，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思想。
四、文明进步论
学界对文明概念和文明史的理解不尽一致，但是确认文明的进步性，把文明看作人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是具有相当大普遍性的共识。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把“文明”界定为：“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社会进步和人类开化状态的标志。”[22]这也是我国学术著作中广泛引用和认同的文明概念。笔者认为，把文明的产生和发展看作历史的进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贯思想。在《起源》中，文明的进步性问题不是论述的重点，没有专门提出来讨论，但是它被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包含在全书之中。
确认文明的进步性，一是承认文明对于野蛮的进步性，即人类从原始野蛮状态进入文明时代是巨大的历史性进步；二是肯定文明自身的进步性，即从古代文明到现代文明的发展是历史进步的过程。坚持文明进步论就要看到，历史循环论和历史终结论的观点，把历史看作无规律可循的偶然事件堆积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马克思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是第一次以论战方式科学地表达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著作。其中写道：“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23]这里针对蒲鲁东的观点，强调的重点是对抗，即文明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抗的基础上，但是文明在对抗中进步的思想也得到了明确的表达。这一论断提出了一条重要规律：文明是在对抗中进步的。
在《反杜林论》中，针对杜林的非历史的观点，恩格斯对文明的进步性作了充分阐述。杜林蔑视和厌恶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认为这不过是谬误的历史、无知和野蛮的历史、暴力和奴役的历史，是没有意义的。恩格斯指出，正是“太古时代”的历史建立了后来全部更高发展的基础，而未来又将会有空前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的成果。针对杜林用泛泛的空话来痛骂奴隶制，因为希腊文化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而对它嗤之以鼻，恩格斯明确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24]当时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有赖于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家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而“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所以“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这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式来完成。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25]。因为作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是被杀掉甚至被吃掉的，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恩格斯写道：“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26]文明进步论的思想在这里已经表达得淋漓尽致。
文明的进步性问题，是恩格斯在写作《起源》之前已经论述过的问题，它不属于写作《起源》时恩格斯给自己提出来的需要解决的任务。但是《起源》在着重批判阶级剥削制度的同时，也处处体现出文明进步论的思想。
生产的进步既是文明时代到来的根源，也是文明进步的首要表现。从石器、铜器到铁器，从采集、猎取天然产物，到畜牧和农耕，再到加工天然产物的工业和艺术，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财富的增加，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方面的进步。它直接改善了人类的生活状态，并且为其他一切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从杂乱的性关系开始，一步步走出血缘家庭，从群婚走向对偶制，再走向专偶制，实现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这是人的自身生产方面的进步。从专偶制中，还“发展起来了我们应归功于专偶制的最伟大的道德进步：整个过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现代的个人性爱”。文字的发明和应用是文明进步在精神文化方面的标志，也是精神文化方面其他进步所不可缺少的基础和条件，此后，“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在社会政治生活方面，国家取代氏族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进步。恩格斯在赞叹“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的同时，又指出：“我们不要忘记，这种组织是注定要灭亡的。”因为，这个时代的人们，“他们都还依存于——用马克思的话说——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脐带。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权力必然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这是“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当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时，面对发生在眼前的事情，它已经无能为力。只有国家才“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
在完成《起源》两年之后写作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通过批判性地阐述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人类历史不断进步的思想作了更精辟的概括：“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27]他指出，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来说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而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会走向衰落和灭亡。如果我们把《起源》同这些论述联系起来，恩格斯关于文明进步的思想就可以得到更加深入的理解。
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整个社会面貌改变的过程，文明的进步也表现于相互关联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精神文化、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是整个社会和人自身的历史性进步。文明和文明进步，都是整体性、综合性的概念。今天我们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以及生态文明的统一中来认识文明问题，全面推进文明建设，正是把文明和文明进步当作整体来把握的。
当然，文明的进步性是就文明发展的总趋势而言的。在人类文明史中，出现了众多的文明体。国家作为文明产生所不可缺少的标志，迄今为止也是一定的文明体存在的标志之一。在历史的进程中，各个文明体之间或彼此隔绝，或相互交往，或友好往来，或彼此争斗，或相互融合，或先后相继。它们汇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波浪起伏、曲折前进的人类文明史。由于种种内部的和外部的、自然的和人为的原因，一定的文明体在其生命历程中有前进也有后退，有向前或向后的跳跃，有辉煌灿烂的篇章，也有的逐渐衰亡或突然毁灭，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认识文明发展的进程，必须从实际出发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五、从对抗到非对抗的文明矛盾论
《起源》论述了从奴隶制到资产阶级社会文明发展中的矛盾和对抗，同时预言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消灭和国家的消失。恩格斯关于文明时代矛盾运动的思想，是从对抗转变到非对抗的文明矛盾论。
对抗的根源存在于生产包括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的矛盾之中。两种生产中的矛盾运动是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说：“傅立叶认为专偶婚制和土地私有制是文明时代的特征。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servitus(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抗。”[28]这里认为，萌芽中的基于土地私有制的个体家庭已经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农业生产、家庭生活以及后来社会和国家中的一切矛盾和对抗。恩格斯在《起源》中引用了这段论述，进而把个体婚制作为“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根据它剖析了文明社会内部的矛盾。专偶制的起源不是个人性爱，它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它是权衡利害的婚姻。这种个体婚制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持丈夫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生育确凿无疑是属于他的、将要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所以它一开始就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专偶制。恩格斯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这里揭示了，阶级对立和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时在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生产这两方面同时发生的对抗。就人自身的生产来说，个体婚制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但“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而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中，“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因为，文明时代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一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
总之，“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直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对贪欲的这种严厉谴责，并不是把道德上的堕落当成历史变动的终极原因，因为追求个人财富的贪欲是从阶级剥削私有制经济关系中必然地产生和起作用的。“这一新社会自身，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只不过是一幅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大多数人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而这种情形，现在比从前更加厉害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通过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来揭露文明时代的对抗性矛盾的。早在《起源》之前，马克思就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对抗性矛盾作过深刻的剖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透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他还专门研究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无情地揭露它“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29]。“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30]资产阶级文明的矛盾在它的殖民地暴露得更加露骨。马克思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31]即使是在资产阶级的故乡，当阶级斗争激化，无产阶级觉悟到要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残酷性也会充分暴露出来。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愤怒地揭露和谴责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血腥镇压，揭示了资产阶级文明是“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32]。他指出：“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33]凡尔赛军队的“士兵们穷凶极恶的暴行则反映出雇用他们作为保镖的那个文明所固有的精神。这种为处置自己在战事结束后的杀戮中留下的成堆尸体而感到困难的文明，真是光辉灿烂的文明啊”。[34]
既肯定和赞扬文明在对抗中取得的进步和成就，又揭露和谴责文明进步过程中的矛盾、对抗和罪恶，这里表现出从实际出发的严肃态度和科学精神。因为这种矛盾是历史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否认其中的任何一面，都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的。1893年，晚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生动地写道：“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驾着凯旋车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骋。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35]问题就在于，应该如何对待文明进程中必然存在的矛盾。我们必须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坚持唯物而又辩证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遵循客观规律，做历史进程中一定阶段和一定条件下应该做的事情，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推动历史前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的非常革命的历史作用、深刻的现实矛盾和必然灭亡的未来趋势的分析，对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历史使命和共产党人的纲领的阐述，已经充分体现了这种立场和世界观、历史观。这种立场和世界观、历史观贯穿在他们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之中。
《起源》把文明时代分为三大时期：“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到恩格斯离世时为止，人类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社会，所以恩格斯始终强调文明时代是在对抗中进步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与此同时，《起源》中坚定地预言，阶级和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这将是文明发展中崭新的阶段，即用自由人联合体代替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
恩格斯曾论述将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后家庭关系的发展趋势。他指出，专偶制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即私有制而产生的，但是，当这种原因消失时，专偶制不仅不会消失，相反，只有那时它才能完全实现。家庭史是如此，整个文明史也是如此。人类是随着对抗性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产生而进入文明时代的，但是当私有制和阶级对立消失时，文明时代并不会结束，相反，将大踏步地前进，使以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了现实，也使文明发展跨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同此前文明时代的三个时期相比，文明的进步表现出新的特点、新的规律。最大的区别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由此决定的社会基本矛盾不再具有对抗的性质。[36]因此，文明在对抗中进步，这是文明从产生一直到资产阶级社会的规律，但并不是文明时代的永恒的规律。在生产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推动文明发展的规律继续发挥作用，但文明不再是在对抗中进步。
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时代矛盾运动的理论，是从对抗过渡到非对抗的文明矛盾论。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是同这整个体系不可分的。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观察文明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人类文明史、解决当代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必将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获得新的发展，并指引我们探索新的文明发展道路，为人类文明作出较大的贡献。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7页。
[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8页。本文以下凡引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文字，均不再加注。
[6]《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4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6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5－3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22]《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92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8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0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2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0－861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0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5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3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5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0－651页。
[3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74页。
参考文献：
[1]陈筠泉：《文明发展战略》，福州：海峡出版集团、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
[2]陈启能、姜芃等：《文明理论》，福州：海峡出版集团、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
[3]姚介厚、王逢振、杨深：《国外文明理论研究》，福州：海峡出版集团、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
[4]齐世荣：《人类文明的演进》，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
[5]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田心铭，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贵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